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偉見(作者系北京社會科學院國學研究中心主任)
近些年出現的學者或官員用錯典故而引發的笑話不少。有的將“罄竹難書”用作褒義詞，有的將“漸漸入港”用在形容事情已經到位上。更有甚者，有人將網絡上網友編的假典當作文史典故引用，引發了媒體的批評。典故雖小，反映的卻是領導干部的學風和作風。
在寫文章、講話中人們往往喜歡用典故來強化表達力，增強溝通效果。典用好了，形象恰當，反映出人的人文素養，對于實際工作的指導也有積極意義;典用錯了，反映出文化素養不夠，還會顯現思維能力的缺陷。所以，用典雖小，其用甚大。對領導干部而言，手握國家權力，言關民生休戚，一言不正，四方聽之，其用典不可不慎。
典的本質是歷史智慧和民間智慧的提煉，這種智慧可以補益現實，啟發現實。即用典是為了說明和解決問題的，不是為了好聽或好看。明此，可以克服領導干部用典的兩種心理偏差：一是不敢用典，即擔心出錯，用典不恰，所以講話寫文章從來都是套話、白話，永遠沒錯，也永遠沒味兒。二是過度用典，即為了顯示自己的水平和博識，引經據典過多，往往又顯得華而不實。
用典是平時學養積累出來的，不是為了講話找出來的，或者設計出來的。我們看到有的領導干部講話中用典，信手拈來，自然而然，平白貼切，事理相融。讓我們感覺到貼切舒服，極富啟發，心悅誠服。而有的領導干部用典，總有點矯揉造作，削足適履?；蛘吲c其文風、口語很不相恰，是“查找”出來的典，而不是“流淌”出來的典。所以，用典應當完全服從于表達的需要：用也可，不用也可的典故，則不用。總之要自然而恰當。
那么，領導干部怎么用對典，用好典呢?
首先是功夫在平時。最近人民日報海外版梳理了習近平總書記的著作《之江新語》的用典，宏富而多彩，讀來貼切、妥當。這反映出他平時的閱讀量和學習量是很大的。習總書記提出領導干部要多讀書讀好書善讀書，這是新時期學習型政黨建設的內在需求。所以，把學習常態化、端正學習態度是領導干部用對典的前提。領導干部要明白典的通識，不要認為只有中國傳統文化才有典，典是經過實踐和學術提煉的一般性哲理的概括，既有中國傳統之典，也有西方文化之典，還有改革開放實踐中形成的新典。平時功夫下得足，可以信手拈來，相得益彰。功夫下得不夠，就會發生毛澤東同志所說的“對于民間的、國外的、古人的語言中有用的東西，不肯下苦工學，群眾就不歡迎他們枯燥無味的宣傳”。
其次要與實踐相融。章太炎先生認為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風。古人將徒有形式而無實際作用的空文叫“具文”。維特根斯坦說過，人的語言方式就是他的生活方式。古人曾言，“言不茍造，論不虛生”，即語言與觀點要有實際的來源。用典要與具體的工作實踐相聯系。在隋唐之際，針對當時的“競一字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云之狀”，李諤曾經寫過一篇《上隋高祖革文華書》。可見古人也主張不能與實踐脫離，虛泛的文風反映出實踐的蒼白。這對領導干部而言，與實踐相融是用典的意義所在。
第三，要學會靈活用典。所謂靈活用典就是用活典不用死典，引明典不引暗典，去濫典品經典，化典義證新意。有的典故深澀難懂，言者懵懵，聽者昏昏，是所謂死典，而有的典故內涵深刻，指向明晰，是所謂活典。在用典時為了說明事理是明典，含沙射影、指桑罵槐是暗典。領導干部應當襟懷坦蕩，以理服人。靈活用典還要避免濫用典故，就像背詩就背“春眠不覺曉”一樣，濫典是不用自明的，所以活用經典，不落俗套也很重要。但用典也不是一定要嚴絲合縫，因為用典本身就是借喻，所以用典時既可以借典喻事，妙化典義，也不妨借事喻典，讓聽者或讀者在明白典的原意的基礎上開發出新的典意，這就更凸顯了用典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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