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的臺灣“太陽花學運”，雖然以“反服貿”為主題，但卻是“反馬”、“恐中”甚至“反中”等情緒的大爆發。最近幾年來，中國大陸對臺政策以“和平發展”為主軸，既務實又穩健，臺灣綠營和學運其實找不到什么具體借口來直接“反中”。一些“反中”聲音之所以出現，實際上與激進的“臺獨”勢力緊密牽連，這是臺灣政治的老問題，暫且不表。本文要分析的是近年來臺灣經濟社會變遷引發的新問題：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外部經濟動蕩和內部經濟停滯的影響，臺灣社會的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催生出一整套社會動員力極強的階級政治話語體系，為新時期的臺灣社會運動和選舉政治提供精神養料。
這套話語體系運用于批判馬英九政府，就為“反馬”提供了論述依據，運用于質疑兩岸關系，就成為“恐中”的思潮基礎。本文將探究這套話語體系的根源與動力，論證當代臺灣的貧富差距擴大是一個客觀事實，但由于臺灣社會發展史上一向缺乏穩定的階級認同，因此“反服貿”運動中表現出來的“替天行道”姿態——摒棄代議民主，強調直接民權，訴諸階級政治議題，為弱勢群體代言，實際上夾雜著主觀性極強的“國族認同”因素，也受到民進黨路線轉型的深刻影響。
“反服貿”運動：特點與實質
因跨國自由貿易引發的本土社會抗議，并不鮮見，美國、墨西哥和日本都曾爆發過勞工抗議運動。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起因都是擔憂跨國自由貿易沖擊勞動者和社會弱勢群體的權益，屬于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沖擊下的社會自我防衛反應。
但是，臺灣爆發的這場“反服貿”運動，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于其他國家針對貿易自由化的社會抗議，值得我們深入思考。
第一，運動主體不同。當涉世未深的在校學生成為運動主體和輿論焦點時，令人困惑的是，服務貿易的直接相關群體——臺灣服務業從業雇員并沒有大規模站出來呼應，反而有不少的臺灣工會團體發聲挺服貿。據說五一期間臺灣部分工運和社運團體上街游行反服貿，但也有不少工運和社團表態支持兩岸服貿協議。
第二，運動訴求模糊多變。學運的訴求涉及兩岸服貿協議的程序和內容(“反黑箱服貿”)，乃至要求針對兩岸協議的“國會監督權”和“公民憲政”等宏大議題，從經濟議題跳躍到并不直接相關的政治議題。這就超出了一般社會運動的范疇，因為社會運動要取得成功，往往要有針對性、具體性的訴求。
第三，以捍衛民主為名反民主。這場學運挑戰過去20年臺灣政治民主化的成果，長期霸占“國會”，反對臺灣人引以為傲的代議制民主。3月30日，學運領袖林飛帆在凱達格蘭大道游行集會上激昂演講，怒斥臺灣國會政治。他還稱這場學運用行動“重新定義臺灣與中國的關系”。這些激進論述，得到很多臺灣民眾的喝彩。對此，不僅大陸民眾，即便很多親臺的美國學者也認為不可理喻。
第四，社運凸顯，政黨淡出。藍綠政黨的多位大佬們在這場學運中罕見地被邊緣化，尷尬失語。也許唯一得益的是宣布參選民進黨主席的蔡英文，因為學運推動了民進黨高層政治的世代更迭，蘇貞昌和謝長廷不得不主動退出黨主席競選。但是，蔡英文如果真想帶領民進黨再崛起，瞄準2016年臺灣大選，將不得不努力爭取理性的中間選民的支持，怎么敢走這場反服貿學運所揭橥的激進主義路線呢?
運動主體不同和訴求多變，說明臺灣“反服貿”運動不是單純經濟層面上的“反自由化”或“反全球化”，而是夾雜著復雜社會情緒和政治主張，甚至存在政黨政治操作的綜合性運動。反代議民主和政黨邊緣化，則說明這場運動具有激進主義特征。一般來說，只有在一個嚴重分化的社會，激進主義才有表演的空間，才可能獲得社會的同情。
世界上沒有無因之果。把臺灣這個淺碟經濟體和新興民主政體納入全球和兩岸經濟整合的時代背景中，我們可以觸摸到經濟議題政治化和極端主義滋長的社會土壤：(1)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2)長期缺乏穩定的階級認同;(3)被兩岸國族認同問題所扭曲的利益觀和階級政治動員。這是被惡性政治權力競爭和不公平財富分配所一再蹂躪的臺灣社會的基本體質。
客觀的貧富分化
最近五年來，全臺灣乃至全亞洲最熱衷于貧富差距議題的政治人物可以算是蔡英文了。蔡英文2008～2012年擔任民進黨主席期間，為了擺脫陳水扁遺留下來的貪腐形象包袱，全力把藍綠政黨斗爭的主軸拉向“增長vs.分配”的結構中。她的團隊努力把民進黨描繪成最重視社會公平分配的政黨，相應地，經常指責國民黨只在乎經濟增長，特別是圖利大資本家的經濟增長。強調社會公平分配，前提是社會存在嚴重的貧富分化問題。整理和分析臺灣經濟社會指標的變化，我們會看到貧富差距及其擴大，是近年來臺灣社會正在經歷的一個嚴重問題，蔡英文的政治路線并非無的放矢。
一方面，貧富分化往往與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緊密聯系，是一個長期的演化過程。最近30年來，臺灣服務業的就業者比例從不到40%上升到將近60%，服務業產值占GDP比例則由47%上升到70%左右。此外，大學以上勞動者在就業人口中的比例由1980年的5%到2007年超越了20%，約與1990年代中期美國勞動力的高等學歷比例相當。由于臺灣農業產值在國民經濟總產值中的比重，自1980年代中期以來長期停留在1.5%～2.5%之間，臺灣農業處于邊緣化地位，因此伴隨著服務業(包括批發零售、金融保險、不動產、資訊傳播業等)比重的持續上升，是工業(包括制造業、營造業、水電燃氣及污染整治業)比重的連續下滑。最近十年來，臺灣工業產值比重一直停留在30%左右，這樣的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符合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所說的“后工業社會”的特征。
在后工業化的背景下，臺灣以中小制造業企業出口為主的經濟結構發生了重要變化，盡管近年來中小企業家數依然占臺灣企業總數的95%左右，但是其中服務業企業大量增加。產業結構數據顯示近30年來服務業從業人口比例由將近40%上升到60%，同時從業結構數據顯示臺灣私營受雇者占就業者的比例也持續上升，由1981年的50%左右到2010年超過了67%;而其他從業身份，包括雇主、政府受雇者、自營作業者和無酬家屬勞動者的比例相對穩定或者稍有下滑。怎么解釋服務業比重擴大和私營受雇者比例增加的關系呢?答案就是私營受雇者增加的部分主要在服務業。由于服務業涵蓋范圍廣泛，其中高技術高利潤的科技企業和金融業與低端低利潤的小餐飲及銷售業并存，因此服務業從業人員收入差距很大。這種情況在臺灣人口最為密集的北部都會區最為明顯，從長期來看引發貧富差距擴大，短期來看則為外部經濟動蕩的沖擊提供了薄弱環節。
另一方面，從家庭所得/收入來看，受薪資停滯、通貨膨脹以及相對剝奪感等因素的影響，臺灣家庭之間的所得分化逐年擴大，近年來更加明顯。本文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的最新家庭收支調查數據，對臺灣家庭可支配所得進行分組統計，描繪出最近30多年來臺灣家庭所得分組變化圖，可以很直觀地看到富有的上層家庭和中下階層家庭的所得差距正在不斷擴大。
最近十年來越來越多的臺灣家庭在通貨膨脹面前深刻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經濟拮據狀態。尤其是當他們看到不少富有的企業家在金融危機中不僅沒有受損反而因兩岸經貿合作而大把賺錢時，從難堪的拮據感中又爆發出強烈的相對剝奪感。這種拮據感和相對剝奪感成為“階級政治”話語在臺灣流行的社會心理基礎，甚至成為包括這場學運在內的一系列社會運動的主要訴求。
可以說，在當代臺灣，一個貧富分化的社會正在快速形成，這是重構主要源自國族認同矛盾的臺灣政治社會格局的主要變量。蔡英文對民進黨的路線調整，有一定的社會基礎，因此具有相當能量的動員力，預計將繼續引導民進黨的社會動員和選舉運動。
穩定階級認同的缺乏
但是，為什么可能因兩岸服貿而直接受損的服務業勞工雇員隊伍沒有站出來，反而是正在準備大學期中考的少男少女們在前沖鋒呢?這就要回歸到臺灣社會變遷的一個獨特現象——缺少穩定的階級認同——去理解。
從社會學研究常用的階級流動視角看，臺灣在過去50年間沒有階級固化的弊病。與中國大陸主要依靠國企擔當經濟發展的“老大哥”不同，中小企業是臺灣對外貿易和經濟增長的絕對主力軍，占全臺企業家數的約98%。過去工業化時期，臺灣的中小企業有一段時間并沒有得到官方產業政策的支持，全靠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的擴張才得到出口謀生的良機。這也鍛煉了臺灣中小、小微企業主們的強大生命力，他們沒有政府支持，沒有家族勢力，全靠“愛拼才會贏”的艱苦奮斗精神，實現了“黑手變頭家”的“臺灣夢”(閩南語“黑手”指基層勞作的勞工，“頭家”指企業老板)。 “黑手”通過努力能變成“頭家”，意味著順暢的階級流動。因此，即便一時身為勞工，很多臺灣人并不認為自己會一輩子只做勞工，更不希望子孫后代也做勞工，因此不會有穩定的階級意識和有意識的階級行為。
從產業和企業結構來看，由于臺灣企業規模普遍偏小，加上流行的生產外包制度，臺灣工業化中缺乏明顯的勞工階級認同，勞資階級對抗并非主要的社會矛盾。從就業結構來看，1980年代中期以后，臺灣的服務業私人受雇群體不斷擴大，一個規模龐大、組成復雜、邊界模糊的中間階層已經成為臺灣社會的主體。有調查研究表明，在1990年代初有40%～50%的臺灣民眾自認為屬于中間階層或中產階級，這種階層認同感在最近五年一直處在40%左右。
從勞工組織來看，原來的國民黨“黨國”體制實行威權統合體制(authoritarian corporatism )，從上到下嚴格控制各層級、各行業、各縣市的工會組織，自主性的勞工運動發展起來得很晚。直到今天，后發的臺灣自主勞工運動依然缺乏對抗性的階級認同，通過“兄弟意氣”進行基層勞工動員的方式比較流行，也限制了臺灣階級運動的覺醒和發展。筆者最近與臺灣多個工會負責人座談交流時也了解到，臺灣的多數工會團體都比較溫和，他們習慣于把勞資集體談判放在一年兩度的“春斗”和“秋斗”期間進行，缺少從事街頭運動的熱情和議程。
此外，由于受兩岸經貿密切交流的影響，臺灣的產業經濟從加工制造業到高科技研發和金融服務形成了較為完整的產業鏈，大企業和中小企業具有共同的發展利益，企業興衰又與雇傭就業和家庭所得密切相連，因此企業和就業沒有形成嚴重的對立。所以，經典馬克思主義所說的大規模“階級分化”、“階級斗爭”并沒有在臺灣出現。
這些因素，加上半個多世紀的均富型經濟增長，整個臺灣社會缺乏清晰、穩定的階級化認同，缺少有意識的階級運動，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所說的“自為階級”在臺灣尚未形成。另外，政治社會學的“李普塞特羅坎命題”(Lipset-Rokkan Thesis)指出穩定的階級分裂導致政黨分野，各個階級在經濟增長與財富分配中的利益可以通過代議制得到表達，但這一論斷無法涵蓋過去30年間作為臺灣社會主要矛盾的族群認同矛盾，因而并不符合臺灣政治民主化和多元化的歷史進程。
在經濟停滯的年代，雖然貧富差距不斷擴大，但缺少穩定的階級認同和自為的階級運動，這種特殊的社會現象說明：近年來臺灣流行的階級政治話語體系，不是社會自然發展產生的，而很可能是被政治力量所建構出來的;而且，從“反馬”與“恐中”情緒在階級政治話語中的發酵可以看出，臺灣的內部公共政策問題和兩岸關系問題也被卷入這個建構過程之中。
被扭曲的利益觀與被操作的階級政治
讓大陸人民百思不解的是，多年來大陸對臺經濟政策一再“讓利”，這次兩岸服貿協議中也有很多優惠臺灣的條款和開放項目，但是那么多“臺灣同胞”卻毫不領情地“反服貿”，甚至“反中”!?對此本文要指出，表面上是非理性、情緒化的“反服貿”，內里是矛盾的認同觀和積極的政治運作。“讓利”能否促進臺灣民眾對大陸的積極認同，還缺少足夠的實證資料，但是現有的民意調查已經發現臺灣民眾的國族認同差異影響到他們對兩岸經濟交流利益的判斷。換言之，看似客觀實在的經濟利益(所指)，被選擇性地用“藍”或“綠”的認同觀過濾后，才能轉換成認知觀點(能指)。大陸民眾和官員由于基本沒有國族認同的差異，很難會想象到這樣的問題存在。這是兩岸社會差異所引發的一個認知盲點。
社會基礎的變遷：認同觀對利益觀的影響
“認同”(identity)是個復雜的概念，上承民族主義譜系，下接政治社會學理論，在后殖民、后內戰與后冷戰的兩岸關系背景中，這個概念受到歷史與現實的雙重刺激，還具有不同于西方國家民族認同過程的很多特征。不過，復雜的認同觀可以直接表現為個人在特定場景條件下對某些具體問題的態度。因此，學者們可以設計出巧妙的方法來抽樣和測量認同觀的分布趨勢。最近20年來，就臺灣民眾的國族認同與統獨選擇的調查研究，主要有兩種路徑。一種是政治偏好光譜測量研究法，即按照特定政治議題測量出偏好光譜，例如急統、緩統、先維持現狀再統一、永遠維持現狀、先維持現狀再獨立、緩獨、急獨等，進行分類分析。第二種是有條件的統獨選擇測量法，這種測量研究方法排除了“戰爭威脅”和“兩岸發展差距”這兩大現實條件的干擾，可以讓臺灣民眾的民族認同與統獨選擇充分且真實地呈現出來。臺灣中研院吳乃德研究員按照第二種方法設計調查問卷，他列出兩個問題要求隨機抽樣的受訪者回答，問題1是“如果臺灣獨立不會引起戰爭，你是不是同意臺灣應該獨立?”問題2是“如果兩岸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方面的發展相當，你是不是同意兩岸應該統一?”問卷收集后對答案進行交叉聯列和統計分析，可以揭示受訪者真正的認同，并描繪出調查樣本的認同分布趨勢。
2011年臺灣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開展了一項民意調查，其中涉及兩岸經濟交往與臺灣人的民族認同的關聯影響問題。根據上述“有條件的統獨選擇測量法”分類，民族認同被分為臺灣民族主義、中國民族主義、雙重認同和維持現狀及其他，而兩岸經濟交流對臺灣經濟發展的影響，則從正面、負面進行程度劃分。
分析指出，認同自己屬于中國民族的受訪者中，認為兩岸經濟關系密切對臺灣經濟發展“有幫助”和“幫助很大”的比例，高達88.9%。而認同自己屬于臺灣民族的受訪者中，對兩岸經濟關系對臺灣經濟發展影響的正面與負面看法比例分別是38.1%對41.1%。至于雙重認同者和維持現狀者的看法，也是多數認為有正面影響(分別是76.2%和73.7%)。這些數據說明，對臺灣經濟如何受兩岸經濟交流的影響，這個問題其實并不是一個可以完全客觀認識的問題，而是不同民族認同者有不同的看法——認同觀直接影響了利益觀，主觀性蓋過了經濟理性。
這種基于認同觀的利益觀，為藍綠兩大政治陣營開展政治斗爭提供了利器。雙方分別從自己的支持者——其中大部分是具有本方認同觀的民眾中動員和收獲選票支持。實際上，2010年反ECFA和2014年反服貿具有相同點：具有臺灣民族認同的民眾中很多人持反對態度，而具有中國民族認同的人則多持支持態度。
民進黨的階級路線與“反服貿”論述
即便民進黨內部人士也不否認“太陽花學運”的骨干們多出自蔡英文系統。本文要進一步指出的是，學運骨干們不僅在經歷上與蔡英文系統有緊密聯系，而且在政策觀點上也深受蔡英文推動的民進黨路線轉型的影響。這個路線轉型，就是要推動民進黨走向以階級政治、民生政策為主軸的選舉動員方式。
在1996年、2000年和2004年臺灣三次“總統選舉”中，民進黨注重沿著省籍族群統獨的社會分歧線進行切割式的選舉動員，凝聚臺灣省籍民眾的“我群”意識和本土認同，進而轉化為投票行為支持民進黨候選人，而國民黨常常被動地追隨民進黨的選戰議題。民進黨政客刻意宣揚“本土”對抗“外來”、“臺灣認同”對抗“中國認同”的二元政見論述結構。不過，2008年民進黨敗選之后，不少青壯派人士反思陳水扁時期的路線錯誤和執政弊端。羅文嘉就曾掀起一陣“二次黨外”運動，認為國民黨的兩岸政策不是意識形態問題，而是代表著龐大的利益集團，因此民進黨應該站在受薪階級、傳統農工階級及白領階級的立場上說話，走“中間偏左”的進步路線，才能抗衡國民黨的一黨獨大。在黨內青壯派要求改革的背景下，2009年初蔡英文啟動了檢討民進黨政治路線的措施，并宣示2009年為“社會運動年”，試圖重建民進黨與社運界的聯系。2011年8月蔡英文謀劃已久的《十年政綱》公布，標志著民進黨“中間偏左”政治路線成形。該政綱“總論”分析臺灣發展的新形勢：“經濟發展偏差造成失業率持續攀升，貧富和城鄉差距不斷擴大，已嚴重沖擊社會的和諧發展，分配正義的挑戰陸續浮現。”為了應對這個新形勢，《十年政綱》列出民進黨的六項基本主張，其中“就業導向的優質經濟”和“公平分配的互助社會”兩項主張成為引領民進黨選舉策略和未來施政重心的主軸。按照《十年政綱》的闡述，公平分配的互助社會，是指面對臺灣人口老化、少子女化、家庭解組、失業增加及工作貧窮擴大等社會新風險，臺灣當局必須建構“永續的社會安全網”，重視各項社會保險的公平性及永續性，同時應維護就業穩定、所得成長與勞工權益。這些政見主張正是“中間偏左”政治路線的要求，也是階級政治話語體系的重要內容。
2012年臺灣“總統大選”中，蔡英文不愿承認“九二共識”，又無法提出令人信服的兩岸政策，得不到中間選民特別是經濟選民的支持，最后以6%的得票比例小負馬英九。此后蔡英文辭去民進黨主席，建立智庫“小英教育基金會”收攏人才，培育力量。而本次學運的幾位骨干林飛帆、陳為廷、魏揚、黃郁芬等，或曾是蔡英文競選總部或小英教育基金會的青年追隨者，或本身就是民進黨員。他們的激進行動，未必直接受民進黨或蔡英文本人的策劃，但是從他們的很多言論中，可以辨識出蔡英文近年來政治路線和社會動員論述的痕跡。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黑箱服貿自救寶典》(媒體稱“反服貿懶人包”)的作者臺大經濟學系教授鄭秀玲也是小英教育基金會成員。學運一開始以“反服貿黑箱”為主訴求，跟2010年蔡英文反ECFA時主打反“黑箱作業”的論述如出一轍。所謂“黑箱”問題其實是程序問題，而激起更多社會民眾質疑和反對服貿的，恐怕是“批發零售生活產業將被陸資替代”、“弱勢產業將受沖擊”、“服務業勞工就業不保”、“兩岸開放不對等”等一系列似是而非的觀點。由于馬英九政府對兩岸服貿協議宣導不力，這些觀點謬種流傳。這些都是典型的“中間偏左”論述觀點和階級政治動員話語，在臺灣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經濟民生連年凋敝的時代背景下，極易煽動民意形成“反服貿”的浪潮。
三三零凱道游行前后，學運形成了“退回服貿”、“兩岸協議監督條例法制化”、“召開公民憲政會議”、“朝野立委支持人民訴求(即先立法再審查)”四大訴求。并且，學運支持民進黨提出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草案，從“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兩國關系”入手定位兩岸協議的性質。于是，服務貿易自由化這一經濟事務被轉換成高度政治化的議題。在這一轉換過程中，在國族認同的刺激下，在民進黨階級路線的影響下，學運對大陸經濟力量和兩岸經濟交流的恐懼超過了對臺灣經濟利益的考慮。不管服貿協議對臺灣經濟有沒有好處，只要它有可能削弱臺灣經濟的自主性，就是不正當的，因而反服貿也就成了正當、光榮的行為，其價值超過占領“國家公署”、破壞公物的法律問題。
總結
總的來說，臺灣“反服貿”運動中流行的階級政治話語和相關社會反響，主要源自家庭所得差距擴大所引發的貧富分化問題，而不反映穩定的階級分化或階級認同，也不存在西方工業化進程中的階級斗爭問題。歐洲社會過去常見的階級政治，在今天的臺灣已經浮現出來了，但這是一種沒有階級分化的階級政治，其動因更多地是兩岸關系中既有的國族認同問題和民進黨近年來的社會動員路線轉型。這是“太陽花學運”和民進黨以兩岸服貿協議將沖擊臺灣社會民生為號召，進行廣泛社會動員并獲得不少響亮回應的政治社會學邏輯。從2010年反ECFA到2014年反服貿，在民進黨的支持下，弱勢產業崩盤、失業危機、階級矛盾、陸資陸勞危及“國家安全”等令臺灣社會恐慌不已的話語被不斷地生產出來和大肆渲染，而且有可能成為今后臺灣政治選舉和社會運動的主要議題。
理想至上和對未來恐慌的青年學生們很容易接受這些流行議題及其背后的話語邏輯，并走上歷史舞臺熱情甚至自我獻身般地扮演著“創造歷史”的角色。但遺憾地是，今日的“太陽花”并非當年的“野百合”，太陽花學子們今天扮演的角色恐怕對臺灣未來的經濟社會發展毫無助益，對新興的臺灣民主制度的鞏固也是一次危險的沖擊。
在方興未艾的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和全球自由貿易大潮中，在中國大陸的全面崛起和新一輪改革開放大業中，臺灣確實值得保留她的來之不易的民主制度和生活方式，但是她的經濟前途除了中國大陸，無處可去。只有融入一個富強、民主、法治、自由的中國，臺灣的美好價值才能得到最有意義的彰顯，而這是需要時間的——對北京和臺北來說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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