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改革開放極大促進了我國工業的發展，但我們同時也要清醒地認識到存在的問題。我國工業技術整體上落后于西方，中小企業過度競爭，中低端產能過剩，高端產品多受制于人，自主技術創新和國際營銷能力不足。在強勢外資的競爭面前缺乏明確的應對策略。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核心是以技術自主創新推動產業升級，以發展戰略為導向，統領經濟改革和發展政策，綜合考慮政府和企業、微觀競爭和綜合協同、開放性和自主性之間的關系以及產業技術政策、市場政策和對外經濟政策之間的配合。
一、我國工業建設的成就
新中國前30年，我們在一個農業國的基礎上，集全國之力建立了獨立完整的工業-科技體系，以及初步配套的基礎設施。工業年均增長率達到11%。盡管這個工業體系還遠落后于西方工業國，但這已經是我國領先于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突出優勢，是日后經濟起飛的物質基礎，來之不易。
1978年后連續30年，我國GDP以年均近10%的速度增長，其中工業增長是主要貢獻因素。1978年-2013年，工業增加值從1600億元增至21.9萬億元(其中發電量凈增16倍)，工業規模從1978年的世界第10位升至第1位，占世界工業總量的20%。220多種工業品產量居世界第一位。
盡管我國工業總體技術水平已有很大提高，但和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改革開放的本意，是要消除舊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病、激發經濟活力，引進消化國外先進技術為我所用，加快現代化建設。
二、工業領域改革的主要措施和指導思想的檢討
1992年以來，在工業領域改革開放的主要政策有如下幾方面。
(1)國有企業改革。全面推進股份化改制，下放各項經營管理權，原則上取消虧損企業的財政補貼和信貸支持、直至破產、實現“自主經營、自負盈虧”。(2)政企分開、政府機構不再管企業。撤銷工業主管部門(工業部-經貿委-撤銷，后恢復工信部)，原工業部屬重點企業均絕大部分下放地方。(3)科技體制改革。原部屬科研院所(行業共性技術研發機構)一律轉為企業。(4)原則上取消對企業進口裝備的限制，作為“入世”的配套政策。(5)擴大開放。對外資實行普遍優惠政策，不斷放寬外商投資領域和股權比例。(6)對私營企業的鼓勵優惠政策。等等。
改革開放極大地促進了經濟發展。但是，我們也不應該回避其中的問題。只有認真總結經驗，克服弊病，才能保持健康發展勢頭。在工業改革和發展的指導思想方面，以下傾向是值得注意的。
(1)理論界盛行對“市場化、自由化”教條的迷信和為改革而改革(市場是服務于發展的手段而非目標)的傾向。不少人固守30年前的老經驗，將國企產權改革、反壟斷、鼓勵非公經濟、減少政府干預等訴求絕對化，缺乏工業和技術的基本知識，對我國工業面臨的國際競爭、自身狀態、前進方向(自主創新和產業升級目標)若明若暗。
(2)改革的著眼點，僅限于推進國內的市場化，無視全球化的環境和強勢外資的挑戰，開放缺乏分寸感和“度”的把握。過于相信“自由貿易”教條、迷信“外資=中國企業”，單方面對外資實行普遍優惠，放任外資擴張滲透。面對跨國公司的系統競爭優勢(規模、組織、技術、國際營銷等)，缺乏應對思路和相應政策。
(3)經濟發展戰略長期受“唯GDP、比較優勢論”影響。“引進消化吸收-促進產業技術進步”的基本方針一度淡化，組織重大技術和裝備的國產化政策執行不力。有人將以國企為主體的工業核心部門斥為“錯誤的趕超戰略”的產物，主張任其在國際競爭中自生自滅。另一方面，片面宣揚“融入全球化”、“承接西方產業轉移”，各地競相招商引資、抓GDP，忽視培植自主技術能力和產業體系、忽視自主開拓國際市場，經濟發展主導權部分旁落。
(4)淡忘“以我為主”的科技-工業現代化戰略，過分依賴“市場換技術”，耽于“引進外資=引進技術、買技術成果=獲得技術能力”幻覺;弱化政府協調的科技攻關機制，分頭引進外資或技術，對西方技術封鎖被動應付。自主創新的意志和能力受到壓制。
三、改革開放以來工業結構的變化
1.國企大規模改制的后果
1995年-2005年全面推進國企改制，出臺鼓勵“民進國退”的政策(不斷擴大外資準入領域，出臺新舊“非公36條”等)，致使我國工業實現了充分的市場化和高度開放。
其間，我國工業結構經歷了劇烈變動。約80%國企破產，或通過MBO等方式轉為私人企業或三資企業，6000萬職工下崗，自有技術隊伍損失慘重。東北等老工業基地衰落，工業核心部門面臨生存威脅。一些人不顧產業結構的危局，一意孤行搞全面私有化、“靚女先嫁”，甚至鼓勵“戰略投資者”(跨國公司)并購我國重點骨干企業、拆毀綜合國力的支柱。2004年-2006年的改革大爭論，遏制或減緩了這一勢頭。
2.目前工業中各類經濟成分的分布情況
在煤油氣田、電力、石化、冶金、交通運輸裝備(鐵路、造船)、軍工等大型戰略性或命脈性行業，仍由國有經濟占主導或絕對控制地位，民營企業在鐵礦已占絕對優勢。
在機械加工、化工、造紙、制藥、建材等行業，三種經濟成分激烈競爭，民企在部分領域占絕對優勢。國企在裝備制造業產值中占1/5(電子、儀器儀表僅1/10)。其中為國防和基礎工業提供重大裝備的“國寶”級企業，近10年獲得多項重大技術突破。
表1 2000-2012年中國工業各經濟成分變動情況
企業數量(萬個) 資產(萬億元) 主營收入(萬億元)
2000 2012 2000 2012 2000 2012 年 增長率
全部工業 16.28 34.38 12.62 76.84 8.42 92.93 22.2%
國有企業 5.35 4.79 8.40 31.21 3.34 24.51 18.1%
私營企業 2.21 18.93 0.39 15.25 0.48 28.56 40.6%
外資企業 2.84 5.69 2.57 17.23 2.25 22.19 21.0%
其他類型企業 5.88 7.97 1.26 13.15 2.35 17.67 18.3%
國有企業占比 66.6% 40.6% 39.7% 26.4%
私營企業占比 3.1% 19.8% 5.7% 30.7%
外資企業占比 20.4% 22.4% 26.7% 23.9%
其他類型占比 9.9% 17.2% 27.9% 19.0%
資料據《中國統計年鑒2013》，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3年
民營企業(私營+各類非國有控股)分布在所有競爭性行業。除少數大中型企業和十幾萬家科技型企業之外，絕大多數企業規模偏小，組織管理水平參差不齊，缺乏技術研發的眼光和實力，處于拼成本競爭的狀態，尚不具備與跨國公司抗衡、充當“創新主體”的實力和機制。很多行業集中度過低，技術檔次低，行業協調差。
三資企業(外資+港澳臺控股)。1979年-2012年我國實際吸收外國直接投資超過1.28萬億美元，外企在許多行業已位居前幾名，反客為主。外企獨資比重不斷提高。我國工業體系面臨被外資侵蝕分割的危險。
外資企業在中國注冊，帶來了資金和現成技術，帶動了就業。但從權益的歸屬、資源可動員性與可調控性的角度看，外資企業不能計入綜合國力的有效部分。
外資在紡織服裝、輕工類、電器設備占銷售額30%左右，一般裝備制造業占20%-30%，電子通訊占76%，儀器儀表占46%。輪胎(橡膠)、水泥、玻璃、電梯行業中，前幾大企業均為外資;在電機、工程機械、工業鍋爐、工業汽輪機、低壓電器等行業的重點企業，都有被外資“斬首并購”的情況。
輕工業開放程度更高。外資在該領域占據主導權的，典型者有制藥、日用化學品、一般金屬制品、飲料、肉制品、糧油加工等。此外，外資還向農業、種子、物流(流通)、快遞、零售(超市)、農產品儲運網、城市供水供氣、金融及各類服務業(會計、律師、咨詢、信息)延伸，這些領域都不同程度地關系國計民生。我國經濟安全形勢不容樂觀。
3.國有企業是經濟社會健康發展的中堅力量
盡管國有經濟在總量中的比重不斷降低，但自2000年以來，總體的績效逐步改善。關于國企和非國企的效益的對比。在競爭性行業(如裝備制造業)中，就工業增加值率指標看，各類所有制企業差別很小(都在26%左右)。私營企業的資產利潤率遠高于國企，但因工資成本差異、各行業資本構成的差異和稅率差異等因素，資產利潤率只能說明部分問題。
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DO)2001年報告指出：工業行業可分為“市場驅動”和“技術驅動”兩類。典型如：服裝廠需要根據市場快速變動及時調整產品樣式的能力，而電廠的效益主要來自技術設備和管理水平。不同類型的企業都可以在適合自身優勢的領域發揮作用。我國國企目前主要分布在技術驅動性強、規模效益顯著的行業，這是和國企管理體制的特征大體適應的。
國有企業的貢獻還體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產業的支柱作用。如大型裝備制造業具有很高的關聯度，一家大企業可帶動數十上百家上游供應商和下游服務商、拉動社會需求和就業。大企業和眾多中小企業是共生共存的關系，龍頭企業的發達就等于中小企業的興旺。
第二，國有企業承擔了更多的社會責任。國企僅占經濟總量的20%，上繳稅金占全部稅金的38%。就企業上交稅費占全部盈利(企業利潤+各種稅費)的比重看，國企為60%以上，私營和外資企業在30%-35%之間：“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每100元主營業務收入所交納稅金、附加和增值稅，國企為8元，私企為3.2元，外企為2.3元”(2011)。這導致國企利潤率明顯低于非國企。
第三，國企職工的工資收入普遍高于其他所有制普通職工的工資(平均大約是其他類型工人的2倍)。所謂“國企職工收入高造成貧富差距”的說法是牽強的，非公企業高管薪金與工人工資之間的巨大差距，是貧富差距的主要因素。國企工資水平較高，實際上是平衡一次分配格局的積極因素。
第四，骨干國有企業對提升綜合國力發揮了中堅作用。過去10年，國內成長起一批特大型企業，到2012年中國大陸有70家企業躋身世界500強，其中66家是國有企業。國企在自主創新、進口替代、重大工程建設等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石油勘探和開采技術達到世界先進水平，保障了國內的巨大需求。鐵路系統將自主研發和引進消化相結合，使我國鐵路裝備制造和鐵路運輸能力跨上了新臺階。國有骨干裝備制造業近年來實現了多項技術突破，如百萬千瓦超臨界火電機組、70萬千瓦水電機組、特高壓交流/直流輸變電系統、第三代核電設施國產化、百萬噸級乙烯裝置、大型施工機械、港口起重機械，以及多種高端機床、工業控制系統……的技術突破和應用，帶動了整體工業的技術升級，提高了人民生活質量，在一系列敏感領域沖破了西方的技術封鎖。
第五，關于“國企壟斷”問題。屬于自然壟斷范疇的鐵路、電力網、電信網、城市供排水系統，以及油氣體勘探開采等事關全社會福利和國家戰略的領域，由國家增強控制力和影響力是必要的。為避免因壟斷造成的價格、腐敗等問題，需要加強政府監管。這一類行業的運行效率更多來自技術和管理，且更強調社會責任。如果委托私人企業運營，則效率和社會責任的效果不一定理想，反而提高政府監管難度和運營成本(如英國鐵路網私有化的教訓)。
事實證明，在多種所有制并存和市場化的環境下，國企通過自身的改革逐漸適應了市場競爭。國有企業不僅沒有“拖經濟發展后腿”，而且對國家的結構優化、技術創新以及兼顧收入分配的公平方面，都起到了正面積極的作用，發揮了特有的優勢。曾經流行的“國企冰棍論”，只反映了特殊時期的情況。
四、當前我國工業結構存在的主要問題
(1)我國工業總的特點是大而不強。我國是世界制造大國、技術后進國、品牌和知識產權小國。2007年我國工業平均增加值率是26.45%，同期美國為44.85%、英國為33.04%、日本為33.94%、德國為28.51%。這大體反映了我國工業結構和綜合競爭力的水平。
我國中小企業數量大、產業集中度低、過度競爭，企業協作協同機制弱;技術研發、國際營銷能力不足，缺乏足夠的內資大企業作為凝聚行業的骨干。外資對很多行業虎視眈眈。
國內工業結構，偏重勞動密集型出口加工業和原材料工業。工業產值中，原材料約占一半，在制成品中消費品占一半。這反映了偏重基建和房地產投資的宏觀需求狀態。另一方面，中低端產能嚴重過剩，多數高端產品沒有供給能力、受制于外國(或外資)。
(2)出口加工業被壓在國際產業鏈的中低端。我國工業產值的1/4用于出口(工業品占總出口額的90%多)，出口總值的58%(電子通訊的90%)由外資完成，出口的50%是貼牌組裝加工(三來一補)。出口加工業除用電用水之外，和國內工業的關聯性很小。
出口工業品主要是紡織、輕工、電子通訊，機電產品以及部分原材料。2000年以來，出口額中裝備類產品的比重迅速上升到50%，但高端設備和零部件占進口的比重也達到50%左右。
沿海出口加工業已“融入”西方主導的國際分工體系。跨國公司掌控全球產業鏈的高附加值環節--研發設計、高端加工、營銷(訂單、運輸、金融保險)、客戶服務(如工業裝置、民機運行的遠程監控維護)，即“微笑曲線”，中國廠商處于底部簡單加工環節。貼牌產品出廠售價僅占總價值鏈的10%強。由于30多年“招商引資、借船出海”、“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心理，致使本國企業品牌建設、跨國營銷的能力沒有形成，反養成甘當世界“車間”的心態。
(3)多數行業缺自主核心技術。我國工業的低水平規模擴張已近極限，不少人錯誤地以為“中國已進入后工業時代”。實際上我們遠未走出工業化追趕階段。我國工業增長主要是平面式的規模擴張，我國企業創新能力差、自主技術欠缺。關鍵核心技術依存度超50%(2002年為87%)，先進技術和裝備反復引進、被動追趕，消化不力。工業界估計，我國工業技術水平和發達國家的總體差距，約為10年-15年。
紡織業與國外的差距依然巨大。我國纖維加工量占國際貿易的30%，但高端纖維和高級面料基本靠進口，紡、織、染、整各工序設備大部分靠進口。大量出口坯布染整后再進口，每米倒貼0.4美元以上。該行業早已市場化(國企不足10%，民企50%)，政府基本不管，但至今沒有自己的品牌，看不到技術創新，只有殘酷的殺價競爭。顯然，市場化經濟顯然不是“企業家”成長的充分條件。
裝備制造業中的高端產品仍然受制于人。中低檔產能(淺層次加工)過剩，大部分核心技術(整機設計和系統集成、材料、控制、高端元器件、基礎零部件等)屬于“瓶頸”，掌握在外資(外國)手中。高端、關鍵設備大部分靠進口，國內能解決的裝備也大量進口。國產裝備國內市場滿足度不到60%。
高鐵的發展世界矚目，但軸承、軸、輪轂、剎車系統等重要部件靠進口。汽車作為支柱產業，轎車年產1000多萬輛，合資外國品牌占80%的整車市場和60%的零部件市場(汽車電子、發動機等高端零部件占90%)。工程機械業在過去10年里高速增長，中資占一半以上，但多數是中低檔產品，進口零部件費用占出口額的40%。機床生產仍然落后。高檔機床國產占有率不足5%，中檔以上機床的數控系統、功能部件(伺服機構、刀具量具等)的自配率不足20%。整機成本的40%用于進口零部件。機械零部件的質量有待提高。國產齒輪、軸承的壽命僅為國外的1/4、液壓件不過關，主要原因是材料技術不過關。國內鋼產量7億噸，但每年仍需進口4000-7000萬噸高級鋼材。
相當部分高端設備國內不能生產;工業自動控制裝置硬件(如傳感器)和基礎軟件以及航空發動機，船舶的導航儀器儀表……基本靠進口。電子高技術加工設備被西方卡脖子。
大型成套設備(石化、冶金)的系統集成與工程技術能力薄弱，缺乏總承包企業。重大建設項目基本依賴外國工程承包公司(工程整體設計、工藝技術)，國內裝備制造廠只能以合作生產方式分包少量單體裝置，還是打工的角色。
高技術領域得到的附加值很低。2012年我國生產了11.8億部手機、3.5億部計算機、1.1億臺彩電，其高端芯片的80%、液晶面板的70%靠進口，進口額僅次于進口原油(1800億美元)的費用。國內500多家集成電路設計公司的銷售總額，僅為美國高通一家的50%、電子百強利潤的總和相當于蘋果的41.4%。國家對高技術行業的支持，只是給補貼、引資或引進技術，對組織核心技術的攻關難見成果。
(4)缺乏自主核心技術使我國民收入大量外流。我們須將每部國產手機售價的20%、計算機售價的30%、數控機床售價的20%-40%，用于向外國廠商支付專利費;DVD、電視、優盤、光盤、刻錄機、數碼相機、摩托車等均被外企敲詐專利費。進口一箱英特爾芯片的價值等于一列車鋼材。我國工業銷售利潤率僅5%、聯想利潤率僅1.4%，而英特爾不景氣時利潤率也高達30%。我國輕紡產品充斥全球，和各發展中國家低水平競爭，貿易條件逐漸惡化。
技術創新能力滯后，不能不檢討產業技術政策的問題。
一是為“入世”而放棄“限制進口、引進消化國產化”政策，大幅度降低高端工業品的進口稅率。在獲得低技術產品出口利益的同時損害了國內高端制造業。
二是不顧國情和一刀切的科技體制改革，將原各工業部屬數百家科研院所全部改為企業。原部屬院所固然有“大鍋飯”弊病，落后于西方，但畢竟是各行業應用技術研發骨干。把他們“推向市場”賺小錢，導致基礎科研荒廢、行業共性技術研發與技術服務功能消亡。
“企業是創新主體”的必要條件是：政策環境、企業規模、可用資金、企業戰略、技術隊伍與持續的科研積累。一些重要共性技術(如模擬仿真設計、先進材料、基礎軟件、流程加工工藝等)，必須由多種學科隊伍合作、長期研究，持續的資金投入和技術積累才能見成果。西方巨型跨國公司居行業壟斷地位，有實力搞基礎-應用科研。我國企業除少數例外，一般不具備如此實力。由權威機構組織行業級的共性技術研發推廣，是工業自主技術進步必需的機制。院所改制后失去持續技術積累條件，在外資強勢競爭下，只能被迫合資或被動引進。
目前，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有研發機構和研發活動的只占13%(大中型企業3/4沒有研發活動)，企業研發投入僅占銷售收入的1.5%(發達國家大企業5%、高科技企業10%)。國家發明專利，大部分由國外機構注冊。
五、自主推進產業升級是發展戰略轉型的核心
中共十八大作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重大部署，強調科技創新是提高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的戰略支撐，必須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推動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必須及早轉入創新驅動發展軌道”，要“通過深化改革，進一步打通科技和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通道，讓市場真正成為配置創新資源的力量，讓企業真正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政府要)加強支持和協調，總體確定技術方向和路線，用好國家科技重大專項和重大工程等抓手，集中力量搶占制高點”;要“堅持科技面向經濟社會發展的導向……破除制約科技成果轉移擴散的障礙，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
從依靠引資引進、平面擴張，到依靠自主創新推動產業優化升級，是發展戰略思想的根本轉變，涉及各方面政策的調整(外經、市場、產業、科教)。這必然引發不同觀念的沖突和利益集團(主要是國外資本及其國內代理人)的抵制。西方指責我國搞“經濟民族主義”、支持“國企壟斷搞不公平競爭”等，迫使我國放棄自主創新、方便外資在華進一步擴張滲透。
在指導思想層面，我們期望取得一些基本的共識。
第一，獨立自主的工業現代化，是經濟發展和轉變發展方式的核心問題。
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實現“2020年GDP翻番、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國際競爭力明顯增強”戰略目標，核心任務是在保持工業自主發展的前提下，自主創新驅動產業升級。工業發展是經濟發展戰略的基礎;工業結構優化和競爭力-附加值的提高，是提高人均收入的根本。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和三產的發展，可持續發展的實現，都要建立在這一基礎上。
當前國際貿易形勢惡化、人民幣升值、工資上漲，持續20年的“吃比較優勢飯、靠出口和基建房地產拉動”發展模式已走到盡頭，產業升級任務緊迫。轉變發展方式，首先要按照中央的精神，從根本上轉變沿襲許久的片面的“放權讓利”、“世界工廠”這類體制和發展思維。
第二，為貫徹這一關系長遠和全局的戰略轉變，有必要對當前的一些流行意見加以澄清。
有人把貧富分化、大眾消費水平低歸罪為“國企壟斷”，提出“擴大內需首先要破除國企壟斷”，這明顯是指鹿為馬，混淆視聽。
用建立“覆蓋全民的社保系統”刺激消費的主張，首先要考量其可行性。當前我國的社保體系特點是各地方財政自行負擔、城鄉分開。我國還有7億人在農村，東西部經濟水平差異大，建立全國統一社保體系首先涉及中央-地方和各地方利益的協調、提高財政汲取能力、克服地方-城鄉壁壘等復雜問題。即使實現全國社保統一，也要量力而行。勉強拔高社保水平，將耗盡國家的發展后勁。歐洲高福利的前車之鑒不遠。
有人多次提議“變賣國企資產充實社?；?rdquo;。這是分光吃盡全民積累的家底和加速私有化“一石二鳥”的“對策”。這將導致損毀國力根基，實際上最符合西方遏制中國的戰略利益。緩解貧富差距的正途，是對高收入和大額財產征收累進稅，提高財政在GDP的份額，提高二次分配水平，這在西方也是天經地義。
有人強調加快城鎮化以維持投資水平、拉動三產、保持經濟增速。但城鎮化的基礎是工業及其派生的商貿運輸等實業的發展(美國GDP中三產比重大，是因為他們的三產包括大量技術專利收費、占據國際高技術生產服務市場)。僅靠零售餐飲之類低檔三產無法吸納非農就業。另外，城鎮建設的前提是實業支持的地方財政，超前發展則呆壞賬無法消化。就目前地方債務和銀行資產結構看，城鎮化不宜再強調。
關于產業組織結構，很多人強調要支持“小微企業”以擴大就業，背后的潛臺詞是丟下大型國企、重點扶持私人小企業。但工業的特點就是大中小企業共生，大企業能夠帶動幾十上百家配套企業。國際巨頭在中國以大企業為主要競爭對手，骨干大企業一旦垮臺，眾多小企業也站不住。中國的眾多私人小企業在技術積累、隊伍、信譽方面均不足，指望他們挑起中國工業的“大梁”是不可能的，還是要以既有的本國工業體系為依托，以大帶小。
第三，需要明確和統一的經濟發展戰略。
后進國家的工業化趕超必須克服兩大基本障礙：(1)技術水平與創新能力的差距，即模仿學習-形成能力-產業化的節奏，必須不低于發達國家;(2)市場障礙，即在發達國家已經占有市場優勢的情況下，自己能夠拿出更具競爭力(性價比)的產品贏得市場。前者涉及經濟的綜合效率和國家動員力，后者涉及國家對民族工業-市場環境的支持政策。
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必須綜合考慮：政府-企業(及企業本身)之間、微觀競爭-綜合協同之間、開放性-自主性之間的關系，產業優先順序，科技政策、價格與市場政策，乃至組織技術研發、企業規模、資源動員等微觀政策。
當代后發展國家，凡是成功實現科技創新帶動產業升級的，其基本經驗都包括：自主型技術立國的指導思想、市場經濟加政府指導、“官產學研用”協作的創新體制、強力支持創新-進口替代和適度產業保護政策。產業政策、市場政策和對外經濟政策應該是一個互相配合的體系。
我們有必要系統考慮工業化戰略，進行相應的政策調整。
(1)推進產業升級、發展戰略轉型，是需要長期努力的歷史過程。這不僅是培養幾個“高技術戰略產業”的問題，而是要全面提升工業各行業的技術水平和競爭力、抓住各種可能的機會。我國的工業化城市化尚在進行時，產業結構呈多層次狀態，各地發展不平衡。工業升級的政策不可能全國步調一致。關鍵是要從指導思想的調整開始，啟動工作重點的調整。
(2)圍繞自主創新-產業升級這一戰略目標，建立相應的有利于提高全社會創新效率的體制機制。從科研(基礎-應用-產品開發)-產業化(產業政策)-占領市場(市場鼓勵/保護政策)全過程著眼，撤除各環節之間的隔離障礙，從體制和政策上調動各領域、各層次的能力和優勢，綜合發揮政策和市場作用，形成協同效應。要審視并調整現有政策中不符合這一戰略目標的部分。
(3)改革開放要為國家的工業化戰略目標服務。根據國家工業現代化目標，重新考慮企業體制和政企關系的安排。國有企業改革要謹防私有化。國企產權改革任務已基本完成，要重視發揮骨干國企的戰略作用。目前占經濟總量20%的國有經濟，是社會主義成分的主導力量。面對跨國公司的強勢競爭，我們的國有企業是貫徹國家意志、抵御西方沖擊侵蝕的中流砥柱。國企所堅守的命脈產業(國計民生)和戰略產業(軍工-高端裝備-國家安全)是國家獨立主權的根基，是未來科技-產業升級的根據地。對國內外某些機構不負責的“私有化”建議，要堅決頂回去。
現國企系統負責人中普遍存在的責任感缺失、短期行為、官場鉆營、腐敗等問題，需要通過強化治理監督、強化組織紀律和教育逐步改善，但不應該以此為由忽視國企存在的戰略意義。國資委對所屬企業的管理和考核目標，也應轉向國企承擔的戰略任務上來。
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系。轉變政府職能，不等于“無條件減少政府干預”。政府干預經濟活動的范圍和形式，要根據實際的需要，沒有統一的尺度。任何國家都不遺余力地支持本國戰略性產業(如美國對軍工企業、跨國電子通訊企業的大力資助并賦予間諜任務)。后進追趕型國家如果照搬西方教條、放棄產業政策和對重點企業的支持和保護，等于自廢武功。對20年來工業改革進行實事求是地總結，我們的很多失誤，恰恰是在市場化潮流中，政府對產業的支持干預不夠有力或干預方向和手段有誤。
關于進一步擴大開放。不宜提“開放倒逼改革”，開放要有底線和“度”。開放的根本宗旨是吸收國外資源為我所用、增強自身能力(而不是“融入”西方體系)，開放的底線是確保民族工業的獨立自主性。在全球化環境下，后進國家的追趕型戰略，必須制定合理適度的產業，借鑒西歐社會民主黨在治國理政方面尤其是福利國家建設方面積累的一些有效的運作機制和經驗教訓，但是應結合中國實際加以消化、吸收，防止脫離中國國情簡單移植。民主社會主義強調將其對基本價值的理解作為衡量政治現實的標準，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強調將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作為判斷社會進步的根本標準。物質資料的生產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社會主義價值的實現受到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雙重制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以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作為價值目標，堅持以權利與義務為核心原則的社會公正。“公平正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和成熟程度對社會公正的實現產生重要影響，但市場公正并不意味著社會公正，市場公正轉化為社會公正，取決于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及其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和成熟程度。當然，社會公正并不意味著平均主義，共同富裕不等于同步富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以人民當家作主為基礎的社會互助和諧，“社會和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梢姡袊厣鐣髁x核心價值觀不是對民主社會主義價值觀的根本性的否定，也是一種超越和揚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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