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企,毛澤東時代叫國營企業,特色時代叫國有企業。
毛澤東時代的國營企業有兩類,一類為中央國企,由國務院各部委管理;另一類叫地方國企,由當地政府有關部門管理。人們皆稱這兩類企業為全民所有制國營企業,習慣上愛說它的職工為“吃全民飯的”,也就是端鐵飯碗的。
特色時代的國有企業,無論中央企業或者地方企業,精英們把“國營”改為“國有”以后,似乎患上健忘癥,從來不提它的全民性質,回避全民所有的人民性性質像回避瘟疫一樣。而且,已經走過來的事實還告訴我們,它的成敗興衰與誰都無關。經營管理不好,任何組織,任何領導,任何人都可以譴責它,誹謗它,好像它不屬于任何范疇的民眾,只屬于概念上的國家,空殼的、沒有誰對它負責的真空之物——無論出現什么問題都沒有追究對象,即便在企業當權的具體頭頭腦腦,也沒有哪個舅子擔待責任,受到懲處。
事實為證:從“春天的故事”開始,無良精英們用“市場經濟”搞亂國家社會主義經濟秩序,將國企有意識搞砸鍋,搞垮桿以后,它的上司全然無事,管理它的各部門全然無事,企業的頭頭腦腦全然無事,事情都攤到工人頭上,將他們弄去下崗完事。更嚴重的問題還在于,此刻大多數而不是少數的人們,竟然不屑于國企,仿佛它生來就齷齪,生來就是一個受人病詬的落后份子。
過來人,事實果真如此嗎?國企果真這么丑陋不堪嗎?
毛澤東時代,經過平和的“三大改造”以后,國家基本上消滅了私營企業,即便沾上“私”字的也叫“公私合營”,皆由共產黨政權掌控和主導。各地個體工商業主,除了多數適宜合并為集體所有制的,其余少量的則因為不影響國家經濟大局,作為補充社會民生的日用之需而保留下來。就是說,整個中國大地,除了中央國企和地方國企,其余便是遍布各地區縣的、街道的、校社的、鄉鎮的、社隊的集體企業,再沒有其它怪頭怪腦的什么企業。在經濟運行中,國企主要由國家或地方配置資源和分配銷售產品,確定生產物資和生活物資的調配供應。整個毛澤東時代國家一直以計劃經濟為主,商品經濟為輔。國企沒有什么自主權,就連招聘員工也要聽憑上方準予才能實施,即勞動力分配納入國家或地方計劃范疇,大學生走出校門便分配工作正是受益于此。
因為國民經濟發展始終處于國家調控中,國企沒有什么自主權。但是我們必須強調,不是國家或者政府不給企業自主權,而是企業用不著要這個權,是企業根本不需要自主什么,企業管理者的權力就是管好企業生產,組織全體員工保質保量完成上級下達的任務,這是國家使命,人民使命,社會主義歷史使命,是崇高而偉大的使命。職工是企業的主人,國家的主人,社會的主人。人民政府保障職工的住房、醫療、教育、養老等等生老病死一切生活上的必須。職工的生產積極性來自于對黨、對國家和人民、對社會主義的熱愛,這種感情是崇高的,是作為新中國主人翁應有的;人們深切地感受到這種勞動的光榮和自豪,其付出不夾帶任何私貨,不夾帶任何個人功利色彩——為國家,為人民搞好社會主義建設,做好本職工作,本身就是一種美好的精神享受。
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社會主義社會帶著“舊社會遺留下來的痕跡”,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必須保留商品經濟,保留等價交換,甚至保留資產階級法權。新中國面對一個幾千年遺留下來的以家庭為主的大量的封建農業小生產和作坊攤販類的個體工商業現狀,面對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走過來的有著汪洋大海般封建意識的歷史現實,要建設和維護新的社會主義制度相當艱難和曲折。因為“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列寧語)?;诖?,在社會主義經濟格局基本確立以后,國家同時在思想文化建設方面進行了方方面面的努力和探索。毛主席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提到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就是向全黨敲響“拒腐蝕,永不沾”的警鐘,就是共產黨人不做李自成的宣言,就是對共產黨人奪取政權建立新型的社會主義國家以后必須進行“反修防修”的思想革命化警示。
后來毛主席在提到前述列寧講話后接著說:“工人階級一部分,黨員一部分,也有這種情況。無產階級中,機關工作人員中,都有發生資產階級生活作風的。”資產階級生活作風絕不是小事,發展下去肯定會引起質變。為此,毛主席帶領全黨和全國人民,在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一貫要求全黨要限制資本主義發展,遏制資產階級思想的滋生,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較大的運動,除了“三反五反”、“社教即‘四清’”運動,毛主席還在七十三歲高齡親自發動和領導了一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其目的就是為了避免共產黨人做李自成;就是教育全黨和全國人民消除思想上和生活上的資產階級化,“拒腐蝕,永不沾”,“反修防修”;就是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鏟除滋生資產階級思想的意識形態;就是踐行群眾路線,踐行人民群眾監督黨和政府官員,使中國堅定地走在社會主義道路上,使千百萬革命先烈流血犧牲換來的無產階級紅色江山永不變色。
新中國成立以來,正因為這種無產階級繼續革命新思想的普及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傳播導向,才涌現了雷鋒、王進喜、焦裕祿、陳永貴、錢學森、鄧稼先等等無數樂于為國家為人民為社會主義奉獻的具有無產階級先進思想文化特征的先進典型人物。那時的整個中國大地,很少甚至幾乎沒有聽到過誰誰誰腐敗。除了兩個盡人皆知的政府官員,建國初期執政天津的張子善和劉青山,我們還聽說過省部級以上的高官誰誰誰搞什么貪污腐敗行賄受賄么?至于國企里的官員,即便發生所謂腐敗,也不過是個人生活上的點滴腐敗,盡管事情微乎其微,一樣要受到黨紀政紀嚴肅處理。而且相對嚴重的官僚主義來說,他們個人生活上的腐敗要輕微得多。無論是黨和政府機構的官員還是國企的領導干部,總的說來都比較廉潔,都分得清廉恥。無須贅述,聯合國評價毛澤東時代,中國的廉潔指數是世界上最高的國家便可以佐證。
廣東衛視主持人和郎咸平二人與郭松民的對話節目,針對國企談到三個問題:腐敗、壟斷、低效,其中重點說的腐敗。我們看到,郎教授和主持人毫不留情地控訴譴責國企,夾帶過多主觀片面和偏激。本人倒不想指責二位學者什么,我們要問的是:國企必然產生腐敗嗎?國企的腐敗與體制有關嗎?倘若果真如此,你們二位怎么就不談談為什么如此呢?你們知道為什么會如此嗎?你們知道毛澤東時代的國企是什么樣子的嗎?你們知道作為國家主要經濟實體,中國國企還有一個最為干凈的光輝燦爛的時代嗎?
本人家里兩代人都從國企走過來,且調動不下八個國企單位。在毛澤東時代,國企的干部之廉潔,可以說直至今天,全世界上還找不出哪一個國家的國企可與之媲美。父輩見過,我亦見過。干部們,上上下下的干部們,別的不說,僅僅因為犯點兒男女作風問題,他自己也會羞愧難當,羞于面對。那時全國人民最為珍貴的美德就是知廉恥,國企的頭頭們更不例外。“廉恥”這個詞,恰恰在“改開”以來,叫那個“春天的故事”全面糟蹋了。人若到了不知廉恥的地步,什么問題不會出現呢?
從經濟體制的角度剖析,那時的國企以公對公,集體企業亦然以公對公。它們在經濟上往來,沒有任何個人利益勾掛,公事公辦,且必須辦,這是國家使命,人民使命,社會主義使命,集體利益使命,是公家的公事,誰也沒有理由不辦好。如果有什么扯皮的,上面一旦出面協調,大原則下,沒有不講公理的。什么招標投標,采購供應,這項目那項目,這工程那工程,統統要規規矩矩來,任何人不得亂整,也不敢亂整,且根本沒有條件亂整,哪里還有啥玩意貪污不貪污,回扣不回扣,行賄受賄什么的東東,即便一頓便飯,一杯茶水,你都必須自己掏腰包,這是規定,是紀律,是王法,誰也不便違犯,也不敢違犯,也沒有資格違犯。僅此足以說明,社會主義經濟形態下運行的國企,想它腐敗也腐敗不起來。這就是毛澤東時代共產黨領導下國營企業活生生的歷史,說有多好有多好,不承認不行。指責它,污蔑它,“妖魔化” 它是不講良心,是卑劣可恥,是邪惡下流;搞垮它變賣它,絕對是黨和人民的敗類!
但是,偏偏就有人將它搞垮了;不但搞垮了,而且以“改制”為名將它變賣了;搞垮的賣了,連帶賣起癮,把盈利的、好端端經營著的也賣了。關乎民生的,關乎國家經濟要害的,關乎國防安全戰略的,關乎國家前途命運的,關乎民族生死存亡的統統賣得一塌糊涂,賣得雞犬不寧、豺狼升天。人民的血汗,國家的資產,近十萬億的資產,眨眼灰飛煙滅。真是崽賣爺田不心疼呵!
張宏良教授在《堅決擋住第三輪瓜分國有資產的私有化大潮》一文中指出:第一次私有化浪潮中,“一百萬多個國有企業,二百萬個集體企業,一夜之間絕大多數變成了私人企業,數千萬工人被趕出工廠大門,變成下崗工人。數千萬下崗工人連帶數億城鎮家庭陷入貧困,不僅黨中央和國務院制訂的20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完全徹底泡湯,連改革開放后鄧小平退后一步修改成的小康目標也化為泡影。”兩會期間,重慶市市長黃奇帆指出這種現象完全是空手套白狼,是采用犯罪手段搶劫國有資產和集體資產,可見當初所謂“改制”的陰險和邪惡本質。
現在,中國僅存的國企經濟,從當初占據國民經濟比例的百分之九十,跌落到百分之二十八,實乃慘不忍睹!赫赫有名的大經濟學家郎教授,你說齊天說齊地,是不是也想要把國企一賣了之,賣光了事呢?是不是以為如此就能遏制腐敗呢?不可能,完全不可能!
再說壟斷。國企壟斷嗎?毛澤東時代,國企與國家和人民利益緊密相聯,它不僅決定國家的人民性性質,決定政權的人民性性質,而且決定國家的強大興盛,決定億萬人民群眾的幸福安康,為什么就不能壟斷?任何時候,國企都必須肩負起國家和民族的責任和使命,何以就壟斷不得?這種壟斷,我認為完全合符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況且,所謂“壟斷”一說,本身就是舶來品,就是資本主義的東東,我們干的社會主義,為什么非要拾人牙慧,跟到壞人屁顛屁顛地一根筋走下去,學下去,而不愿意自己做自己的好人,做自己的好事呢?
至于說到低效,更扯蛋!毛澤東時代在經濟上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就連你郎教授一貫也是給予充分肯定的。為什么現在健忘回顧?是不是這足以說明那時的國企是高效而不是低效,你才有意避而不談呢?新中國在不足三十年時間,從貧窮落后、一窮二白的農業國啟步,建立起自己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進入世界工業化第六強國,國企豈止立下汗馬功勞,簡直就是功勛卓著,功高蓋世!即使現在被收拾得面目全非的國企,尤其是大型央企,雖然每時每刻蒙受“市場經濟”怪物捉弄,但也并非低效。只要看看它們近十來年的資產增值和進入世界五百強的數目,便一目了然,十倍乃至幾十倍以上不算少了吧?這個數據,郎教授該比我們老百姓更清楚。
我們不否認現在的國企已經不能與毛澤東時代的國企同日而語。自改革開放以來,國企管理層的素質完全變了。他們中的許多人,品格淪喪了,廉恥拋棄了,私心嚴重了,最根本的是丟掉共產黨人的信仰了,心里全裝著金錢美女,燈紅綠酒,醉生夢死了,貪心勝過蛇吞象,墮落超過西門慶,腐敗程度比前三十年嚴重十倍百倍千倍萬倍。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國企畢竟仍然是國家的而不哪個私人的。作為管理者,他們的思想品格,他們的經營管理水平,特別是黨和政府對他們的監管,職工對企業的民主監督,等等一切的一切,都是完全可以改變的。我們實在用不著看到一些國企腐敗份子敗露了;看到國企產品市場占有率大了;看到有的國企因種種外在內在原因一時效益下滑了,便拿什么“腐敗、壟斷、低效”來全盤否定,甚至要“殺開一條血路”,要“壯士斷腕”,要堅決地搞不倫不類的“混合所有制”。我們必須鄭重指出:這是嚴重的倒退,是本末倒置,是變著方兒掛羊頭賣狗地繼續推行私有化,繼續搶劫國家資產,搜刮人民血汗!
前不久《環球時報》發表知名解放軍學者、昆侖策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昆侖巖的重要文章《國企私有化才是最大腐敗》,率先在主流媒體、黨報批駁“國企私有化”論調,痛斥“有人把國企當作腐敗根源,稱國企私有化是從體制上反腐的根本之策。其實,國企私有化恰恰是最大最徹底的腐敗。所謂腐敗,本質就是化公為私,用國企私有化的辦法解決腐敗問題,實質是搞了徹頭徹尾,徹里徹外的公權私化、公利私有,從根本制度上實現化公為私的腐敗目的。好端端的國企,資產被低價折股,私分賤賣,造成國資變相流失,而代價是大批國企自毀,大批職工下崗,國家實體經濟空心化,讓本應惠及廣大人民的改革紅利變味!”
千萬不要以為,放任私營資本和外資特別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大鱷擠兌國企是什么好事,那是黃鼠狼給雞拜年,是貪婪狡詐的資本本性以善良的面目出現為人們挖的陷阱,他們滲入國企的根本目的就是掠奪我們的財富,幾十年來的現實已經非常有力地說明這個問題,用不著爭辯。
值得強調的是,我們真要否定的,不是國企本身,而是“改開”以來的路線和方針政策,是現在國家有關部門對國企如何監督和管理,是指導思想上的正本清源,撥亂反正——這是我們三十多年來的人生和社會命題邪門導向,引起的最根本的最要命的現實問題!如果不能夠高瞻遠矚,從政治上洞悉到問題背后的實質,摒棄私有制觀念,放棄純粹利潤唯一的邪路,抵制“市場決定論”的叢林法則邪道,反對GDP第一的政績爭寵,堅決遏制詆毀國企,堅決打擊搞垮國企,堅決清算搶劫國有資產的竊國大盜和買辦漢奸賣國賊,中國經濟必將走向萬劫不復的深淵!
總之,國企是老百姓的希望,是老百姓心中的明燈?,F存國企的問題不是問題,“改開”的問題才是問題。拜讀過郎教授的幾本著作,我明白,這個事兒,郎教授心中比我們老百姓更有數。
電視上,當著全國觀眾的面,加上時間有限,郭松民老師不可能把有些問題說深說透,但僅就他從容不迫地那些有限闡述,已經足夠了。我們為今天的中國有他這樣的學者而驕傲,我們為他的良知鼓掌!
腐敗導致亡黨亡國不是戲說。毋須諱言前蘇聯的強大強在斯大林,亂在赫魯曉夫,進而衰敗于勃涅日勒夫,亡于戈爾巴喬夫。從亂到亡進程中,蘇聯黨內和官場,包括國企高管層的腐化墮落,嚴重腐敗,普遍胡作非為,普遍思想上生活上的資產階級化,是其中重要的催化劑。我們的國企怎么辦?前不久習總書記關于國企改革有上講話,他說:“深化國企改革是大文章,國有企業不僅不能削弱,而且還要加強”,讓我們終于看到了希望。
改革開放不是搞腐敗,但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確實看到這個國家越來越腐的現實,看到國企越來越腐敗的現實。那么,國企的前途在哪里?可以肯定地說,不在西方鼓吹的自由化私有化里,更不在什么“混合”體制里,那樣不僅遏制不了腐敗,反而會更加腐敗。只有一個答案:國企的前途在毛澤東思想里。唯有我們復歸毛主席開辟的社會主義道路,加強對國有企業的監管,真正踐行群眾路線,貫徹執行毛主席親自批示頒發的《鞍鋼憲法》,發展、壯大、擴張國企經濟實力,讓國企主導國民經濟大局和全局,這才是國企光明的前途。除此以外別無它途,任何一條路都是死路!
面對世界資本主義WTO不平等強盜惡徑,面對當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豪強對我國進行肆無忌憚的經濟掠奪殘酷現實,我們不能不說,國企死,國家亡;國企興,國家盛。國企的命運就是全體中國人民的命運,也是黨的命運,民族的命運!
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團結起來,為捍衛國企光明的前途而努力奮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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