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中國困境，統計數據和經濟現實告訴我們，以“利潤極大化”為要素配置核心原則的經濟體中，逐利資金勢必以指數函數的態勢積累，其代價勢必是壓縮消費資金，而它是利潤的基礎。兩者間的失衡勢必持續擴大，萎縮的消費資金能提供的利潤，越來越難于喂飽高速膨脹的逐利資金，并導致宏觀經濟陷入困境。
這個過程本質上就是資本積累過程。其社會效應就是資本所有權集中在原來越少的人口手中，他們獲取了幾乎全部“財產性收入”，而社會絕大多數人口則逐漸演變為“無產階級”，只能為前者打工，靠掙取“工資性收入”為生。他們的打工機會，取決于資本擁有者獲取利潤的機會，而這機會必然越來越渺茫。“占領華爾街”運動的口號“1：99”，形象而準確地反映了這種社會分化。
經濟體應對困境的舉措，邏輯上有四：
其一，超發貨幣，使資本擁有者可贏得賬面利潤，以維持系統的運轉。這就是凱恩斯主義的由來。凱恩斯將其視為短期應急之策，但資本積累過程導致的系統性失衡迫使宏觀調控當局長期實施凱恩斯類型的財政、金融政策，于是貨幣與可交易財富的失衡只能持續擴大，其宿命就是滯脹。
其二，用投資帶動有效需求。然而資本投資本質上是追逐未來的利潤。在全社會有效需求不足的大背景下，當期利潤都明顯不足，遑論“未來的利潤”？于是在未來，供需失衡只會更其加重，誠如張維迎指出的，這是個飲鴆止渴之策。
其三，靠海外市場消化過剩的產能，向海外投資消化過剩的逐利資金。歷史上，這就是殖民主義和全球化的原動力，人們看到的則是“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史實證明，這熙熙攘攘中，軍事、金融因素至關重要，擁有其優勢者，可以半買半搶，迅速聚集財富，以緩和自己的內部矛盾，并在此基礎上積累技術與商業能力的優勢。反之則只能接入全球產業鏈的低端，為前者提供廉價勞力和原材料。于是人們在全球看到了“核心區”、“半邊緣區”、“邊緣區”的分化，“核心區”的富庶、文雅、法制，正建立在“半邊緣區”、“邊緣區”的貧困、粗野、動亂的基礎上。對中國這樣的后發工業化國家而言，其宿命就是被外來資本控制、肢解。
其四，用“虛擬經濟”的籠子，將實體經濟無法喂飽的逐利資金裝起來，讓其擁有者在其中玩對賭游戲，而實體經濟則淪為游戲的“題材”。由于虛擬經濟不產生真實的財富，這個游戲的可持續性，只能建立在“紙上富貴”之上。于是“虛擬經濟”大大催化了貨幣超發過程。而“紙上富貴”只能是泡沫，總有破滅的一天。由于“虛擬經濟”的體量遠超過實體經濟，它的破滅勢將震動整個世界。
由此，基于利潤極大化機制的資本積累過程，勢必將資本主義工商文明引向死路。
幾年前，在一次校友聚會時，我概要地談了上述觀點。一位作為正統經濟學家的校友評價道：“你這是馬克思原教旨主義”。當時我很納悶，我只是談了統計數據和邏輯分析，根本沒有引證馬克思，何以成了“馬克思原教旨主義”？
當然，我年輕時讀過馬克思，包括資本論。坦率地說,沒有讀懂。現在回顧有兩個原因：其一，經濟學不是筆者的專業，業余瀏覽而已，沒有動力去搞通那艱深晦澀的譯文；其二，更重要的是，那時的筆者對資本主義社會缺乏切身體會，無法形成自己的獨立判斷。所以在80年代，對包括茅于軾在內的主流經濟學家們，我信任他們恰如在數學領域信任高斯、歐拉、希爾伯特。
過去30年的切身經驗給了筆者觀察問題的視角；統計數據讓筆者可以超越個別案例進行全局、動態觀察；偏于數學的專業背景給了我分析思路和工具。這位校友的評價，提醒我回顧馬克思。我發現，馬克思與主流經濟家的根本區別在于分析視角。主流經濟家的學理背景是“約束條件下的極值模型”，它不涉及時間變量，隱含地假設當代主流經濟體系永恒存在，而將它的發生、演化過程排除在分析視野之外；馬克思將經濟系統視為動態系統，用各子系統間的關系來解釋整個系統的演化特征。在這個意義上，我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帽子。
本書對中國30年經驗的梳理，在學理上只不過證實了：馬克思對資本積累過程的分析是符合事實的。百多年前的馬克思居然預見了今天中國經濟體系的宿命，要知道,那時引導我思路的“系統動力學”尚未誕生，也沒有如今我能利用的統計數據。這讓人不能不佩服馬克思的深刻與遠見。
然而，生活在馬克思去世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們能觀察到更多、更廣的現象，擁有比馬克思時代更有效的分析工具，只要直面現實，就不可能成為“原教旨主義者”。事實上，歷史經驗已經顯示出馬克思理論的某些局限性。馬克思預言的資本主義危機總爆發，并未在他預期的時空范圍內發生。這令資本家的御用學者們喜形于色，宣稱馬克思主義失敗了。今天中國的現實和全球經濟危機使我們看到（包括西方學者們也承認），馬克思對資本積累過程的分析深刻而符合事實。但馬克思沒能注意到資本主義經濟體中的另一個過程：傳統社會成員無產階級化過程。它與資本積累過程相互交織、互為存在條件，共同構成了資本主義經濟體基因的“雙螺旋結構”。正是這樣的結構，使擴張成為資本主義經濟體生存的必要條件。而今，資本主義經濟體的擴張已接近覆蓋全球人口，可供擴張余地越來越小，其邏輯結論只能是：資本主義經濟體正在走向自己的終點。
至于“原教旨主義者”的帽子，還是留給言必稱亞當•斯密的主流經濟學家們吧。
有心的讀者可能會注意到，本書與其說是對經濟理論的論述，不如說是對經濟現實與統計數據的梳理。筆者之所以選擇這樣的視角，是因為主流經濟理論既無法清晰解釋經濟現實，又無法客觀評價、預見各類政策的作用。這迫使筆者直面現實，試圖從事實而非理論中探尋真相。筆者的原專業是彈道分析，它的研究對象是一個動態系統，這引導筆者從系統動力學的視角觀察現實的經濟體系，結果將筆者引向了馬克思的分析思路。
基于對經濟現實與統計數據的梳理，筆者形成了自己對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理解。在此基礎上，再反觀所謂“主流經濟學”，這個形似“公理化體系”，由晦澀的術語和混亂的邏輯堆成的雜草叢，其癥結一目了然。
主流學界對“市場經濟”的迷信，建立在所謂“一般均衡理論”（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之上，這是法國經濟學家瓦爾拉斯1874年在《純粹經濟學要義》中提出的。瓦爾拉斯是邊際效用學派奠基人之一。他的價格理論以邊際效用為基礎,用“稀缺性”解釋價格，他在一系列假設的基礎上，用數學模型論證，自由市場可以達到所謂“一般均衡”狀態，這個狀態下的市場價格和交易數量能使每個消費者、企業家和資源所有者達到各自的目的,從而社會可以和諧而穩定地存在下去。沿著這一思路，西方經濟學界形成了“數理經濟學”。
上個世紀80年代，“數理經濟學”傳入中國，當時的中國經濟學界能看懂“數理經濟學”的人寥寥無幾。上海交通大學機械系鐵道機車專業畢業的茅于軾，用約束條件下求目標函數極值的模型表述“一般均衡理論”，出版了小冊子《擇優分配原理——經濟學和它的數理基礎》，奠定了他在中國作為經濟學家的地位。
自此，“市場經濟”在國內主流經濟學家心目中取得了如同“公理”般的地位，不容置疑。“公理”源自幾何學，但很少有經濟學家意識到：“公理”并非真理，只是構建一個封閉邏輯體系必須有的，不加證明、也不能證明的起點。
茅于軾的深刻在于，他指出了“一般均衡理論”背后的數學模型是“約束條件下的極值問題”。而這個數學模型不含時間變量，即隱含地假設“約束”與“目標函數”都是不變的，整個經濟體系如同按某種方案設計的鐘表，可以在不變的結構與環境下永遠運行下去，然而，這卻不符合事實。這個數學模型是一個靜態模型，我們的社會系統是個動態系統，用靜態的模型不可能探討動態系統的可持續性問題。
換而言之，當今主流經濟學從其數學模型開始，就假設了資本主義經濟體萬古長存，就排斥了研究這個經濟體“成、住、壞、空”過程的可能性。于是，從一個遠離現實的靜態模型，導出了一大堆據說是萬古不變的教條。所謂“普世價值”，其思維方式根源在此。茅于軾對此信心滿滿，他說：
“當理論與實際矛盾的時候，百分之九十九的情況我相信理論，并懷疑‘實際’是個假象，因為理論是經過千百萬人的實踐檢驗過了的。”（茅于軾《擇優分配原理》）
而本書梳理的統計數據與經濟現實則證實，茅于軾所謂“經過千百萬人的實踐檢驗”之虛妄。
在中國古漢語中，“經濟”一詞是指的是“經世濟民”，它首先關注社會的整體穩定，關注調整“四民”間的利益關系，關注統治階級行為理性，關注開通社會縱向流動的渠道。在中國傳統經濟思想史中，“本末之爭”是一個被持續關注的重要的話題。用今天經濟學的術語，“本”相當于實體經濟的生產一線，而“末”相當于流通、金融領域。
早在戰國時期，就有學者注意到：農民“用力最苦而贏利少，”而工商業者則容易富家。注意到“金生而粟死”，“國好生金于竟（境）內，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弱；國好生粟于竟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實，國富。”（見《商君書》）正是這種事實求實的認識，使地處邊陲而落后的秦，戰勝貌似富裕、先進的六國，實現了中國的統一。而當今主流學界引導我們追逐“虛擬經濟”，追逐美國紙幣30年，直到2011 年 12 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才認識到“牢牢把握發展實體經濟這一堅實基礎，努力營造鼓勵腳踏實地、勤勞創業、實業致富的社會氛圍。”然而在資本主義經濟體中，“腳踏實地、勤勞創業、實業致富”者寥寥無幾，細數那些億萬富翁，有幾個不是靠“可聯南北，可聯中外，可聯官商。”（張之洞評價盛宣懷語）致富的？
其實，西方經濟學的視野本來并不局限于所謂“主流經濟學”。在盧梭的眼里，“經濟”是“為了公共的善而施行的智慧而正當的統治”，這其實就是我們的“經世濟民”；重商主義關注國家為獲取貨幣財富而采取的政策；配第提出了勞動價值論的一些基本觀點；李嘉圖強調經濟學的主要任務是闡明財富在社會各階級間分配的規律；羅雪爾以生產力的培植反對交換價值的追求；施穆勒、瓦格納、布倫塔諾提出改良主義的“社會經濟政策”……。
以“稀缺資源的最佳配置”為研究的中心，追求“資源利用效率”，是目前國內經濟學界的主流，以至于有了“主流經濟學”的稱謂。在被稱為科學的各學科中，除了經濟學外，還沒聽說那個學科被標榜為“主流”。能與“主流”相關的似乎只有“主流意識形態”。然而“主流經濟學”并不認為自己是“意識形態”，它自認為是科學。你看，它有類似于力學的邏輯結構、高深的數學模型，更為重要的，它研究的是資源、要素之類物與物的關系，猶如力學研究剛體、化學研究分子、物理學研究基本粒子。真是既客觀又中立，完全不涉及研究者的利益與立場，這還不是科學什么是科學？
然而，在物與物的關系背后是人與人的關系。在“稀缺資源的最佳配置”的背后，是資源擁有者的利益極大化。“1：99”證實了資源擁有權在人群中分布的高度集中。由此，我們看到“主流經濟學”為占人口極少數的資源擁有者服務的基本立場。
當今“主流經濟學”發端于19世紀70年代初出現在西歐幾個國家的邊際效用學派。這一流派將利潤極大化視為先驗的、不容置疑的價值準則（普世價值），研究有效實現利潤極大化的方略。以至于長期被譏為“教人掙錢的學問”、“庸俗經濟學”。
中國是共產黨執政的國家，在中國共產黨黨章列舉的“行動指南”中，第一位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然而，這個“庸俗經濟學”稱霸中國學界達30年之久，意味著中國經濟學界成為資產階級御用文人達30年之久，奇哉怪也，可恥也夫、可悲也夫、可痛也夫、可危也夫！
自1840年以來，中國傳統的文明遭到了沉重的打擊，國人一直在思考中國未來的道路。康有為寫了《大同書》、孫中山寫了《建國大綱》、蔣介石發表了《中國之命運》、毛澤東寫了《論聯合政府》、《新民主主義論》、《論人民民主專政》。而今我們的事實上走的道路是“融入”、“接軌”，力圖和平地融入“主流文明”。當初主張這一道路的改革精英，其理論基礎是“補課論”：試圖跳過資本主義階段是不現實的，中國應該補上資本主義這一課。
在“補課”論的引導下，中國走上了亞當•斯密的道路，依靠“比較優勢”建立國家的競爭力。我們最顯眼的“比較優勢”莫過于幾乎無限供給的低素質勞力。于是“兩頭在外”、“國際大循環”、“出口加工”、“招商引資”在二十多年里成了事實上的基本國策，導致2000年外貿依存度突破40%，引發學者的警惕，而在一片對依附型經濟的警告聲中，外貿依存度突飛猛進，到2006年居然達到了66.52%。與此同時，環境破壞、資源瓶頸、兩極分化、社會安定紛紛發出警報。
30年的“補課”在創造巨大物質財富的同時，有效地給國人補上了認識資本主義這一課。30年的統計數據無可辯駁地證實了：實施資本利潤極大化原則的長期后果是造成四大失衡：財產性收入與工資性收入失衡、產能與內需失衡、追逐利潤的貨幣與祭獻利潤的貨幣失衡、貨幣供應量與社會可交易財富失衡。維持這樣一個社會經濟體系，必須有馬漢所說的“外部資源的支持。”即對海外市場與資源的依賴。注意，這“外部資源的支持”的本意，不是經濟學家們所謂的“互通有無”，而是利益的凈流入。第三編第一章1.4節圖3.79顯示：2003年以后，出現了系統性、持續擴張的資本過剩。這意味著如果堅持資本主義工商文明，中國面臨兩條道路的選擇。
其一是堅持亞當•斯密的道路。這意味著，中國甘愿以“中美國”的身份，呆在國際產業鏈的低端。在這樣的格局中，廣大勞動者成為西方列強“輸血”的勞工，而資本家成為西方列強的包工頭。前述的各種矛盾勢必愈積愈烈，勢必很快形成爆炸性的局面。對此，任何直面現實的人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無需贅述。
相當多的主流學者，向國人兜售“北歐民主社會主義”。它其實是蒙上“社會主義”紗布的亞當•斯密道路。這種“民主社會主義”既要給資本提供利潤，又要給公民提供保障。如果不是早期“海盜資本主義”將北歐諸國推上了全球產業鏈的有利位置，他們如何支撐這種經濟體系？客觀上，給公民提供保障與給資本提供利潤相沖突，它直接壓縮資本的利潤空間，驅使資本家成為“國際主義者”——在全球范圍內向更能提供利潤的地區轉移。
國人熟知的芬蘭資本諾基亞，就將自己的利潤基礎放在國外。1985年，諾基亞在北京開設了第一家辦事處，此后在中國建有六個研發機構和四個生產基地，辦公機構遍布全中國。有資料顯示其1988年凈銷售額的70%來自芬蘭以外的國家（http://baike.baidu.com/view/1724.htm）。芬蘭資本在13億人口的國土上深耕，還控制著產業鏈上最豐厚的“利潤池”，所需保障的“臥室”只有531萬人（2008年），與之對比，同年僅北京市人口就達1695萬人，為芬蘭人口的3.2倍。這條道路對超過13億人口的中國現實嗎？
可見對中國人而言，這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海市蜃樓。
其二是力圖爬到國際產業鏈的高端（郎咸平就主張此路）。這其實是李斯特道路。當年德國開始選擇工業化道路時，英國已經完成了工業化，成了當時的超級大國。作為超級大國自然擁有經濟學理論上的霸權地位，這種地位自然服務于當時的英國利益。而當時的英國利益需要自由貿易和自由投資，以便在全球發揮自己的經濟優勢。
于是亞當•斯密的自由主義，成了主流經濟學。這個主流經濟學力圖構建一個完備的邏輯體系，使自己象力學那樣被視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科學。在當時正試圖“崛起”的國家中，這一學說被視為先進國家發現的普世真理，成為引進、學習、消化、遵從的權威。
然而，德國蒂賓根大學教授李斯特懷疑這一理論的真實性，他詳細考察了意大利、漢薩同盟、荷蘭、英國、西班牙、葡萄牙、法國、德國、俄國、美國的經濟史，得出了一個著名的結論：
“財富的生產力比之財富本身，不曉得要重要到多少倍。”（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
關注國家的財富生產力而不是財富本身，這是李斯特顛覆亞當•斯密的自由主義的關鍵，而這是建立在對經濟史的考察之上，而非建立在一個“公理化體系”上（后來，李斯特的理論被稱為“歷史學派”，即源于此）。李斯特發現，向發達的國家購買廉價的商品，表面上看起來是要合算一些，但是這樣做的結果，落后國家工業的生產力就不能獲得發展，它將處于落后和從屬于外國的地位。而采取保護關稅的政策，起初會使工業品的價格提高，經過一定時期，生產力提高了，商品生產費用就會跌落下來，商品價格甚至會低落到國外進口商品的價格以下。
于是李斯特主張：利用行政權力，保護本國資本家發展工業生產能力。事實上，幾乎所有西方列強在“崛起”的階段都走過這條道路。
然而，這條道路必然導致與當時的列強正面沖突：靠壓縮勞動者收入來積累工業發展的資本，結果國內購買力無法滿足工業生產能力，國內資源無法保障生產力所需，只能向外擴張。
德國事實上選擇了李斯特的道路，結果為了爭奪“生存空間”，發動了兩次世界大戰。日本走的也是李斯特道路，結果發動了日俄戰爭、甲午戰爭、侵華戰爭，這三次戰爭都在中國的領土上進行，它們影響了整個中國近代史的走向。
這條道路要求有一個為全民認同的共同目標，要求肅清一切異己思想和言論，要求全國上下咬緊牙關、臥薪嘗膽數十年。可見走這條道路對內需要以行政權力壓制社會各群體對當前利益的追逐，需要建立一個強有力的，令行禁止的官僚體系，而這需要一大批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的官僚，以建設一個賢明而廉潔的政府，在此基礎上建設一個具有高度國家認同的社會。當年的德國，體制外的納粹黨從解決底層失業者的生計入手，贏得了大多數選票，掌權后在“國家社會主義”的基礎上，建立起了高度的國家認同；日本的國家認同則建立在天皇家族“萬世一系”“軍國主義”“武士道精神”基礎上。
即便我們能走通這一條道路，提高層次后的生產力，它要求輸出的將是飛機、巨輪、工作母機、工程機械、核心通信設備、計算機核心部件與系統軟件、生物技術產品、軍火等等。而今，我們出口褲子、襪子、襯衫之類東西，都讓西方大國惕惕然。到那一天，他們能坐視“中國的小孩搶自己孩子的飯碗”嗎？到時，等待我們的是什么？我們又該如何應對？在那樣的環境下，我們需要的“國際競爭力”到底是什么？
顯然，走這條道路對外則需建設一只足夠強大的武裝力量，以保障自己的商業利益，為此不惜勒緊褲。國防上，“邊界安全”將被“安全邊界”取代---商業利益涉及到哪里，國家的安全戰略就必須覆蓋到哪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列強，其軍事存在覆蓋全球，蓋因于此。“安全邊界”不僅存在于地理空間，也存在于一切可能影響國家生存的社會經濟功能領域----如金融安全、網絡安全、乃至思想安全，在這個意義上，麥當勞、奧斯卡都是美國的“安全工具”----使美國生活方式具有“普世價值”。
以今觀之，中國的精英集團中存在能推動這條道路的現實力量嗎？一旦走上這條道路，中國勢必建立一個不受制約的集權政府，它還必須明智而高效。然而，“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在政府中我們可以指望出現羅伯斯庇爾這樣“不可腐蝕的人”，但決不可以指望集權政府中超過半數的官員象羅伯斯庇爾那樣清廉，而這是集權政府健康運行的起碼條件。況且，腐敗不僅可能出現于經濟領域，在一個集權政府中，腐敗往往首先出現于政治領域：昧著良心講假話。當“假大空”肆虐時，這個政權的凝聚力也就消解了，經濟領域的腐敗其實是政治腐敗的結果而非起因。當集權政府高度腐敗時，它自身就成了消解國家認同的首要因素。
由此可見，主流文明的歷史經驗提供的兩條道路，對中國而言均非出路，我們不得不跳出這個文明的“普世價值”，在更廣的空間里觀察、思考。
“主流文明”的核心動力是物欲。坦率的馬漢從“主流文明”的視角將“愛財”視為一個民族重要的優點，認為這是它獲得海權的必要前提，美國人就具備這種品質。閱讀G7各國的歷史，可知馬漢所言不誣。中國人對此更是有刻骨銘心的體會。
然而，這種特征要成為優點，需要一個必要前提：存在可供擴張的空間。一個欲壑難填的“文明”，必然會擴張到可能性空間的邊緣，感受到空間的制約。于是它面對兩種選擇：或者在現有空間內相互廝殺、爭奪；或者突破現有的邊界，發現更大的空間。希特勒的“生存空間”理論是前者，所謂“地理大發現”是后者。前者導致整個歐洲生靈涂炭，后者導致印第安人、黑人淪入地獄三百年。
由此我們看到，亨廷頓討論的“文明的沖突”之虛妄。歷史與現實中的沖突，本質上不是源于不同文明間的差異，而是源于“主流文明”的內在屬性：貪欲指揮的強悍，或者用哈耶克喜歡的術語：財富控制的權勢。
困境的根源在于資本利潤極大化原則。如果生產的目的不在于利潤，而在于滿足全體社會成員的需要，就不可能出現持續的生產過剩。對外貿易的目的將僅限于互通有無和短期調節，海外市場將不再是經濟體系能否運行的必要條件。在“全球化”思潮泛濫的今天，這很容易被視為封閉的保守思想。而當全球化將整個世界的經濟融為一體后，將世界作為一個統一的單元看待，原本是單個國家的困境已發展為全球的困境。資本利潤極大化原則正在將全球的財富集中在少數地區的少數人群手中，亨廷頓將這群人視為一種“文化”，名之曰“達沃斯文化”。
“每年大約有一千名商人、銀行家、政府官員、知識分子和記者從幾十個國家聚集到瑞士達沃斯的世界經濟論壇。他們一般具有對個人主義、市場經濟和政治民主的共同信念，這些也是西方文明中的人所共有的。達沃斯人實際上控制了所有的國際機構，許多世界管理機構，以及大量的世界政治和軍事職位，達沃斯文化因此極為重要。”(亨廷頓《文明的沖突》)
正是“達沃斯文化”的成功,導致了這個世界大多數人口的貧困；導致全球范圍的有效需求不足；導致所有的大資本都不得不為爭奪市場而劍拔弩張；導致《蕭條經濟學的回歸》（克魯格曼）。然而，人類并沒有另一個地球可供殖民，可供我們去開發“外部”市場。
于是，今天擺在各國面前的困境其實已經在預示一個全球共同的困境。面對這一困境，大資本冀望于技術突破，冀望于“虛擬經濟”。但技術手段不可能解決經濟運行機制問題，“虛擬經濟”不過是富人集團內部的賭博。日益嚴峻的經濟現實早晚會迫使人們擺脫鴕鳥政策，正視問題的根源。
“主流文明”只有“發展”、“進化”、“進步”的理念，用系統動力學的術語說，它只懂得追求正反饋和指數增長。當年嚴復曾注意到：
“中之人以一治一亂，一盛一衰，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進無疆，既盛不可復衰，既治不可復亂，為學術政化之極則。”（嚴復《論事變之亟》）
為何中國人與西方人的觀念差距如此之大？明代以前的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的交往很少，可以近似地認為中華傳統社會生存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空間里。一方是指數增長的人口和無限膨脹的欲望，一方是有限的空間與資源，這尖銳的矛盾導致了無數的腥風血雨，留下了慘烈的歷史紀錄，數千年的集體生存經驗凝聚出的集體領悟包含：內省、克制欲望、整體重于個體、穩定性與可持續性重于眼前利益，并將這種領悟滲透到自己的價值標準、道德倫理、社會結構和學術理論中。
而發源于西方的“主流文明”靠炮艦政策突破了有限空間的制約，使自己“日進無疆，既盛不可復衰，既治不可復亂”，擴張是“主流文明”得以生存的前提。其代價則是其他民族的衰敗乃至滅亡。“主流文明”用生存競爭、優勝劣汰理論將其合理化、正義化。強權即真理，于是強盜和鴉片販子成了“文明人”，他們的受害者則成了“野蠻人”。
而今，“主流文明”的擴張遇到了不可能逾越的制約。今天GoogleEarth將整個地球都擺到了您的桌面上，又能上哪里去搞“地理大發現”？環境破壞、資源枯竭，地球這個人類寄居的“宇宙飛船”再也經不起折騰了。“全球化”的世界，已經是一個封閉而無法擴張的世界。
在“文明的沖突”理論指導下，強悍的美國人已經搞得這個地球“村村點火、戶戶冒煙”，“主流文明”只能將人類引向死路。事實上，現在全人類面臨著“文明的選擇”，我們是否有能力選擇一個在封閉空間內得以長期生存的文明，換而言之，用生態學的術語說，人類能否從“演替群落”向“頂級群落”過渡？
面對強悍的“主流文明”，中國面臨兩難的選擇。
其一是繼續“接軌”，那激烈的沖突勢不可免，而地球能否承受這樣的沖突？最危險的是，對“接軌”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以為只須按教科書上的標準改造自己，使自己成為一個乖學生，而看不清先生與學生的相對位置，意識不到先生的真實利益與愿望，意識不到被當作幾何公理灌輸的主流理論不過是先生賣的迷魂湯，事實上沒有哪一位先生是依此而坐到太師椅上的。
其二是追求和諧共生，向“頂級群落”過渡。那途徑何在？筆者不才，尚未看到相關的嚴謹學術研究。
數千年的歷史反復告訴我們，居安思危才有可能“既盛不可復衰，既治不可復亂”，想明白自己的事才是長治久安的基礎。孫子曰：
“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于無算乎！” (《計篇》)
中華民族站在兩個時代之交，道路選擇既決定了民族的未來，也極大地影響著人類的未來。此刻“廟算”的重要性無論怎樣估計都不過分。請問，中國主流學界的“廟算”建立在什么基礎之上？你們從什么視角觀察國家安危？
既然主流文明是個動態過程，就恰如一輛車，有已上車者、正在向車上擠者、和在下推車者。中國正在從推車者變為向車上擠者。獨特的是中國巨大的塊頭。當中國在下推車時，2.3億農民工為美、日、歐帶來了滾滾財源，這一方面讓他們欣慰，一方面又讓他們瞧不起，你見過哪個富豪會尊重三餐難繼、衣衫襤褸的窮鬼？然而，當中國這個大塊頭就要擠上車時，他們頓時變得恐懼起來---你個推車的窮鬼都要爬上來，莫非叫我們下去推車？況且，你的個頭如此之大，他們的恐懼自然會發作到歇斯底里的程度。正是這樣氛圍，刺激海外華人林良多的友人，寫下了《你們究竟要我們怎樣生存？》一詩:
當我們是東亞病夫時，我們被說成是黃禍；
當我們被預言將成為超級大國時，又被稱為主要威脅。
當我們閉關自守時，你們走私鴉片強開門戶；
當我們擁抱自由貿易時，卻被責罵搶走了你們的飯碗。
當我們風雨飄搖時，你們鐵蹄入侵要求機會均等；
當我們整合破碎山河時，你們卻叫囂“給西藏自由”。
當我們推行馬列救國時，你們痛恨我們信仰共產主義；
當我們實行市場經濟時，你們又嫉妒我們有了資本。
當我們的人口超過十億時，你們說我們摧毀地球；
當我們限制人口增長時，你們又說我們踐踏人權。
當我們一貧如洗時，你們視我們低賤如狗；
當我們借錢給你們時，你們又埋怨使你們國債累累。
當我們發展工業時，你們說我們是污染源；
當我們把產品賣給你們時，你們又說造成地球變暖。
當我們購買石油時，你們說我們掠奪資源、滅絕種族；
當你們為石油開戰時，卻說自己解救生靈。
當我們動亂無序時，你們說我們沒有法治；
當我們依法平暴時，你們又說我們違反人權。
當我們保持沉默時，你們說我們沒有言論自由；
當我們敢于發聲時，又被說成是洗過腦的暴民。
(見新華網2011年01月12日
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11-01/12/c_12971602.htm)
這首詩既道出了中國的困境，也道出了主流文明的困境---這絕不是一個可以讓多數人體面生存的文明，在這個文明里，為極少數人的“幸福”奠基的，是多數人的被剝奪狀態。
追逐幸福是天賦人權，而幸福的基礎是貨幣，因為“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要有多少錢才夠幸福？美國水平就是當今的主流標準。----30年來，這一切被視為不言自明的真理。而今連奧巴馬也宣稱：“如果10多億中國人口也過上與美國和澳大利亞同樣的生活，那將是人類的悲劇和災難，地球根本承受不了。”
追逐了30年，我們追到了一個兩極分化的世界。對這樣的世界，占人口絕大多數的窮人自然不滿；占人口極少數，當卻聚斂了巨量財富的富人，則心懷憂懼。2010年07月19日羊城晚報一則報道的標題是«珠三角現富人移民潮 去年我國外流移民資金百億»，就是這種憂懼的表現。
我們需要追逐一個怎樣的狀態？理想的自然是“均富”。當初播下“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種子，期望收獲“先富幫后富”的果實，而實際收獲的卻是“富人移民潮”。這迫使人們深思“均富”可能嗎？從資本積累過程和無產階級化過程的視角看，至少在主流文明中，“均富”在邏輯上是不可能的。既然“均富”不可能，兩極分化又隱藏著巨大的社會風險，邏輯上剩下的可供討論的狀態就只有“均貧”了。
“均貧”曾是當今主流文明衛道士們攻擊傳統文明的重要口實。歐、美雖然沒有實現“均富”，但卻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整個民族的“資產階級化”，因而即使其無產階級，也在高工資和社會保障制度下，比我們的百姓生活優越。當年的主流媒體據此與我們的“均貧”對比，向國人兜售主流文明的優越性。
“均貧”被打入另冊30年后，中國終于有望擠上主流文明的列車，甚至有望取代美國，開創“中國世紀”了，我們卻發現，讓超過13億人口的中國也成為“資產階級民族”，實現英、美或北歐那樣的“均富”根本不可能。于是當初用主流文明引誘我們的“文明國家”們，一轉眼露出了猙獰的面孔。
如果所謂“中國世紀”能成為現實，它絕不可能是當今“美國世紀”的升級版，絕不可能基于當今主流文明這個“操作系統”。事實上，“美國世紀”已經將當今主流文明的功能發揮到極限。從人類社會系統內部看，“9.11”以來，日漸失控的社會沖突證明，主流文明已經制造出自己無法解決的矛盾；從人類社會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間關系看，500年來主流文明已經將大自然上億年形成的化石能源消耗殆盡，并嚴重危及生態系統的穩定性。研究全球系統的學者們，已經大聲警告多年：“西方文明是個錯誤”，他們預言地球系統正在跨過發生突變的臨界狀態，走向大突破、大轉變、大躍遷階段，整個人類勢將進入一個極為艱難的時期，人類的未來全在我們如何選擇：要么進化到一種新的更高的文明，要么滅絕。
至此，“均富”夢徹底破滅，最早夢醒的可能是海外歸來的南懷瑾先生。2004年他在一次講座中說：
“共產黨統一了這個大國以后，幾十年來，有一件事情，我們歷史上做不到的，他做到了。做到了什么？均貧。大家窮，全體窮。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前，大家均貧，全國中山裝，男女穿一樣，吃的一樣，一般做不到哦﹗要真的實行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是要均富哦，要大家一樣有錢。可是我們中國共產黨有特點，領導了全民均貧，這并不壞哦﹗這個問題今天我第一次講，請你們學經濟的學政治的注意，真的做到均貧也是難啊﹗真的是空前的哦﹗全國僅管窮，都有飯吃，都有衣穿。
哪個時候，有位同學從大陸回到香港跟我講：‘我佩服了共產黨﹗我當場和他們講，有三點不得了:大家有飯吃；大家有房子住；尤其是醫藥方面，醫療掛號只要兩毛錢，任何人吃藥，中藥西藥合起來只有十幾塊錢，沒有醫生要紅包的。這三樣，我真佩服了﹗’我說，有道理。”（《南懷瑾講演錄》）
就筆者有限閱讀所知，如此正面評價“均貧”的當代學者，南懷瑾似乎是第一人。然而在我們的傳統文明中，這卻是主流思想：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論語》季氏第十六篇）
自西學東漸以來，傳統文明的核心思想幾乎統統被扔進了垃圾堆。回顧文明史，中華傳統文明始終面對一個艱難的課題：如何在嚴酷的資源制約下，維持種族的存續？傳統文明的核心思想幾乎都與此相關。而現代主流文明,以擴張和奴役它族為原動力，根本不考慮這個問題。現在主流文明走到了自己的盡頭，我們先輩曾認真對待的問題，以遠為嚴酷的態勢再次擺在我們面前，擺在全世界面前,我們該如何思考？既然在主流文明的藩籬內沒有出路，那就只好----
“讓思想沖破牢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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