近日發現，由人民日報社主管、為領導層提供參考的《思想理論動態參閱》2014年第24期，刊載了天則經濟研究所副所長馮興元《混合所有制要大膽闖》等一批鼓吹國企私有化改革的文章，欺騙誤導性極強，必須予以批判。
一、這是一個不可小視的反撲信號
《思想理論動態參閱》本是由《國家人文歷史》雜志主辦的一份內部刊物，由于長期打著人民日報社的內參旗號，在高中級黨政領導干部中擁有較大的影響力。總的來看，該刊近年對國企改革爭論反映不多，也不集中，一直處于社會熱他不熱，百姓急他不急的狀況，選發的多半是中性的改革文章。可是，在最近黨中央制止國企私有化盲動傾向，要求今年只做規劃研究不許行動，私改派日子有些不好過的時候，突然跳出來，拿出一兩個月前私改派們的陳詞濫調編造國企改革熱點專輯，和社會民眾正義輿論唱反調，和中央兩個調研組反映的問題不一致，和習總關于國企改革的一系列論述更是背道而馳，事出絕非偶然，而是刻意而為。這本身就是一種私改派理論反撲的動態，當然也是狗急跳墻的表演。
二、馮興元文章提出了一套有代表性的私改理論
馮興元是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也是茅于軾的天則經濟研究所副所長，還是德國法蘭克福財經管理大學東西方文商研究中心研究員。他的文章《混合所有制要大膽闖》4月份曾發表于《中國改革》雜志，落款為“天則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未提社科院)。這次被《思想理論動態參閱》選為頭篇要目文章，其觀點在當前私改派中很有代表性。可概括為六論予以批判。
1.市場自由論：馮首先推出私改派按照新自由主義思維打造的“克強經濟學”，歪曲解讀三中全會決定。他鼓吹：“‘克強經濟學’總體上可以概括為六個關鍵詞：不救援，去杠桿，不刺激，改革，開放和搞活。”他還強調，“后三者就是鄧小平路線”，前三者才是新東西，三中全會決定體現的就是“克強經濟學”。
所謂“不救援、去杠桿、不刺激”，就是要完全取消政府宏觀調控作用，用“市場自由論”否定“市場調控論”。這在全世界都做不到，沒有調控的市場比沒有市場更可怕。習總明確指出，“‘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市場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兩方面都不能偏廢。私改派這是舉“克強經濟學”的旗，與習總對著干，用新自由主義的一套取代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改革的指導思想。
2.體制模糊論：馮斷章取義地抓住“兩個必須毫不動搖”，即“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同時必須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認定“這就是模糊體制的典型提法”，強調目前“推行國企改革或者提高民企地位，均仰仗于這一模糊體制”，言下之意是怎么干都行。還說，“實施的效果如何，關鍵在于領導層的眼界、判斷力和執行力。當領導人更為開明的時候，體制的保護性和開放性就強化;不開明時，掠奪性和封閉性就會加大”;“模糊體制的存在如果導致國企的長期做大做強，它對中國全體國民造成的福利損失是巨大的。未來的選擇是，要么維持模糊體制，要么走向去模糊化”。
其實，體制本來是清晰的。憲法明確規定，三中全會也重申，“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私改派是有意回避體制的制度基礎這個大前提，人為制造一種可隨意性改變“主體”的改革導向，借以挾持領導人要“開明”，要“去模糊化”，大膽地走國企私有化道路，用心何其險惡!
3.輔助原則論：馮鼓吹：“縱觀世界各國，經濟發展在于一個經濟體要有非常高的經濟自由度，然后要維護穩定的經濟運作空間。這兩者至關重要，我們現在還不完全滿足這兩個條件，但總體上還會向好的方向發展。中石油體系已經扯開一道道裂縫。鐵路也推行了尚不徹底的改革。”“市場和社會能夠做的，政府不要去做，而是放手讓市場和社會去做。政府只對市場和社會提供輔助性支持”，“這實際上是在強調遵循輔助性原則，也是歐美市場經濟國家社會生活中所奉行的最高原則之一”。然后，他偷換概念，用西方資本統治下資產階級政府的輔助性地位，取代中國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主導性地位。提出：“市場經濟首先要求遵循保護個人基本權利的原則，其次要求遵循上述輔助性原則。”“‘混合經濟’的提法漠視市場經濟的這些原則性特征，誤導人們接受一種不講原則的經濟，也是縱容特權的經濟。如果不遵循上述保護個人基本權利的原則和輔助性原則，簡單集中人力、物力、財力做大做強國有企業，這種促進混合所有制發展做法的結果，往往是縱容國有企業和國有控股的大量存在，減少了民營企業的生存空間，降低了整個經濟體系的活力，最終容易導致中國長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由此得出結論，“根據輔助性原則，民企能做的領域就不需要國企”。這樣，就從“政府輔助原則”變成了“國企輔助原則”，完全否定了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
其實，市場與政府的關系，講的是資源配置機制，市場是資源配置手段，政府是市場調控主體，二者處于不同層次。在現階段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盡管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但政府的作用不只是輔助性的，而是必須在宏觀層面上對市場經濟的健康運行發揮主導性作用。國企與私企的關系，講的則是市場經營主體構成，企業是市場經營主體，其中既有私企，也有國企，且國企是代表全民利益的最重要的市場經營主體。因此，不是私企能做的就不要國企，而是國企能做的就應當做大做強，能控股就應當控股，這樣才能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發揮領頭帶動的主導性作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必須否定私改派的“輔助原則論”，堅持社會主義的“主導原則論”，無論是政府在宏觀經濟層面發揮主導性作用，還是國企在微觀經濟層面發揮主導性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否則就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馮根據所謂的“輔助原則論”，攻擊混合經濟“是不講原則的經濟，也是縱容特權的經濟”，恰恰暴露了私改派對新的改革恐慌、對國企和公有制極度仇恨，暴露了他們假改革之名反對三中全會改革目標的實質。
4.國民爭利論：馮抬出“儒家提出不與民爭利”作理由，認為“國企改革的核心不應是改變國有企業上繳利潤的比例，而是如何讓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行業，退出營利性行業。改革應當明確提出，不允許國企與民爭利。”這是私改派的典型口號。
首先，概念混淆。把全民所有的叫國企，把外資和私資所有的叫民企，然后揮起屠刀叫囂：不許與“民”爭利!究竟誰代表人民，究竟誰向誰爭利，究竟誰是中國的主人?否定全民，以私代民，這是天大的騙局。其次，利益并不對立。國企就是人民的利益，根本不存在國民對立問題;即便國私之間，也不是絕對對立關系，可以互利共進。真正根本對立的，是廣大人民與私有化權貴資本集團之間的利益矛盾。第三，競爭不是退爭，控股不是壟斷。國企與私企可以公平競爭，讓市場做出選擇。控股也是一種產權競爭，是在融資共進中競大競強，國企要發揮主導作用，理應當仁不讓。如果為了發展私企利益，強迫國企讓利退爭，或者放棄控股權，那就是搞私有化專制壟斷，不是真正的市場競爭。
聯系到馮講“縱容國有企業和國有控股的大量存在，減少了民營企業的生存空間，降低了整個經濟體系的活力，最終容易導致中國長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正暴露出私改派化公為私貪得無厭的利益觀。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實質是私有化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表現是中等收入國家在市場化、私有化過程中出現的貧富差距懸殊、社會矛盾凸顯等問題。用屠殺國企的辦法，不但走不出“中等收入陷阱”，相反，必然陷入全面私有化加劇兩極分化的更大“陷阱”。
5.國企低效論：馮指責：“做大做強國有經濟的目標很崇高，似乎令人向往，但是，國有企業總體上傾向于低效率。”他根據天則所2010年的國有企業報告，認為規模以上國有工業企業的績效很差，這些企業賬目利潤盡管很高，但是少支付了土地等很多資源成本，再加上或明或暗的補貼和少支付的稅收，實際上是虧損的。由此得出結論，“國有控股公司效率不會高于民資控股企業，這是因為國有控股企業與國有全資企業一樣，仍然面臨著效率問題，也就是體制問題”，“如果實行國有控股，會總體上降低民資的利用效率。因此，需要解放思想，轉換觀念，使得國有資本至少退出國有控股狀態，能夠總體上提高民資和國有資本的資源配置效率。”用國企低效論反對國資控股，而且歸結為體制問題，為私有化找理由，不是什么新鮮玩藝。其實，“國企低效論”不符合事實，作為要“國資退出控股狀態”的理由更不能成立。
所謂“體制問題”，的確是個大前提。從私改派角度看問題，凡是公有制經濟，凡是國有經濟主導的體制，永遠都是低效的，他只要看到資源、財富在社會層面上的使用和分配，就覺得這是私人利益的損失和浪費。人民大會堂或南京長江大橋如果包給私人建，他可以賺得金盆滿貫，但是否已出現坍塌或其他問題，那就難說了。“企業辦社會”，對社會是一種貢獻，對企業的穩定和發展也有好處，在很多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也是提倡的。但在中國，只要國企來辦，就被譴責為浪費和低效。可謂體制不同，利益出發點不同，效率標準也不同。公有的效率，私有不可能認同。
考察國有企業效率，不能跟私企簡單類比。國企既要追求企業利潤和效益，又要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綜合起來看，國企的整體效益比私企高得多。從公共財政貢獻看，在非金融世界500強企業里中國央企全都超過美國企業。更不用說，在我國，戶數、資產、主營收入均已占大頭的私企，2012年向國家繳納的稅金僅占13.0%，而國企占70.3%。即便在金融危機最困難的2008年，央企利潤同比下降30.8%，但上交稅金不降反升，同比增長18.6%，這是私企根本談不上的。從就業創造貢獻看，在非金融世界500強企業里中國央企創造的就業規模與美國大體相當。在國內，單位企業數量或單位企業資產創造的社會就業貢獻，國企也不是私企可比的。從資本投入和產出看，國企不能只重短期效益，更要關注中長期發展，一些公共基礎設施、重大工程建設和高科技產業發展，周期長，投入巨大，不可能立馬見效，但一旦見效，發揮對整個社會作用力和國際競爭影響力，絕非一般企業可比。從成本和利潤看，國企的稅負明顯高于私企，節能降耗的成本也高于私企，還承擔養老幫困等多方面的社會職能，在這種情況下，利潤收入還實現了較快增長。僅以天則所講的時間段為證，2000-2010年我國工業國企資產年均增長11.4%，而利潤年均增長19.9%，這是舉世驚嘆的成就。而且說國企的績效是靠壟斷地位得來的，也不符合事實。目前我國國企(包括117家央企)中，屬于完全壟斷行業的企業極少(不超過20個)，且也是既有壟斷也有競爭，絕大多數企業屬于非壟斷行業，效益都很好。壟斷性行業如成品油、天然氣等產品的價格，都是由政府(發改委)制定的，還經常因考慮宏觀因素而定價較低，造成相關壟斷企業虧損。事實證明，凡壟斷行業私有化的第一后果，就是漲價，這種所謂效率，是向老百姓開刀割肉換來的，是用社會公眾效益的損失換取私人資本效益的提高。應當承認，無論國企還是私企，在一定條件下都存在著企業個體效率有高有低的差異分布，但從總體上看，無論是社會效益水平，還是企業本身的技術、管理和經營水平，中國國企都要比私企高，而且高出不少檔次，根本不存在國企比私企低效的問題。
6.開放試錯論：馮最后說，“我們要用開放和發展的視角來看待模糊體制和混合所有制經濟。改革的膽子還要大一點，步子也還要大一點，使得中國的經濟改革成為一種開放試錯的過程”，這是他文章的目的和主旨所在，也最具誘惑性。
“開放試錯論”是“改革試錯論”的翻版和延伸，欺天誑地，危害極大。所謂“改革試錯論”，表面上看是把“試錯”當作一種實踐探索，實際上是“不怕錯”、有意“犯錯”，只許說允許改革犯錯，不許說改革有錯，而且錯也得說對，不許追究錯誤，也不許糾正錯誤，造成將錯就錯、使化公為私的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后果。國企改革中國有資產流失、被中飽私囊的腐敗案件不勝枚舉，但長期概不受理，成為千古怪異。而“開放試錯論”更陰險，其要害是把“改革試錯”變成“開放試錯”，鼓動領導層在國企改革乃至整個經濟改革中敞開大門，不設底線地擁抱私資和外資，特別是可以向外國資本出賣國家命脈產業和戰略產業，以圖借助國際壟斷資本的力量全面掠奪我全民財產，控制我經濟體系，造成中國經濟私有化附庸化不可挽回的惡果。習總嚴肅指出：我們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失誤，一旦出現就無可挽回、無法彌補;摸著石頭過河也是有規則的，要按照已經認識到的規律來辦，在實踐中再加深對規律的認識，而不是腳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這就宣告了無原則的“不爭論”、“大膽試”那種改革盲動時代的結束。今天中央加強“頂層設計”，一個關鍵性意義，就是在重大問題上要“防錯”而不是“試錯”。
三、利用黨媒反黨的陰謀必須揭露
私改派竭力叫喚是正常的，而人民日報社主管的這份內參刊物，行為極不正常。
1.有意識地在匯編中以大量私改觀點為主流，造成壓倒性輿論態勢。而反私改的觀點一概不選，也不述。四篇文章中有兩篇選自《中國改革》雜志。《中國改革》是由國家發改委主管、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主辦、財新傳媒編輯運營的高端思想評論月刊，號稱“唯一承擔改革宣傳任務的國家級刊物，在海內外享有盛譽”，其實是私改派的理論陣地。這兩篇文章，除了馮興元打頭，還有一篇傅蔚岡(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執行院長，南方都市報專欄作家)的《國企改革須從達成公平的市場環境入手》，鼓吹“目前央企的成功，最大的功勞實際上歸結于壟斷”，“壟斷資源的上游國企極有可能成為吞噬下游民營企業利潤的黑洞”，“與其說是共生者，還不如說國有企業是分食者”;“國企之所以要改革，并不僅僅是因為國企效率底下，更為重要的是低效率的國企有損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他們可以獲得比其他市場主體更為低廉的資金、土地等要素價格——如果這些要素配置給民營企業，它們會創造更多的價值”，“如果市場不公平開放，壟斷國企的混合所有制可能只是一個分食者而已，甚至會導致各種腐敗”，所以要“消除針對民營企業的各種準入門檻：民企在絕大多數行業都能生存，為什么不許他們進入那些壟斷行業?”從內容到語言都非常惡毒!還有兩篇，都是該刊自己“綜合多家媒體報道”。其中一篇分析大力引進混合所有制的原因，內容看起來比較中性，最后露底說是為了“打造中國國際化新路徑”，說國企已經獲得國際競爭優勢，受到中國國企威脅論和國家資本主義威脅論的壓力，“所以，有必要通過混合所有制把這些優勢市場化，轉移給民企，使得中國產生一波再國際化浪潮”。還有一篇則以混合所有制該如何“混”為題，提出若干原則，其中強調的是“不必糾纏誰的股份多一點誰的少一點”，“不怕非公資本控股而損公肥私”;“混合所有制不是單純做加法”，“不僅僅是做大資本盤子、爭面子”，只要“真心實意地與非公有資本談混合、謀發展，就一定能找到最適合本企業需求的合作伙伴”，“賣出好價錢，實現保值增值”;“要瞄準中央企業及其子企業中尚未形成混合所有制那部分企業的‘半壁江山’，吸引民、外、內資本進入，形成混合”;特別是“要使中央企業母公司成為發展混合所有制的重點環節”;“國資委所屬系統之外，尚有大量國有資產，如鐵路系統、金融系統、煙草系統、教育系統、文化產業系統等，也應該改造為混合所有制企業”。大賣國企搞私有化的指向非常明確。
2.采用標題黨的慣用手法。如對馮興元的《混合所有制要大膽闖》增加副標題《使得中國的經濟改革成為開放試錯的過程》，突出文章的陰險目的;綜合分析文章，大標題《混合所有制該如何“混”》，小標題《不能為“混合”而混合》，看起來很有道理，實際講的是“混合”不能為把國企做大做強，而應該為出讓產權，改變國企性質。
3.幫助私改派掩蓋真實面目。在反映私改輿論中，有意把敏感露骨的話回避掉，留下似是而非、貌似有理的話。如馮興元文章本來開宗明義，說三中全會決定明顯體現了“克強經濟學”，“‘克強經濟學’與《決定》中‘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完全合拍。”但是，“《決定》中也留有傳統的提法。比如，《決定》仍然規定要保持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企業的活力、控制力和影響力’。這個提法不是新提法”;“有人擔心，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的背后是政府和公權，把與政府和公權緊密相連的主體作為市場的一部分，會使得‘市場的決定性地位’成為一紙空文。”可見，上來就把新老提法對立起來，實際上是抬李壓習，誰看了都會覺得用心不良，出發點有問題，如果領導們看到肯定會反感。可是，該刊編者偏偏就選中這篇文章當作重點推出，而且把這段敏感話隱藏了，實際上是給私改派喬裝打扮，讓人難識廬山真相。
由上可見，人民日報社主管的這份內參刊物，不但在時間節點的把握，而且在內容選擇、手段運用上，都很不正常，是在著意加強對領導層的欺騙性和誘導性。這是黨媒該干的事嗎?為什么不客觀全面反映當前關于國企改革的思想理論動態?
有些人利用黨媒反黨的陰謀必須揭露!黨媒系統的內鬼必須清除!
(作者是昆侖策研究院常務副院長，2014年7月2日座談發言)
附：馮興元《混合所有制要大膽闖》原文網址
http://www.rmlt.com.cn/2014/0415/257763.shtml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