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報業集團主辦的《報刊文摘》5月26日第一版轉載5月14日《法治周末》一篇記者所寫的《國企為何成為腐敗的重災區》一文。記者寫到，今年以來，不僅涉及電力煤炭等能源領域，報刊通訊、出版等領域的國企高管也密集落馬。“國企為什么會成為腐敗的重災區?”記者采訪了號稱反腐敗專家的中央紀委成員李永忠。李永忠談了以下三個主要原因：
一是我們采取過去蘇聯的模式。企業的權力結構不科學，將決策權、執行權和監督權都重疊在一起。“幾個權力集中在一起，那就是加速度的傾向于腐敗。”李永忠說，央企老總的權力比地方黨委的權力還要集中。李永忠談到了“高嚴案”。當年作為國家電力公司總經理的高嚴，權力一把抓，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后來他出逃境外一個多月了。公司領導班子都還不知道，“可想他的權力集中到什么程度”。
第二個原因，在于國企的用人體制。國企的負責人幾乎全部都是通過行政授職，層層任命產生。“你看全世界搞得好的大企業，都不是任命，都是市場經濟用腳選出來的。”李永忠認為，這些年國企遠不如民營企業搞得好搞得活，就和這種并非市場化選擇而是授職制的領導人任命方式有關。
第三個原因，“我們不是無形之手主導的市場改革，而是有形之手主導的市場改革，企業直接在經濟生產的第一線，對于主導的有形之手，權力的含金量就大大增加，企業尤其是企業領導干部被拉攏腐蝕誘惑的可能性就更大。”
筆者讀完全文后，感到這是一篇錯誤的文章。文中指出的原因只是極其次要的原因。國企成為腐敗重災區既有社會大環境的原因，也有國企自身的原因。但其根本原因是中國當代國企改革偏離或背離了國企的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
眾所周知，包括美國、日本、西歐等西方國家也存在國企，也是直接由國家管理，但其國家性質是代表資產階級根本利益的，那么這種國家所有的企業其本質也是資本主義的私有制，而不是公有制。中國的社會性質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的共產黨領導的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國家，那么中國的國企性質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的共產黨領導的全民所有制企業。因此，其整個企業運行機制和生產目的必須堅持企業的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應該說，原蘇聯的國有企業總體上是堅持了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因此在上世紀50年代以前為使蘇聯躍居為與美國平起平坐的超級大國做出了杰出貢獻。其蘇聯時期的馬鋼憲法盡管存在較多問題，但總體上并沒有根本背離社會主義性質。中國的社會主義國有企業建立之后，如何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的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從毛澤東時代起，就在進一步改革和完善。突出表現在1960年在借鑒蘇聯馬鋼憲法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基礎上形成的“鞍鋼憲法”，其主旨是：堅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實行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員三結合，即“兩參一改三結合”的制度。60年代初期又形成了我國工業戰線的一面旗幟—大慶人的精神和基本經驗即：堅持政治掛帥，把政治思想、革命干勁和科學管理緊密結合起來，領導同群眾運動相結合，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全面體現和保證工人當家作主的地位，充分發揮工人階級的主人翁作用等等。2009年大慶50周年紀念活動中，習近平指出，大慶油田的經驗啟示我們，國有企業的發展和進步，必須同國家和民族的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的指導，必須始終堅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根本方針，必須突出科技創新這個主題。必須客觀地承認，毛澤東時代國企這種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和性質的社會主義改革不僅鍛造了一代社會主義企業的新型素質的真正具有主人翁意識的管理者和普通員工，而且為新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改革開放以來，強調國有企業的改革是對的。但這種改革必須有明確的指導思想。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就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和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而毛澤東親自批示的鞍鋼憲法和親自樹立的大慶旗幟的基本經驗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產物，也應該是中國國企改革的具體指導思想、方向和目標。然而不能不正視的客觀事實是：在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實踐中，偏離和背棄了社會主義國有企業改革發展的成功經驗—鞍鋼憲法和大慶基本經驗，實質是背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對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地位，背離了國企的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具體表現為：
一是抹殺國企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根本性質。國企屬于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其產權制度是極其清晰明了的，企業的管理者是代表人民管理企業，其責任感來自共產黨人的“為人民服務”思想。然而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相當多的學者卻指責國企“產權不清晰”，導致“權責不分明”，他們把西方企業的管理思想即“產權清晰、權責分明”原封不動的照搬過來，實質就是直接或間接把社會主義國有企業變相變為私有企業。企業管理者不是為人民管理企業，而是為自己管理企業。似乎企業的發展只有同企業領導者的個人利益緊密聯系在一起，企業領導者才有責任意識。因此企業領導的工資、獎金越來越高，甚至比基層普通工人高出幾十倍、上百倍。當前國企改革實踐中出現的“混合所有制”傾向實際上還在繼續淡化和消弱國有企業的社會主義公有性質。
二是企業內部管理制度徹底拋棄了無產階級政治掛帥、思想政治工作領先的基本原則。中國共產黨人無論在戰爭時期還是和平建設時期，最成功的經驗之一就是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原則。毛澤東把它看作一切工作包括經濟工作的生命線。鞍鋼憲法和大慶經驗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就是堅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然而近些年的國企改革把我們黨最寶貴的這一經驗徹底丟棄了。在整個國企的管理制度中突出的一個核心思想就是個人的物質利益，就是金錢至上，片面突出和竭力夸大個人物質利益原則在調動干部和職工生產積極性的決定作用。不僅造成管理人員與基層工人之間的工資、獎金差距越拉越大，且普通工人相互之間也越來越大。由此導致企業職工的主人公和責任感意識越來越差。相當多的企業負責人、管理人員和工人不同程度地都變成了金錢的奴隸。
三是企業管理人員背棄了全心全意依靠工人群眾的思想，企業主要負責人脫離群眾的現象越來越嚴重。他們不僅不深入到生產第一線同普通工人“三同”，而且不同程度地甚至完全剝奪普通員工的主人翁地位，剝奪其對各級管理層的參與、監督、批評和建議權利，實際上是使工人變相淪為雇傭工人的地位。相當多的工人甚至成為改革的對象，用直接或間接犧牲基層工人的正當權益換取所謂“改革”的成果。上世紀90年代，以打破“鐵飯碗”為由，導致大批基層工人下崗失業，就是剝奪國家賦予的普通個人正當權益的典型表現。
四是完全否定和放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談到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顯著特征時都突出強調的是經濟經濟體制。固然以往社會主義國家計劃經濟實踐中曾經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一是必須總體肯定其巨大的優越性，二是在實踐中去逐步完善和提高。然而我們改革實踐中卻借口計劃經濟實踐中存在的種種問題根本否定計劃經濟體制，以建立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改革目標，實質是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運行的規律和模式幾乎原封不動地照搬到中國來，促使國有企業也完全按照市場經濟原則運行。如招收工人完全按照私營企業雇傭工人的辦法招收工人，使所收工人不享受國家規定的國有正式職工享有的一切權利和待遇，特別是參與企業管理的主人權利。再如重大工程建設項目，不是按照企業職能有計劃分配，而是以市場招標進行。如高鐵建設中的各項工程具體招標中的市場行為就給原鐵道部部長劉志軍等人的腐敗行為提提供了極其便利的條件。
五是放棄了社會主義企業的生產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滿足人們物質生活的需要。中國共產黨人的根本宗旨是為人民服務。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的國有企業生產的根本目的也是最大限度度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生活需要。它區別于資本主義私有企業把賺取企業自身利潤作為企業生產的主要或唯一目的，這也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的一條極其重要的原理。但當前國有企業幾乎都把追求自身利潤最大化作為生產的主要目的。如為社會主義主要國有企業的現有國有銀行實際上已經利用其掌握的國有資金為企業自身賺取最大的利潤。
六是放松甚至放棄國有企業黨組織的自身思想建設。建國之后，我們黨領導的任何社會組織特別是國有企業都有各級黨組織，不僅保障黨對國有企業的絕對領導，也不斷加強基層企業自身黨組織的思想和組織建設。但是必須客觀地承認改革開放以來，存在于各種社會組織中的黨組織包括國有企業僅僅在外殼和形式上還有所保留，其內容上不同程度地已經失去了其不斷提高企業黨員自身覺悟、素質的基本職能，失去了基層黨員對企業領導者的批評、建議、監督、制約職能。商品交換的原則相當大程度上已經嚴重侵入到黨的組織生活中來。
所有這些所謂國企的“改革”措施，實質是把國有企業拉向資本主義的方向去，變相改變國有企業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性質，導致現有的許多大型國有企業名義上還是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實際上已經淪為某些權力者所有的私有制。其國有企業的社會主義性質越來越淡化。整個企業的人員素質和社會主義覺悟也逐年降低。許多企業負責人名義上還是共產黨員，實質上已經徹底丟棄了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和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其世界觀已經徹頭徹尾被“人本性自私論”的剝削階級思想洗腦了。他們把掌握國有企業的權力不是用來為人民服務和為國家人民創造更多的物質財富，而是用來作為個人斂錢發財致富的工具。這種所謂的“國有企業改革”怎么能夠不產生腐敗現象呢，怎么能夠不成為腐敗的重災區呢?毛澤東上世紀60年代就預料到，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如果放棄社會主義方向，其管理人員嚴重脫離群眾、脫離勞動必然導致企業管理人員和領導干部產生腐敗現象。1962年5月他在浙江省七個關于干部參加勞動的材料的按語中說：“不然的話，讓地、富、反、壞、牛鬼蛇神一齊跑了出來，而我們的干部則不聞不問，有許多人甚至敵我不分，互相勾結，被敵人腐蝕侵襲，分化瓦解，拉出去，打進來，許多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也被敵人軟硬兼施，照此辦理，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請同志們想一想，這是一種多么危險的情景啊!” 1965年1月15日，毛澤東又閱讀了到洛陽拖拉機廠蹲點的八機部部長陳正人給薄一波的信中反映的基層干部嚴重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行為以及薄一波的批語后批注道：“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員不到車間、小組搞‘三同’，拜老師學一門至幾門手藝，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于尖銳的階級斗爭狀態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毛澤東還在薄一波注釋為“指那些企業領導人中堅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的“這些人”旁批注道：“這些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他們怎么會認識足呢?這些人是斗爭對象，革命對象。”
十八大剛剛閉幕之時，習近平解讀十八大基本精神時一再強調，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不能丟，丟了就要丟掉根本。那么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對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的指導，就要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分析認識中國當代發生的一系列現實問題，包括越來越嚴重的社會腐敗問題特別是國有企業的腐敗問題。然而作為號稱黨內反腐敗專家的中央紀委成員的李永忠同志不是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科學認識當今國有企業的腐敗現象，反而把資產階級的權力制衡、市場經濟理論等拿來分析國有企業的腐敗，絕對不會做出客觀的科學的結論，也不可能真正找到克服國企腐敗現象的真正途徑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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