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侖巖：決定中國社會主義命運的關鍵一搏

　　深化國企改革,是涉及所有制根基的最深層次、最關鍵的改革。其結局如何，將決定中國改革全局的成敗，決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命運，決定中國社會經濟基礎乃至建立其上并為之服務的整個國家意識形態和政治上層建筑的性質判斷。斗爭在深入，較量在繼續，還沒有最后結論，也沒有到失望的時候。

　　綜合最近兩次參加座談會發言，作形勢分析如下：

　　決定中國社會主義命運的關鍵一搏——國企改革斗爭形勢分析

　　昆侖巖

　　三中全會特別是今年兩會后，整個國家新一輪改革全面展開。其中，深化國企改革是涉及所有制根基的最深層次、最關鍵的改革。國企改革的結局如何，將決定中國改革全局的成敗，決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命運，決定中國社會經濟基礎乃至建立其上并為之服務的整個國家意識形態和政治上層建筑的性質判斷。這也正是當今中國正義有識之士，抓住國企問題不放，與私有化傾向作頑強不懈斗爭的原因所在。

　　一、改革目的性質從體制到制度的悄然演變

　　回顧中國改革歷程，起先是圍繞轉換經濟體制、增強經濟活力這個中心發力的，而所有制結構調整是配屬性的，為體制轉換創造多元獨立的市場主體。從國家意志到人們觀念，都認為改革的對象是經濟運行體制，而不是基本制度，這一點本不成問題。但三十多年過去，人們看到了什么?

　　改革初始十年，為搞活農村經濟，推行家庭承包制，對于活躍城鄉市場、促進經濟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但也把集體經濟搞空了，只留了一張皮。

　　進入90年代至本世紀初，為經濟全面市場化，加入WTO，在“抓大放小”政策導向下，大開賤賣國企的先河，把國有經濟搞傷了，養肥了一批基于市場與權力結合形成的權貴利益集團。

　　而再后一個時期到十八大前，開始出現了讓人無法解釋的怪現象。一方面宣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建成，再沒人責怪經濟不活，相反市場亂象四起;另一方面，仍要求所剩不多的國企繼續向外資和私資轉讓。其實，這時期所剩無幾的大型國企大都通過改革增強了活力，在參與國際競爭和抗御金融風暴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即便國企搞好了也不行，被罪為“與民爭利”，要求國企全面退出市場的輿論形成壓倒態勢，國有經濟被打得毫無地位，危亡在即。顯然，這時已不是為轉換體制、搞活經濟，而是為改變制度、搞私有化而賣國企!

　　在國企被改制、并購過程中，中國28個主要產業，2005年前就被外資擁有21個產業的多數資產控制權，且后來從金融系統，到重要資源開發、重要原材料生產、醫藥、食品、交通、信息、商業、服務業等全部二、三產業，到水電氣等公用事業，乃至科研和學術機構，以及大搞產業化的國家文化系統，都被外資大量滲透和控制;整個社會各行各業、上上下下，假改革之名化公為私的腐敗行徑達到了為所欲為、登峰造極的程度。審視這個過程，難道不意味著發生了一場改革目的性質由體制到制度的悄然演變嗎?事實表明，后期這種背離初衷、頭足倒置的所謂改革，實際上已成為權貴利益集團內外勾結掠奪國家和人民財產的戰爭，帶來的是經濟畸型依附、社會貪腐橫行、貧富兩極分化、社會矛盾沖突愈演愈烈的嚴重后果。

　　中國改革的目的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增強經濟活力，所有制結構改革只能為經濟體制改革服務，而決不能把所有制本身當成改革目的，把改革變成了搞垮國有經濟，摧毀公有制基礎，顛覆社會主義根本制度的變天。從理論上講，經濟體制突破“計劃與市場”界限，是指資源配置手段由“計劃為主”到“市場為主”的轉變;所有制結構突破“姓公姓私”界限，是指經濟成分構成由“單一”到“多樣”的轉變。這二者之間，存有一定的內在關聯性和歷史邏輯性。但是，并不意味著基本經濟制度就可以突破“姓社姓資”界限，因為體制的改革，只有在憲法規定的公有制為主體、全民所有制國有經濟為主導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框架內進行，才能保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符合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證中國改革的社會主義性質。如果突破這個底線，改革就適得其反。一個“主體”，一個“全民”，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區別于資本主義的基本標志。基本經濟制度不可動搖，這是關鍵的關鍵，是憲法的根基、政權的根基、國家獨立自強的根基、人民安身立命的根基。

　　改革目的從體制到制度的奇怪演變，主要根由來自兩方面：一方面是國內官僚腐敗權貴利益集團對所剩最大最肥的這塊國企“改革紅利”的貪婪以及消除財產后患的企圖;另一方面是這些年全球化競爭中，美國等西方壟斷資本財團視中國國企為眼中釘，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美國商會領導人就宣稱，中國國企是美國“最大威脅”。這是近年國內一些人里應外合“倒中國國企”的國際背景。

　　至于以發改委副主任張曉強為代表的私改派官員，竟制造出“賣國企還地方債”的理由，純屬偽命題。國企是全民的資產，不是地方政府的資產，憑什么把國企作為地方政府的償債物，剝奪人民財產去替地方政府埋單?近年地方債的膨脹，說到底是給中央政府的分稅制改革、“4萬億”投資刺激政策和GDP考核機制逼出來的，只要上面不痛改前非和承擔責任，下面的舉債就止不住，今天還舊債，明天還會生新債。這些年地方政府把地下資源和土地資源都賣光了，又想賣國企還債，國企是國家生財的機體，把財源都賣光了怎么辦?美國政府欠了中國那么多債，也未見著急，為什么這些人不勸美國賣了國家資源和資產還中國的債?

　　改革到今天，國企已是社會主義的最后一塊陣地，無可退處。目前在全球范圍內，國有企業依然占有20%投資和5%就業，在一些國家產出中占比高達40%以上。而我國改革以來，公有制經濟無論數量還是占比都發生顛覆性下降，現存的集體經濟已極為薄弱、不成氣候，國有經濟在全國企業總資產中所占比重已降到20%左右。如果國有經濟再進一步削弱，“主體”不主，“主導”無力，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就名存實亡，就等于宣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破產，成了比資本主義還資本主義，或者叫附庸資本主義!這些年我國意識形態陣地已丟得差不多，若又丟了經濟根基，丟了最后的立足之地，則一切盡失。

　　二、當今面臨兩條國企改革道路的斗爭

　　國企不是不需要改革，問題是需要什么樣的改革。這些年國企暴露出來的問題，主要還是管理體制官僚化、經營機制不完善、產權約束不規范、腐敗漏洞多等，這些基本都屬于破舊立新過程中食洋不化、照搬照套、生吞活剝、轉換脫節帶來的改革后遺癥，必須從實際出發，通過創新和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恢復和弘揚行之有效的社會主義企業民主管理優良傳統來解決。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是一種可取的合資經營形式，如新加坡淡馬錫公司就是國資控股的混合經濟，在該國GDP占比高達90%以上，且股權多年保持17%的高回報率。但混合經濟的關鍵是要控股，而且混合也不是唯一選擇，不能代替國企制度的自我完善。如果把國企改革變成“自我消失”、“一混了之”，甚至“以賣代混”，掀起新一輪賣國企的私有化浪潮，肯定是死路絕路。

　　習總書記明察情勢把關定向，年初在中紀委三次全會上，尖銳指出以往改革中利用制度轉換牟取私利、中飽私囊的腐敗行為，痛斥“價格雙軌制，肥了多少人?國有企業改制，又肥了多少人?”隨后在省部級領導干部班上，嚴肅批評曲解三中全會決定精神，“只講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不講推動國有企業完善現代企業制度，甚至認為國有企業根本搞不好、應該消失”的錯誤傾向。在參加全國人大會議上海和安徽代表團審議時，更是深思熟慮、一針見血地指出在國企改革中借機化公為私謀取暴利的危險性，指明了深化國企改革的總目標、總要求、總原則、總政策。1.總目標：“深化國企改革是大文章，國有企業不僅不能削弱，而且還要加強”;2.總要求：“國有企業加強是在深化改革中自我完善，在鳳凰涅槃中浴火重生”;3.總原則：“要吸取過去國企改革經驗和教訓，不能在一片改革聲浪中把國有資產變成謀取暴利的機會”;4.總政策：“改革的關鍵是公開透明”。這“四總”為做好這篇大文章提供了指導思想，照此辦就有希望，否則就會偏離方向，自毀國基社稷于一旦。

　　從習總系列講話中可看出：

　　第一，今天黨中央要走的國企改革道路，是要加強而不能削弱國有經濟的道路;

　　第二，影響國企改革走正路的主要危險是假改革之名鯨吞國有資產的權貴利益集團，改革與反腐必須結合進行;

　　第三，改革的具體做法必須堅持實事求是和規范透明。

　　只有這樣，才能突破這些年假改革的亂局，把中國改革的航船引入正確軌道。而這正是私改派們絕不愿意接受，而必定要千方百計進行抵制和扭曲的改革軌道。

　　我們面臨的是兩條國企改革道路的斗爭，如果私改上天，必然紅旗落地。所謂不爭論，只干不說，實為造就既成事實，讓國企體系垮于一旦，共產黨執政基礎和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全然崩潰。

　　三、國企改革的生死決戰已經打響

　　兩條國企改革道路的斗爭你死我活，水火不容。私改派先下手為強，一上來就拉開了決戰架勢。所用手段：

　　一是封殺。習總國企改革論述得不到及時傳達和貫徹，有的還被主流媒體閹割，即便傳出片語，也只聽百姓叫好，不聞官場呼應。反對賣國企搞私有化的正義文章，在主媒擴大宣傳很困難，相反的聲音卻不絕于耳。

　　二是施壓。國務院一些部門高官和所謂專家公開宣揚，搞混合經濟無所謂誰控股，要敞開胸懷，擁抱外國資本和私人資本;要求中央國企舍得拿優質資產吸引外資購買，以顯示“誠意”;主張用民營化口號代替私有化，不設底線賣掉非壟斷部門國企;鼓吹地方國企全可賣掉，用于清還地方政府債務。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提出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并提交國務院，對民資參股比例不作規定，由企業自行決定。發改委撇開國資委，直接向央企發號施令，要求大膽發展混合所有制，不是僅對效益不好的領域，而要拿出效益好的領域進行混合所有制改造。

　　三是硬干。不定規矩就行動，不顧反對就殺血路。中石化、國家開發投資公司、寶鋼三家央企是兩會前就宣布搞混合經濟，不排除有“以混賣利”的自虧行為。兩會后則是中石油以賣代混，突發公告要100%賣掉東部管道公司國有股權，充當帶頭掀起大賣國企浪潮的急先鋒，還美其名曰“有利于促進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并稱轉讓東部管道公司股權只是公司整體改革方案的一部分，相關改革不會就此結束，未來會有更多動作。中石油內部人士對經濟觀察網透露：“西氣東輸一線、二線的出售早已開始。成立東部公司原計劃是轉讓給社保基金和工商銀行等機構，由中石油控股，但眼下最新結果是要進行100%轉讓，深化擴大與社會資本合作，意味著改革的力度更大。”“西氣東輸管道資產是中石油最值錢的項目，是最優良資產，盈利能力強，如果不是優良資產也沒有人愿意買。”經濟觀察報記者嚴凱認為，“對中石油董事長周吉平來說，在出售千億管道資產議案上簽下自己的名字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也是無奈之舉”。“接近發改委的人士稱，自蔣潔敏腐敗窩案爆發后，在發改委開會的中石油代表相比以前低調許多，對各項決策的態度也不如以前強硬。這恐怕是中石油成立以來面臨的最大危機。”“一位中石油內部專家稱，上層給中石油現任領導層很大壓力，他們必須有所行動。”看來，周是秉意試水，替人背書。上層的某種勢力和盼望“華麗變身”的某些國企領導形成利益結盟，孤注一擲，下的不僅是先手、快手、而且是狠手、黑手，一旦成功，勢不可擋，造成不可挽回后果，而一切責任最后都得讓身為改革領導小組組長的習總承擔。

　　為什么要將國家花費巨資建成的，已可穩收盈利，又關乎國家經濟命脈的戰略企業全部拱手賣給外資和私資?廣大民眾強烈憤慨，網上打響了捍衛國企的正義之戰。

　　網民們歷數權貴利益集團自我授權，以國企改制為名，勾結國際資本掠奪石油石化、煤炭電力、冶金制造、銀行等國民財產的行徑;揭露包括朱公子(時任高盛公司中國總代理且掌控中金公司)和張紅力(時任高盛亞洲執行董事兼中國代表處首席代表)、胡祖六(時任高盛亞洲董事總經理)、吳敬璉(中石油獨立董事)、許小年(時任中金董事總經理)、蔣潔敏(時任政府首席談判代表)在內的第一次瓜分石油工業的干將;抨擊2013年的劉鶴方案欲瓜分石油天然氣工業，把國家巨資興建的油氣管網即各大油田管道、大慶至秦皇島管道、三大國際油氣管道中方部分(中哈、中俄、中緬)、西氣東輸及其諸管道等優質國民財產賣給中外資本家;譴責蔣潔敏還在審查中，私分中石油西部管道未見追究，卻又要全部出賣東部管道，繼續執行敗家亡國路線，是何道理!

　　無論網上言語是否有過激或不實，如此滑天下之大稽的“改革”，勢必失去廣大人民群眾的道德認同，進而加速中國的經濟和政治裂解。

　　四、挽救國企改革要相信黨、依靠人民

　　這是最后的斗爭。相信黨，依靠人民，是兩個基本點。

　　第一，要相信黨。畢竟習總是全國改革領導小組組長，明確了國企改革的正確指導，批評了改革中新自由主義和市場原教旨主義的錯誤傾向，否定了政治上左轉、經濟上右轉的說法，說明黨中央和人民是想在一起的，而且是必須兌現的。黨中央對國企改革持慎重態度，自3月份以來，中央政策研究室國企改革調研小組和新華社國企改革調研小分隊同時展開工作，已出了大量調研情況通報，反映問題和觀點與廣大群眾所見略同。特別是中央已下達通知，要求今年國企改革只做規劃研究，明年定方案后才許行動。事實上，是對正在強壓硬干的國企私有化行為按下了緊急制動閘。

　　不過兩條國企改革道路的斗爭不會罷休，今后一個時期，最后較量必會更加尖銳復雜，萬不可松懈。從目前信息看，做國企改革規劃方案的財政部和國資委走的是兩條道。前者名義上提出組建國資投資運營公司代表國家行使國有股權管理，實際上主張地方國企不用管，都可賣掉。后者則強調發展混合經濟與搞好國企有機統一，絕不能為混合而混合;發展混合經濟不是賣，必須在增量資產上混合;堅持公開透明原則，防止國資流失;讓國企退出競爭性領域是完全錯誤的，競爭性領域國企進退原則是“公平競爭、優勝劣汰”。顯然，后者的提法更符合習總和中央精神。國資委與財政部互相牽制，但早同國際財團佐利克之流結伙、主推私有化的發改委不會等閑。由于上層號令不一，目前不少地方政府亂來，擅自搶先賣國企撈錢也為數不少。還須警醒，當下重要國企面臨的危險，除了私有化，還有分散化。無原則被拆分，“大航母”變“小舢板”，勢必退出世界500強，在國際競爭中不戰自敗。總之，斗爭在深入，較量在繼續，還沒有最后結論，也沒有到失望的時候。

　　第二，要依靠人民。從來就沒有救世主，全民財產要靠人民自己來捍衛。捍衛國企就是捍衛憲法，捍衛國基，捍衛人民自己的利益。

　　我們相信習總，而習總也需要聽到人民的呼聲，需要依靠人民的支持。因為，我黨再英明的領袖，也只能在民主集中制的集體領導框架下履行職責。如若聽不到群眾的真實聲音，不能集中群眾的正確意見，而被既得利益集團所蒙蔽、所利用，集體領導也可能做出錯誤的或有重大漏洞的決策，過去不是沒有這樣的先例。

　　改革沒有人民的擁護和支持將一事無成。鄧小平曾講過，一切要以“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為原則，違背了就是假改革。

　　改革不可怕，可怕的是人民被欺騙，被愚弄，被出賣。人民群眾必須覺醒起來，必須行動起來，必須團結一致，發出最后的吼聲。真正的共產黨人和志士仁人要面向實際，重經濟，接地氣，關心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動員人民群眾為捍衛自己的根本利益而勇敢戰斗。

　　私改派也不可怕，可怕的是以往的改革，讓人們的信念垮了，精神麻木了，集體主義被個人主義取代了，昏昏碌碌、得過且過，這才是當今中國最大的危險，最大的悲催!

　　五、注意劃清真假國企改革的界限

　　人民不反對改革，反對的是假改革真腐敗。在圍繞國企改革的斗爭中，必須注意劃清一些似是而非的改革界限。

　　1.反腐敗與私有化。國企確有腐敗問題，但反腐敗不能反國企。腐敗本質是化公為私，用私有化辦法反腐敗，實質是搞徹頭徹尾徹里徹外的公權私化、公利私有，從制度上實現最大最徹底的腐敗。私有化腐敗，不但表現在改革過程中的化公為私，其結果形成的所有制企業，在逃稅漏稅、經營不規、錢權交易等方面，只會比國企更差更難控制，且財富分配只會更不合理。據統計資料，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2003-2012年期間，私企數量增長2.84倍，資產總額增長17.4倍，主營收入增長22.9倍，利潤總額增長40.2倍，堪稱世界上增長最快、最賺錢的企業群體。而同期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的占比，戶數由17.47%下降到5.19%，資產由55.99%下降到40.62%，主營收入由40.53%下降到16.37%，說明私企均已占大頭。但在向國家繳納的稅金及附加比例中，2012年私企僅占13.0%，國企占70.3%。目前我國央企負責人平均年度薪酬與企業職工平均工資的倍數為12倍，而美國企業高管與普通員工的薪酬差距上百倍，日本是20倍左右，至于勞資收入差別就更難以計量了。因此，私有化意味著放任腐敗，必然帶來整個社會貧富懸殊加劇，甚至沖突激化。

　　2.因情制宜與一混了之。國企改革必須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不能一刀切、一股風，不等于一律“混合”。現代企業制度有多種形式，股份制不是唯一的企業形式，混合所有制也不是唯一的經濟形式。我國國企的基礎和現狀不同，經營領域、職能、規模、安全性等方面也不同，應當因情制宜，科學定位，區別對待。有的企業需要發展混合經濟，多數則應在原有基礎上自我完善企業制度，沒有必要推倒重來。

　　3.混合共進與以賣代混。混合經濟是不同的產權主體多元投資、互相滲透、互相貫通、互相融合而形成的新的產權配置結構和經濟形式，目的在于壯大資本實力，強化互相監督，規范法人治理，增強競爭活力，而絕非簡單地讓國企出賣產權，退出陣地。基本做法應當是“做加法不做減法”，在增量上發展混合經濟，可搞新項目合資合股，也可老項目吸收參股增資擴股，這才叫“多元投資”、“合力共進”。以賣代混，或者以混讓利，都不是加強國企，而是搞垮國企!

　　4.控股競爭與放開退出。控股不是壟斷，競爭不是退爭。相反，控股是一種產權競爭，是在融資共進中競大競強。現在最壞的就是假改革之名，“只混不控，不設底線”。混合經濟的性質取決于誰控股，不怕搞混合，就怕不控股，不控股就是私有化，就不再是國企。特別是國資不控股，而民資相對弱小，外資就必然趁虛而入，搶盤奪主，那就不只是私有化，而且是附庸化!

　　5.明晰產權與內部分股。國有企業是全民所有制經濟，是每個中國公民都擁有所有權的法定財產。改革應當探索完善全民所有的產權實現形式，但產權明晰首先要保證國有資產神圣不可侵犯，即便是國企內部的職工和領導，也不能自己決定給自己分股送股，把全民公產變成個人私產，這是違憲的。推行職工持股試點，可以自己掏錢買股增資，而不能把國有資產打折分股。

　　6.人民做主與政府企業越權。企業經營要有自主權，但憲法規定國企財產屬于全民所有，國企產權能否出賣轉讓，不在政府管理權和企業經營自主權的范圍之內，既不能由企業領導說了算，也不能由政府部門說了算。1999年9月中共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竟用政府權力取代全體公民的財產所有權，規定“國務院代表國家統一行使國有資產所有權”，不僅與憲法相違，還為后來違法賤賣大賣國企開了方便之門，教訓極為深刻，必須堅決糾正。目前政府機構改革放權，也絕對沒有權力將全民財產所有權交由企業自行決定。屬于國企資產所有者的權力，只能由全體公民做主。今后凡涉及國企產權變更的任何方案，均應提交人大審議決定，且必須確保全體公民的財產所有權和收益權不受損失。

　　(作者為昆侖策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寫于201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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