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價值觀?何謂核心價值觀?自2006年十六屆六中全會首次提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以來，學術思想界及社會各界對此進行了多方面的理論闡釋和現實思考。要言之，價值觀是一整套指導人們思想與行為的觀念體系，蘊含一系列明辨是非、區別善惡、評判美丑、權衡利弊的準則，涉及世界觀、歷史觀與人生觀等。而核心價值觀，則是其中占據主導和支配地位的精神內涵。
新聞界處于意識形態領域的前沿陣地，“站在歷史的第一排”(范敬宜語)，擔負著傳播與弘揚一整套價值信仰和政治理念的專業使命。因此，新聞媒體更應強化內功，固本清源。當前的新聞傳播領域，市場邏輯、資本力量的影響日漸突出，新聞業本身也顯露諸多亂象，乃至在市場化、全球化浪潮的推涌中失魂落魄，六神無主。當此時，商討和提煉本行業的核心價值觀，可謂恰逢其時，秉要執本，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
“大轉型”中的新聞業
上世紀90年代以來，新聞界“三俗”(庸俗、低俗、媚俗)、“四害”(有償新聞、虛假報道、低俗之風、不良廣告)、“娛樂至死”等現象屢禁不止。近來的“東莞挺住”、文章出軌、保定“副中心”炒作等“媒介事件”，又為此增添了新的案例。如果說此類行為尚屬無關宏旨的問題，那么新世紀以來的一系列文化政治事件如《色·戒》等，則突出顯示了價值觀、歷史觀的顛倒錯亂，促人警醒。
去年歲末新聞界對曼德拉逝世的大規模報道，就是中國媒體歷史觀與價值觀混亂的典型案例。對此，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王維佳副教授敏銳指出：“媒體動輒長達半個多小時的電視新聞和占據數個版面的成千上萬的報道文字，并沒有透過曼德拉這個個人看到真正的歷史過程，而是用盡全力、不厭其煩地去塑造一個‘全球公民典范’，一個似乎是憑借著強大的道德感召力就能夠促成世界和平的個人英雄。……在曼德拉逝世的節點上，中國的媒體積極主動地參與了歐美主流新聞媒體所主導的一場聲勢浩大的全球政治宣傳。”①
探究新聞業價值觀混亂的緣由，需要從新聞與社會、中國與世界、政治與業務等多重面向進行把握，特別需要將其置入三十多年來中國社會和新聞媒體“大轉型”的歷史場景。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和發展完善，新聞的商品化、產業化、資本化也潮起潮涌，在激發新聞業生機與活力的同時，引發了行業內外的諸多亂象，甚至促成一些危及和平發展和長治久安的隱患。其中最為明顯的弊病，當數市場的逐利性本質日漸顯著，“人民千呼萬應的喉舌”被譏諷為“資本的喉舌”。而且，新聞業的市場化轉型，與“去政治化”的話語和思潮幾乎同步推進，“不講政治”，對政治避之唯恐不及，使得一些新聞人喪失了基本的政治立場和政治價值。實際上，“不講政治”并非與政治絕緣，而往往是講另一套政治，如“普世價值”、“國際接軌”等。由此觀之，中國媒體在曼德拉逝世的報道框架上與歐美媒體一拍即合，就顯得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了。
新聞專業主義辯駁
關于價值觀，我們首先應當明確一種認識，即任何觀念、價值以及理論、思想，都有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都是歷史的、具體的，不存在超越時空的普世價值和絕對真理。
由此出發，對待那些廣泛流傳的似是而非的“神話”，首先應做歷史分析和理性探討，而不是以朝圣心態頂禮膜拜，視為終極的價值皈依。概括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一方面固然應該吸取人類文明的共同成果、先進文化和價值共識，但應去偽存真，去粗取精，而不是生搬硬套，效顰學步。同樣，提煉中國新聞業的核心價值觀，也不應全盤移植西方霸權話語，比如新聞專業主義。
近二十年來，從西方舶來的新聞專業主義，先是在大陸學界備受推崇，繼而在新聞業界頗受青睞。一般認為，新聞專業主義的核心道德原則是客觀性，此外，還包括獨立性、公共性等要義。乍看之下，專業主義似乎既崇高又實用，既可以內化為新聞工作者的職業信仰，又可以外化為日常報道的操作準則，宛若完美無瑕的“終極價值”。事實上，不少業界學界人士確實也是將專業主義當作改造中國新聞業的“理想范本”。然而，專業主義濫觴于19世紀美國新聞實踐這個特定語境，無差別地照搬到當代中國，難免水土不服;而且，自形成以來，專業主義也不斷遭遇理論和實踐的悖論和詰難，在西方世界已是“遍體鱗傷”，并非天然正確的“普遍法則”。
海外批判傳播學者趙月枝教授在一篇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的文章中，針對西方媒體在西藏問題報道上的傲慢與偏見，深刻剖析了新聞專業主義的核心原則新聞客觀性原則：西方媒體的報道受國家利益、主流意識形態、商業利益以及記者作為中產階級自身的社會利益和文化認同等因素影響，不存在超越國家利益和意識形態的客觀性;客觀性是特定歷史條件和新聞所調節的社會階級關系的產物，新聞記者是客觀性這一知識/權力體系的重要利益主體，客觀性也是新聞從業人員用于規避一些職業風險的“策略性儀式”;隨著壟斷資本對媒體控制的強化和政府放松管制權，客觀性日漸式微，赤裸裸的傾向性新聞儼然成為美國媒體服務于政府，并在新聞市場中爭取觀眾的法寶。②
王維佳則聚焦新聞專業主義所標榜的獨立性，將其放回19世紀美國特定的歷史原境，進行了獨具匠心的歷史與權力分析，指出作為資本化身的媒體機構，篡奪了作為職業化身的新聞記者要求專業獨立的口號，將其作為媒體資本脫離社會控制，獨立操控輿論以獲利的道德合法性來源;中國新聞人片面地理解專業主義，構造了一種政黨控制與媒體獨立的二元論和詭辯術，即一旦脫離政黨，媒體就將獲得獨立，從而更真實、更客觀、更平衡;而且在巨大利潤的刺激下，很多人直接將融入市場和資本視為媒體獨立的前提，這種觀念為媒體擁抱商品邏輯、迎合資本力量提供了最有力的辯護。③兩位學者的探究，發人深思。
粗淺的設想
應該承認，方興未艾的新聞專業主義誠然有其精致與高明之處，比如講求平衡、事實與判斷分離等一系列“工具性”的操作規范，對于提高中國新聞人的業務能力和專業素養不無裨益。事實上，中國現代新聞業的發展，始終離不開借鑒人類先進文化。不過，如前所述，我們應該對其蘊含的政治、歷史、社會等復雜因素保持警惕和批判，不宜奉若神明，盲目趨附，更忌諱不明就里便試圖以之改造中國新聞業。
在談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時，習近平強調必須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拋棄傳統、丟掉根本，就等于割掉了自己的精神命脈”。同樣道理，提煉中國新聞業的核心價值觀，根基亦在于中國的新聞實踐。實際上，在中國近代新聞業一百多年的風雨歷程中，中國新聞人已經創造了異常豐富而別開生面的新聞實踐、新聞思想、新聞傳統等。如此豐厚的專業遺產，亟待當代新聞人消化吸收、發揚光大，并在此基礎上開拓中國新聞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園和實踐空間。
概括中國新聞業的核心價值觀，理應融會中西，貫通古今，批判繼承。筆者提出初步的設想，將中國新聞業的核心價值觀概括為“真實、責任和使命”。
真實。這是古今中外一切新聞傳播的基石，應當作為核心價值觀的第一要義。追本溯源，“實事求是”既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也是新中國新聞業的核心理念之一。從馬克思的“依據事實來描寫事實”到毛澤東的“請看事實”，再到鄧小平的“拿事實來”，忠于事實、忠于真理，向來是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一以貫之的根本原則和精神傳統。
責任。中國新聞業以“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為最高宗旨，強調新聞媒體是“人民千呼萬應的喉舌”，始終尊崇“群眾路線”。自美國“新聞自由委員會”發表《一個自由而負責的新聞界》以來，“社會責任論”也漸為西方新聞界所認可，新聞專業主義便以“為公眾服務”相標舉。當然，資本力量操控下的媒體，作為“市場邏輯”中的利益主體，更容易從一己私利出發而罔顧公眾，就像占領華爾街運動期間，美國媒體集體失聲。在市場化進程不斷深入的當代中國新聞業，著重突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社會責任感顯得尤為迫切。時下的市場新聞業、都市新聞人，往往有意無意地“把消費者等同于‘人民’，把‘中產階級’等同于民主主體”，④漠視、無視作為社會主義國家主體人群的工人和農民，這無疑與尊奉人民主體的新中國政治倫理背道而馳。正因如此，新世紀以來新聞界相繼開展的“三貼近”、“三項教育”、“走轉改”等活動，無不鍥而不舍地重申“人民主體”的精神理念。
使命。“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家國情懷，歷來為中國新聞人所推崇，從王韜、梁啟超、黃遠生、邵飄萍、張季鸞，到鄒韜奮、范長江、蕭乾、鄧拓、華山、穆青、范敬宜、郭超人，一代代中國記者以筆為槍，為民族和國家做出了無愧于時代的歷史貢獻。在使命、崇高、正義等宏大敘事逐漸遭到消解、嘲諷的“后現代”語境下，中國新聞人尤其需要提升政治素質，敢于擔當時代賦予的歷史使命，自覺服務于國家富強和民族復興的大局。
總之，在當前形勢下商討和提煉中國新聞業的核心價值觀，正當其時，尤為必要。核心價值觀的提煉和概括，離不開協商對話，并在此過程中凝聚共識，尋求“最大公約數”，形成規范性表述，進而指導實踐。
注釋：
①王維佳：《中國媒體曼德拉逝世報道的問題》，《青年記者》，2014年1月上
②趙月枝：《為什么今天我們對西方新聞客觀性失望?——謹以此文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新聞大學》，2008年第2期
③王維佳：《追問“新聞專業主義迷思”——一個歷史與權力的分析》，《新聞記者》，2014年第2期
④趙月枝：《傳播與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分析》，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4頁
(李海波：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生;李彬：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本刊學術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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