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河南省蘭考縣委常委班子召開專題民主生活會，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用時超13個小時，提出批評意見313條。報道稱，會上不斷聽到掏心見膽的話，撞擊人心。一句句發(fā)言真刀真槍，火辣辣叫人出汗。
大多數(shù)群眾對此表示贊賞、肯定和支持。當然，也不乏陰陽怪氣、諷刺挖苦的。這說明，對于“推墻派”而言，共產(chǎn)黨無論如何做，都不會讓他們滿意。對于共產(chǎn)黨和現(xiàn)行體制取得的巨大成就，他們佯裝不知;對于共產(chǎn)黨的過失，他們不是提出建設性的意見建議，而是抓住一點不及其余，大肆渲染。如何對待和處置這種情況，如何營造并維護一個良好的政治生態(tài)和輿論氛圍，已成為考驗共產(chǎn)黨執(zhí)政能力的一個重大問題。
蘭考之所以令人矚目，更重要的因素還在于焦裕祿。當年，焦裕祿堅持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忍著肝癌的劇痛，帶領全縣干部群眾與自然災害頑強斗爭，努力改變蘭考面貌，鑄就了“親民愛民、艱苦奮斗、科學求實、迎難而上、無私奉獻”的焦裕祿精神。
如何對待這筆精神遺產(chǎn)，不但關系蘭考的發(fā)展，也檢驗蘭考領導層的精神境界。蘭考縣委書記王新軍就在民主生活會上，發(fā)出被很多人壓在心里的“蘭考之問”：為什么守著焦裕祿精神這筆財富，50年了經(jīng)濟仍比較落后，10萬人沒脫貧?為什么蘭考集體上訪、越級上訪還那么多，社會矛盾大事小事不斷?
按說，有了這筆精神財富，蘭考的發(fā)展應該更好才對，而事實上蘭考這些年雖不能說沒有發(fā)展，但并不盡如人意。是焦裕祿精神不管用嗎?答案是否定的。蘭考發(fā)展的一般化，原因恰恰在于焦裕祿精神沒有得到大力弘揚。用王新軍的話說，面對困難和問題，是自己冷卻了，退縮了，擺困難、講客觀多了，自我要求標準低了。河南省委書記郭庚茂的話更直白，說白了我們變了，變成“官”了。
更有甚者，有的干部竟把焦裕祿精神當成包袱，一聽到焦裕祿就煩，甚至說：“倒霉就倒霉在焦裕祿，因為他，蘭考很出名，大家都盯著，都在對比。”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卻被一些干部視為包袱，這種怪現(xiàn)象的根源就在于，他們的精神境界與焦裕祿相差太多——焦裕祿要奉獻，他們要索取;焦裕祿要艱苦奮斗，他們要安逸享受;焦裕祿為民眾辦事，他們則為自己辦事。焦裕祿精神給了他們無形的壓力，讓他們感到不自在。于是，焦裕祿精神被他們束之高閣了。
一個地方的發(fā)展，受制于多方面的客觀條件，但人的主觀能動性，特別是干部隊伍的精神狀態(tài)，對一個地方的發(fā)展同樣至關重要。一種精神的弘揚，有賴于一種氛圍的普及。通過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可給人以內(nèi)心的觸動。筆者以為，解答“蘭考之問”更根本的辦法，是樹立正確的用人導向：把那些背離焦裕祿精神的人拿下，讓愿意弘揚焦裕祿精神的人上來。對于蘭考如此，對于全國亦復如此。▲(作者是人民日報甘肅分社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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