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改革要防止宗教化
改革不是宗教，也不應該成為宗教。因此，改革不能宗教化。
當“兩會”期間主流媒體把政府工作報告中“改革”一詞出現的頻率作為新聞題材，并且聲稱“改革是動力，改革也是一場革命，改革還是一項永不停止，永遠沒有盡頭的工作”時(詳見《 李克強政府工作報告傳遞出改革最強音》，《人民網》2014年3月5日)，改革的輿論導向已經違背了“知止可以不殆”的常識，改革求變的思維反而成為一種危險的思維定勢，成為迷信和宗 教式崇拜。其實，改革僅僅是一種動作，是經濟社會基本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顏色革命”。任何動作的本身都沒有意義，而必須賦予意義。改革的性質體現于改革的使命與內涵。
在此，可以根據改革的使命、內涵和性質，把改革這一特定動作歸之于“善政”或者“惡政”，從而，改革可以區分為“正確的改革”和“錯誤的改革”、“前進的改革”和“倒退的改革” 、“愛國的改革”和“賣國的改革”、“利民的改革”和“害民的改革”、“進步的改革”和“反動的改革”等等。
如果改革有“善政”與“惡政”之分，那么，過去三十多年的諸多改革，究竟哪些屬于“善政”、哪些屬于“惡政”?今后的改革如何成為“善政”而避免“惡政”?對這些問題的深入思考 顯然比統計和比較哪一屆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使用“改革”一詞頻率更高要重要得多。
改革究竟屬于善政還是惡政?這與改革的口號和決心無關，但與改革的立場、世界觀、價值觀有關，與改革是否體現“天道”和順應歷史規律有關，與中華五千年來治理國家的經驗和教訓的 認識和理解有關，與對全球資本主義制度之本質和破壞力的把握和警惕有關，與如何正確理解社會主義道路的本質和特色有關。
改革需要主體性思維，需要按照不同的標準進行主體性分析。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社會已經形成了不同的社會主體和不同的利益訴求。從全球角度看，中國存在著國內利益主體和 國際利益主體的博弈;從國內利益主體角度看，存在著有產者和無產者之間不同的利益訴求;從縱向角度看，存在著國家民族整體利益和社會各階層不主體利益之間的差異。這是現階段中國 社會與三十年前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社會的根本區別。今天，我們需要高度警惕國際經濟金融集團通過里應外合來操縱和綁架中華民族的長期利益;同時，我們還需要警惕國內資本和權力的強 勢集團主導和操縱國家的整體利益，侵害弱勢群體的利益，造成社會經濟發展的失衡。
我們需要從改革開放初期那種朦朧詩歌般的激情和浪漫中走出來，徹底拋棄改革開放的理想主義甚至幻想主義，回歸社會經濟現實，看清國家和民族復興的偉大使命和實現途徑，明確改革的 主線，樹立改革的主線意識;同時，需要看清改革的底線和紅線，必須堅守底線，不碰紅線。
中央成立改革領導小組是改革開放以來一次重大的組織創新，全國上下對此寄予了厚望，從此，中國的各項改革包括曾經改錯而重新回歸正道的改革，可以在組織層面上自上而下地體現改革 的主線意識、底線意識和紅線意識。
第一部分：什么是改革的目標主線？
中國經濟改革的主線意識：什么是經濟改革的目標主線?
這是一個首先需要討論和回答的問題。
沒錯，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主線是發展生產力。但是，必須明確，中國的經濟改革是為了發展“中國的生產力”，而不是為了發展“美國、日本、歐洲的生產力”，不是為了使中國成為經濟 金融殖民地。因此，經濟改革和發展生產力需要確立自主意識和獨立意識。
今天，中國經濟的困境和宏觀調控的失效，源于中國經濟的“三大頂層權力”(即基礎貨幣發行權、人民幣匯率定價權和人民幣資產定價權)的全面喪失(詳見《誰掌控了中國經濟的頂層權 力》一文)。這說明，中國發展生產力的目標主線已經偏離了獨立自主的軌道，開始陷入拉美化的困境。
就發展生產力本身而言，這里還需要進一步討論：發展中國生產力的具體內容究竟是什么?是發展GDP、城鎮化、城市化、房地產化、世界工廠化、信息化還是工業化?
從生產力發展狀況的角度看，迄今為止的人類社會只能劃分為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而不存在超越工業社會的“城市化社會”、“城鎮化社會”、“信息化社會”、“后工業化社會”之說。 因此，發展生產力的內涵必須是也只能是實現中國的工業化，并在此基礎上實現科技、農業和國防的現代化。這是自洋務運動以來幾代中國人所追求的“中國夢”。
但是，工業化不是“工廠化”、“代工廠化”、“開發區化”、“世界工廠化”、“房地產化”。工業化是打造“工業之虎”，而不是培養“工業之貓”。
按照美日歐等國的工業化標準，工業化意味著：(1)本國資本(而不是外國資本)主導著國內主要的產業部門;(2)本國企業(而不是外國企業)主導本國乃至全球的技術創新;(3)本國 公司(而不是外國公司)擁有上游原材料供應的控制權和下游產品銷售的定價權;(4)本國的裝備工業可以武裝國內大部分產業并達到世界先進水平;(5)本國的工業體系擁有強大的國防 轉化能力;(6)社會財富工資、福利、利潤和稅收的方式由本國社會成員分享而不是通過跨國資本和海外移民等途徑轉移出境;(7)本國政府擁有獨立的貨幣發行主權、匯率定價主權和資 產定價主權，而不是受制于外國政府、外國央行和外國資本集團。根據上述標準，中國與工業化國家的差距仍然是巨大的。
三十多年來，中國付出了巨大資源與環境的代價，但是，中國僅僅成為一只“工業之貓”，并沒有成為“工業之虎”。這說明，在中國追求工業化的過程中，始終不清楚“工業化的內涵”和 “工業化的衡量標準”，始終憑著對工業化的膚淺理解摸著石頭過河，直到現在走進遍地開發區、遍地融資平臺、遍地低水平重復投資、遍地產能過剩、遍地污染和癌癥迸發的深水雷區。毫 無疑問，中國在發展生產力和追求工業化的征途中被西方經濟理論誤導了。如果這一根本目標被誤導了，那么，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就被誤導了。
改革必須按照工業化的內涵和標準，以實現中國真正的工業化作為目標主線。為此，一切改革措施必須圍繞著中國實現工業化這一目標主線，打造出實現中國工業化的制度優勢、市場優勢、 金融優勢和生活成本優勢。
以往的改革改出“四大攔路虎”
遺憾的是，中國的經濟改革不僅沒有打造出上述四大優勢，反而改革出來四大攔路虎：
(1)制度攔路虎：工業和農業領域一系列“去組織化”的改革使得工農業生產經營活動陷入嚴重的無序和混亂狀態。當下中國的理論界、企業界和各級政府還有人講產業布局和經濟規律嗎? 沒有。此外，司法行政等腐敗讓企業支付著高額的制度成本。制度攔路虎的其它方面在此不一一列舉。
(2)市場攔路虎：以開放促改革的思路導致各地展開引進跨國壟斷資本的大躍進，國內市場缺乏類似于美國和日本等國在工業化初期的那些必要保護，國內市場成為跨國資本欺行霸市的、開 展不對等競爭的國際市場，而海外市場對于中國本土資本和企業依然是銅墻鐵壁、壁壘重重;對中國企業而言，中國的市場經濟其實是“沒有市場的經濟”。國內市場的喪失構成中國實現工 業化的一大障礙。人民幣匯率的被迫升值、中美TPP談判、政府采購協定談判和投資協定談判將進一步擠壓國內企業的市場空間。
(3)金融攔路虎：人民幣匯率改革使中國喪失了匯率定價權，近10年的人民幣單邊升值，使得跨國公司可以憑借進口零部件的成本優勢絞殺國內本土實體企業，同時把國內出口導向型企業逼 上絕路。迄今為止政界和學界對此現象始終視而不見，任憑實體經濟持續惡化。
此外，人民幣被迫升值還引來美元熱錢狂潮，美元資本完全主導了中國基礎貨幣的發行，稀釋著中國國民的儲蓄財富;同時，為了對沖熱錢流入和招引外資導致的貨幣超發，央行持續提高存 款準備金率并發行央票回籠資金，不斷緊縮國內企業的流動資金貸款額度和推高貸款利率。匯率制度改革和央行公開市場操作把中國實體經濟逼到錢少、錢貴甚至無米下鍋的境地。全世界哪 一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持續著10年升值本幣、維持著全世界最高的存款準備金率和貸款利率?哪一個國家的央行能夠如此無能和不負責任?
在此情況下，中國資本市場不僅沒有雪中送炭，而是落井下石：通過推出股指期貨和融券業務的改革，為國內外投機資本做空指數、打壓股市、破壞資本市場直接融資功能提供了極其有效的 工具，最終導致直接融資效率低下，IPO陷于停頓。與發達的工業化國家快速高效的融資效率和價格低廉的貸款利率相比，中國實體企業陷入在融資低效率、貸款高利率的雙重困境之中。在此 背景之下，央行居然還要推出所謂的“利率市場化改革”，使高利貸合法化。中國的金融改革嚴重偏離了中國追求工業化的目標主線。
(4)生活成本攔路虎：醫療改革、住房改革和教育改革并沒有形成低成本的醫療、住房和教育，沒有形成中國實現工業化所必須的勞動力生產與再生產的低成本優勢，而是成為推高勞動力成 本的三只老虎。醫療、住房和教育的市場化與商品化改革意味著這些行業必須存在利潤甚至暴利，意味著中國工業產品競爭優勢和創新優勢的喪失。
可見，未來中國經濟改革必須明確目標主線，這就是：一切改革必須聚焦于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工業化、聚焦于實現中國人自己的工業化、并為實現工業化創造出制度優勢、市場優勢、金融優 勢和生活成本優勢。這是衡量一切改革政策和措施正確與錯誤的首要標準。
從實現中國真正工業化的角度看，對于那些不能創造出中國的制度優勢、市場優勢、金融優勢和生活成本優勢或者破壞中國的上述優勢的所謂“改革”，不是進步，而是反動。
第二部分：什么是改革的制度底線？
中國經濟改革的底線意識：什么是經濟改革的制度底線?
改革不能突破制度底線。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凡屬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據。
任何突破制度底線的所謂“改革”不能稱之為改革，而是“顏色革命”。因此，改革決非無止境、無邊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改革，如果缺少制度的底線意識和邊界約束，那將自掘墳墓， 不僅可以亡黨，而且可以亡國。
中國經濟改革的制度底線是什么?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是工業領域的全民所有制和農業領域的集體所有制。經濟體制改革只能改變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實現形式，使之更有活力、更有效率、 更加公平、更好地實現共同富裕、消滅貧富差距，而不能改變所有制本身，不能把全民所有和集體所有變為私人所有和外資所有，不能使中國與發達國家之間形成更大的貧富差距，不能在國 內百姓之間形成日益嚴重的兩極分化。
要防止借用混合所有制改革之名再次瓜分全民財富和削弱全民所有制。混合所有制不能僅僅意味著私人資本和外資可以參股國有企業，還應該意味著國有資本可以參股和控股私人資本和外資 企業。如果只許民資和外資參股和控股國資而不允許國資參股和控股民資和外資，那么，這種所謂的“混合所有制”實質上已經突破了社會主義的制度底線而屬于所有制領域的“橙色革命” 。為了防止外資和私人資本以混合所有制之名、行“橙色革命”之實，必須強調：在發展所謂的混合所有制過程中，國家資本、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應該發揮主導性、骨干型作用，應該更有 效率、更有效益、更有擴張性，并承當起更多的組織經濟的責任、科技創新的責任。國有經濟的壟斷地位不能動搖。壟斷是市場經濟的高級形式，代表著組織化和有序化。為什么外資可以壟 斷而國資就不能壟斷?在國內民營資本的資金、技術、管理能力以及國家忠誠度仍然處于低水平的情況下，國資退出的空間必然被外資所占領，國資退出壟斷必然被外資所壟斷。如果中國經 濟進一步被外資所控制，那么，中國的工業化之夢必將破滅。這樣的改革顯然違背民族意愿和歷史潮流。
社會主義所有制不僅與市場經濟是兼容的，而且有利于把市場經濟推向有序化和組織化的高級階段，從而避免市場經濟初級階段的無序競爭和頻繁危機。對于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 有制，首先需要理論自信，然后才能產生制度自信。現在相當多的學者、官員、國企領導沒有理論自信，由此缺乏制度自信，結果是言不由衷、表里不一、人格分裂。
中國經濟制度的三大特征
中國需要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導的基礎上發展市場經濟，因此，中國的經濟制度必須旗幟鮮明地強調以下三大內容、突出三大特征：
(1)是市場經濟而不是計劃經濟。這意味著：市場體系特別是資本市場要發揮資源配置的基礎作用(但不是決定性的作用，因為起決定性作用的不是市場，而是市場背后的力量)，同時，以 法制維護市場秩序，以公平維護有序競爭。
(2)是“有組織的市場經濟”而不是“無組織的市場經濟”。這意味著一切“去組織化”的改革、一切可能導致條塊分割的改革、一切可能導致無序競爭的改革都必須堅決制止。
中國農村的“去組織化”改革實屬發展“無組織、無序化的市場經濟”，最終導致“三農問題”、農村環境危機和食品安全危機，還導致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基層經濟組織消失和基層政權黑 社會化，從而成為非法組織和恐怖組織生根發芽的土壤。農村改革的后果需要認真反思。
為了提高國際競爭力，與國際壟斷資本開展平等競爭，中國經濟必須走有序化、組織化的道路。中國的改革必須以發展“有組織的市場經濟”為目標。當今中國的市場經濟主體是由外國資本 、民間資本和國家資本所組成。究竟應該讓哪一類資本充當中國市場經濟的組織者?這是一個無法回避的選擇。顯然，作為獨立自主的國家，中國決不能讓外資主導中國的工業化，不能讓跨 國資本成為中國市場經濟的組織者和主導者;而民間資本還缺乏經濟實力、管理能力和國家認同能力，這類資本還不能充當中國工業化的組織者和主導者;因此，排除了外國壟斷資本和本國 民營資本之后，發展“有組織的市場經濟”只能依靠國家資本。國家資本不僅要充當工業化的組織者，還要承擔起農業組織化的責任，承擔起國防現代化、科技現代化和網絡信息安全的責任 。這是歷史賦予國家資本的責任。國家資本不僅不能削弱，而且還要加強。
(3)是“社會主義有組織的市場經濟”而不是壟斷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這不僅意味著體現全民所有制特征的國家資本在發展經濟過程中需要發揮主導作用，而且意味著教育、醫療和住房等領 域必須具有明顯的社會主義特色。在推動中國經濟市場化和組織化的過程中，全民所有制性質的國家資本承擔著主要的責任、發揮著主導的作用。這就決定著這種“有組織的市場經濟”屬于 社會主義性質。同時，應該通過開征資本利得稅、財產贈與稅和遺產稅等措施，優化稅賦結構，提高全民醫療、教育和住房的保障水平，消除城鄉差別和兩極分化。
總之，中國的經濟改革需要劃出改革的制度邊界，需要有底線意識，需要防止體制改革變成不自覺的“顏色革命”。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自我完善，是在全民所有制和 集體所有制基礎上建立“社會主義有組織的市場經濟制度”，而不是將國家資本和國有經濟貼上低效、壟斷、不道德的標簽然后由外國壟斷資本和國內私人資本(主要是權貴資本)進行切塊 、分割、占有和“混合”。
第三部分：“三大紅線”不能碰
中國經濟改革的紅線意識：什么是經濟改革的安全紅線?
任何改革不能危及金融、經濟、社會和國家的安全。這就是改革的紅線或高壓線。如果沒有改革的紅線意識和安全意識，那么改革將可能導致中國經濟金融體系撞上深水炸彈，導致社會動蕩 ，危及國家安全。
在現階段，中國經濟領域的改革必須劃出三大紅線：即，在農業領域，要堅守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不被破壞的紅線;在工業領域，要堅守國有資本不被削弱的紅線;在金融領域，要堅守資本 項目和貸款利率繼續實行嚴格管制的紅線。
第一、關于農村農業改革的紅線
中國農村的“去組織化”改革是產生“三農”問題的制度根源。中國的農業、農民和農村必須重新組織起來，發展“農村有組織的市場經濟”。中國不可能選擇國內的城市工商資本和境外跨 國資本充當中國農業的組織者和農村的管理者。如果鼓勵國內外資本下鄉，把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制改變為私人資本所有和海外資本所有，那么，資本追逐利潤甚至超額利潤的天然屬性必然 造成農民的貧困和城市居民生活成本的提高，這將動搖中國經濟社會穩定的根基。
農村土地確權不應該向農民個人確權，而應該向農村集體確權。土地確權應該旨在保護種地農民的利益，而不是保護不勞而獲的收租者利益和圈地者利益。撂荒的土地應該由農村集體組織收 回并無償地流轉到種地農民手中，而不應該由土地承包方向種地農民流轉并收取地租。現在，土地確權和土地流轉的諸多改革正在把中國農村的土地集體所有制變得有名無實或名不符實，中 國農業和農村進一步向危機的懸崖邊緣滑行。必須認識到：中國農村改革已經觸及紅線。正確的農村改革道路應該是不斷完善和壯大農村土地等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制，并在此基礎上把農民 、農業和農村重新組織起來，發展“農村有組織的市場經濟”。
第二、關于城市經濟改革的紅線
在城市經濟領域，要防止以發展所謂的“混合所有制”的名義觸及改革的紅線，要防止削弱國有資本的規模、地位和作用。從理論上分析，“混合所有制”是一個含糊、多余的概念。作為新 經濟概念的“混合所有制”沒有回答：“混合所有制企業”的主體或主導者是內資還是外資、國資還是民資?這種“混合”是外資和民資參股國資的“混合”還是國資主動參股外資和民資的 “混合”?“混合所有制”與“有限責任的公司制”和“股份公司制”之間存在任何本質區別嗎?如果一個新的經濟概念無法清晰地回答上述問題，不知所云，同時與已有的概念存在重復， 那么，這個新概念的提出者不是理論修養不夠就是別有用心。在此，必須警惕“混合所有制”變成“混水摸魚制”，從而進一步削弱國有經濟的規模和主導作用。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到2005年，經濟理論界一批被稱為“知識恐怖分子”的人制造了“現代企業制度”這一時髦的概念并成為政府的政策，使金融企業股權遭到外資的瓜分和洗劫，直接損 失數以萬億計，同時，國內諸多實體產業的龍頭企業慘遭外資“斬首”。可謂教訓深刻。現在那些信奉市場原教旨主義的“知識恐怖分子”又炮制了“混合所有制”這一新概念，毫無疑問， 其目的就在于蠶食中國國有經濟的最后陣地(如中國鐵路、石化、電網、軍工等)，有步驟地瓦解中國經濟制度與社會制度的基礎。在此必須高度警惕。
國有企業的壟斷利潤具有國家稅收的性質，出讓國有壟斷企業的股權意味著外資和私人資本參與征稅，這將加劇社會的不平等和不穩定。
推動中國新型工業化、發展“社會主義有組織的市場經濟”、提升中國經濟的整體競爭力，離不開國有經濟和國家資本。在中國工業化和國防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外資不能靠，民資不可靠 ，只能依靠中央和地方的國資，只能依靠各級國有企業和國有控股公司繼續發揮著主導產業升級、引領科技進步、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從“兩彈一星”到核電、高鐵、北斗，哪一項巨 大進步是國內民營資本或海外資本帶來的?過去中國生產力的巨大進步依靠的是國家資本，未來仍然需要依靠國家資本。搞所謂的“混合所有制”不能削弱國有經濟，不能使中國經濟的主導 權落入海外跨國資本、國內買辦資本和私人資本的手中。這是改革的紅線。相反，國家資本應該主動布局，在科技創新領域、三農領域、流通領域對民營企業和外資進行參股甚至控股。國家 資本應該發揮引導投資、、主導投資、推動產業升級的先鋒隊作用。
全民所有制和國家資本管理體制的改革思路是：在所有權與經營權適度分離的基礎上，對資本管理權和經營權進行市場化授權，通過組建專業化的資產管理公司，改變現有的行政化授權的方 式，使國有資本主導的企業更快地適應市場變化、更具市場活力、更好地完成市場的組織化和有序化。
第三、在金融領域，要堅守資本項目管制和利率管制等紅線
資本項目自由化、人民幣可自由兌換、美元可以自由進出中國是目前國際資本最大的訴求。國際資本這一訴求被巧妙地包裝為以下漂亮的謊言：資本項目自由化有利于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有 利于人民幣國際化、有利于國內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有利于對外開放、有利于……似乎資本項目自由化可以使中國迅速成為美國、可以使人民幣迅速成為美元、中國只要印刷人民幣就 可以到國外購買能源和原材料。這些謊言掩蓋著國際資本洗劫中國財富的真實目的。
改革要高度警惕“卡瓦略式”人物
中國央行領導人不知出于什么動機和目的也同跨國資本一樣急于推動資本項目自由化和利率市場化，其行為讓人們想起了南美洲那位將國家推下懸崖的阿根廷前經濟部長卡瓦略。
卡瓦略曾在美國名校接受新自由主義教育(對比：中國央行大批官員有著與卡瓦略類似的教育背景和洗腦經歷);任職之后卡瓦略竭力主張銀行私有化、全力推進資本項目自由化(對比：中 國央行領導也曾竭力主張商業銀行必須引進國外戰略投資者、不承認商業銀行股權被賤賣的事實，而目前則竭力主張資本項目自由化);在阿根廷金融危機前夕卡瓦略協助西方金融資本外逃 (對比：在中國經濟持續下行、外資開始逃離中國之際，中國央行繼續推動人民幣升值的基本趨勢，并在上海自貿區實行人民幣可自由兌換美元的政策，可見，中國央行具有協助西方金融資 本外逃的嫌疑);后來卡瓦略以出賣情報破壞金融安全的罪名遭到逮捕(對比：如果中國像阿根廷一樣爆發嚴重的金融危機和持續的社會動蕩，那么，那些推動資本自由化、利率市場化、企 業私有化、股市衍生品化的官員們也可能會得到與卡瓦略類似的下場)。(參閱楊斌《戰略性腐敗已成為西方“智能帝國主義”的利器》，《國防參考》2013年12月)。
在中國經濟結構處于嚴重失衡的狀態下、在外貿和房地產兩大經濟引擎接近熄火的情況下、在企業和地方政府處于高負債的狀況下、在人民幣被嚴重高估的情況下、在外資囤積在國內的人民 幣資產總價值高于國家外匯儲備的狀態下，總之，在上述諸多不利的前提下，中國央行等金融管理部門竭力推進資本項目自由化、存貸款利率市場化、資本市場高杠桿化(即推行融券做空、 股指期貨、國債期貨等衍生品化大躍進)，看似是要給中國經濟帶來改革的光明，其實是在火藥庫里玩火。無知者無畏。當前中國經濟最可怕的東西不是地雷，而是那些把地雷當西瓜的改革 設計者：他們沒有經濟和政治的全局觀、沒有經濟金融的預見性、沒有與國際資本博弈和對決的能力，一句話，他們沒有真正懂金融，更不懂國際金融和國際政治，但他們手握金融改革的方 向盤，而且腳踩油門。中國改革必須高度警惕這類身居高位的“卡瓦略式”人物。為了中國改革不走邪路，這些“卡瓦略式”人物必須盡快調離經濟金融體系。
在中國解決上述諸多經濟問題之前，在中國重新掌控宏觀經濟的“三大頂層權力”之前，中國應該把資本項目自由化、利率市場化和股市衍生品化列為金融改革不可觸摸的帶電的高壓線或改革的紅線。只有這樣，才能避免中國成為阿根廷、智利和希臘。
結束語
中國有人曾經言必希臘，現在往往言必美國。如果現在中國改革言必美國，最終結果將是：中國成為第二個希臘。新中國的成立是中華民族重新崛起的起點，我們還在國家建設的征途之中。如果說改革依然可以代表著建設國家的進取精神的話，那么，我們需要繼續保持這種進取精神，同時把一切改革的政策和設計放置于主線意識、底線意識和紅線意識的三維坐標之內進行選擇 、平衡和判斷，從而防止改革的結果事與愿違、與國家發展方向相矛盾、與人民利益相對立。拯救中國經濟的時間已經不多了，10年來一系列錯誤的經濟金融政策必須馬上糾正。
2014年5月1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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