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我國國有企業改革兩種對立觀點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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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于我國國有企業改革兩種對立觀點的資料)

　　2014年6月8日

　　【編者前言：18大以來，特別是18屆三中全會以來，又掀起了一次關于我國國有經濟國有企業改革的大浪。資改派頭面人物在大浪中突出表演的特點有二：一是繼續歪曲馬克思主義原理，惡毒攻擊我國國有經濟，否定社會主義公有制是馬克思主義共產黨執政基礎和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主體地位;二是氣勢洶洶，圖窮匕首見，再也不用摭羞布擋面，就是要通過搞混合所有制，“把國企放到博物館“，最終實現私有化。本資料前7篇就是他們的這些言論;后6篇是社改派同志對他們這些言論的揭露和批判。請大家參閱。】

　　1、 高尚全：改革攻堅 必須堅持“三個不動搖”(1)

　　2、吳敬璉：社會主義與否跟國有不國有沒什么關系(2)

　　3、厲以寧：鼓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2)

　　4、張軍：改革應把國企放到博物館 (3)

　　5、張文魁：國企下一步改革要走民營化的道路(4)

　　6、周放生：國企改革要啃的第一塊“硬骨頭”(5)

　　7、保育鈞：民企很樂觀,“國有經濟是共產黨執政基礎”再也不提了(6)

　　8、愛黨愛國網民：致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和國務院的公開信(7)

　　9、岳青山：高尚全鼓吹“民心基礎論”意欲何為(8)

　　10、有林：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反對國有經濟嗎？(11)

　　11、馬格寧思：用“混合所有制”消滅了“公有制”，中國共產黨還能存在嗎?(14)

　　12、陳石宇：混合所有制經濟會把我國引向何方？(14)

　　13、昆侖巖：國企私有化才是最大腐敗(16)

　　高尚全：改革攻堅 必須堅持“三個不動搖”(節錄)

　　下載于光明網2012-08-31

　　一、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不動搖

　　確保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則必須嚴格約束行政權力對市場的過度干預。但是由于體制的原因，缺乏制衡的行政權力在市場領域的擴張傾向很難得到遏制，“中國模式”和“國家資本主義”的論調更為這種行政權力的畸形擴張提供似是而非的理由，這些雜音極有可能拖累改革的進程。因此，在加強改革頂層設計的同時，中央有必要在十八大文件中重申堅持市場化的改革方向不動搖、堅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二、堅持國有經濟的正確定位不動搖

　　有些人認為，國有經濟是我們黨的執政基礎。按照這個“基礎論”定位，國有經濟就只能進、不能退，因為“進”才能加強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基礎，“退”就削弱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基礎。

　　從歷史的實踐來看，這種“基礎論”也是站不住腳的。2003年4月23日，筆者在參加《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文件起草小組全體會議上發言時提出：第一，蘇聯垮臺的時候，一統天下的國有經濟為什么沒有支持蘇共繼續執政，為什么沒有支持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繼續下去?第二，1970年代初，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國有經濟比重都是比較高的，英國為29%，法國為33%，意大利為30%，聯邦德國為30%，日本于1980年初達35%，但那個時代，沒有人認為他們是搞社會主義。第三，浙江的現象，浙江地處沿海，國家投資少，當然國有經濟比重低。雖然國有經濟比重較低，但是經濟發展很快，老百姓的富裕程度很高，社會很穩定。第四，越南的國有經濟比重比我們低得多，但沒有人說他不是社會主義國家。

　　國有經濟到底為了什么?不能為了國有企業而國有企業。恩格斯曾說過：“自從俾斯麥致力于國有化以來，出現了一種冒牌的社會主義，它有時甚至會墮落為某些奴才氣，無條件地把任何一種國有化，甚至俾斯麥的國有化，都說成是社會主義的。顯然，如果煙草國營是社會主義的，那么拿破侖和梅特涅也應該算入社會主義創始人之列了。”恩格斯還指出：“俾斯麥并非考慮經濟上的必要性，而只是為了使鐵路能夠更好地適用于戰時，只是為了把鐵路官員訓練成政府的投票家畜，主要是為了取得一種不依賴于議會決定的新的收入來源,而把普魯士的鐵路干線收歸國有，這無論如何不是社會主義的步驟，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間接的，既不是自覺的，也不是不自覺的。否則，皇家海外貿易公司、皇家陶瓷廠，甚至陸軍被服廠，以致在30年代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時期由一個聰明人一本正經地建議過的妓院國營，也都是社會主義的設施了。”但時至今日，仍有人認為，國有化就是社會主義，包括奧巴馬采取國有化的措施以后，就說奧巴馬也要搞社會主義了，簡單地把國有化和社會主義等同起來，為什么有這種想法呢?因為在理念上還沒有解決好。

　　國內外的實踐經驗證明：黨的執政基礎不在于國有經濟比重高低，而根本的是三個“民”：“民心、民生、民意”。民心是核心的問題，“得民心者得天下”，古今中外都說明這個問題;為了得民心，必須把民生問題搞上去，使老百姓分享改革發展的成果;為了得民心，就要尊重民意，使老百姓有話語權，有參與權，有監督權，有尊嚴。

　　三、堅持打破行政壟斷不動搖

　　改革攻堅必須深化壟斷行業改革，打破行政性壟斷。必須下決心在石油、電力、電信、金融、鐵路等行業進一步深化改革，實行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完善機制，打破壟斷，加快構造有效競爭格局，加快壟斷行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步伐。

　　推進壟斷企業股權多元化改革，允許非公有制經濟進入壟斷行業參與競爭。2005年和2010年，國務院先后發布兩個非公經濟“36條”，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對于深化壟斷行業改革具有重要意義。鼓勵非公有制經濟參與國有經濟結構調整和國有企業重組，為打破壟斷、引入競爭創造條件，為推進國有壟斷企業股權多元化提供契機。

　　受長期計劃經濟體制和思維慣性的影響，在不少地方和部門，政府的直接干預依然滲透在微觀經濟活動的諸多方面，不僅包括壟斷行業的生產經營過程，甚至涉及已經市場化的競爭性行業。必須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凡是市場主體有能力做好的事情都要交給市場主體去做，政府的主要職責是為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

　　吳敬璉：社會主義與否跟國有不國有沒什么關系 (節錄)

　　人民網2007年5月18日《搞清楚社會主義究竟是什么——首屆全國社會主義論壇追述》中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吳敬璉提出，斯大林的社會主義經濟定義帶有明顯的被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強烈批評過的“國家迷信”的色彩，并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國家觀。正本清源地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根據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的本質在于實現共同富裕的思想和我國改革開放的實踐經驗，把社會主義的理論創新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對于社會主義經濟作出更明確的界定，即把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特征規定為以實現共同富裕為目標的市場經濟(這也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切含義)，從而對我們的基本政策給出邏輯一貫的理論說明，并使人們認識到，一個國家是否具有社會主義性質并不是由國有經濟所占份額的多寡所決定的。

　　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吳敬璉與鳳凰財經記者對話再次說：如果按照蘇聯的定義，社會主義的最主要特點就是國有制的統治地位，這當然與市場經濟是矛盾的，不能兼容的。如果是國有制占統治地位，根本連商品交換都不可能有，那更沒有市場經濟了。什么叫私有化?弗里德曼88年來中國，他在上海就講私有化，到了北京，大概是快要離開的那次宴會上他就講，"我想來想去，徹底的公有化就是私有化，徹底的私有化就是公有化。"所以這種概念討論我不認為有太大的意義。我還是堅持我97年給中央的那封信里的意見，社會主義與否跟國有不國有沒什么關系。為此我去查過《鄧小平文選》，《鄧小平文選》里就沒有這個國有這個詞。(下載于人大經濟論壇網 2013-11-1 )

　　厲以寧：鼓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

　　下載于2014年01月27日 人民政協網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把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作為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這在理論上是個創新。《決定》中有幾個重要內容，比如允許更多的國有經濟發展成為混合所有制經濟，鼓勵發展非公有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等，這些會對下一段工作有很大推動。我想從觀念上談幾個問題。

　　第一，國有企業改為混合所有制企業，是國有資本力量的縮小還是壯大?按照資本來算，假定1000億的資本，100%是國有，實際控制就是1000億。假定50%比例就可以控股，那1000億資本實際可控制2000億，其實25%就可以控股其他小股東了。因此，國有企業改為混合所有制企業，不是國有資本力量的削弱，而是充實了國有資本，增加了控制面和實際可控制的資本數量。

　　第二，國有企業改為混合所有制企業之后的好處在哪里?一是擴大資金來源。發展關鍵行業和新興產業就需要增加投資，通過吸收非公有經濟參股、入股，資金來源更廣。二是促進國有企業管理體制的改革。根據混合所有制經濟要求，要遵守股份制的章程和《公司法》，完善健全的法人治理結構。三是有利于國有企業“走出去”。混合所有制完全是股份制，也可能有外資參股，這對企業“走出去”是有好處的。四是國有企業資本雄厚、技術力量強，改為混合所有制企業，各種所有制的優點和長處都可以發揮出來。

　　第三，鼓勵民營企業發展非公有制控股的所有制企業，產權界定明確，也有利于保護民營企業產權。民營企業已在探索實行企業員工入股，這也是混合所有制的形式。這里有一個理論問題需要搞清楚，財富、利潤是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共同創造的，既然利潤是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共同創造的，為什么利潤全部歸物質資本投入者所有，而人力資本投入只能夠從工資支出部分中取得報酬呢?理論上講，應該發揮產權激勵的作用，高管人員、技術專家、職工都應該有。

　　此外，還有一系列問題值得我們繼續研究。比如，企業員工以什么價格入股?所持股份什么時候能賣，如何轉讓，是有限轉讓還是公開轉讓?職工的股份是否有繼承權，是終身制還是可繼承?等等。

　　張軍：改革應把國企放到博物館

　　作者:張軍(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復旦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新浪財經專欄作家)

　　來源：新浪網財經專欄2014年03月11日

　　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要扶持鼓勵，讓更多名間資本進入央企所把持的行業。將此作為改革的重要內容，也就是要建立混合所有制，而過去這點做得不好。

　　舉個例子，我們現在說的信貸到底流向什么行業?很多都流向重化行業、房地產及其相關行業，而這些行業一般是大企業主導，國企成分也高，而且目前產能過剩嚴重，所以大家會形成這樣一個印象：民間投資很糟糕。實際上沒有清晰的統計結果顯示民間投資不佳，反而說明非國有企業投資增長很明顯。但國企的壟斷讓大家形成了這樣一種認知：有機會的行業被國企把持，過剩的行業不愿意進，民間有錢就沒地方投。我建議應把國企放到博物館，既然提出多種所有制，就不該有國企這個概念了。作為改革一個目標，要把國企淡化、去行政化，國企老板不能有行政級別。同時，政府引導民間投資流向，盡量進入央企主導的這些行業。最重要的是，實現平等的市場準入原則，沒有特權、沒有歧視，那么國企改革就成功了。

　　當然這個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實行，目前來看，政府減少行政審判和投資干預是一個很好的方向，希望2020年國企民資問題能得到解決。

　　張文魁：國企下一步改革要走民營化的道路

　　作者：張文魁(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所副所長)下載于鳳凰網2014年04月14日

　　(本資料編者注：此系作者在《財經》雜志2014年第9期 《重振改革信心》一文的第三部分)

　　我所談論的民營化，不僅僅是國家所有權轉向非國有投資者，而是包含兩層意思：第一層意思是所有權的轉移;第二層意思則是公司治理的轉型。公司治理轉型，就是隨著所有權結構的變化，去行政化、形式化再加上內部人控制、內部人分享的公司治理應該過渡到商業化、實質化并有基本透明度和制衡性的公司治理。總體而言，民營化就是產權民間化、治理商業化。

　　國企民營化，對于全國13萬家中小型國企而言，完全可以選擇整體出售的辦法實行一步到位的完全民營化，同時應該進行職工身份的轉換;而那些大型和特大型國企，特別是集團性國企的母公司，包括央企的母公司，可以通過混合所有制的方式實行走一步看一步的漸進民營化，國家可以持有一定的國有股，而且要盡量進行職工身份轉換，并在股權多元化的基礎上推動公司治理轉型;在極少數特殊領域，譬如說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和普遍性服務的領域，以及真正關系國家安全的領域，在目前階段，如果國家看不準、民眾也有疑慮，繼續保留一些純粹的國企也是可以的，以后再根據情況來考慮后續的改革舉措，但不能裹足不前。

　　當然，也有不少人對民營化比較擔心，他們擔心民營化的過程會成為少數人，特別是權貴人物，大肆瓜分和掠奪國有資產的過程，從而在中國出現一個像俄羅斯那樣的寡頭階層。我認為，如果人們反對少數人在民營化過程中以不法手段和不當途徑化公為私，這完全可以理解，而且也應該避免這種情況的出現。

　　我這里借鑒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威廉姆·鮑默爾提出的好的資本主義和壞的資本主義的概念，主張在中國推行“好”的民營化，避免“壞”的民營化。“好”的民營化就是：競爭性領域的中小國企，通過公開性競爭性的方式以公允價格出售轉讓給非國有投資者，大型特大型國企通過公開性競爭性的方式以公允價格出售部分國有產權或者在證券市場釋放部分國有股份，所有的鼓勵性優惠購買計劃都要經過嚴格程序并公開透明;帶有壟斷租金和資源租金的大型國企主要走上市道路和在證券市場向境內投資者釋放國有股，并推進公司治理的商業化，同時通過開放準入以破除行政壟斷、通過拆分和替代性競爭以弱化自然壟斷、通過公開競拍和增發牌照以回收資源租金;對于極少數特殊領域的國企，在目前沒有把握的時候，可以選擇保持國有獨資，但要提高公司治理的透明度并強化政府監管。

　　這樣一種“好”的民營化，不是瓜分國有資產的民營化，而是促進財富創造的民營化，應該得到民眾的歡迎和支持。

　　誠然，民營化不可能解決中國國企的全部問題。即使那些天生的私有制企業，無論是單一股東企業還是多股東企業，無論是非上市企業還是上市企業，它們也有自己的公司治理方面的問題。現階段我國一些民營企業在誠信守法、承擔社會責任等方面還存在很多不足，這也毋庸諱言。但是，這些問題要么無關所有制，要么通過完善市場機制和改進政府監管就可在很大程度上得以緩解。更重要的是，一個正常的社會，進而一個繁榮的、以民眾福祉為上的社會，應該是一個民有產權能夠自由伸張的社會，而不是一個國有產權排擠民有產權的社會。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的國企民營化過程，實質上也是中國的民權自由化過程。

　　周放生：國企改革要啃的第一塊“硬骨頭”(節錄)

　　作者:周放生(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副會長)來源：新浪專欄2014年04月29日

　　過去10年間，盡管局部改革還在推進中，但國企改革總體停滯，甚至在某些方面存在倒退。《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決定》(簡稱《決定》，下同)再次確立了國企市場化的改革方向，這實際上是新一輪國企改革的重啟。都說中國容易的、皆大歡喜的改革已經完成，現在該啃“硬骨頭”了。第一塊硬骨頭就是讓非公資本進入

　　《決定》指出：鼓勵發展混合所有制。鼓勵非公有制企業參與國企改革，鼓勵發展非公有制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業。

　　“混合所有制”概念一經提出，立刻成為了熱門話題。大家都希望“混合所有”能給國企改革帶來“鲇魚效應”。究竟什么樣的“混合所有”才能實現國企市場化的要求?《決定》提出“鼓勵發展非公有制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給出了明確的答案。

　　從中央到地方，國企分了若干層面，究竟在哪個層面上的“混合”才符合效益原則、真正能實現《決定》提出“混合所有”的初衷?其實，這些疑惑歸根結底，核心只有一個——合理的股權結構才是國企體制、機制真正市場化的關鍵，而這也是經過國企改革、改制多年實踐反復證明了的真理。

　　國企的市場化就是要解決國企經營方式和國企體制、制度的市場化這兩大問題。經過30年的改革，國企經營方式市場化已經有了很大改觀，但國企體制、制度的市場化還遠未解決。央企的許多上市公司雖然已經實現混合所有，但由于國有股一股獨大，體制、機制與原來的國企并沒有多大區別。要想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就得從股權結構的改變做起。

　　從統計數字上看，央企的“混合所有”已達52%，但天花板并沒有改變。央企的母公司仍然是國有獨資企業，地方國企亦是如此。要想從根本上解決國企的體制、機制問題，就必須首先把完全競爭性領域的央企、地方國企母公司改制成為“非公有制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業”，這將是最難啃的一塊“硬骨頭”。

　　另一個關鍵是怎么個啃法?如何來把握股權結構控制這個“度”?

　　符合“非公有制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業”的股權結構有兩種情況：一是非公有制資本加在一起大于公有制資本，但公有制資本仍然是單一大股東;二是非公有制資本不但總體上大于公有制資本，而且成為單一大股東，國有資本是參股股東。真正能實現“混合所有”、“鲇魚效應”的股權結構方式顯然是第二種。

　　《決定》提出“以管資本為主”，國有出資人機構從“管企業”轉向“管資本”，是一項重大的變革。在“非公有制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業”里，國有出資人機構如何從“管企業”變成“管資本”呢?具體來說，就是國有出資人機構作為參股股東不再能決定企業經營者的選聘;不再能決定對企業的考核指標及考核結果;不再能決定企業管理人員的薪酬水平及企業的工資總額;不再能決定企業的投資方向;不再能決定企業的重組并購;不再能決定企業的退出方式。由此國企才能真正市場化。

　　完全競爭性領域的國有股比例下降后，其釋放的空間能給民營資本、管理、技術骨干為主的員工資本、外資資本帶來更多的機會，這些新鮮要素的引入對增強企業活力和競爭力有著積極的意義。上一輪國企改制的許多案例也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例如，長沙友誼阿波羅公司改制后，從一個快要倒閉、資產僅剩2000多萬的國有小企業，發展成為了資產規模八九個億的上市公司。國有股從原來的100% 下降到目前的28%，但對應的股權價值卻高達12億，國有資產增值了幾十倍。如果沒有股權結構的改變，這樣的變化難以想象。

　　值得注意的是：國企改制為“非公有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業”后，國有股不再是大股東，但必須要有負責任的大股東。目前國有企業最大的問題是“無人負責”。在現有體制下，盡管絕大多數國有企業的干部職工對工作認真負責，但仍然“無人”能對國有企業的經營后果承擔直接的經濟責任。負責任的大股東可以絕對控股或相對控股，但要對企業的經營結果承擔責任。甚至可以試行有限合伙，讓負責經營的大股東承擔無限責任。

　　這個做法許多企業實行過，效果很好。總之，要有人承擔最終責任，這也是國企改制是否成功的關鍵。當然，改制后的企業股權結構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也要服從市場競爭的需要，一切以市場為導向。

　　國企改制，西方國家講“私有化”，我們講“民營化”、“市場化”、“混合所有”。兩者之間有共同點，也有區別。中小國企民營化，大國企市場化、混合所有。這樣的做法符合國情，符合現實，也可操作，行得通。大型國企“混合所有”，可以實現兩個體制的優勢互補，兩個體制的劣勢對沖。中國建筑(2.94, 0.00, 0.00%)材料集團有限公司以“混合所有”的方式對中國水泥行業進行的整合印證了這一點。

　　保育鈞：民企很樂觀,“國有經濟是共產黨執政基礎”再也不提了

　　作者：鳳凰網財經記者 下載于鳳凰網2014-04-09

　　鳳凰財經訊 4月8日-11日，博鰲亞洲論壇在中國海南省博鰲召開。在“放松管制與民企機遇”分論壇上，中華民營企業聯合會會長保育鈞表達了對民營企業未來發展的樂觀，他提到，過去經常被當做是政策口號提出的所謂“國有經濟是共產黨執政的基礎”這句話再也不提了，取而代之的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

　　愛黨愛國網民：致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和國務院的公開信

　　下載于紅歌會網2014-05-19

　　尊敬的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和國務院：

　　我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堅決捍衛國家憲法規定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決擁護黨的十八大和三中全會決定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的全面深化改革方向，堅決支持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國有企業不僅不能削弱，而且還要加強”，“不能在一片改革聲浪中把國有資產變成謀取暴利的機會”的國企改革基本目標和原則。

　　但是，有的政府部門和國企領導卻置我國憲法和黨中央決定于不顧，背離深化改革的正確方向，急欲發起新一輪大賣國企的私有化浪潮。據媒體報道，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已提交國務院，其中不論任何類型的產業和企業，皆無民資參股比例規定;中石油在西部管道公司已先行秘密私有化尚未查處的情況下，近日又突發公告，要100%賣掉東部管道公司優質國有股權。國家花費巨額投資建成、已可穩定坐收盈利、又關乎國家經濟命脈的戰略企業，為什么要全部拱手賣給外資和私資?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這種搞法嗎?簡直荒唐到極點，我們實在無法理解!

　　混合經濟性質取決于誰控股，這是人所共知的常識，放棄國資控股權，就是改變國企性質。發展混合經濟，既可以搞新項目合資合股，也可以老項目吸收參股增資擴股，完全沒有必要走賣產權的私有化之路。混合不一定“我退你進”、“我賣你買”，基本做法應該是“多元投資”、“合力共進”，要“做加法不做減法”。前兩輪國企改革最大的教訓，就是形成了全國性瘋狂賣國企浪潮，一講改革就是賣，不賣不算改革，賣光才算改革成功，這豈不是“敗家哲學”!如果以改革之名，強制要求國企向外資、私資出賣產權，那就不是為了加強國企，而是為了搞掉國企，勢必葬送中國經濟賴以崛起的骨干力量，徹底摧毀共產黨執政和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

　　按憲法規定，國有企業是全民所有制經濟，是每個中國公民都擁有所有權的法定財產。任何人都沒有權力以改革之名將全民所有的國企變為中外資本的私產，既不能內部瓜分，也不能擅自對外出賣。全民所有的國企產權能否出賣轉讓，不能企業領導說了算，也不能政府部門說了算，必須提交全國人大審議決定，必須保證全體公民的財產所有權和收益權不受損失。具體改革方案和實施過程，都必須按習總書記講的“公開透明”，置于全社會監督之下，讓黑腐行為無處藏匿。

　　我們堅決要求習總書記和黨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立即制止中石油不經人大批準、帶頭擅自出賣國企的違憲行為，堅決糾正搞混合經濟不設“底線”、任意放棄國資控股權的錯誤方案，堅決追究相關部門和領導的政治責任。

　　改革是人民的事業，必須傾聽人民的呼聲，順從人民的意愿，維護和發展人民的利益。決不能少數人說了算，拿人民利益開刀，把人民財產變成少數人和外國資本的“紅利”。我們期待人民的執政黨和政權，為人民伸張正義，引領中國改革發展走正確道路!

　　愛黨愛國的正義網民

　　二〇一四年五月十六日

　　岳青山：高尚全鼓吹“民心基礎論”意欲何為？

　　下載于大地微微網2014-6-7 發布者: 新德|原作者: 岳青山

　　記得2012年11月18日上午，黨的18大剛剛落下帷幕，中國人民大學就演出過一場好戲：熱烈祝賀浙江大學管院原院長高尚全教授從事經濟工作60年座談會。大吹大擂，熱鬧非凡。只是，這還算不得什么，而更高規格的“戲”，椐說就是此前幾天，溫家寶總理還“親切會見”，對高尚全表示了“熱烈的祝賀”。“祝賀”什么呢?祝賀此人從事經濟工作60年，為黨和國家所做的“重要貢獻”。在溫帶領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胡啟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馬凱、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原主任、全國政協原副主席陳錦華，全國政協副主席李金華等都為座談會發來“賀信。”

　　高尚全何許人也?此人為何能享到如此殊榮?其實，這也是情理中事，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他們原本就是“志同道合”，相互吹捧，你“高”我“高”，大家都“高”。只是人們要問：所謂高尚全“從事經濟工作60年為黨和國家所做的重要貢獻”，究竟是些什么?這位長期擔任發改委副主任的人究竟要將中國“改革”掉什么?要使中國向何處“發展”?他究竟是為黨和國家作出了“重要貢獻”，還是給黨和國家造成根本性破壞?

　　本文就從高尚全鼓吹的“三民主義”說起。

　　高尚全在18大閉幕的第2天，曾在《深圳特區報》發表題為《改革攻堅，必須堅持“三個不動搖”》的大作，鼓吹“改革攻堅”，只能前進，不能停滯，更不能動搖。那么，他要攻的“堅”在哪里?就在“國有經濟。”

　　高尚全認為，要攻克國有經濟這個堡壘，得“先做意識形態的工作”，就“必須堅持國有經濟的正確定位不動搖。”但是，他深感麻煩在于“對國有企業如何定位，目前爭論很大。”“有人認為，國有經濟是黨的執政基礎。”這還得了!他為了否定“國有經濟”、公有制是黨執政的經濟基礎，提出所謂的“三民主義”。他說：“國內外的實踐經驗證明：黨的執政基礎不在于國有經濟比重高低，而根本的是三個‘民’：民主、民心、民意。民心是核心問題，得民心者得天下。”

　　原來如此!

　　共產黨的執政基礎，壓根兒就無所謂經濟、物質的基礎，不是“國有經濟”，不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而是“三民主義”，即“民主、民心、民意。而民心是核心。”

　　在這里，高尚全所謂的“民心”和“民意”，基本上屬同一范疇，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所以，“三民”主義，其實是“二民”主義。而在“二民”里頭，他又強調：“民心是核心問題”，這樣，“二民”主義，就成了“一民”主義，即“民心”主義了。

　　這就是說，共產黨執政基礎不是“國有經濟”，不是社會主義的公有制，而是“民心”。高尚全的黨的執政基礎論，實質上就是“民心論。”

　　這種觀點完全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

　　按照高尚全的“理論”，黨的基礎只能是“民主、民心、民意，而核心是民心”。那就試問：什么是“政黨”?什么是“民主”?什么是“民心”或“民意”?它們是不是屬于上層建筑的范疇?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它們又是否反映并服務于社會的經濟基礎?

　　這就只能請教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了。否則，就是毛澤東說的，沒有共同的語言，扯了半天皮，還是扯不清。

　　馬克思和恩格斯唯物史觀的發現，結束了唯心史觀的的一統天下，科學地揭明了社會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解開了“歷史之迷”，從而為人們正確認識社會歷史提供了唯一正確的科學方法論。

　　馬克思在著名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簡述了自己探尋社會科學的歷史過程后，對自己發現的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作出精辟的概括。他是這說的：“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經得到就用來指導我的研究工作的總的結果，可以簡略地概述如下：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物質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生產關系，即同它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階段相適應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在其上并有一定意識形態與之相適合的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馬恩選集》第2卷，第82頁)

　　這就是說：“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法律、政治乃至意識形態等上層建筑的“經濟基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而不是上層建筑決定經濟基礎，上層建筑必須適應并能動地服務于經濟基礎;在“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中，生產資料的所有制是決定性的;“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

　　所以，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是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公有制，而公有制的存在形態，則是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因之，黨的執政的經濟基礎是公有制，物質基礎是國有經濟，這就是題中應有之義了。當然，黨的執政基礎，無疑是多方面、多層次的，還有：理論基礎，即馬克思主義理論;階級基礎，即工人階級;群眾基礎，即工農勞苦大眾的為主的廣大人民群眾等等。其中，經濟基礎和物質基礎是主要的、有決定性的，更為其重要的。

　　而高尚全所謂的“三民主義”則認為，共產黨執政的基礎只是“民主”、“民心”，或“民意”，“民心是核心”。這就把黨執政的經濟基礎、物質基礎否定得一干二凈。他認為，如果把“國有經濟”、“公有制”看成是黨執政的經濟基礎、物質基礎，那就大錯特錯了。但問題在于，“民主”、“民心”這種純屬上層建筑的東西本身是從哪里來的?“民心”有沒有社會的經濟根源、物質根源?是社會意識決定社會存在，還是相反地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

　　恩格斯深刻指出：“舊唯物主義在歷史領域內自己背叛自己，因為它認為在歷史領域起作用的精神動力是最終原因，而不去研究隱藏在這些動力后面的是什么，這些動力的動力是什么。不徹底的地方并不在于承認精神的動力，而在于不從這些動力進一步追溯到它的動因。”(《馬恩選集》第4卷，第244頁)高尚全的“三民主義”鼓吹只有“民主”、“民心”才是共產黨執政的基礎，矢口否認它們的經濟基礎、物質基礎，也正是“不從這些動力進一步追溯到它的動因”。

　　殊不知，這樣一來，“民主”、“民心”豈不成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成為“第一性”的了？這種唯心主義的歷史顛倒，難道不是根本背離了馬克思主義？

　　列寧深刻指出的：“已往的歷史理論的兩個主要缺點：第一，已往的歷史理論，至多只考察了人們的思想動機，而沒有考究產生動機的原因，沒有摸到社會關系體系發展的規律性，沒有看出物質生產發展程度是這種關系的根源;第二，過去的歷史理論沒有說明人民群眾的活動。”(《列寧選集》第2卷，第586頁)高尚全的“三民主義”豈不正是這么一種唯心歷史觀的雜拌?!

　　還應當看到，高尚全的“三民主義”，打出“民心基礎論”，假裝看重群眾的歷史作用，冒充黨的群眾基礎，妄圖魚目混珠，以假亂真。

　　正如列寧所說的，唯物史觀和唯心史觀根本區別，除了是不是承認經濟的原因是社會發展的根本源泉以外，還有是不是承認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

　　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有句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31頁)他在廬山會議時批判陳伯達“一類政治騙子”所寫的《我的一點意見》也曾尖銳指出：“這個歷史家和哲學家爭論不休的問題，即通常所說的，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歷史，是唯心論的先驗論，還是唯物論的反映論。我們只能站在馬列主義的立場上，而決不能跟陳伯達的謠言和詭辯混在一起。”(《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第115頁)

　　毛澤東提出和堅持黨的群眾路線，相信群眾，依靠群眾。他始終如一地把人民群眾看成是歷史的真正創造者，也就高度重視“民意”，十分看重“民心”。建國后，他反復告誡全黨干部，千萬不能脫離群眾，水可載舟，亦可復舟。也曾講過：國民黨的失敗是嚴重脫離群眾的必然結果，“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但這同高尚全“民心基礎論”不能同日而語。第一，毛澤東是從人民群眾創造歷史這個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出發，既然“人民，只有人民都是創造世界歷史的真正動力”，那么黨執政基礎自然有其“群眾基礎”。而人民群眾是偉大的物質力量，不能簡單地等同于“民心”;第二、毛澤東重視黨執政的“群眾基礎”，同確認黨執政的基礎還有更重的“經濟基礎”、“物質基礎”，是統一的、密不可分的。決不可強調“群眾基礎”就否定“經濟基礎”、“物質基礎”，更不能以“民心基礎”來否定“經濟基礎”、“物質基礎”。

　　而高尚全把唯心主義的英雄史觀奉為信條，完全否認人民群眾創造歷史，根本沒把工農大眾放在眼里。在他們看來，工農大眾是無知“群氓”，是理應給富人創造財富的工具。所以，他妾想以“民心基礎”冒充“群眾基礎”，盡管可以自欺，卻絕對欺不了人!

　　最后，還得指出，對于“民心”、“民意”須作階級分析。高尚全援引“得民心者得天下”，鼓吹“民心基礎論”，這種所謂的“民心”、“民意”，究竟是哪個“民”之“心”、之“意”?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之“心”、之“意”，還是資產階級之“心”、之“意”?是我國占人口絕大多數人之“心”、之“意”，還是少數人之“心”、之“意”?

　　這是無法避開，也忽悠不過去的原則問題。

　　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的序言中，曾多次概括其“核心思想”，總是把階級和階級斗的理論作為一個重要的方面。列寧指出：馬克思主義關于階級和階級斗爭的理論，為我們觀察社會歷史提供了“基本線索”。修正主義的要害就是否認階級斗爭、背叛無產階級專政。走資派作為國內外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要在中國毀壞公有制，推行私有化，視對工人階級的剝削和壓迫為天經地義，也就本能地把階級分析看成洪水猛獸。

　　但人是劃分為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著階級和階級斗爭。在我們這個社會里，有工人階級、農民階級 、小資產階級 、資產階級、等等。這是誰也否定不了的客觀實在。毛澤東及他領導共產黨看重“民心”，當然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的“民心”。

　　而高尚全所謂“民心”、“民意”的“民”，顯然不是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不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人民，而是國內外資產階級，是“先富起來”的少數人。

　　看看他這些年的言行，就是再清楚不過的了。

　　高尚全自己就承認，如今中國的工人和農民改開以來已經成了“弱勢群體”，換言之，就是新陷入被壓迫、被剝削的苦海，這難道是合于工農大眾的“民心”?

　　高尚全一伙三十多年來始終把“改革”的矛頭聚焦于“國有經濟”，著力鏟除社會主義主的公有制，強行實現私有化，造成了勞動大眾與生產資料的再次分離，讓幾千萬產業工人一夜下崗失業，能說不是忠實代表資產階級，反倒是順應了工農大眾的心意?

　　高尚全沾沾自喜于2000年在《深化對勞動和勞動價值論的認識》中提出要把“私營企業的經營管理”視為“勞動的重要形式”、“同樣創造價值”，要一視同仁地“實行按生產要素分配”，這不是忠實反映資產階級的“心意”，還能是什么?

　　這里不妨再舉出這些年來同高尚全一樣“風光”的資改派“理論家”厲以寧的高論，以資旁證。他說：“12億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中國的貧富差距還不夠大，只有拉大差距，社會才能進步”;“我建議取消所謂的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熱情和能力”;“窮人應該將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舊衣，天經地義”，等等。厲以寧如此坦率、鮮明和尖銳地改革開放的宗旨，毫不掩蓋自己就是資產階級的忠誠奴仆。這不是活神活現表明了他們所謂的“民心”、“民意”究竟是哪個階級的“民意”、“民心”?

　　綜上所述，高尚全為何這么賣力鼓吹“民心基礎論”，可謂用心險惡！按照他的如意算計，只要用黨執政的所謂“民心基礎”，否定掉它的經濟基礎、物質基礎，就可一箭雙雕：既可以把國有經濟“定位”于無足輕重的地位，就便于“深化改革”，消滅國有經濟，完成私有化“大業”，為復辟了的資本主義夯實基礎；又可以挖空、摧毀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和物質基礎，使共產黨成為空中樓閣，實現其朝思暮想的“政治民主化。”兩者合一，也就終將毛澤東締造的社會主義新中國，推上他們夢寐以求的資本主義的“不歸之路”！

　　但是，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說得很好：“蔑視辯證法不能不受懲罰的”。(《馬恩選集》第3卷，第482頁)蔑視自然規律如此，蔑視社會規律也是如此。中國的走資派倒行逆施，無視社會歷史本身的辯證法，到頭來，終歸逃脫不了歷史的懲罰!

　　有林：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反對國有經濟嗎？(節錄)

　　下載于《馬克思主義文摘》2014年第5期 發布時間：2014-5-18

　　現在，主張實行單一公有制經濟的不太多，反對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主張實行私有化的人卻不少。其中有些人不是直截了當地反對，而是歪曲地引用幾句經典作家的話，目的是為了更加保險，更有欺騙性。對于這種行徑，一出現就有人著文加以澄清，但這樣做的人全然不予理會，今天這樣說過了，明天照樣這么說，或者在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人中，張三這么說了，李四也這么說。事實表明，澄清這種是非遠未終止。本文擬就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冢是否反對社會主義國有經濟談點看法。

　　恩格斯批判的是全民所有制的社會主義國有經濟嗎?

　　自稱對改革和發展的爭論有發言權的高尚全不厭其煩地講：“恩格斯早就批判過那種把國有化直接等同于社會主義的觀點”。就說到這里，似乎還聽不出什么毛病，但他說詳細了就看出是什么意思了。他在2006年《改革內參》上說：“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不能作為衡量是否社會主義的標準，這已經為無數的歷史事實所證實。歷史上德國曾實行過國家社會主義。德國拉薩爾打著維護國家利益的旗號，鼓吹過國家社會主義。俾斯麥政府宣布把鐵路、煙草公司等經濟部門收歸國有，把國有化措施作為所謂‘建立社會主義’。”接著論者引用恩格斯在《反杜林論》的一條注解中的話說：“自從俾斯麥致力于國有化以來，出現了一種冒牌的社會主義，它有時甚至墮落為某些奴才氣，無條件地把任何一種國有化，甚至俾斯麥的國有化，都說成社會主義的。顯然，如果煙草國營是社會主義的，那么拿破侖和梅特涅也應該算入社會主義創始人之列了。”“俾斯麥并非考慮經濟上的必要，而只是為了使鐵路能夠更好地適用于戰時，只是為了把鐵路官員訓練成政府的投票家畜，主要是為了取得一種不依賴于議會決定的新的收入來源而把普魯士的鐵路干線收歸國有，這無論如何不是社會主義的步驟，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間接的，既不是自覺的，也不是不自覺的，否則，皇家海外貿易公司、皇家陶瓷廠，甚至陸軍被服廠，也都是社會主義的設施了。”

　　必須指出，論者引用恩格斯《反杜林論》注中的這些話，是出于自己的需要而片面引用的。人們都知道，“注”是為了加強正文的，而論者引用“注”只字未提正文談什么，即注什么。此其一。其二，論者完全回避了恩格斯所闡述的特殊國有化（國有經濟）的階級本質，而注正是與此相聯系的。其三，對于恩格斯指出的資產階級國有化（國有經濟）為“社會本身占有一切生產力作準備”，論者完全不予理睬。現就此略作點明。

　　在論者引用的注中，恩格斯頭一句就交代了他在正文中說“不得不”是什么意思。這就是，由于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激化而迫使資本家結合起來組成各種股份公司現在已經不夠了，進一步激化的矛盾，迫使“資本主義社會的正式代表——國家不得不承擔起對生產的領導”。

　　資產階級國家把某些部門和企業收過來，改變沒改變這些部門和企業的資本主義性質呢?恩格斯作出了明確的回答：“無論轉化為股份公司，還是轉化為國家財產，都沒有消除生產力的資本屬性。”股份公司不必說了，轉化為國家財產為什么同樣沒有改變其資本主義性質昵?因為“現代國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質上都是資本主義的機器，資本家的國家，理想的總資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產力據為己有，就越是成為真正的總資本家，越是剝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用勞動者，無產者。資本關系并沒有被消滅，反而被推到了頂點。”

　　最后，恩格斯從資產階級企圖通過國有化來擺脫危機中，看到了“它包含著解決沖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決沖突的線索”，“意味著達到了一個新的為社會本身占有一切生產力作準備的階段”。這就是通過社會主義革命由全體人民占有生產資料，使社會進入社會主義，并在生產力高度發展，階級和階級差別逐步消滅，人們的思想覺悟極大提高的條件下，實現共產主義。

　　以上這些充分說明，恩格斯批判的是冒牌社會主義所鼓吹和推行的國有化，是把資產階級國有化等同于社會主義的觀點，根本不是全民所有制的社會主義國有經濟。下邊我們將要指出，對于后者無論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力主的。

　　社會主義國家和發展國有經濟“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國家觀的論點”嗎?

　　吳敬璉先生多次指責“斯大林的社會主義經濟定義帶有明顯的被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強烈批評過的‘國家迷信’的色彩，并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國家觀的論點。”

　　斯大林認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資料公有制應占絕對統治地位。公有制分兩種形式，即國家所有制和合作社集體農莊所有制。與此相適應，有兩種社會主義經濟：國營經濟和合作社(集體)經濟。而國家所有制經濟是高級的社會主義所有制形式，在整個國民經濟中起主導的和決定的作用。從論者的指責中可以看出，他們說的“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國家觀的論點”的，指的是國家所有制。

　　那就讓我們考察一下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此是怎樣看的。

　　稍有馬克思主義常識的人都知道，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資本主義剝削的實質及其運動規律，指出社會化生產和資本主義占有的矛盾，要求生產資料歸整個社會占有。而代表生產力發展要求的無產階級是完成這一變革的基本力量。同時，這也是雇傭勞動者從資本的盤剝下解放出來的根本條件。在剩余價值理論和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科學社會主義又進一步告訴我們：無產階級必須通過暴力革命奪取政權，使自己“上升為統治階級”，然后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并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這里不僅明確指出要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手里，而且指出這時的國家就是“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類似的話，大量出現在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著作中。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談到變資本主義所有制為社會主義所有制時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日益迫使人們把大規模的社會化的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因此它本身就指明完成這個變革的道路。無產階級將取得國家政權，并且首先把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后，把生產資料集中在自己的國家手里，這是本階級的根本利益之所在。

　　在社會主義國有經濟的否定者說來，馬克思、恩格斯的這些論斷，都“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國家觀的論點”。其實，不符合馬克思主義論點的不是別人，正是論者自己。那么他的說法符合誰的論點呢?符合早已過時的亞當·斯密所宣揚的自由放任主義的論點，符合新自由主義者作為毒藥向發展中國家推銷的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的論點。

　　至于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國有經濟，是“被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強烈批評過的‘國家迷信’”，完全是論者采取張冠李戴的手法杜撰出來的。

　　對“國家的迷信”的提法，直接出于恩格斯為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1891年單行本寫的序言。原話是：對于“打碎舊的國家政權而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國家政權來代替的情形，《內戰》第三章已經作了詳細的描述。但是這里再一次簡單扼要地談談這個問題還是有必要的，因為正是在德國，來自哲學的對國家的迷信，已經進入到資產階級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識之中”。這種“對國家的迷信”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認為“全社會的公共事務和公共利益只能像迄今為止那樣，由國家和國家的地位優越的官吏來處理和維護”。這種迷信顯然是同馬克思總結巴黎公社經驗得出的“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并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而必須把它打碎，重新建立起自己的國家機器的結論相對立的。當時，誰是對舊的國家政權的迷信者昵?是拉薩爾派。他們只承認改良，反對推翻舊政權建立新政權的革命。馬克思和恩格斯同拉薩爾等人進行了堅決的斗爭。

　　考茨基滑進機會主義泥坑后，同樣是個舊國家的迷信者。列寧像馬克思、恩格斯批判拉薩爾派一樣，尖銳地批判了考茨基的錯誤觀點，指出：“馬克思早在《共產黨宣言》中談到勝利了的工人階級需要什么樣的國家時就說過：‘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現在，一個自以為仍然是馬克思主義者的人竟出來說，已經全部組織起來并同資本進行‘決戰’的無產階級，不應該把自己的階級組織變成國家組織。恩格斯在1891年所說的‘在德國已經轉到資產階級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識中去’的‘對國家的迷信’，就是考茨基在這里所暴露出來的東西。……不要破壞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不要用無產階級的‘國家組織’去代替資產階級的‘國家組織’!”

　　“被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強烈批評過的‘國家迷信’”究竟是什么，本已清清楚楚。可是，作為一名當紅的經濟學家，又是“民間修憲”的頭面人物，居然把兩種根本不同性質的國家混為一談，居然把拉薩爾、考茨基等所宣揚的機會主義觀點強加在馬克思主義繼承人的頭上。這除了無知或惡意歪曲以外，還能作什么別的解釋？

　　馬格寧思：用“混合所有制”消滅了“公有制”，中國共產黨還能存在嗎?(節錄)

　　下載于天涯社區網2014-6-3

　　目前，對于“混合所有制”，有多種定義。其中厲以寧說，混合所有制是指：單向混合所有制，即它規定只允許私有資本入資國有企業，對國有企業所有制進行改造，并以此作為深化國有企業的改革方向。此定義最隱匿的、陰險的是沒有明確私有資本入資國有資本的比例，即是參股?相對控股?絕對控股?該定義是一個漸進的、隱蔽的、欺騙的將國有企業私有化的行動綱領。

　　郭廣昌的混合所有制定義是私有資本的代言人的宣言。郭廣昌們已經撕掉了厲以寧的遮羞布，直言不諱地表明了立場：“民企如果想參與國企改革過程中，民企企業的資金應該足夠主導企業——應該控股。即使民營企業是小股東，但是在管理權的分配上，大家是不是通過一個股東之間的協議來解決。說白了，就是私有企業有錢就控股國有企業；即使只能出點小錢，也要通過“協議”獲得對國有企業的主導權、管理權、控制權。

　　由厲以寧、郭廣昌們在前面開路，那些看似“中國私有企業”、“中國私有資本”的背后，其實是由帝國主義列強操控的國際壟斷資本，通過隱匿的、迂回的、鏈式的控股，進而掌控中國的國有企業，最終控制著中國的經濟命脈。

　　厲有寧提出的“深化國有企業改革藍圖”包括國有企業、國有銀行、公立大學、公立醫院;包括基礎設施、基本建設、礦產資源、石油石化、電力電網、電信信息、鐵路交通、航天航空、水利水務、銀行保險、國防軍工企業等，均無一例外的要通過“混合所有制”進行全面深化的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改革。

　　用“混合所有制”消滅了“公有制”，中國共產黨還能存在嗎?

　　陳石宇：混合所有制經濟會把我國引向何方？((節錄)

　　下載于東方紅網2014-03-25

　　所謂“混合所有制經濟”，是指把公有制與私有制經濟合為一體的經濟，在同一企業的資產中既有公有資產，也有私人資產。這很可能是新一輪國企改革最核心的戰略措施。雖然有關方面未對“混合所有制經濟”做洋細解讀，但是，卻明確提出“非國有資本參與中央企業投資項目”，“在金融、石油、電力、鐵路、電信、資源開發、公用事業等領域，向非國有資本推出一批投資項目。”“為民間資本提供大顯身手的舞臺。”顯然，這就是“混合所有制經濟”的內在含義，即是要通過進一步的改革，使現在仍然還存在的國企，終結由國家為唯一所有者的現狀，歡迎包括國際資本在內的私人資本投資國企，走“混合所有制經濟”之路。這種戰略決策的提出，是否出于回應一段時間以來有關所謂國企壟斷的輿論尚不得而知，而讓現存國企走“混合所有制經濟”之路，將會把我們引向何方，將可能產生何種結果，卻不能不令人深思。需要全國人民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個無產階級的強大的理論思想武器去分析研究，以便得出合符科學的結論。

　　按照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社會主義制度只能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之上，沒有公有制的社會，絕對不可能是社會主義社會，只能是以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為特征的剝削階級社會。我國的國有經濟就是生產資料公有制的一種主要的形式，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不可削弱的經濟基礎，無論有何種理由，采用何種形式，如果將國有企業私有化，社會主義必然成為空中樓閣，那時，我國社會無論叫什么名義，事實上就是資本主義的全面復辟。共產黨即便仍然執政，名字也可能沒有變，但是，其性質已經根本改變了，變成了地地道道的資產階級政黨，法西斯黨。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國有經濟的資產比重，在全國的企業資產總量中均持續的大幅度下降，目前，已經降到20%左右。而歐洲的資本主義國家，經過上個世紀80年代掀起的經濟私有化、自由化以后，其國資比重仍保持在20%以上，在一些重要經濟部門還占據支配地位。如果現今我國深化改革，仍要拿僅存的國企開刀，還要讓國企比重繼續下降，任由私人資本或國際資本利用“混合所有制經濟”名義，吃掉現有的國企，必然會在短期內完全摧毀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徹底復辟資本主義，或者事實上成為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附庸。那時不僅社會主義制度被完全毀掉了，連國家的宏觀調控，糾正市場失靈和實現國家經濟發展戰略，都會失去有效手段。回想上個世紀90年代那次東南亞金融危機，之所以未對我國造成嚴重傷害，最主要的因素就在于有強大的國有經濟作為后盾。否則，能夠有那個結果嗎?把國有經濟在那次金融危機中所發揮巨大作用的光環，偷換在某個大人物頭上，豈不是明目張膽的在偷梁換柱，欺騙國人。

　　有人幻想把“混合所有制經濟”與上世紀50年代改造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公私合營等同起來，認為只要允許國企主動去并購私企，與之建立混合所有制經濟，就如同過去的公私合營最終將私人資本變為國企一樣，從而可以加強國企，削弱私人資本。為什么說這只是一個美妙的幻想呢?因為那次的公私合營的目標是改造私人資本為公有制經濟，而且，是在毛主席和黨中央一再強調整個國家要適時的把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大環境下進行的，公私合營的必然結果是私人資本被消滅，公有制經濟大發展。現在搞“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在國企改革改制的前提下，要讓國企開門迎接私人資本和國際資本，“為民間資本提供大顯身手的舞臺”，連孫中山先生節制資本的話都沒人敢講，吳敬璉這一類根本否定國企與社會主義制度存在內在的必然聯系的西方的寵兒們還熱得發紫的時候，怎么會將私人資本變為國有資本?多么可笑的癡心妄想!

　　有人還說這次“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國家規定國企必須控股，在混合所有制經濟中國有資本占不少于51%的股份，私人資本最多只能占49%的股份，不可能具備控股的條件，最終結果至少會在客觀上壯大國資的力量。這種說法仍然站不住腳。因為在實施過程中，由于種種原因，企業被私人資本控制甚至完全變成私人資本是一種必然的結局。追逐利潤，唯利是圖，是資本的本性，私人資本參股國企純粹是為了賺錢，絕對不可能僅僅為國企的發展壯大白做貢獻。在今年的“兩會”上，與會的富豪們對“混合所有制經濟”就表現出濃厚興趣，但是，他們并不認可國資控股的規定，說那樣一來企業的一切都是國資說了算，我們參股國企就是為了賺錢，沒有了決策權，信息都可能得不到，兩眼一抹黑，受制于人，參股何益?始終都不讓私人資本控股，能辦到嗎?再說，國企高管為金錢所誘與私人資本合謀輕易改變力量對比，使私人資本成為事實上的控股人，不是隨時都可能發生嗎?現時還是國家獨資的國企高管，都可以明目張膽的把國企的利潤大把大把的裝進自己的口袋，那時與私人資本相勾結，暗中轉換企業性質，不是輕而易舉的嗎?上個世紀90年代后期那次國企改革，公開說的是要增強國企效益，加強和壯大國有資產，結果呢卻是國有資產的嚴重流失，使人民大眾流血流汗辛苦積累起來的巨大財富化公為私，被極少數人竊為己有，便是有力的證明，前車之覆，后車之鑒，豈可忘懷!我們的普通百姓被忽悠了這么長的時間，是應該清醒的時候了!是應該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個照妖鏡顯微鏡辨別真偽，審視是非的時候了!

　　這次公開說“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是為了“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何謂基本經濟制度?一個社會的基本經濟制度，就是在該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所有制關系，這是一種普照之光，決定一個社會的性質。正如前面提到的，我國的國資在全國企業資產中比重已經降到20%左右，即使加上其他形式的公有制經濟，在全國資產中的比重也不過如此，甚至還可能少于此數，現在又要讓私人資本大規模介入國企，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還能堅持和完善，還會是社會主義的嗎?這不是在明顯的忽悠老百姓又是什么!

　　可見，“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極可能是國企私有化最后的盛宴，一些豺狼虎豹早已盯住了最后這塊國企肥肉，恨不得一口吞食下去，現在有了混合所有制經濟這個名份，怎會錯過呢?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國企私有化的一塊新召牌，最終是讓毛主席和共產黨領導人民歷盡千辛萬苦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新中國，讓幾千萬革命先烈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人民當家作主的江山，愈來愈深的陷入資本主義泥潭，失去回歸社會主義的可能性。

　　現在的國企確實存在不少問題，有的還相當嚴重，已經失去了原來的全民所有制性質，需要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通過改革和加強管理去完善它，加強它，而不是要將其私有化。國企問題不少，私人資本也非美玉，存在的問題更多，有的更嚴重。不應當一面糟蹋國企，一方面美化私人資本，誤導國人，把人民群眾推進萬劫不復的苦難深淵。

　　昆侖巖：國企私有化才是最大腐敗

　　下載于環球時報2014-03-11 作者為昆侖策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少將　

　　兩會期間，總書記關于“深化國企改革是大文章，國有企業不僅不能削弱，而且還要加強”的講話，令人增添信心;倒是聽到有些官員專家的話讓人生疑生憂。

　　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主導和帶動一國整體經濟的運行和發展，這是現代市場經濟的通則，是囯家有效調控宏觀經濟、糾治巿場失效和實現國家發展戰略的決定性條件。社會主義國家以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理應比資本主義國家具有更重要的地位和發揮更重大的作用。

　　深化改革，既要積極引導各種非公經濟與公有經濟一起進入市場，平等競爭發展，又要堅持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確保國有經濟能夠有效控制國防科工、金融、能源、鐵路等事關國家安全和經濟命脈的重要領域，對國民經濟健康發展發揮主導作用。相比較而言，歐洲國家在經濟私有化、自由化浪潮后的今天，仍保有相當高的國有化程度，國有經濟在許多重點經濟部門居支配地位，國企投資占國家投資總額的比重一般都在20%以上，法國占到27%;而我國改革以來，國有經濟無論是企業數量還是資本占比不斷下降，目前在全國企業資產中的國資所占比重已降到20%左右。中國是處于后起現代化進程中的社會主義國家，深化國企改革的結果，總體上只宜提高而不可再降低國有經濟所占比重。

　　近年實踐證明，我國僅存不多的大型國企盡管存在不少問題，但在推進改革開放、維系國計民生、參與國際市場競爭、應對世界金融危機和支撐國家經濟戰略發展大局上，發揮了不可替代的決定性重大作用。深化國企改革，不是要國企簡單地退出陣地，出賣產權，而是重在完善現代企業制度，提高經營管理效益，規范行為約束，增強實力、活力、競爭力和控制力。

　　混合所有制的性質取決于誰控股，這是人所共知的常識。若以為加入WTO，就只有合作沒有較量，我們可以敞開胸懷，擁抱外國資本和私人資本，不需要老想著誰控股，連本國的經濟命脈、戰略產業都可栓到人家的戰車上，恐怕連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也做不到。應當嚴禁以國企改制為名，放棄國資控股權，改變重點國企性質。

　　深化國企改革，要求國家對國有資產的管理，由實物形態管理為主轉變為價值形態管理為主，這不等于說今后可以不重視國企發展，只重視國資運作。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不能光看資本增值數量，更要看資產實際質量，關鍵和基礎還在于實體經濟。搞好做強國企，才是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立于不敗的支柱和基石，靠別的是靠不住的。

　　有人把國企當作腐敗根源，稱國企私有化是從體制上反腐的根本之策。其實，國企私有化恰恰是最大最徹底的腐敗。所謂腐敗，本質就是化公為私，用國企私有化的辦法解決腐敗問題，實質是搞了徹頭徹尾徹里徹外的公權私化、公利私有，從根本制度上實現化公為私的腐敗目的。好端端的國企，資產被低價折股，私分賤賣，造成國資變相流失，而代價是大批國企自毀，大批職工下崗，國家實體經濟空心化，讓本應惠及廣大人民的改革紅利變味!民眾的擔心不是多余的，我們的社會需要讓這種擔心變成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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