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民族復興贏得時間和空間

中國藥科大學 張志坤

　　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千頭萬緒，但最基礎的是兩件東西：一是時間，二是空間。

　　首先是時間。只要按照目前的發展勢頭走下去，有耐心、有信心，不能急躁，不停頓穩步前進，中國就一定能夠趕上并超過世界最高水平。有人把這個時間段估計為十年，也有估計為二十年或者三十年的。十年也好，二十年也罷，無非是早幾年晚幾年之別，問題的關鍵在于時間允許，所以對崛起復興的中國而言，時間是第一寶貴的基礎和條件。

　　但是，僅有時間還不夠，實現民族復興還需擁有必要的戰略空間。如今的中國不是小農時代可以閉關鎖國的中國，不能關起門來搞搞建設，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需要與世界建立廣泛而密切的聯系，直觀地說，就是必須擁有可靠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領域戰略意義上空間。人們現在都已經注意到，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許多國家最大的貿易伙伴，這些貿易伙伴構成中國市場空間的重要部分，假使沒有或者丟掉這部分空間，中國的發展就將受到損害。

　　時間與空間對于中國特殊意義現在是如此突出，以至于中國敵人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們現在已經完全看清了時間與空間對于中國的戰略意義，所以，在時間上，他們要設法中止中國現行的現代化進程，簡單地說，就是不能讓中國在這條道上繼續跑下去了，要么趕緊停下來，要么換個方向;在空間上，他們要極力壓迫和壓縮中國，把中國圍堵在一個狹小的戰略區域之內，使其多重受制，外強而中干。綜合當前各種敵對勢力針對中國的所作所為，概括地說，都不過是時間與空間兩個維度上的文章而已。

　　所以，中國的民族復興正面臨時間與空間兩個方面的挑戰。這些挑戰者都是些什么人呢?

　　一、四大勢力威脅中國崛起和民族復興

　　搞民族復興，不知道危險與挑戰在哪里，如同閉著眼睛走路。這無論如何也是說不過去的。

　　關于這個問題，過去曾刮起一陣風，說什么“再文革”是最大的危險，指責“再文革”不但要中斷中國的現代化，而且要讓以前取得的現代化成果也保不住，并且把這個危險形容得迫在眉睫、轉瞬即至。

　　這樣的喧囂顯然是一種欺騙。因為誰都知道，拋開對“文革”的評價不說，“文革”作為一個政治運動，是中國特定歷史時代特定社會條件下的產物，不能復制也不可以復制，有誰愿意“脫下皮鞋換草鞋”呢?個人是這樣，社會也是這樣，歷史更是這樣，所謂“再”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這就像今天的法國不可能“再巴黎公社”一樣，也如同今日俄羅斯不可能“再十月革命”一樣。這種人為的捏造與惡意的栽贓，不過是打擊政治對手的一種伎倆，其實子虛烏有。真正想要打斷中國現代化進程和壓迫中國強國空間的，不是被指責為“再文革”的那些人，他們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色彩，而是以下四種勢力：

　　第一種：右翼普世勢力

　　中國右翼普世派挾民主大選與普世價值兩大利器縱橫，有一套系統完整的治世方略，他們的改造方案足以摧毀中國現有的國家架構與歷史進程，這一點，甚至連他們自己都已經公言不諱。由此給中國帶來的危險，筆者在《當今中國的主要政治危險是“右”而不是“左”》一文中已經做了系統的說明。

　　第二種：腐敗利益集團

　　腐敗對于中國的破壞與影響眾所周知，不需要過多的討論。值得關注的是，中國到底有沒有一個腐敗利益集團。按照一部分公知的說法，中國有一個“既得利益集團”，在特定的政治語境下，這個“既得利益集團”大致等同于“官僚壟斷集團”，也等于是腐敗的代名詞，其政治指向還是所謂的“一黨專政”。這個說法筆者不敢茍同，但本著“不以言廢人，不以人廢言”的精神，筆者以為“既得利益集團”一說還是有可取之處，這就是，在中國政壇上，或者干脆點說，在執政黨內，由于長期執政地位的積累積淀，確實在各個不同層面不同程度地造就了大大小小的“腐敗利益集團”，形形色色的“腐敗利益集團”拉幫結伙、官官相護、狼狽為奸，竊取公器行謀私之實，是天下公敵，也是民族復興的大敵。

　　第三種，分裂暴亂勢力

　　分裂與動亂對任何民族而言都意味著時間浪費與空間窘促，它的殘酷性與毀滅性有目共睹，對中國也完全是這樣。目前中國的臺獨、疆獨、藏獨以及法輪功、邪教等都屬于分裂暴亂勢力，他們是制造分裂動亂的主力。

　　第四種，西方霸權集團

　　西方霸權集團是中國的戰略對立面，是當今中國所面對的最大的戰略壓力。對霸權而言，遏制中國與獨霸世界已經發展成為“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據說，美國總統奧巴馬曾經做過這樣的表白，他說，“如果超過10億的中國居民也像澳大利亞人、美國人現在這樣生活，那么，我們所有人都將陷入十分悲慘的境地，因為那是這個星球所無法承受的”。如果這是真的，那么，這樣的表白可以說非常經典到位了，因為這樣的話意味著西方已經從根本上否決了中國崛起復興的權利。

　　上述四大勢力都是中國復興崛起的突出挑戰，他們正在與發展的中國搶時間、爭空間，如果問，中國實現民族復興，時間與空間都在哪兒，回答是，關鍵在于向上述各種勢力要時間、爭空間。

　　二、最大最危險的挑戰來自霸權集團

　　凡事都有主次先后，都要分出輕重緩急，對中國的威脅也是這樣。上述四大挑戰中國的勢力，究竟哪一個是其中最大和最危險的呢?

　　回答顯然是西方霸權集團。這是因為：

　　第一，就客觀條件而言，西方霸權集團有條件也最具實力來“扳倒”中國；就主觀條件而言，他們“扳倒”中國的愿望空前強烈。

　　現在有一種說法，什么“誰也無法阻擋中國崛起”。每當有人問到美國是不是在對中國進行“圍堵”“遏制”的時候，一些人不從正面回答，卻要來一句什么“‘圍堵’得了嗎”以應付。其實，美國“圍堵”“遏制”能否得逞是一回事，美國是不是正在這么干，則是另外一回事。更進一步說，所謂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只是一種歷史的可能性，要靠無窮無盡的奮斗犧牲去爭取，而不能認為是天然這般、注定如此，如果這樣認知，就等于是把一種歷史可能性絕對化了，這是唯心的，一切愛國的中國人都不能因為鼓舞信心的需要而這樣做，而要充分認識到西方霸權集團并不甘心中國的超越，更不認同中國的崛起，他們依舊信心十足地要在一場新的東西方戰略較量中勝出，仍然信心十足地要在中國這里再次演繹扳倒前蘇聯的故事，以確保西方文明在人類社會中的優越地位不動搖，確保他們在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霸權“領導”位置，他們不會也不可能現在就承認在中國面前失敗，即使將來有朝一日中國超越他們成為世界第一強國，他們仍要毫不動搖地繼續同中國較量下去。

　　第二，霸權集團早已開始行動，現正在集中力量不擇手段擠壓中國的時間與空間。

　　眾所周知，在時間上，周邊和平狀態時間持續越長對中國越有利，這就是通常所說，中國需要一個和平的發展環境。與西方輿論一邊倒的宣傳完全不同，現如今中國一些領土問題激化到如此激烈的程度，并不是中國所愿意看到的，更不是中國主動挑起的，中國不會去主動惹事，因為這完全違背了中國的根本利益。現如今中國周邊之所以發展到戰云密布的程度，其幕后(現在可能已經談不到“幕后”了)的推手與總策劃就是美國。種種跡象表明，美國正在組織策劃針對中國的局部戰爭，這一企圖的著眼點在于，只要促使中國周邊戰爭與沖突多發頻發，就等于是對中國和平崛起的一種顛覆，也是對中國民族復興在時間上的有力擠壓。

　　在戰略空間上，霸權擠壓中國的事實早已公開化、明朗化，這種擠壓不僅表現在地緣安全上，而且還表現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特別是TTP、TTIP等設計，幾乎就是針對中國而量身定制的。至于設置非洲司令部、NMD、TMD之類，更是直奔中國這個主題。這一點，現在就連美國最善于搖唇鼓舌的那些戰略騙子也已經不屑于再閃爍其詞了。

　　第三，與中國民族復興搶時間、爭空間的四大勢力，霸權集團居主體與主導地位，是各種勢力的大后方，也是他們的最高統帥部大本營。

　　在一切反對中國崛起發展的勢力中，西方霸權集團始終居于主導和主體地位，中國與西方霸權集團的戰略矛盾是當代中國所面臨的主要矛盾(有關這個問題，請參閱筆者《當代中國民族矛盾的特點與未來發展趨勢》等文章)。做為西方霸權集團的總司令部，美國是中國右翼普世勢力的精神祖國，是中國各種分裂暴亂勢力后方基地和戰略后援，也是腐敗利益集團的安全避風港，這個司令部在相當程度上左右著上述各種勢力的活動，并為這些勢力的活動注入源源不斷的外源動力。做一個形象的比喻，美國就好比是一座發電廠，而右翼普世勢力、分裂暴恐勢力以及腐敗利益集團好比是電棍，美國發電廠通過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輸電線路將電能輸送過來，讓這些電棍用不同的方式電擊中國，如制造政改危機、恐怖暴亂、社會對立等等。這里特別要提出來的是，有些人往往將中國腐敗利益集團歸咎于制度架構，以為這股勢力似乎不僅與美國沒有牽連，反而為美國所反對，其實不然。從世界范圍看，腐敗的利益集團和專權的軍閥政客從來都是美國拉攏利用的主要對象，這是一條基本政治規律;歷史上，美國就是靠拉攏中國政府中的一些利益集團為其代理人，以此來操控中國，這是一條重要的歷史經驗。改革開放以來，美國通過各種手段在中國培植了強大的親美勢力，滲透到中國社會各個領域的各個層面，其中，腐敗利益集團里相當一部分與親美勢力交集耦合，而這些人往往就是腐敗利益集團的核心與中堅。當然，腐敗利益集團在中國的存在，主因基于中國的社會土壤，但這一集團正在被美國所操控利用，則是不爭的事實。

　　這一切都充分說明，爭取中國民族復興的時間與空間，核心問題是中國與霸權集團的關系，所謂應對時間與空間兩個方面的挑戰，說到底還是抗擊來自霸權的挑戰。

　　三、在“三個逼近”的大背景下，抗擊霸權集團對于贏得時間與空間具有決定性意義

　　爭取更長和平的時間，爭取更大的發展空間，一切戰略家對此無不夢寐以求，但是，古往今來、古今中外成功者固然有之，但失敗者也不乏其人。遠的不說，僅以二戰前的中國與蘇聯為例，兩國當時的執政者都想推遲全面戰爭爆發，中國的蔣介石政府甚至在丟掉東三省之后，仍幻想避免中日戰爭，為此把希望寄托在國聯的調停上;蘇聯斯大林對法西斯希特勒的擴張野心洞若觀火，但一直幻想避免或推遲蘇德戰爭。結果無論是蔣介石還是斯大林，他們的幻想最后都無情地破滅了，都在不期而至的大規模全面戰爭面前因為準備不足而弄得焦頭爛額、狼狽萬狀。這說明，在戰略上爭取時間和空間絕不是一件輕松的事情，而是一個十分艱難的挑戰。當今中國在這方面的挑戰與壓力同樣不輕，概括地說，現如今的中國有三個危險的“逼近”，即戰爭危險日趨逼近，分裂動亂危險日趨逼近，顏色革命的危險日趨逼近。在這樣“三個逼近”的大背景下，中國究竟怎樣才能贏得必要是時間與空間呢?

　　第一，已經到了以“爭”為主的階段

　　不同國家在不同歷史條件下對戰略意義上時間與空間定位各有不同，所遵循的路線與方法也千差萬別，用一句老百姓熟知常用的話說就是“各有各的活法”。簡單概括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基本做法，可以用四個字來加以描述。

　　一是“靠”字。向西方靠攏，力圖與西方結成戰略上的利益共同體，做到休戚相關、榮辱與共，直至成為西方的一部分。這一傾向在1989年以前表現得十分充分，至今雖然余波浩蕩，但無論如何都不再成其為主流。

　　依賴“靠”的辦法，中國在相當程度上減輕了中蘇戰略對峙所帶來的壓力，也在一定時間內獲得了西方某種程度的認可與欣賞，因而贏得了一定的時間與空間。

　　二是“讓”字。面對西方政治上的打壓、進逼，采取讓步、讓利的辦法。這一傾向主要發生在1989年的風波之后，并且在“讓”的同時還兼有“躲”。

　　三是“躲”字。所謂“躲”，類同于著名的“韜光養晦”， “韜光養晦”說到底是也“躲”的辦法，以“躲”換取喘息生息的時機與空間，以圖東山再起。1989年以后，中國 “讓”“躲”并行，二者結合，以此同西方霸權集團周旋。

　　四是“爭”字。筆者認為，現如今的中國已經到了以“爭”為主的階段，這并不是說以前就沒有“爭”過，也并不是說以后除了“爭”就別無其它，但核心與關鍵是“爭”。

　　戰略策略從來都不能一成不變，都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特定產物，不能因為過去正確就永遠正確，所謂“堅持一百年不動搖”的說法只是一句表達堅定不易的形容詞，并不真的是一定要堅持一百年，連九十九年都不行。現在中國所面臨的是“靠不上去”、“無法再讓”、“躲無可躲”戰略境地，“韜光養晦”也好，經貿聯系也好，都無法改變中國已成為霸權集團頭號對手的事實，也無法因此擺脫霸權的打壓圍剿，在這種情況下，想要獲得發展崛起所必須的時間與空間，除了奮起抗爭之外，已別無它途。

　　第二，必須時間空間二者得兼

　　在戰略層面上，時間與空間往往是一對矛盾，二者不可得兼。很多時候為了時間不得不犧牲空間，比如抗戰時期蔣介石政府著名的“以空間換時間”戰略，這是一種弱者面對強敵不得已但卻是有效的戰略;也有的時候為了空間不得不犧牲一定的時間，比如最近俄羅斯在克里米亞問題上的舉措，如果不是因為吞并克里米亞，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的制裁也許不會來得這么早、這么快。這往往是弱者面對強者不得不進行的反擊。

　　中國在戰略層面也面臨如何處理時間與空間的問題。自共和國成立直到前不久，在時間與空間的關系上，中國國家戰略總的取向是時間為主空間為輔，為了時間不得不付出一定的空間上的代價。當年中印自衛反擊戰取勝后中國軍隊主動后撤到麥克馬洪線，這里面就有以空間換時間的考慮;所謂的“擱置爭議，共同開發”，也有這樣的蘊意于其中。

　　但是現在，中國已經到了必須時間空間二者兼顧的時候了。現如今中國再也不能繼續無視他人對自己空間的擠壓，不能不全力捍衛近海島嶼主權，不能不對海洋通道與遠洋運輸安全給予必要的關注，也不能坐視周邊地緣安全環境的變化而無動于衷，為此就必須采取相應的實際行動。但這就像捅了馬蜂窩般，一時間，中國“擴張”、“威脅”、“咄咄逼人”的帽子就滿天飛了起來。

　　于是，國內一些“專家”“學者”開始指責了。他們說，中國外交陷入了困境，因為在東海、南海問題上過于“強硬”，不僅因此導致與周邊相關國家關系驟然緊張，而且與美國、日本等的關系也出現了惡化的危險，有違中國發展給各國帶來利益普惠眾生的宗旨，中國所需要的和平國際環境也遭遇沖擊，有點岌岌可危了。因此，他們呼吁，中國外交應該“恢復理性”，“做善意的大國”，不能“你不服我就打”，等等。這樣的論調，說到底，還是回歸過去以妥協換時間的老把戲，就是要中國犧牲一些東西，特別是犧牲戰略空間來換取暫時的平安。

　　但是，說輕一點，這是書生之論;說重一點，這是變相的綏靖主義。現如今的中國已發展到必須對時間與空間二者兼顧的時候了，中國的利益邊疆已經延伸遼遠，無論是國家的安全保障還是民族的發展保障，都需要中國的戰略空間得到應有的拓展，而現實的情況是，中國基于領土主權為基礎的戰略空間尚不完整，尚不能得到應有的保障，現在所謂中國的擴張、強硬，不過是把本應屬于自己所有的空間部分地管控起來而已，就像在西沙海域進行鉆探，不過是部分利用早該利用的資源。如果連這樣最起碼的底線都達不到，則不僅所謂的民族復興崛起將變得荒誕無稽，就是戰略意義上的時間也將暗淡無光，沒有了實際的意義。舉例來說，如果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或者中國丟掉南海諸島，那么中國的戰略空間將被殘酷地擠壓，國家安全與民族發展的命運從此將操之于敵，中國將從此再陷救亡的境地而不能自拔，更遑論什么復興崛起了。

　　所以，現如今的中國必須既要時間，又爭空間，二者必須兼而有之，中國已經發展到了這樣的一個歷史階段。

　　第三，借力打力，聯合多種牽制力量

　　最近一個時期美國霸權的日子過得相當不爽，先是被烏克蘭危機弄個不亦樂乎，現在又被伊拉克危機搞得團團轉，稍有一點戰略常識的人，都從中看得出美國所遭到的牽制與掣肘。可以說，這兩場危機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美國“重返亞太”的戰略步伐，這還只是在美國并沒深度介入的情況下，假如美國因為這兩個危機或者與俄羅斯發生軍事沖突，或者重返中東戰場，那么作為美國全球戰略重點與核心的“重返亞太”會怎樣呢?

　　所謂戰略平衡就是這樣一種此消彼長的道理。發生在歐洲或者中東的戰爭或戰略危機將顯著地削弱美國對亞太地區戰略投送的力度與頻率，中國的壓力也將因之而明顯減輕。所以，對霸權任何形式的牽制，客觀上都是對中國的支援，任何與霸權對峙的力量，實際上都是中國的盟友。這是簡單的常識，也是最基本的戰略準則。古往今來古今中外，人們都本著這一原理從事戰略博弈。在古代中國的先秦時期，戰略家們把合縱連橫運用得爐火純青，到漢代反擊匈奴的時候，漢武帝不惜代價要聯絡大月氏以“斷匈奴之右臂”，著名的政治人物丘吉爾關于二戰戰略的一句名言是，如果魔鬼能幫助打敗希特勒，我將同魔鬼結盟，偉人毛澤東則凝練地概括出“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當代中國人只要稍微學習一點戰略常識，就懂得面對霸權的時候中國也必須“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這大概只相當于小學六年級的思維水平。

　　但遺憾的是，當代中國有相當一批頑固的腦袋把“不結盟”外交驚人地僵化、教條化，死活抱著不針對第三國的死牌牌不放手，不敢也不想瞄準霸權構筑“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如果說現如今中國外交真有什么困境的話，追本溯源，這種僵化的戰略思維是罪魁禍首。

　　現在，發展崛起的中國與霸權搶時間爭空間的搏斗日趨激烈了。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必須善于借力打力，積極主動地聯合一切反帝反霸力量。以今日中國的政治經濟水平與戰略實力，中國理所當然地應該充當這個“統一戰線”的核心與軸心，在當今世界上，各種各樣的反美力量一劃拉一把，只要豎起招兵大旗，不愁沒有沖鋒陷陣的。不要說俄羅斯這樣的大國或者伊朗、朝鮮、古巴、委內瑞拉等這些堅定反美國家，就算阿富汗、伊拉克、索馬里等，也都可以培養成為反美反霸的得力先鋒。既然美國能驅使菲律賓成為走卒，中國為什么就不能照此辦理呢?

　　不要以為這會給中國帶來危險，這樣做非但不會有什么危險，而只會給中國帶來安全。

　　第四，積極進取，開拓新的戰略時空。

　　當然，僅僅指望別人是遠遠不行的，關鍵還得靠自己，中國需要積極進取，去開辟新的戰略空間。最近一個極其成功的戰略實例就是中俄關系的巨大進展。中俄背靠背所帶來的戰略穩定性，怎么估計都不過分。但中俄戰略關系的潛力還遠沒有充分發揮出來，這不能不說是美中不足。其實，不但中俄戰略關系的潛力沒有發揮充分，就是中朝、中巴、中國與伊朗等關系的戰略意義，發揮得也并不很如人意，人們每每所見到的，是中國把許多資源與手段運用到不恰當的地方，結果或者勞而無功，或者水中撈月，弄得自己還疲于奔命，焦頭爛額。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回想過去，中國對日本下了多少水磨功夫，結果幾乎是一夕之間流失得干干凈凈，生意上有花錢打水漂一說，其實戰略上打水漂的事情也很多，中國就干了不少。

　　展望未來，中國應該把開拓戰略時空的重點切實放到亞非拉邊緣國家與邊緣地區，改變過去那種以歐美為中心，以美英為核心的依賴戰略。須知，無論在霸權及其鐵桿盟友身上做怎樣的水磨功夫，到頭來都是一場空。曾幾何時，澳大利亞與中國的關系何等友好密切，但現在誰都知道，澳大利亞正緊跟美國的步伐加緊對中國進行戰爭準備，這樣殘酷的事實還不足以令國人清醒嗎?

　　第五，強勢反擊，形成強大的威懾態勢

　　在戰略上，爭取時間一般來說要避免戰爭，而捍衛或者拓展空間就要激起可能的沖突。這二者似乎是一對矛盾，但不容回避必須面對。現如今中國顯然要盡量避免戰爭，但又不能不直接面對各種各樣的挑釁。如何應對周邊幾個蕞爾小丑發起的挑釁，現在已經成了擺在中國面前的大難題。

　　處理這一難題沒有別的辦法，只有殺一儆百，發揮武力威懾的作用，所謂“互信、合作、共贏”之類基本無用，這方面有足夠的歷史經驗。二戰之前，日本陸軍大肆鼓噪北進，試圖引導日本的軍國鐵蹄以北進為戰略主攻方向，但這一野心在張谷峰事件和諾門坎事件中被打得飛灰湮滅，從此之后日本再也不敢北進了，以至于在莫斯科戰役的生死關頭，也都不敢越雷池一步，因為在張谷峰事件和諾門坎事件中，日本實在是被打疼了。同樣的道理還有抗美援朝，其余威至今猶在;還有中印邊界，當年一場短促的戰爭打出了五十多年的和平，遠超預期;還有1974年的西沙之戰，沒有戰場海就不會有西沙群島海域的穩定控制，而1988年的3•14海戰則規模太小，所以效力就不長遠了。這些事實都雄辯地證明，要想避免大規模全面戰爭，就必須在局部的小沖突中打出威風打出威力;反之，如果連面對小沖突都患得患失，不能斷然處置，結果必將要遭來更大的災禍。有關缺少戰略威懾能力的惡果，筆者在《建設中國的戰略威懾能力刻不容緩》一文中已做了詳盡的闡述。

　　所以，當今之計與當務之急，是中國要做好在必要時候展示一下自己的肌肉與筋骨的準備。演習不行，那只是演戲。如今的中國到底是大老虎還是黔之驢，需要一個實際的案例來證明。如果實際表現證明中國就是一頭黔之驢，想要人家不一擁而上來撕咬也是妄想，如果實際表現證實中國是一個有威力的老虎，那么一切相關和不相關的人都會退避三舍。對外是這樣，對內未嘗不是這樣。

　　也許，一場像樣的局部戰爭可以給中國帶來幾十年的和平，在時間與空間上都能給中國以新的支撐。但前提是必須贏得干脆利落，像1979年那樣的對越戰爭無論如何是不行的。

　　說到這里，我們就可以提出最后的問題了：為民族復興贏得時間和空間，核心與關鍵究竟是什么呢?

　　核心與關鍵是要敢于擔當、積極作為，把能力與勇氣有機地整合匹配起來，如果非要用一個詞匯加以概括的話，那就是“斗爭”。只有斗爭才能贏得時間與空間，否則，天上不會掉下來，地上不會長出來，更不會有人拱手送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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