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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78年以來中國經濟的平均增速僅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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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erence board的最新報告顯示,在1978年至2012年的35年間,中國經濟的平均增速僅7.2%。沙健孫在《光明日報》發文指出,從1952年到1978年,工農業總產值平均年增長率為8.2%,其中工業總產值平均年增長率為11.4%。

  一直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長都被視為“經濟奇跡”,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1、中國過去30年的年均增長約10%;2、長達三十年的高速增長超過了現代史上的所有國家。

  但《世界大型企業研究會》(conference board)最新的報告卻顯示,以上結論并不正確。

  根據該研究會資深顧問Harry. X. Wu的報告,在1978年至2012年的35年間,中國經濟的平均增速僅7.2%,遠低于中國政府公布的10%。在20年高速發展后人均GDP翻了兩番的國家和地區中,中國的增速并不是最快的,而是排在日本和中國臺灣之后。

  事實上,市場對于中國GDP高增長的質疑由來已久。許多機構和經濟學家都對中國官方公布的經濟增長速度表示過懷疑。李克強2007年在遼寧任省委書記時曾向美國官員表示,中國的GDP增長有人為因素,并不可靠。

  李克強認為,相比于GDP數據,耗電量、鐵路貨運量和貸款發放量更能反映中國經濟的實際情況。這三個指標后來被《經濟學人》總結為“克強指數”,并被花旗等機構認可成為反映中國經濟狀況的著名指標。

  《華爾街日報》援引Wu的報告稱,地方官員通過GDP來創造政績是中國GDP扭曲的重要原因,這種情況在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之后更為嚴重

  Wu認為,中國夸大了生產率增速并低估了通脹數據,這令備受關注的經通脹調整后的季度GDP數據比實際要高。他還暗示,政治因素對GDP數據產生了很大影響,特別是地方官員超越GDP目標的欲望。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超額完成GDP目標能夠帶來晉升機會。

  這份報告與眾不同之處在于Wu所考察時間的長度,跨越了中國經濟發展過程的幾個艱難時期。世界大型企業研究會的數據與官方數據的差異很多都是在中國經濟處境艱難的年份。2008年是美國金融危機在全球范圍擴散的一年,Wu計算的中國當年經濟增速為4.7%,而中國官方的數據為9.6%。2012年是歐洲深陷衰退的一年,Wu估計的當年GDP增速僅為3.7%,而中國官方的數據為7.7%。Wu稱,中國官方高估GDP的做法極大地影響了30年的經濟增長數據。

  Wu指出,在中國于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之后,中國數據偏離實際的情況尤為明顯。他表示,這一時期也正好是國有企業和主導行業出現大規模產能過剩的時期,也是地方政府激烈競爭、力求GDP領先并吸引投資的時期。

  不過,即便以Wu苛刻的數據來看,長達30多年7.2%的增長速度也已經是一份不錯的成績單了。

附:沙健孫:毛澤東與新中國經濟建設

  在新中國成立以后到1976年這一段時期,毛澤東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主要組織者和領導者。他的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正確理論,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帶領全黨、全國人民節衣縮食、艱苦奮斗,在經濟建設中取得的歷史性成就,不僅使古老的中國以嶄新的姿態屹立于世界的東方,而且為中國的未來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闡明產業革命或經濟革命是中國的“第二個革命”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斗爭,歸根到底是為了給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開辟道路。在全國勝利的前夕,毛澤東就及時提出:我們要在“革命勝利以后,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生產,對付國外的帝國主義,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的時候,他更明確地指出:我們“現在處在轉變時期:由階級斗爭到向自然界斗爭,由革命到建設,由過去的革命到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他說:這個世紀(二十世紀),上半個世紀搞革命,下半個世紀搞建設。現在的中心任務是建設。他還把“產業革命或者說經濟革命”,稱作“第二個革命”(《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216頁)。

  對于搞好社會主義建設,特別是經濟建設的重要意義,毛澤東作出了深刻的結論。他指出:“我們的基本情況就是一窮二白。”只有經過“社會生產力的比較充分的發展,我們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獲得了自己的比較充分的物質基礎(現在,這個物質基礎還很不充分),我們的國家(上層建筑)才算充分鞏固,社會主義社會才算從根本上建成了”。他還強調,“必須實現國家工業化”,這樣中國才能擺脫在世界上被動的局面,也才有可能對人類作出更大的貢獻。

規劃確定經濟發展的方向、道路與方針政策

  為了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毛澤東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在調查研究基本國情、總結經濟建設實踐經驗的基礎上,確定了新中國經濟發展的方向和道路,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針政策。

  確定新中國要發展經濟,必須走社會主義道路。毛澤東指出,“資本主義道路也可增產,但時間要長,而且是痛苦的道路”。這條道路,中國走不得。“在現代中國的條件下,只有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才能真正解決我國的工業化問題”。對于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來說,通過社會主義道路來實現國家的工業化、現代化,是最好的選擇。

  提出“四個現代化”的目標與“兩步走”的發展戰略。1957年3月,毛澤東提出:我們要“建設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1963年,他明確提出,要“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據此,1964年12月,周恩來在三屆全國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提出了“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的任務。

  如何實現這一目標呢?毛澤東及其戰友們提出了“兩步走”的發展戰略。關于中國工業發展應當采取“兩步走”的戰略比較完整的、初步的表述,較早見于1963年八九月間經毛澤東修改的關于工業發展問題初稿。其中講到:我們的工業發展可以按兩步走來考慮:第一步,建立一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第二步,使我國工業接近世界的先進水平。在1964年12月召開的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周恩來“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對“兩步走”戰略作了完整、準確的表述。這就是:“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我國的國民經濟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考慮:第一步,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

  這個“兩步走”的發展戰略,符合中國的基本國情,具有偉大的戰略意義和長遠的歷史意義。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兩步走”的戰略,到底需要多少時間?毛澤東和他的戰友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同時參照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提出了大致的時間進度表,并且隨著實踐經驗的積累,對它不斷地進行校正。

  1955年3月,毛澤東提出:“要建成為一個強大的高度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國家,就需要有幾十年的艱苦努力,比如說,要有五十年的時間。”1956年9月,他說:“要使中國變成富強的國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時光。”1957年3月,他說:把我們的國家建設好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一百年吧。誠然,由于新中國成立后的七年間各方面工作的進展比較順利,我們一度對中國經濟建設發展速度的估計變得過分樂觀。在“大躍進”中碰了釘子以后,毛澤東等重新冷靜地思考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問題。1961年9月,他在同蒙哥馬利談話時說:我們的工作,“做了一點,還不夠,要有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時間。一個世紀不算長。你們英國的發展用了兩三個世紀”。1962年1月,他進一步指出:“至于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在中國,五十年不行,會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時間。”

  制定正確處理經濟建設中各種關系的方針。

  第一,提出中國工業化道路的問題。毛澤東把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規律具體化為: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工農業同時并舉。1959年7月,毛澤東提出了要按照農、輕、重的次序安排國民經濟的思想。1959年底、1960年初,他進一步明確提出了工業和農業同時并舉,“以工業為主導”的思想。1962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正式將“毛澤東同志提出的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的思想,確定為“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

  第二,主張“兩條腿走路”,即實行一系列“同時并舉”的方針。這里所說的“兩條腿走路”,包括實行中央和地方企業同時并舉,大、中、小型企業同時并舉,洋法生產和土法生產同時并舉等等。

  第三,提出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和發展商品生產、利用價值規律的思想。毛澤東指出:“整個經濟中,綜合平衡是個根本問題。”“為了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有中央的強有力的領導,必須有全國的統一計劃和統一紀律”。為此,首先要制定粗線條的計劃,主要規劃一定時期內經濟社會發展所要達到的戰略目標和所應遵循的基本路徑,主要部門、主要方面的大致的比例關系,以及相關的主要政策。國民經濟的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必須是同發展商品經濟相聯系的。毛澤東明確指出,我們“需要有一個發展商品生產的階段”。而只要存在著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價值規律就必然存在并起作用。“這個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會我們的幾千萬干部和人民,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否則一切都不可能。”

  第四,提出按照“統籌兼顧”的方針,處理好各方面的關系。毛澤東指出:“這是一個戰略方針。”“我們作計劃、辦事、想問題,都要從我國有六億人口這一點出發。”為此,一要正確處理生活資料的生產與人自身的生產的關系。周恩來在1969年3月全國計劃座談會上曾說過:“要計劃生育,要節育。這件事主席至少講過三次,一次是訂‘一五’計劃的時候,一次是大躍進的時候,一次是訂‘三五’計劃的時候。”二要正確處理國家、集體和個人的關系。毛澤東指出:“必須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三個方面”。三要正確處理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的關系。毛澤東提出:“我們一定要加強國防,因此,一定要加強經濟建設。”因為“只有經濟建設發展得更快了,國防建設才能夠有更大的進步”。四要平衡經濟布局與合理配置資源,處理好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

  闡明必須堅持自力更生的方針與積極發展對外經濟關系。我們的經濟建設,應當以“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這是毛澤東一貫堅持的方針。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并不是不要積極發展對外經濟聯系,走閉關鎖國、自我孤立的道路。毛澤東明確地講過:“搞經濟關門是不行的。”他關于積極發展對外經濟關系的主張,主要包括:要發展對外貿易,“平等互利,互通有無”。要學習外國先進的科學技術,有分析地借鑒外國發展經濟的經驗。他提出了“向外國學習”的方針,要求“世界各國,什么地方有好東西,統統學來”。“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用。”還要對別的國家和民族進行幫助。

新中國經濟建設的歷史性進展

  誠然,由于缺乏經驗等原因,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時期經歷過兩次嚴重的挫折。但是整個說來,這一時期,依靠中共中央領導集體的智慧,依靠全黨同志、廣大干部和人民群眾的共同努力,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新中國剛剛成立的時候,我們的經濟是十分落后的。當時,毛澤東曾說過:“現在我們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329頁)從“一五”計劃時期開始,國家以蘇聯援建的156項重點工程、694個大中型建設項目為中心,進行了大規模投資,逐步建成了一批門類比較齊全的基礎工業項目,為國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中國不僅已經能夠自行設計和批量生產汽車、飛機、拖拉機等,而且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彈、氫彈,試制并成功發射了中遠程導彈和人造衛星。正是經過全國人民的努力奮斗,1979年9月,葉劍英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周年大會的講話中自豪地宣布:“我國在舊中國遺留下來的‘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

  盡管經過了兩次大的起伏,中國經濟發展的速度從總體上來看仍是相當快的。從經濟發展的速度來看:從1952年到1978年,工農業總產值平均年增長率為8.2%,其中工業總產值平均年增長率為11.4%。從我國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居世界的位次來看:1957年和1978年,谷物3→2,棉花2→3,豬牛羊肉2→3,化學纖維26→7,布3→1,煤5→3,原油23→8,發電量13→7,鋼9→5,水泥8→4,硫酸14→3,化肥33→3。除了少數農副產品產量的位次保持不變或稍有后退外,谷物和主要工業產品產量的位次都明顯提前了。

  人民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得到逐步提高。全國居民的人均消費水平,農民從1952年的62元增加到1976年的125元,城市居民同期從148元增加到340元。全國人民節衣縮食支援國家工業化基礎建設的情況下,盡管人民群眾生活逐年改善的幅度不大,但初步滿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這在當時被世界公認是一個奇跡。教育事業得到長足發展,學齡兒童入學率達到90%以上。勞動者的整體素質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事實表明,這一時期,中國經濟建設的成就是巨大的。對此,一些外國人士也不否認。比如,美國歷史學家莫里斯•邁斯納就說:毛澤東時代“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舞臺上的后起之秀的工業化最劇烈時期相比毫不遜色”,中國取得了“全世界所有發展中國家和主要發達國家在同一時期取得的最高增長率”。(原載《光明日報》)

  (作者系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附:旁觀毛澤東時代

  莫里斯·邁斯納(耶魯大學教授)

  其實毛澤東的那個時代遠非是現在普遍傳聞中所謂的經濟停滯時代,而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舞臺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業化過程中最劇烈時期相比毫不遜色。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史以一個小小的工業生產基地為發端,這個工業生產基地甚至比比利時的還要小一些,當時,中國工業的人均產量不及比利時的工業產量的1/15。然而,是在物質資源最貧乏的基礎上,在充滿敵意的國際環境中和極少外援的情況下,中國在1/4世紀的時間內把自己變成了一個主要的工業大國。

  在毛澤東當政期間,全國工業總產值增長了30多倍(如果從1952年算起則增長了12倍),其中重工業總產值增長了90倍(1949年以前中國重工業特別匱乏)。從1952年(當時工業生產恢復到了戰前最高水平)到毛澤東時代結束為止,盡管"大躍進"造成了工業生產的混亂,工業產量仍在以平均每年11.2%的速度增長。1953年至1957年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增長的百分比最大,當時工業增長率達平均每年18%,把中國的工業生產力翻了一番還不止。其后一些年里增長的速度盡管不穩定,但仍然很快。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盡管造成了很大的破壞,但工業生產仍繼續在以平均每年超過10%的速度增長。

  在這個令人驚異的高速工業化過程中有幾個關鍵部門的數據或許值得一提。從1952年至毛澤東時代結束期間,鋼鐵產量從140萬噸增長到了3180萬噸,煤炭產量從6600萬噸增長到了61700萬噸,水泥產量從300萬噸增長到了6500萬噸,木材產量從1100萬噸增長到了5100萬噸,電力從70億千瓦/小時增長到了2560千瓦/小時,原油產量從根本的空白變成了10400萬噸,化肥產量從3.9萬噸上升到了869.3萬噸。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中國還在生產大量的噴氣式飛機、重型拖拉機、鐵路機車和現代海船。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成了一個主要的核強國,完成了洲際彈道導彈的發射。1964年中國第一枚原子彈試驗成功,1967年生產了第一枚氫彈,1970年把一顆衛星發射進了軌道。

  當然,工業化極大地改變了中國勞動力以及社會結構的構成。盡管大多數的中國人民依然是緊緊依附于土地的農民,到20世紀70年代為止,城市無產階級的人數卻已從1952年的300萬上升到了1800萬。此外,毛澤東的農村工業化運動---"大躍進"中碩果僅存的幾個成功之一---把2800萬農民(當時農村總勞動力約達三億)變成了農村工廠的工人,盡管許多工廠的工作技術水平簡單而原始。

  無論人們將毛澤東時代另作何種評價,正是這個中國現代工業革命時期為中國現代經濟發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礎,使中國從一個完全的農業國家變成了一個以工業為主的國家。1952年,工業占國民生產總值的30%,農業產值占64%;而到1975年,這個比率顛倒過來了,工業占國家經濟生產的72%,農業則僅占28%了。

  其實毛澤東的那個時代遠非是現在普遍傳聞中所謂的經濟停滯時代,而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舞臺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業化過程中最劇烈時期相比毫不遜色。這些經濟成就是中國人民自己通過勞動取得的,在那個時代,毛澤東思想仍能夠給人一種使命感和目的感。除了20世紀50年代蘇聯極其有限的援助之外,中國沒有接受過任何外援。敵對的國際環境(在美國對中國革命的敵意之上又加上蘇聯對毛主義的敵意),與毛澤東"自力更生"的思想原則,起到了雙重強烈的作用,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到20世紀70年代末以前實際上一直處于經濟自給自足的狀況。毛澤東的自力更生的國家政策造成了經濟上額外的不利與艱苦,但是它也使中國可以自豪地說:在毛澤東時代結束之際,中國實際上是以擁有一個既無外債亦無國內通貨膨脹的經濟,而在世界發展中國家絕無僅有。

  在毛澤東身后的時代里,對毛澤東時代的歷史記錄的污點和罪過吹毛求疵,而緘口不提當時的成就已然成了一種風尚--常恐提及后者便會被視為對前者的辯護。然而,對一個基本事實的承認,即毛澤東時代在促進中國現代工業改造--而且是在極為不利的國際國內條件下做的過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為歷史作非分的辯護。如果沒有毛澤東時代發生的工業革命,與80年代一同出名的經濟改革家們將找不到他們要改革的對象。

  盡管毛澤東思想強調農業,稱頌農民的創造性,但在毛澤東的時代農業發展卻遠非如工業成就那么可觀。1957年以后,食品生產僅與人口增長同步,當時人口以平均每年2%的速度增長,使得毛澤東時代,中國人口幾乎翻了一番。1975年人均糧食總產量幾乎與1957年農業集體化之初時一樣。在毛澤東時代的20年里,農村生活水平實際上處于停滯不前的狀態,每年平均增長不到1%,而且是在一個低得可憐的基礎之上增長的。1952年至1975年間,在工業生產總值增長十倍的同時,農業生產僅僅增長了兩倍,甚至那也是通過大量地擴大農村勞動力規模而取得的。此外,盡管毛澤東不斷提倡縮小城鄉差別,城市和農村的收入差異還是加大了。

  然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農業也絕非如今被描繪的那樣慘不可言。維克多。李皮特曾指出,毛澤東時代中國農業的發展大大快于1868后至1912年日本明治年間備受稱贊的成功的近代工業化時期。從1952年至70年代中期,中國農業凈產量增長為平均每年2.5%,而1868年至1912年間日本工業化最強階段的數字也只有1.7%。正如馬克塞爾頓曾指出的:"1977年中國人均占有耕地比印度少14%,而人均糧食生產卻比印度高30%到40%,而且是把糧食以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出50%的人口手中。"

  經濟統計資料并非告訴我們全部事情。經常有人指出,對于收入與消費的常規性測度并不能充分表明實際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還必須考慮到教育、保健、衛生以及老人與貧困者的福利措施等這樣一些基本的而必要的方面的公共消費,但是這些東西是難以用標準的經濟測度來數量化的。在所有這些領域,毛澤東時代都取得了偉大的社會進步,在大多數關鍵性的社會和人口統計指標上,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僅比印度、巴基斯坦等其他低收入國家強,而且比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五倍于中國的"中等收入"國家要強。在毛澤東時代,中國人由大部分人口是文盲的狀況變成了大部分人識字。在農村差不多普及了小學教育,在城市幾乎普及了中等教育,而且在城鄉皆開創了成人教育和在職教育規劃。基本的社會保護措施得到了貫徹,如禁止童工,還有農村最低限度的福利方案等,后者中最著名的是對最窮困者們的食品、物、住房、醫療以及喪葬費用的"五保"。國營企業的城市工人們享有工作保障以及國家撥款的福利待遇。毛澤東時代結束之際,中華人民共和國完全能夠聲稱,它擁有一個雖剛起步但相當全面的醫療保健體系,這使得它在所有發展中國家都獨一無二。醫療保健以及營養和衛生的改善,共同造成了中國人壽命的極大增長,從1949年以前的平均35歲到了70年代中期的6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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