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今年，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的新著《21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在全球思想界引發震動。該書指出，貧富分化是資本主義無法避免的致命缺陷，而貧富差距最終會威脅到民主社會。今年上半年，世界經歷了烏克蘭總統選舉、印度總理選舉、歐洲議會選舉等政壇大事，加上明年英國也將舉行大選，“資本主義”、“不平等”、“民主選舉”一時間成為學術熱點。
今年，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的新著《21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在全球思想界引發震動。該書指出，貧富分化是資本主義無法避免的致命缺陷，而貧富差距最終會威脅到民主社會。今年上半年，世界經歷了烏克蘭總統選舉、印度總理選舉、歐洲議會選舉等政壇大事，加上明年英國也將舉行大選，“資本主義”、“不平等”、“民主選舉”一時間成為學術熱點。
民主選舉產生的議會作用受到削弱
近日，德國柏林洪堡大學(Humboldt University of Berlin)比較政治學與民主研究教授、柏林社會科學研究中心(WZB Berl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enter)民主與民主化研究部主任沃爾夫岡·默克爾(Wolfgang Merkel)與英國曼徹斯特城市大學(Manchester Metropolitan University)商學院副教授凱文·艾伯森(Kevin Albertson)分別在“對話”(The Conversation)網站上發表文章《資本主義與民主結合失敗助長不平等上升》(Failing Union of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Fuels Rise in Inequality)、《資本主義的內在缺陷支撐皮克迪的觀點》(The Inherent Vice of Capitalism Underpins the Value of Piketty)，從不同角度探討了資本主義與不平等間的關聯。
沃爾夫岡·默克爾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資本主義導致不平等出現，資本主義越趨向自由放任的曼徹斯特模式，不平等就越有可能出現;經濟增長越是受追趕式的資本主義發展驅動，此時期社會經濟不平等就越嚴重。相反，資本主義受監管調節的程度越高，稅收和福利體制越發達，就越接近“嵌入于社會”(或“根植于社會”)之中的資本主義(socially embedded capitalism)。該學說由匈牙利經濟學家卡爾·波拉尼(Karl Polanyi)在其著作《大轉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中提出，從1945年到20世紀70年代末，西歐國家的資本主義大致處于該狀態。
然而最近40年中，“嵌入于社會”的資本主義讓位于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去管制化(deregulation)、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隨著經濟與政治決策去國家化程度的加深，民主選舉產生的議會權力受到削弱，缺乏監管的全球市場影響力擴大，金融巨頭和超國家機構的地位超過議會代表。
西方民主選舉未能有力遏制不平等
默克爾在《資本主義與民主結合失敗助長不平等上升》一文中寫道，在理想的民主體制中，投票選舉是終結不平等現象的途徑。按這一邏輯，低收入人群會將選票投給那些致力于經濟再分配的政黨，然而數據顯示事實并非如此。很多所謂“成熟民主國家”的選舉投票率持續下降，經濟條件較差的人口群體放棄投票的比例高于社會中層和上層。
根據美國非營利機構“非營利投票”(Nonprofit Vote)2013年公布的數據，在2012年美國總統選舉中，家庭年收入低于5萬美元的居民投票率為62%，家庭年收入高于7.5萬美元的居民投票率為77%，且這種差距在2000年、2004年和2008年大選中同樣有所體現。默克爾稱，進一步觀察后，可發現美國的民主選舉現狀接近于一種“選舉隔離”，社會下層被排除于政治參與之外，這種現象的長期影響不容低估，且這種情況可能也將在其他“民主國家”中出現。
談及社會底層居民為什么放棄投票時，默克爾表示，他們不相信參加選舉會給自己的社會經濟狀況帶來任何改變，且他們的受教育程度越低，政治知識越貧乏，政治參與度就越低。底層群體需要強有力的集體組織，如20世紀前75年里活躍在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美國除外)的工人組織。不過，經合組織今年1月公布的數據顯示，從1980起，經合組織成員國工薪人口參加工會的比例持續下降，即使是法國、西班牙等歷史上工會勢力強大的國家也不例外。
默克爾告訴記者，20世紀70年代末以前，選票是西方國家社會下層階級用來抵抗資本家和富裕階層的工具，底層人民通過為左翼黨派投票來鞏固工人權益、實施再分配性稅收、擴展福利國家制度，這一階段大部分發達國家經歷了從上至下的經濟再分配。然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和美國總統里根上臺后，實行放寬市場管制、減稅、縮減社會福利等政策，引領許多資本主義國家隨后走上新自由主義道路并依賴于此，民主選舉失去了抑制不平等的力量，社會貧富差距日益擴大。
全球面臨不平等和貧富懸殊挑戰
艾伯森在《資本主義的內在缺陷支撐皮克迪的觀點》中明確指出，在穩定的經濟條件下，如果沒有政府干預，財富集中是一種自然趨勢，這源于資本主義的本質。
談及如何減少不平等，默克爾建議采取以下幾方面措施：實現高就業率或充分就業，采取累進稅制(低收入者不交稅，高收入者、富豪和企業多交稅)，建立起基于個人才能而非社會背景的教育體制與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確保人民過上體面生活并激勵勞動者滿足勞動力市場的新需求)。為此，左翼和中左翼黨派、工會以及國家應結成緊密聯盟，調控整個經濟而不只是金融市場;政府必須強力、有效、無腐敗行為且為公民所接受;國家必須制定規則并向人民提供市場不會自發產出的集體物品。
艾伯森在接受采訪時談到，解決不平等問題沒有單一的“靈丹妙藥”，但至少首先應該承認不平等不會自行消失。除經濟手段外，提升社會倫理道德水平也有助于實現公正。
皮克迪建議通過對資本(或財富)征收累進稅來避免不平等，受訪學者就這一點也表達了自己的看法。默克爾稱，從理論上講，對巨額財富征稅是一個好主意，且這并不會妨礙經濟增長和創新。不過，就此達成國際協議困難重重，許多大國恐怕不會接受。皮克迪本人也承認實行財富稅“要求極高水平的國際合作，這顯然是不現實的”。同樣，艾伯森也認為財富稅難以施行。
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希勒(Robert J. Shiller)今年5月在“評論匯編”(Project Syndicate)網站發文提出“不平等性保險”(inequality insurance)辦法，即由政府建立長期計劃，如果未來不平等現象顯著惡化，高收入人群的所得稅率會自動提高，否則稅率保持不變。在默克爾看來，希勒的方案也存在缺陷。第一，它無法消除已出現的不平等;第二，其實施同樣需要各國合作，而這是那些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不愿同意的。艾伯森則指出“不平等性保險”原則上合理，但實際執行難度大。
究竟如何預防并消除不平等?經濟增長、財富積累怎樣才能惠及社會全體成員?這些問題仍待政治家和各領域學者深入研究，但不可否認的是，不平等和貧富懸殊不僅制約資本主義國家未來的發展，也是21世紀全球面臨的重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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