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慶豐載于《共識網》的《“全能神”在鄉村滋生的社會土壤》，是記者在河南農村調查邪教“全能神”傳布時在河南農村的見聞。今年5月28日在山東招遠發生“全能神”邪教徒殺人的案例，實際上“全能神”這個邪教早在1993年便已在河南興起，邪教的興起固然是一個帶有世界性的問題，各國都有，連美國也不例外，邪教興起的土壤是貧富兩極分化，在貧窮地區人們思想空虛以后精神上謀求自我救贖的一種心理需求的產物。由“全能神”從河南農村興起和傳布的狀況，可見農村勞動力外流以后，老人生活失去依托，養老保障還不到位，這樣為邪教的傳布留出了空間。從這篇調查可以看到農村精神生活空虛，文化生活上愚昧無知，農民缺乏組織，農閑時大家都在閑蕩，于是賭風盛行，迷信活動猖獗，為邪教的傳布提供了空間。
這個問題，如果從認識論上思考，人對客觀世界和自身的認識，是通過非理性的艱難困苦才能逐漸上升到理性的認識，這是一個漫長的永不結束的過程，因為非理性的認識源于人的認知的本能，從認知的主體講，人永遠具有主觀片面的特征，從客體講，事物永遠處于變化和運動的過程。所以人的認知只能永遠處于不斷從盲目逐漸提高自覺的過程。從民間信仰上升到宗教的演化，亦是一個自然的過程。中國歷史上的民間信仰，它的特征是自然崇拜、祖先崇拜，所以是多神的。它與巫術結合在一起，自然的崇拜表現在對天地、日月、星辰、雷電風云、山水海洋的崇拜和神話，對精靈觀念和祖先的崇拜。這種信仰，實際上是在自然面前無能的表現，在認識的主觀方面承認它的正確性，在客觀上又感覺不充分，這樣的心理判斷，就是信仰。中國古代的民間信仰也離不開這一基本特征，這種民間信仰，是一種原始的宗教意識，與發達和成熟的宗教意識不同，民間信仰沒有如教會那樣宗教團體的組織結構，沒有如上帝那樣至高無上的神的崇拜，沒有宗教組織創始者的權威，沒有完整的哲學和倫理體系。在中國古代，宗教意識便不發達，孔子不講怪力亂神，孔子說過不知生，焉知死。從儒家學說講，它很難發展成為如基督教、伊斯蘭教那樣的宗教。中國古代民間信仰先是表現為巫術和方士，后來是和道家結合在一起的，從東漢末年它便表現為太平道、五斗米道、天師道這一類宗教組織，如張角的黃巾起義，就是有組織的。曹操最基本的骨干隊伍便是青州黃巾，張魯在漢中便能組織五斗米道，并建立起政權機構。這就多少具有一點宗教的特征。在社會貧富兩極分化、社會矛盾激烈的時候，這些迷信組織如果得到宮庭的相關人士的支持，如張角的太平道，便與宮庭的宦官有聯系，才能得到迅速發展。他們組織群眾的手段便是“符水咒說以療病，病者頗愈，百姓信向之”，這些迷信組織便成為群眾組織的資源，與上層的政治斗爭結合的話，如果一旦被野心家所利用，并與社會矛盾激烈沖突相結合，這便是東漢末的黃巾起義的原由。張魯的五斗米道，之所以能在漢中建立起割據政權，也有類似的現象。我們讀一下《三國志》的張魯傳，便可知道它最早得到益州牧劉焉的支持，漢中那時是關中流民的集結地，張魯設義米、義舍，以鬼道治病，設置祭酒管理信眾，也適合當時民眾在顛沛流離的困苦中之需要，這些現象都是應該引起我們注意的問題。目前的群體性事件，和一些上訪事件，還是利益訴求，是分散的，而西方的反華勢力，則力求把這些分散的事件，與所謂維權的訴求結合起來，并成為有組織的活動，那就屬于有組織的顛覆活動了，這才是必須引起我們高度警惕和防范的事情。因為如果出現這種情況，說明它有了價值訴求，有了明確的宗旨，有了組織資源和走上街頭的群體性的活動，我們必須將其阻止于萌芽狀態，決不能讓它生根發芽，這是西方反華勢力的顛覆活動、顏色革命的常用的手段。
招遠在山東，山東屬濱海地區，在古代那里是邪教流行的地方，這從戰國以后便有了，那個地方產方士術士。后來是天師道的發源地，當這種邪教浸淫到士大夫，甚至宮庭之中，它勢必帶來政治上的混亂，在底層的邪教徒便慢慢轉向恐怖暴力活動，孫恩、盧循便是依天師道起家的。如果你看一下《晉書》，如東晉的王家、謝家，這些世家大族便信從天師道，書法的發展與道家的畫符有關，東晉著名的書法家王羲之父子皆信奉天師道。孫恩的家族與司馬晉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若孫恩本是孫秀之族，是瑯琊人，孫秀是八王之亂的中心人物趙王司馬倫的謀士。孫恩的叔父孫泰，受到會稽王司馬道子的信用。晉代天師道這個邪教由底層向上層發展，傳布于世胄高門，然后浸潤于宮庭，它會在政治上引起巨變，使社會底層的反抗與上層社會的分裂結合在一起，激起社會的動蕩。王羲之有七個兒子，其中有一子名王凝之，“亦工草隸，仕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凝之彌篤。孫恩之攻會稽，僚佐請為之備，凝之不從，方如靖室禱，出語諸將佐曰：‘吾已請大道，許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為孫恩所害。”(《晉書》卷八十《王羲之傳》)從孫恩起兵作亂以后的表現看，那是非常殘暴的，“凡八郡，一時俱起，殺長吏以應之，旬日之中，總數十萬。”(《晉書》卷一〇〇《孫恩傳》)由于世家大族思想上沒有武裝，地方官也缺乏抵抗的力量，《資治通鑒》稱：“時三吳承平日久，民不習戰，故郡縣兵皆望風崩潰。”而孫恩所殺的地方官，有許多是王、謝這兩大家族的世族子弟，如王凝之是王羲之的兒子，其妻是謝安之兄謝奕的女兒，后來死難的謝琰是謝安的兒子，謝邈亦出身于謝家，其兄弟為孫恩所滅門。從王、謝兩大世族的成員在東晉末孫恩兵亂的遭際，亦可看出其在意識形態領域迷亂后的結局。在近代和當代歷史上，也有類似的現象，如義和團運動的起始，如果沒有清廷的支持是不可能泛濫的，它反抗洋教有積極作用，但只會把事情搞亂。當代若法輪功，這是借練氣功而發展成邪教的，也與當時對特異功能之類迷信活動缺乏認識有關，有一部分知識分子和官員的支持，便蔓延開來，最后為野心家與外國反華勢力所利用。所有中國本土特產的邪教都有某些共同的特征。
西方宗教在中國的傳播，以天主教、基督教而言，可能在東漢末就有了，在明洪武年間，在江西廬陵便發現過鐵十字架，著有赤烏年號，赤烏是孫權的年號，鑄有對聯一副：“四海慶安瀾，鐵柱寶光留十年;萬民懷大澤，金爐香篆藹千秋。”這是表示耶穌在十字架受難救世的故事。見于文獻記載的是唐代天主教傳入中國，那時叫景教，它在唐太宗貞觀九年(公元635年)便在長安傳教建寺了。還有摩尼教，是基督教在波斯的一個變種，它傳入中國以后，亦發生變異，在民間傳布時則轉化為明教。元末韓林兒起義，便與明教有關，朱元璋在集慶建立政權的國號先是吳，后來改為明朝，也與明教有關。而基督教在元代則被稱作也里可溫教，那是蒙古語的音譯，意思是有福緣的人，它與景教都同屬基督教的聶思脫力派。外來的宗教進入中國以后，自然與本地的民間信仰發生關系，它或是沖突，或是變異。從變異講，是指基督教為其提供了思想資源和組織資源，所以出現這種現象，要充分認識它的社會基礎。
“全能神”這個邪教發源于河南，從它的教義上看，還是受天主教與基督教的影響，屬于基督教與中國傳統的民間信仰結合后的變異。河南南陽這個地區，早在明末便有西方傳教士在這里活動了，河南天主教教區的建立，可以上溯到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天主教在這里的傳教活動，當然與當地民間的信仰和習俗有不一致的地方，清代同治年間，各地都有過教案的發生，如義和團運動最早的興起，也與教案有關。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河南便發生過“河南還堂案”，南陽的鄉紳們曾呈文請求驅逐當地天主教士強占廢棄衙門的事。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還發生過南陽七千余農民攻擊靳崗天主教堂的事情。而基督教傳入南陽地區，大約在光緒十二年(公元1886年)，在南陽建立基督教會的派別組織則已有很多了。從天主教、基督教在河南地區傳播的情況，可知“全能神”這樣的邪教產生于河南地區不是偶然的。基督教是一神教，崇拜至高無上的上帝，中國的民間信仰則是多神崇拜，祖先崇拜，在信仰的方式上雙方存在矛盾。而“全能神”是接受基督教的變異，這樣的邪教與當地群眾產生矛盾，往往與他們的傳教活動和發展組織有關，一個家庭有一個人信教以后，即使在一個家庭內部也往往與家庭其他不信教的成員產生矛盾，起因是信仰的習慣不一致。招遠那個惡性殺人案，便與“全能神”的教徒企圖傳教和發展組織有關。
現在這些邪教的迷信還只能影響農村的老人、婦女和兒童，如果基層縣、鄉、村這三級干部也陷進去的話，那就非常危險了。一部分官員中意識形態上仍然有迷亂的表現，目前它還是以另一種形式表現出來，若看風水、用方術治病，有的則甚至冠以“國際”、“世界”大師之桂冠，招搖過市。我說一點歷史上的教訓，只是為提醒人們，要警惕邪教及意識形態上的混亂，當今在社會治安上可能因此而衍生為出現迷亂和暴恐事件，目前新疆也是由宗教極端勢力的彌散而演化為恐怖暴力破壞事件的。這些情況反映了我們這幾十年來隨著人民公社的解體和農村的貧富兩極分化，以及幾乎完全放棄了農村思想工作的陣地，使農民處于一盤散沙沒有組織的狀態，亂七八糟的邪教便乘虛而入，這個教訓是非常慘痛的。前幾年已經取締的邪教“全能神”這一次在山東露頭，如果沒有這件殺人案，大家都還不知不曉。而今我們在處理這類邪教的問題時，可要充分注意黨的政策，要弄清出現這些現象的社會基礎及其來龍去脈，千萬不要打擊被欺騙、愚弄、脅迫的群眾，對他們主要是教育和挽救的問題，關鍵是如何改善農村老人、婦女和兒童生存的環境，而工作的重點應是改善農村的民生問題和如何加強農村的思想工作，如何普及科學知識，提高人們的文化生活和文化水平，鏟除邪教發展的社會基礎，而且這是一個長期要做的工作。要打擊的只是他們幕后的操縱和唆使者，以及海外反華勢力通過互聯網對邪教的傳播和操控。這就是大蛇一定要打在七寸上。
附：
張慶寧：“全能神”在鄉村滋生的社會土壤(轉載)
5月28日在山東招遠發生的故意殺人案，6名犯罪嫌疑人系邪教組織“全能神”成員。為發展組織成員，他們向在事發餐廳就餐的人索要電話號碼，遭受害人拒絕后，將其殘忍毆打致死。目前，當地警方已對5名嫌疑人以故意殺人罪刑事拘留，并已開展打擊邪教專項行動。
“全能神”，又名“東方閃電”、“實際神”，其教義是引用和曲解基督教《圣經》而來，主要反借“基督教”名義從事非法活動。
根據中國反邪教協會資料，“全能神”1993年從河南興起。該組織最核心的宣傳內容是“神以一個東方女性的形象第二次道成肉身，降臨中國拯救世人”，即所謂的“女基督”。
早在2012年12月，“全能神”借助“世界末日”這一傳言大規模傳教，中國各地也立即加大打擊力度，武漢、陜西、成都、廣西、海口、湖北、河南、北京和貴州均有邪教活動人員被依法處理，僅貴州便查處357人。
“世界末日”前后，記者曾經深入“全能神”發源地和重災區河南進行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全能神”信徒主要集中在40到50歲的農村婦女，她們面對流失的土地、遠走的兒女、孤獨無望的晚景，只圖花錢入教找個依靠、“保個平安”。
接下來，記者將通過自己于2012年12月在河南省D村部分信徒的走訪，詮釋“全能神”在鄉村滋生的社會土壤。
一
D村是一個只有一千多人的小村莊。在2012年12月8日前后，該村每家每戶都收到了一份傳單，傳單標題為《老天爺真的下了凡》，內容如下——
“災難起，天地變，老天爺真的下了凡;道成肉身成為人，說話發聲辨忠奸;用真理做審判，專為義人來伸冤……全能的神說，所有一切的災難，陸續降下來，各國各方都起災難，瘟疫、饑荒、水災、旱災、地震，到處可見，這些已不是一處兩處的地方，也不是一天兩天可以結束的 ，而是蔓延地帶越來越廣，而且災難越來越大……只有悉心聽她話語，尋求渴慕她的人才能跟隨她的交通得到她的應許。除此之外的人，都會受到滅頂之災與應有的懲罰。”
這段話摘自《話在肉身顯現》，后者系“全能神”非法印刷物。
一位D村的“全能神”信徒介紹，他們村共有1200號人，其中信徒將近40人。同一時期，與D村相距不遠的L村，“全能神”的傳教情況更為肆虐，全村3000余名村民中，有信徒100多人。
事實上，“全能神”也一直將農村作為重點發展地區。據彼時警方公布的消息，邪教“全能神”主要在偏遠農村、城鄉接合部及部分城市地區活動。
而在河南反邪教協會一位工作人員看來，“全能神”之所以在農村大面積擴散，一方面是因為它步步為營的傳教手法。另外，農村老年人空虛無望的晚年生活和低下的知識水平，給了“全能神”趁虛而入的機會。
D村的老校長一直在暗中關注著村中“全能神”的傳教，在他看來，這些信徒有不少共同點，“一，基本上都是中老年婦女，年齡五六十歲，平時無所事事;二，家中男人都出去打工了，一個人在家照應孫輩;三，文化程度不高，容易盲聽盲信。有的人甚至分不清基督教和‘全能神’的區別。”
記者后來對多位“全能神”信徒的走訪，印證了老校長的說法。
D村一位信過“全能神”的村民張某今年54歲，從未接受過任何教育，至今仍不會寫自己的名字。她的丈夫和兩個兒子都在外打工。平日，張某去田里打理莊稼、在家看管兩個孫子，唯一連接外界的工具是一臺25英寸的長虹電視機。
張某也算兒孫滿堂，但她自覺并不幸福。
她和老伴辛苦一生，三年前先后為兩個兒子各蓋了一套小樓，還出錢為他們操辦了婚禮，老兩口卻無法入住新房，只能住在“下雨時嘩嘩嘩往屋里漏水的老房里”。
張某對此的解釋是“(兒子)娶了媳婦忘了娘”。
即便如此，張某還要幫助兩個兒子照應他們的孩子以及地里的莊稼。兩個兒子在麥收和秋收季節返鄉，主要目的是將糧食賣出去，將收入歸為己有后回到城市繼續打工。
“等你上歲數了，‘神’自然會管你。”“全能神”教徒這種“投其所好”的承諾，讓張某動心不已。
與張某一樣，朱某也面臨這種問題。
她的女兒遠嫁外地兒子在城市里結婚買房，日后定不會返回農村居住，這讓已經退休的朱某惶恐不已，她雖然每月有兩千多元的退休金，但還是擔心自己和老伴“到下不了床的時候沒人管飯”。
“貓狗寵物當寶貝，親生父母往外扔，爺成孫子孫成爺，父當兒子兒當爹，父母成了兒保姆，倒行逆施人心墮……”“全能神”傳單的部分內容，恰恰戳中老人們的痛處，引誘他們花錢入教、尋求晚年精神寄托。
二
“村里沒魂，鬼才上身”，這是記者在D村調查期間最常聽到的一句話。
除了“花錢買平安”的功利想法之外，閑來找個“組織 ”打發寂寞，也是農村空巢老人加入“全能神”教的主要動機。在這個“男人全都出去打工”的村子里，留守獨居的婦孺們文化生活極為匱乏。
以張某為例，她平時除了帶孫子 、看電視之外，主要的娛樂方式便是打撲克、跟鄰居聊天。“吃了睡，睡了吃。咱一個老農民還能干啥?”
張某情況，基本上是全村中老年婦女的寫照。
老校長說，兩年前，鄉里領導表示要給每個村配一些健身器械，再建一個活動室，屆時號召大家在活動室里看看書、打打牌、拉拉二胡、唱唱戲，豐富農村留守老人的文化生活。但這些承諾一直未能兌現。
朱某也曾經是村小學的教師，雖說老伴陪在她身邊，但她依舊在“吃飽穿暖之后閑得“發慌”。
當下許多地方的農村都存在這樣的現象：農閑的時候，打牌、打麻將的場子很多，不喜歡參與者則無所事事。所以，一些農民參加“全能神”的聚會起初只是為了打發無聊時光。
也有評論表示，在信息高度發達的今日，這就是還有農村人愿意相信“世界末日”謠言的原因。
老校長則認為，農村經濟、文化的落后，年輕人的流失，中老年人的無知、無望和盲信，才使得邪教橫行無忌。
在他的記憶里，四十年前的朱村全都是破舊平房，但全村五六個大家族，均不約而同地騰出一間空房，常年用作祖宗祠堂，供奉祖宗牌位。這個舉動雖然守舊，但至少承載著村民們的一些良好意愿：尊重傳統，尊重祖先，孝敬父母光耀祖宗。
隨著現代化的大潮風起云涌，D村的田地越來越少，種地越來越難糊口，樓房卻隨著返鄉資金越來越多拔地而起，祠堂反倒都消失了。只有在過年的時候，個別家族才會搭建起臨時祠堂，“等春節過后就又拆了”。
老校長還覺得，村中的年輕人越走越遠，相應的社會保障卻沒有跟上，農村留守老人的生活清貧寂寞，精神空虛;村中的年輕人也越來越注重個人享受，“真正孝順的越來越少。有的人能把自己的親爹親娘從家里趕出去”。
正因為如此，當“全能神”教徒一口一個“兄弟姊妹”趁機“傳教”時，老人們很容易產生歸屬感，并由此誤入歧途。而掏出“奉獻款”，只圖一個“花錢買平安”。
在2012年那股的反邪教大潮中，有學者指出，不能將農民篤信“全能神”的原因簡單歸結為思想愚昧和精神蒼白，在傳統生產方式和鄉土文明受城市化進程沖擊的同時，城市卻沒有拿出更多的資源來補償鄉村和農民。
“老人生活上沒有安全感，精神上對未來的預期也很模糊，從而產生‘末日’般的感覺。”這位學者分析。
來源: 經濟觀察網 | 來源日期：2014-06-01 | 責任編輯：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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