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力群：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沒有過時

　　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沒有過時(一九八九年十一月)

　　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是馬克思主義分析社會階級關系及階級矛盾、階級斗爭現象的科學方法。只要還存在階級，存在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盡管社會歷史條件有種種不同，它就不會失去存在的客觀依據，沒有也不會過時。 這些年來，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觀點、階級分析方法，持懷疑態度的人多起來了，甚至一提階級、階級矛盾、階級斗爭，就被一些人指責為“僵化”、“保守”。從認識上來講，也可以說是因為吃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苦頭，人們的思想容易從一個片面走向另一個片面。在國際活動方面，在國內政治生活方面，如何自覺地運用階級分析的觀點來觀察問題、觀察政治動向和思想動向，這成了我們需要特別強調的問題。經過今年春夏之交的一場動亂和北京的反革命暴亂，很多同志終于驚醒過來，感覺到無論在國際還是在國內，階級矛盾、階級斗爭都沒有熄滅，這種矛盾、這種斗爭，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發展成危及國家、黨、社會主義制度的嚴重的政治斗爭。

　　我想圍繞這個問題談點個人意見。

　　從國際范圍來講，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意識形態、兩種社會制度之間，還存在矛盾和斗爭。我們現在講和平競爭，在和平競爭里就包含著階級矛盾、階級斗爭的性質。有一位同志講，馬克思主義產生以來一百多年，可以分成幾個時期。十九世紀中葉以后，資本主義有一個相對穩定的和平發展時期。從十九世紀九十年代起，資本主義世界發生了新的激烈的動蕩，被列寧、斯大林稱為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這個時期，發生了俄國一九0五年革命，接著取得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勝利，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新中國及一系列社會主義國家誕生。以后，資本主義又進入新的相對穩定的發展時期，科學技術和經濟的發展比上一個世紀快得多。上一個發展時期，出現了社會民主主義思潮。這一次，拿中國來講，出現了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泛濫。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這種思潮，是同國際壟斷資產階級實行的政策密切相關的。江澤民同志在國慶講話里講了，他們從來沒有放棄敵視和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立場。

　　從五十年代后期開始，他們在武裝干涉的一手失敗以后，就把政策重點轉向“和平演變”。從那時以來，他們的具體策略、步驟有變化，但是，主要通過“和平演變”來瓦解社會主義的總方針沒有變。用美國一名外交官的話來說，就是在地球上消滅共產主義。美國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一九八九年四月出版了《共產主義的大失敗》一書，主張通過“和平演變”，首次使東歐七個社會主義國家實行“西方化”、“芬蘭化”，然后，再把蘇聯搞得七零八落，對中國也照此辦理。布熱津斯基把希望放在中國完全實行西方市場經濟那一套，認為照這一套搞下去，下個世紀中國可能還是共產黨領導，但是公有制就沒有了。西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一再說，中國面臨兩個前途：要么你自己主動地搞西方式的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那就沒有社會主義}要么你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他們就用各種辦法整你，逼你“改革”掉社會主義，“改革”到資本主義。他們說，到本世紀末，整個社會主義各國都要先后失敗，到=O00年或者到-o-七年，他們就有把握，在克里姆林官里開一個博物館，從馬克思主義學說的產生，到它的實驗、社會主義國家的誕生，然后到社會主義失敗，展覽一番。

　　布什上臺，總的還是要搞“和平演變”。他有一個新的部署，叫“走出遏制”，或者叫“超出遏制”。所謂“遏制”是什么呢?過去講，“武力威懾，軍備競爭”，使你社會主義國家不敢動，使你在他面前服服帖帖。他說，現在已經進入到一個新時代，不能夠僅限于武力威脅，這條不放棄，但是要采取進攻戰略。所謂進攻，就是把美國、把西方的價值觀念，傳播到社會主義國家去，用“民主”、“自由”、“人權”、私有化等等辦法，來改變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社會生活。這也就是《共產黨宣言》說的，用他們的面貌改造世界。

　　“和平演變”在不小的范圍、在相當的程度上，已經得手了。西方把他們那套關于“民主”、“自由”、“人權”的觀念傳播到社會主義國家來，被一些人接受，而且由個別觀點發展成為一種思潮，又發展成推翻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領導的政治活動。我們要爭取較長時間的國際和平環境，以利于國內的經濟建設。問題是，爭取國際和平環境，不能忘記人家在加緊對我們進行“和平演變”，加緊培植、豢養一批能夠響應、實施帝國主義“和平演變”政策的人物和勢力。如果對這一手沒有準備+那我們不僅過去吃虧，以后還要吃虧。所以，我們要對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怎樣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和平演變”的政策、方針、步驟有所了解，保持清醒的頭腦，針對這種情況進行工作。

　　鄧小平同志分析北京的動亂暴亂，講得很好，說這是國際大氣候和中國小氣候相結合的必然產物。他跟尼克松講，這是你們挑起的，美國在這個問題上陷得太深。美國人打如意算盤，以為對我們進行經濟制裁，我們就會屈服。鄧小平同志明確地講，中國是真正的受害者，中國沒有做任何對不起美國的事。西方有一些人要推翻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能激起中國人民的反感，使中國人民發奮圖強。你們支持“人權”，但是不要忘記還有一個國權;講到人格，但是不要忘記還有國格。沒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獨立，國家是立不起來的。在兩國關系的問題上，只能是由美國采取主動，中國不可能主動，否則中國就站不住，國格沒有了。在原則問題上，中國退讓不得。

　　抗日戰爭時期，國共合作，蔣介石采取一個政策，就是從“限共”、“容共”達到“溶共”。在這次政治風波中，布什的智囊團，那個蘭德公司就講，要采取一種辦法，把社會主義國家融化掉。雖然情況不同，但都貫穿著斗爭。因此，從階級斗爭的實質來講，還是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以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我們要從新的情況出發，為了解決新問題，重溫毛澤東思想，重新向毛澤東同志和老一代革命家請教。

　　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確立以后，剝削階級作為完整的階級已經消滅，但是，由于國際國內因素，階級斗爭還在一定范圍存在，在一定條件下還可能激化。這是一個實踐證明完全正確的科學論斷。

　　我們國內存在的矛盾，主要的、大量的是人民內部矛盾。但是，這不是說，國內已經不存在一定范圍的階級斗爭或帶有階級斗爭性質的矛盾了。

　　比如臺灣、香港、澳門，都是中國的一部分。在這些地方，剝削階級不僅作為階級完整地存在，而且居于統治地位。在臺灣，剝削階級掌握著政權，軍隊等一套國家機器還完整地保留在他們手里。四十年來他們一直把這塊土地當做“反共基地”，最近還配合西方“和平演變”，提出“政治反攻”。

　　香港實際上還是英國進行殖民統治，按照中英達成的協議，一九九七年以后我們恢復行使主權，我們還許諾它的資本主義制度、它的生活方式多少年不變。澳門也是這個情況。國外敵對勢力通過臺灣、香港從人力、物力、財力、輿論等方面支持動亂和北京反革命暴亂，臺灣國民黨當局利用其統治地位密切配合，香港一些人還組織了什么“港支聯”。我們平息暴亂以后，一些暴亂分子跑到臺灣，繼續在那里得到支持，來進行反共活動。港臺這些地方的剝削階級，直接和國際壟斷資產階級相聯系，經濟上、政治上、思想上的聯系都非常密切。鄧小平同志多次講，不能允許香港成為反共的基地。實際上，不只是英國，包括美國，包括臺灣，都在策劃香港成為反共基地。我們說，你們實行你們的資本主義，我們實行我們的社會主義，井水不犯河水。他們卻說，井水要犯河水。因此，我們考慮，國內階級斗爭情況以及階級斗爭的復雜性，不能只限于大陸。要考慮到現在的臺灣，現在的香港、澳門，以至于“一國兩制”原則真正付諸實行以后的情況。

　　我們說，經過三大改造，剝削階級作為完整的階級，在大陸上已經被消滅了，但是，不能說舊的剝削階級的影響一點也沒有了。不久前，我們一位曾在蘇聯留學的記者重訪蘇聯。十一月七日，他在莫斯科看到兩個“長龍”似的隊伍。一個“長龍”去瞻仰列寧墓，另一個“長龍”舉著沙皇的國旗、軍旗。兩個“長龍”里，都有年紀大的，有中年人，也有青年人。他的蘇聯朋友、同學談起后一個“長龍”，都非常難過，有的痛哭流涕。據他們介紹，后一個“長龍”里的人有一種說法：如果沒有十月革命，沙皇帝國繼續存在下去，今天的蘇聯由沙皇統治，不知要好多少倍。這跟我們國內自由化思潮差不多。一些自由化分子說，如果不抗日，中國大陸現在和日本的經濟發展水平差不多，如果不打蔣介石，大陸和臺灣的經濟發展水平差不多。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已經七十年，中年人、青年人都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出生的。這些人也未必都出身于剝削階級家庭。比如中國的嚴家其，本人是個孤兒，是黨和政府把他養大，又送去上學、直到讀研究生的。革命勝利以后七十年也好，四十年也好，還這么懷念舊制度，可見舊的剝削階級影響之深。最近，東歐一些國家發生一系列重大變故，紛紛從憲法中取消共產黨領導的條文，一些被革命推翻、一直流亡外國的王公貴族們還想回來執政。臺灣國民黨時刻夢想重回大陸，照舊統治。這種復辟愿望變為復辟行動的事實，難道不值得我們深思嗎?

　　在一定條件下，還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我們允許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存在和一定程度的發展，認為這種發展可以彌補國營經濟、集體經濟的不足，可以作為公有制經濟的有益的、必要的補充，方便和豐富人民生活，也有助于解決就業問題。允許其存在和一定程度的發展，還要進行引導，保護其合法經營、合法收入。鄧小平同志一九八四年在全國科技大會講話說，國內已經有了資產階級分子。對待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的政策，大體經過兩段。一九八二年或一九八三年，我們提出允許七個雇工。那時的說法是，兩個幫手，五個徒弟。后來實際上突破了。突破以后，問題又重新提了出來，怎么辦?當時說再看幾年。這是正確的，同時要求報紙、刊物不要報道。當時公開報刊對雇工如何優越的宣傳，已經不少。一九八四年下半年開始，銀行競相低息貸款扶持個體戶，私營經濟、個體經濟大大發展。原來是對城市的，后來又推廣到農村。一九八七年公布過一個數字，說城鄉勞動者近兩千萬人，其中雇工超過七個人以上的二十二萬五千戶，雇工三百六十萬人。解放初期，全國民族資本家雇傭的工人大約是三百至四百萬人。應該承認，搞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的，大多數是守法經營的。對此我們應當加以支持和鼓勵，但是，也沒有必要對事實上存在的剝削關系加以掩飾或美化。至于偷稅漏稅，這和我們稅收辦法不完善、執法不嚴有關。但是，也確有一批“倒爺”、“暴發戶”違法經營。這些人中間，有一些是有前科而又沒有改造好的，用一位同志的話說，就是“流氓無產者”通過各種非法手段變成“流氓資產者”。在去年春夏的政治風波中，他們成為一支支持動亂的力量。動亂期間，“高自聯”幫助建立、支持和領導“工自聯”，還有那個“飛虎隊”，其實是“精英”和地痞的結合。

　　嚴重刑事犯罪、經濟犯罪分子，相對地說所占比重不大，但絕對數字不小。他們也是危害國家和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和社會主義制度相對立的力量。

　　還有民族分裂主義分子。這股力量在國內制造民族不和，同時又企圖把作為中國一部分的民族地區從祖國分裂出去。他們不僅反對社會主義制度，而且反對祖國統一。

　　特別是這幾年來，國內出現了一批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的知識分子，就是我們平常所說的動亂“精英”。他們宣傳自己的“獨立意識”，要成為“獨立階級”、“獨立政治力量”。其實，他們并不獨立。一方面，他們自覺地成為新生資產階級分子的政治代表，另一方面，他們又是海外、國外敵對勢力收買下來、培植和豢養起來的。動亂中間，他們自吹他們的行動是“愛國民主運動”。實際上，他們真正是反民主，真正是腐敗，而且真正是賣國。方勵之反對講愛國主義，要“解散”中國，呼吁西方制裁中國。劉曉波說，香港要再做三百年殖民地。動亂暴亂中間，“精英”們很多活動受“美國之音”指揮。平暴以后，叛逃出去的“精英”組織反動組織“民陣”，投靠臺灣國民黨，投靠西方敵對勢力，企圖在全中國復辟舊制度。

　　堅持階級斗爭觀點、用階級分析方法研究國內的這些現象，要注意一個特點，這就是，大陸一定范圍的階級斗爭，已經而且越來越同海外、國際范圍的階級斗爭密切聯系。特別是企圖復辟舊中國剝削制度的勢力，臺灣作為完整階級的剝削階級，香港資產階級中的一部分親帝分子，大陸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的人、民族分裂分子等，都要求在政治上實現、爭取、保護他們的利益。這些勢力在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共同目標下結合的趨勢已經越來越明顯。頑固堅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的人，那些所謂“知識精英”、“權力精英”，成為他們政治上的代表，形成社會主義制度下站在共產黨對立面的政治反對派。決不可以低估他們的能量。他們是在海外、國外敵對勢力的支持下進行活動的。美國有人說，我們平暴勝利，使他們“第二次失去中國”。他們決不會因為這次的失敗就停止繼續活動，實際上也在重整旗鼓，想要再度培養他們的代理人，新聚集反共反華力量。

　　國際國內的現實證明，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學說、階級分析方法沒有過時。我們要堅決遵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確定的路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決不能重復而且需要繼續警惕和防止重犯“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我們說階級分析沒有過時，是說必須嚴格從實際出發，科學地研究現實生活中確實存在的階級矛盾、階級斗爭的實際情況。這對于我們正確地認識我國現階段的社會主義，并且在這種正確認識的基礎上采取正確的政策和策略，對于教育干部和群眾堅持社會主義方向，有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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