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獨”、“大藏區自治”是歷史倒退

　　政教合一政體是政權和教權緊密結合的一種政治形式，它與現代社會所追求的政治民主、公民權利、個性自由、科學文明等價值理念相沖突，已被歷史所淘汰。而達賴集團所鼓吹的“藏獨”、“大藏區自治”的實質恰恰就是恢復59年前西藏的政教合一體制，重新剝奪已獲得解放的西藏農奴和奴隸的政治權利和個人自由，否定1959年達賴出逃后西藏進行了政教分離的民主改革成果。這是逆人類歷史進步潮流而動。是對西藏歷史的倒退。

　　一、西藏政教合一時期的黑暗統治

　　在1959年以前。西藏實行了700余年的政教合一制度。達賴喇嘛既是宗教的最高領袖也是世俗政權的首領，上層僧侶大多擔任各級政府的官員。宗教勢力控制著西藏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上層僧侶、貴族和官員對農奴和奴隸進行殘酷的經濟剝削、政治壓迫和精神控制，廣大農奴和奴隸根本沒有任何權利可言。可以說。政教合一體制下的西藏社會比歐洲中世紀還要黑暗和落后。

　　1.政治壓迫野蠻。農奴毫無人身權利。

　　在西藏封建農奴制度下，農奴主在政治上享有至高無上的特權。而廣大的農奴和奴隸卻毫無權利。首先，法律本身極不公平。西藏地方統治者制定了一系列法律以維護農奴主的利益。舊西藏通行了幾百年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將人分成三等九級，明確規定人們在法律上的地位不平等。法典規定： “勿與賢哲貴胄相爭”， “下打上者、小官與大官爭執者犯重罪。均應拘捕”。 “不受主人約束者逮捕之”。 “百姓碰撞官長者逮捕之”，“向王宮喊冤，不合體統，應逮捕鞭擊之”等等。不同等級的人觸犯同一刑律，其量刑標準和處置方法大不相同。殺人賠償命價律中規定： “人有等級之分，因此命價也有高低”。上等上級的人如王子、大活佛等，其命價為尸體等重的黃金;而下等下級的人如婦女、屠夫、獵戶、匠人等，其命價為草繩一根。傷人賠償律中規定：仆人使主人受傷的，應砍掉仆人的手或腳;主人打傷仆人，延醫治療即可，不給賠償費。其次，農奴沒有人身權利。農奴主占有農奴的人身，可以隨意買賣、轉讓、贈送、抵押和交換農奴，并掌握著農奴的生、死、婚、嫁大權。不屬同一農奴主的男女農奴結婚要繳納“贖身費”，農奴的子女注定終身為農奴。農奴主可以任意打罵農奴，甚至對農奴動用斷手、剁腳、剜目、割耳、抽筋、割舌、投水、投崖等極為野蠻的刑罰。第三，農奴沒有人身自由。五世達賴曾經發過一道諭令： “拉日孜巴的百姓聽我的命令??如果你們再企圖找自由、找舒服，我已授權拉日孜巴對你們施行砍手、砍腳、挖眼、打、殺”。可見，在政教合一時期的西藏，只有農奴主宰割農奴的權力，沒有農奴不受剝削壓迫的權利，更沒有反抗的權利。

　　2.經濟剝削殘酷，人民生活極端困苦。

　　在政教合一時期的西藏，社會生產力極為落后，廣大的農奴和奴隸深受教權和政權的雙重壓迫，生活在死亡線的邊緣。首先，社會財富分配極為不均。占西藏人口不到5%的官家、貴族和寺院上層僧侶三大領主，占有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場、森林、山川以及大部分牲畜;而占西藏人口95%以上的農奴和奴隸，卻不占有任何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據1959年統計，在全西藏330萬克(此處指藏民族使用的面積計量單位，15克相當于1公頃)耕地中，寺院和上層僧侶占有121.44萬克，占36.8%：貴族和由僧俗官員組成的官府則分別占24%和38.9%。其次，通過差役對農奴進行殘酷的剝削。由于缺乏生產資料，廣大民眾不得不依附于領主的莊園為生或充當家奴，世世代代為貴族、寺院、官府支付無窮無盡的烏拉差役。農奴為噶廈和莊園主支付的差役，占農奴戶勞動量的50%以上，高者可達70%至80%。第三，三大領主通過租稅、高利貸和商業盤剝等方式殘酷剝削勞動人民。舊西藏的差稅制度十分殘酷，既有永久性差稅，也有臨時加派的差稅。據不完全統計，僅噶廈(原西藏地方政府)征收的差稅種類就達200多種。第四，存在著各種名目的宗教剝削，寺廟甚至以神權的威嚇從信教群眾中搜刮財物。在舊西藏，絕大多數孩子僅僅作為農奴或奴隸的后代降生人間，長成小農奴或小奴隸。伴隨著他們成長的是饑餓、寒冷、恐懼，由于生存環境的惡劣，很多孩子沒有成年就因為饑餓、疾病或是意外事故而天亡，兒童死亡率高達60%。農奴們承負著人類罕見的沉重勞動，卻過著人間罕有的悲慘生活。

　　3.宗教桎梏沉重，社會發展陷于停滯。

　　在西藏地方政權的強行推行下，藏民族的政治、經濟、教育、文化及日常生活中，宗教的影響無處不在。宗教和寺院在舊西藏政教合一的社會政治結構中成為獨立的政治、經濟實體，擁有龐大的勢力和眾多的政治、經濟特權。藏傳佛教成為唯一的意識形態，支配著人們的精神文化生活。寺院上層僧侶既是西藏的主要政治統治者，也是最大的農奴主之一。“數百年藏族社會的每一重大的政治實踐和歷史運動，無不與寺廟有關或帶著宗教色彩。”[1]首先，對宗教教義的盲目虔誠禁錮了人們的思想。在政教合一的西藏社會，人們只能從佛教的教義中取得對人生和世界的看法，這雖然有利于維護統治階級的殘暴統治，使民眾接受殘酷的現實，但不利于文明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其次，宗教活動耗費了大量的人力資源和物質財富。據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調查統計，西藏共有2700多座寺廟，12萬僧人，占當時西藏總人口的12%，大約有四分之一的男子出家為僧。過高的僧侶比例和眾多的宗教活動消耗了大量的人力資源和物質財富，成為妨礙生產力發展的沉重枷鎖。由于教義禁止喇嘛娶妻生子，造成藏族人口遞減，也影響了藏族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正如美國藏學家梅·戈爾斯坦指出的，宗教和寺院集團是“西藏社會進步的沉重桎梏”和“極端保守的勢力”。[2] 第三，宗教妨礙了正常的生產活動。在生產上，春種秋收都要請喇嘛打卦占卜，問神選擇吉日。自然災害被認為是神降的災禍，病蟲害糟蹋莊稼，按佛教不殺生的信條，寺廟也規定嚴禁傷害。[3]

　　在政教合一的西藏社會，政治壓迫極端殘酷，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社會發展停滯不前，整個社會危機四伏，“政教合一制度已像油盡的燈火一樣走向沒落。”[4] 可以說， “正是由于全民族信教和宗教首領執掌政教大權這一因素，導致西藏喪失了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和形勢的能力”。[5]

　　二、“藏獨”、“大藏區自治”的實質是恢復政教合一的統治

　　1959年3月10日，達賴集團在拉薩公開發動武裝叛亂。3月17日，達賴喇嘛出逃印度。從此以后，達賴集團一直從事謀求西藏獨立和分裂祖國的活動。從早期公開追求“西藏獨立”到后來提出“大藏區自治”的主張，其實質都是要恢復1959年以前的政教合一體制，恢復高級僧侶、貴族、管家三大領主的封建統治。

　　1. 堅持獨立立場。為恢復政教合一政體提供政治前提達賴集團深知，只有實現了西藏獨立，才能為恢復政教合一體制提供基本的政治前提。

　　1959年3月26日，達賴喇嘛抵達山南重鎮隆子宗，就迫不及待地宣布： “西藏獨立了”。4月18日，他通過喜馬拉雅山V1到達印度阿薩姆邦的提斯普爾，向聚集此地的各國記者散發了《達賴喇嘛聲明》，全盤否定《十七條協議》，鼓吹“西藏獨立”。4月25日，西藏分裂主義分子頭目在印度城市穆索里召開會議，籌組“流亡政府”。1963年十四世達賴喇嘛主導制定了《未來西藏憲法》，要建立一個由達賴喇嘛任國家首腦的民主統一的國家。1991年，達賴喇嘛主導制定的《流亡藏人憲法》仍然貫穿著西藏獨立的宗旨，要“建立一個自由、社會幸福、政教合一、民主聯盟的本地人國家”，并由“達賴喇嘛任國家首腦”。達賴集團的藏獨立場還體現在不斷強化和完善“流亡政府”機構和繼續唱偽“國歌”、升偽“國旗”等方面。

　　隨著20世紀70、80年代國際形勢的變化，藏獨的市場越來越小。達賴集團為了達到分裂祖國的圖謀，不得不轉變策略。1987年9月21日，十四世達賴喇嘛在美國國會人權核心小組會議發表演講，就所謂“西藏問題”提出了一個“西藏和平五點計劃”。1988年又謀求到法國斯特拉斯堡歐洲議會演講，遭到拒絕后改為在議會大廳散發演講稿，提出“七點新建議”。以這兩次講話為標志，達賴提出了“大藏區自治”的主張，即在包括青海、甘肅、四川、云南等省藏區在內的240多萬平方公里的“大藏區”實行“高度自治”。達賴提出建立歷史上根本不存在的“大藏族自治區”的主張，有著極其險惡的用心。首先， “大藏區自治”的主張圖謀推翻西藏和其他藏區的現行政治制度，把“大藏區”事務交由十四世達賴喇嘛來管。其次，該主張要求“大藏區”內的其他民族遷出西藏。達賴在“西藏和平五點方案”中強調，必須“停止向西藏移民，并使移民入藏的漢人回到中國”。“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倫桑東在2005年一次講話中也強調，“整個藏族居住區要由藏人自己來行使民族區域自治權，漢人等其他民族就像客人一樣，不應以任何形式約束我們的權利”。他們透露出的信息是：達賴集團如果一旦在西藏掌權，將實行民族歧視和民族清洗的政策，人為制造民族矛盾。第三，主張西藏(大藏區)高度自治，并要求中國軍隊撤出“大藏區”。達賴在“西藏和平五點方案”中表示， “只有中共軍隊的完全撤退才能開始真正的和解過程”。在1988年“七點新建議”中又說，“應該召開地區性的和平會議，以確保西藏的非軍事化”。第四，堅持西藏可與其他國家或國際組織保持外交關系。可見，達賴喇嘛主張的“大藏區自治”，實質上仍然是要改變西藏的法律地位，否定中國中央政府對西藏擁有的主權

　　2. 粉飾舊西藏農奴制度，為恢復政教合一政體做輿論準備。

　　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的殘暴程度在歷史上是罕見的。雖然佛教講究慈悲為懷，但西藏的三大領主對廣大農奴和奴隸毫無慈悲之心，對他們進行殘酷的宗教欺騙、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雖然佛教主張不殺生，但領主卻可以任意侮辱、折磨、買賣、贈送、鞭打甚至殘殺農奴和奴隸，農奴和奴隸沒有任何人身自由可言。當時在布達拉宮下面有一個地洞，百姓俗稱蝎子洞，里面蓄養了無數的蝎子。專門噬咬犯人。人被丟下去以后，身上立即爬滿了毒蝎。很快就被活活地蜇死。在1959年前藏傳佛教的儀軌活動中。也相當殘忍，比如：使用死人頭顱做容器，陳列包括人肉在內的“五種大肉”。在上供儀禮中使用的長笛是一塊人脛骨制造的，即腿骨號等。就是這樣一個人間地獄，達賴居然將其夸成了人間天堂。1983年3月1O日，他在印度達蘭薩拉這樣講： “過去。我們雪域西藏在佛光的照耀下，人們安居樂業”。“我們的農奴制度并不同于其他的農奴制度，這是因為西藏地廣人稀，佛教為眾生謀福利。告誡人們相互要仁愛。因此我們的社會雖然實行的是農奴制度，但它是一種以佛教為基礎、具有高尚和利他人之心的農奴制度。”可見，達賴為了恢復舊西藏的政教合一政體，絲毫沒有意識到政教合一體制對廣大農奴和奴隸犯下的滔天罪行。

　　3. 堅持政教合一的立國原則。確保達賴的最高權威。

　　達賴集團之所以走上分裂祖國的道路，其根本原因在于舊西藏上層人士意識到，西藏和平解放后，民主改革是遲早的事。而他們根本不愿意觸動維護他們利益的政教合一體制。因此，達賴集團的“藏獨”、“大藏區自治”等主張的根本目的在于恢復西藏的政教合一體制。這可以從“西藏流亡政府”炮制的所謂“流亡藏人憲法”中清楚地看出來。該憲法第19條規定“流亡政府最高權力屬于達賴喇嘛所有”。也就是說，世俗政權從屬于教權。該憲法還規定， “達賴任國家首腦”， “達賴喇嘛可以直接通過下屬官員發布命令”，可“指令大臣”、“頒授勛章和爵位”，噶廈會議是在達賴喇嘛領導下負責政府事務的，首席噶倫和諸噶倫、“人民會議”會長、副會長、大法官就職前均要向達賴喇嘛“宣誓”， “君臣會議由達賴喇嘛主持”， “達賴喇嘛可以更換包括首席噶倫在內的全體噶倫”，人民會議和噶廈的一切行動、決議必須通過達賴喇嘛批準方能實施。等等。可見。該憲法賦予了達賴喇嘛至高無上的地位。在達賴的講話中還說過，凡是決定不了的事情也就是重大的事情，都要通過打卦來決定。打卦就是神斷，就是由神最后來決定。很顯然，這種政治體制的性質就是政教合一。

　　三、政教分離的民主改革給西藏帶來了歷史性進步

　　1959年西藏少數上層反動勢力的武裝叛亂平息之后。達賴集團叛逃國外，西藏民主改革的時機成熟。在廣大勞動人民和西藏上層愛國人士的要求下，西藏進行了政教分離的民主改革，建立了民族自治政府。結束了西藏的封建農奴制。百萬農奴從此成為自己命運的主人。這次改革開啟了西藏的現代化進程。經過近5O年的發展，西藏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證明了西藏實現政教分離是歷史的進步。

　　1. 公民享有充分的政治權利。

　　西藏實行民主改革后。廢除了封建農奴制度，百萬農奴第一次獲得了管理國家的政治權利。西藏自治區成立以來，西藏人民積極行使憲法和法律賦予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參加選舉全國和自治區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并通過人大代表參與管理國家和地方事務。2002年，在西藏的自治區、地(市)、縣、鄉(鎮)四級換屆選舉中， 全區有93.09%的選民參加了縣級直接選舉，有些地方選民參選率達到100%。西藏自治區成立以來，先后6任(含現任在內)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主任、7任(含現任在內)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和5任(含現任在內)自治區政協主席均為藏族公民。同時，西藏充分行使憲法和法律賦予的自治權。自1965年以來，西藏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共制定了220件地方性法規和單行條例，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個西藏問題專論方面，有效地保障了公民的各種政治、經濟和社會權利。如今，西藏人民不僅擁有人身自由和政治上的各種權利，而且在經濟權、社會權、文化權、受教育權、司法權、宗教信仰自由權、生育權等方面都得到了充分保障。

　　2. 西藏經濟迅速發展，人民群眾安居樂業。

　　首先，民主改革以后，西藏經濟得到迅速發展，國民生產總值從1965年的3.27億元人民幣增長到2007年的342億元，人均GDP由1965年的241元增長到2007年的12000元。在毫無工業基礎的情況下，西藏已經建立起包括20多個門類、富有地方特色的現代工業體系。現代商業、旅游、郵電、飲食服務、文化娛樂、IT等在舊西藏聞所未聞的新興產業迅猛發展，實現了“縣縣通光纜，鄉鄉通電話”的目標。2007年，西藏接待國內外旅游者402萬人次。旅游業總收入48億元，相當于西藏生產總值的14%。青藏鐵路的建成結束了西藏沒有鐵路的歷史。鐵路運輸已成為內地物資進藏的重要手段。2007年青藏鐵路貨運量達到93萬多噸，其中進藏貨物超過82萬噸，出藏貨物11.5萬噸，進藏貨物站貨運總量的8成以上，有力地支援了西藏的經濟建設。全區公路通車里程已達到4.86萬公里。[6] 其次，城鎮居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成效突出。以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等制度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保障體系已經建立。基本養老保險覆蓋范圍逐步擴大，實現了應保盡保。在全國率先實現了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全覆蓋。建立了特困群眾醫療救助制度和農牧區老干部、老黨員、老模范的生活補貼制度。自然災害救助、教育資助、司法救助穩步開展。殘疾人事業得到重視和加強。第三，西藏農牧區建設也取得顯著成效。義務教育、農牧區醫療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覆蓋全部農牧區，農牧民人均純收入連續五年保持兩位數增長，2007年達到2788元。西藏地方政府在因地制宜、保持特色、量力而行、尊重群眾意愿的原則下。實施了安居工程，解決了11.4萬戶農牧民的安居;建立了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將年收入低于800元的農牧民全部納入了保障范圍。農牧區“一孩雙女”困難家庭扶助制度全面實施。扶貧開發力度進一步加大，全區重點扶持人1：3由107萬下降到27萬。

　　3. 文化衛生事業取得較大進步。

　　民主改革以后，西藏地方政府大力推進教育、衛生、科技、文化等社會事業發展，取得了重大成效。全區已全面實現“普六”，63個縣實現“普九”，青壯年文盲率由民主改革前的95%下降到4.8%，“兩基”攻堅規劃確定的任務全面完成。小學學齡兒童入學率達98.2%，初中入學率達到90.7%，全區學生義務教育階段學雜費、書本費全部免除，真正意義上的義務教育覆蓋全區城鄉。廣播、電視人口覆蓋率分別達到87.8%和88.9%。全區醫療衛生條件得到顯著改善。目前西藏擁有各類醫療衛生機構1305個，病床床位6216張，衛生技術人員8287人，每千人病床和衛生技術人員數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嬰兒死亡率由1959年前的43%下降到3.1%。隨著西藏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西藏自治區的藏族人口已從1964年的120萬人增加到250萬人，西藏人均壽命從1959年前的35.5歲增長到現在的67歲。以免費醫療為基礎的農牧區醫療制度惠及全體農牧民。地方病、傳染病防治取得重要進展。覆蓋城鄉的衛生醫療體系、疾病預防控制體系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醫療救治體系逐步健全。

　　4. 傳統文化得到傳承和發展。

　　西藏傳統文化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西藏民主改革以后，傳統文化得到了傳承和發揚。首先，藏語文得到廣泛的學習、使用和發展。西藏自治區先后于1987年和1988年頒布實施了《西藏自治區學習、使用和發展藏語文的若干規定(試行)》(2002年修訂為《西藏自治區學習、使用和發展藏語文的規定》)和《西藏自治區學習、使用和發展藏語文的若干規定(試行)的實施細則》，明確規定在西藏自治區，藏、漢語文并重，以藏語文為主，將學習、使用和發展藏民族語言文字的工作納入法制化的軌道。西藏自治區的廣播、電視臺專門開設有藏語頻道。全區現有l4種藏文雜志、l0種藏文報紙。《西藏13報》藏文版每天出版，并使用計算機藏文編輯排版的先進系統。其次，文化遺產保護工作進展順利。西藏自治區各級政府成立有專門的民族文化遺產搶救、整理和研究機構。先后收集、整理和編輯、出版了《中國戲曲志·西藏卷》、《中國民問歌謠集成·西藏卷》以及民間舞蹈、諺語、曲藝、民間歌曲、民間故事等文藝集成，有效地搶救和保護了西藏優秀的民族傳統文化。《格薩爾王傳》被稱為“世界史詩之王”，是藏族人民創作的世界最長的英雄史詩，多年來一直作為口頭說唱藝術流傳在民間。西藏自治區于1979年成立專門機構，對《格薩爾王傳》進行全面的搶救、整理。經過20多年的努力，現已錄制了3000多盤磁帶，搜集藏文手抄本、木刻本近300部，整理出版藏文版62部，發行300多萬冊，同時還出版了20多部漢譯本，并有多部被譯成英、日、法文出版。藏戲等7大類l5項24個點被列入第一批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國家還投資3億多元對布達拉宮、羅布林卡、薩迦寺“三大重點文物”進行保護維修。第三，傳統習俗得到保護和發展。在西藏自治區，一些傳統節慶活動如藏歷新年、薩噶達瓦節、望果節、雪頓節等和許多寺廟的宗教節慶活動得以保留和繼承，同時吸收了各種全國乃至世界性的新興節慶活動。傳統藏戲各地都在演，牧區的“果朝”、農區的“果諧”、康區的“鍋莊”、“弦子”、前藏和后藏的“堆諧”和“朗瑪”等傳統舞蹈，無論在節13，還是平時都跳得熱鬧，西藏已成為歌舞之鄉、歡樂之鄉。

　　5. 信仰自由得到有效保障。

　　西藏自治區的絕大部分藏族和門巴、珞巴、納西族群眾等信奉藏傳佛教，同時還有不少群眾信奉伊斯蘭教和天主教。目前，西藏自治區共有1700多處藏傳佛教活動場所，住寺僧尼約4.6萬人;清真寺4座，伊斯蘭教信徒約3000余人;天主教堂一座，信徒700余人。各種宗教活動正常進行，信教群眾的宗教需求得到充分滿足，信教自由得到充分尊重。

　　活佛轉世制度是藏傳佛教特有的傳承方式，得到國家和西藏自治區各級政府的尊重。1992年，國務院宗教局批準了第十七世噶瑪巴活佛的繼任：1995年，西藏自治區按照宗教儀軌和歷史定制，經過金瓶掣簽，報國務院批準，完成了第十世班禪轉世靈童的尋訪、認定以及第十一世班禪的冊立和坐床。西藏民主改革后，經過國家和西藏自治區批準繼任的活佛共30余人。

　　工程浩大的宗教典籍的收集、整理和出版、研究工作也不斷取得進展。布達拉宮、羅布林卡、薩迦寺等所藏經卷和佛教典籍得到很好的保護， 《布達拉宮典籍目錄》、 《雪域文庫》和《德吳宗教源流》等文獻典籍得到及時搶救、整理和出版。1990年以后，藏文《中華大藏經·丹珠爾》(對勘本)、《藏漢對照西藏大藏經總目錄》等陸續整理出版。目前，已經印制出版《甘珠爾》大藏經1490部，還印行藏傳佛教的儀軌、傳記、論著等經典的單行本供給寺廟，以滿足僧尼和信教群眾的學修需求。

　　總之，實現政教分離的民主改革之后，西藏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這些成就在政教合一政體下的舊西藏是難以想象的。不管是從世界民主政治發展的趨勢來看，還是通過對西藏民主改革前后社會發展狀況的比較來看，政教合一都是一種落后的政治體制。達賴集團妄圖在西藏恢復政教合一體制違背了歷史發展的規律，必然要遭到失敗。

　　注釋：

　　[I]龔學增：《論宗教與民族》，載牟鐘鑒、劉寶明主編：《宗教與民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頁。

　　[2]梅.戈爾斯坦：《西藏現代史(19l3一l951)——喇嘛王國的覆滅》.杜永彬譯，北京：時事出版社，1995年，第39頁。

　　[1]同注釋[1]。

　　[4]東嘎.洛桑赤列：《論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陳慶英譯，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72—73頁。

　　[5]梅·戈爾斯坦：《西藏現代史(1913—1951)—— 喇嘛王國的覆滅》，杜永彬譯，北京：時事出版社，1995年，第2頁。

　　[6]向巴平措：{2008年西藏自治區政府工作報告——2oo8年1月16日在西藏自治區第九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http：//WWW gov.cn/test/2008—02/18/content一892437.htm.

　　原標題《藏獨的本質是復辟政教合一的政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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