扛著民主主義大旗而策劃“占中”和“電子公投”的一些港人，自以為占據了“民主”的道德高地而沾沾自喜。我們沒必要否定其行為的民主性質，只是這些人沒有意識到，民主主義的背后其實是一些香港人構建起來的族群主義，從而驅動著令其陶醉的民主主義。當民主主義與族群主義同時發生時，作為個人權利的民權往往被整體性權利的族權壓得喘不過氣來。
族群主義是民族主義的一個下位概念和政治范疇。如果說民族主義是民族之間的斗爭，那么族群主義則是一個民族內部的政治緊張關系。族群是一種普遍性的文化實在，如河南文化、湖南文化、廣東文化……但當一個族群建構起排他性的文化心理認同而形成不同于其他族群的政治情感—政治態度—政治認知，并追逐自己的政治利益時，這個族群就有了準民族主義性質的族群主義，如民進黨所代表的臺灣綠營。族群主義具有強大的非理性一面。
一些香港人的觀念和行為已是典型的族群主義。比如大陸游客在地鐵上吃東西而引發口水戰，一個大陸孩童在大街上便溺而引發的歧視性“圍觀”，等等。一句話，大陸人是“不文明的北方蝗蟲”，而“我們”則是“文明的西方人”。“文明的西方人”豈能服從“北方蝗蟲”制定的政治規則?當中央政府頒布白皮書而重申“一國兩制”的基本原則時，一些香港人怒不可遏，搞起了對抗性的“電子公投”，族群主義的政治面目暴露無遺。非理性的族群主義驅使他們去沖擊立法機關，非法地癱瘓香港經濟的中樞地帶即中環。
以族群主義搞民主，會有什么結果呢?首先讓我們看看中國歷史。孫中山倡導“三民主義”，即民主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在“五四”之后同時發生，但在民族生死存亡時刻，個人權利即民權簡直不值得一提，被族權的車輪碾得粉碎，結果便是“救亡”壓倒“啟蒙”，“民生”更是無從談起。
其次，再看看世界當下的現實。今天的烏克蘭悲劇就是民主主義和民族主義同時上演的結果，而泰國的周期性政治動蕩則是事實性族群主義即城市中產階級和北方農民之間不同民主主義沖突。
古今中外的殘酷現實表明，當民主主義和與族群主義糾結在一起時，非理性的族群主義并不能促進需要理性才能實現的民主主義。這個道理也適用于當下的香港。如果香港人搞基于《基本法》的民主，如果香港民主的背后沒有美英，內地人固然會支持。但在兩地目前的氣氛下，一些香港人狹隘的族群主義與內地復興中華民族的宏大“中國夢”不合拍，結果讓內地人在感情上無法認同和支持一些港人的政治訴求。
不但兩地之間因族群主義而不和諧，就是在香港內部也絕不是鐵板一塊。當少數人要搞“獨立”的族群主義時，還有更多的香港人心懷祖國，否則為什么有人在法院門前暴抽“港獨”分子呢?相信很多香港人也期盼“中國夢”早日實現，為此他們要的是基于《基本法》的民主。
一些香港人企圖繞開《基本法》的“民主夢”，遭遇到了兩地之間的沖突，也繞不開本港政治勢力之間的沖突，其結局能好嗎?在一個分裂型社會搞黨爭民主，必然以悲劇收場。
臺灣打開了民主主義與族群主義沖突的“潘多拉魔盒”，今天是夢魘依舊，為此臺灣的代價是經濟衰退，并停建了“核四”，恐怕再難是“亞洲小龍”了。香港要步臺灣的后塵嗎?
一些“港獨”分子狂妄自大，認為與中國西邊的“疆獨”、“藏獨”和東邊的“臺獨”遙相呼應，對中國內地構成一個“U型”包圍圈，南邊的“港獨”即使達不到目的，也會對內地構成極大壓力和挑戰。抱有這種想法的香港人大概一點也不了解作家金庸的中國史觀：在四大文明中，不同于其他文明，中華民族不斷發展壯大的根本規律，就是中華民族在一大半的時間里都處于外來壓力和挑戰之下而形成的超強應對能力?！?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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