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報告明確提出：“就業是民生之本”，可見此時就業壓力此時已經使“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當局不得不思考轉變政策方向了。
由全國青聯及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勞動科學研究所聯合完成的《中國首次青年就業狀況調查報告》，于2005年6月首次由共青團中央公布。
報告顯示:我國青年的失業率明顯高于社會平均水平。在登記求職的人群中,青年占到70%。大部分青年就業無保障，工作不穩定，工作時間長，工資低，依靠“青春討飯吃”。低齡青年和農村青年尤為如此。
就業青年中將近30%的人的平均月收入在600元以下,月平均收入在600-1500元之間者占60%,月平均收超過1500元以上者僅10%多一點。
38%的就業青年沒有任何勞動合同，還有20%的簽訂了1年以內的臨時合同，36%的簽訂有1至3年固定期限合同。就業青年平均周工作時間為48小時，按每周工作5天計算，平均每天的工作時間是9.6小時。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員每周工作時間在50小時以上。而15至19歲青年以及農村青年的平均周工作時間均為53個小時平均每天工作10.6小時。
青年勞動力中，大學畢業生長期被視為“精英”群體，然而每年兩百余萬的高校畢業生，初次就業率僅50%左右。在武漢勞動力市場舉辦的外來務工人員招聘會上，進場求職人員中，應屆大學畢業生居然占了三分之一左右，與農民工和下崗失業人員爭奪就業機會。（見中新社記者艾啟平 «中國求職市場三分天下大學生與農民工爭搶飯碗» 中新社武漢2005年2月27日 中國新聞網）我國大專以上文化程度者，僅占人口的3.8%，每年兩百余萬的高校畢業生，對提高國民整體文化素質不過杯水車薪。連這一點高教育程度的勞力都嘗到了“畢業即失業”的味道。
南京市2004年第四季度就業情況分析顯示，學歷越高可選擇的崗位越少：平均每個需求崗位的求職者，大專學歷為2.53個，本科學歷為2.56個，而碩士以上學歷為3.51個。
實事上，失業已經波及到研究生，中新江蘇網南京2005年2月27日電：根據勞動部門統計的資料顯示，截至去年四季度南京市有158名碩士以上高學歷人員到勞動力市場登記失業，享受失業保險待遇。
曾幾何時，“海歸”就是“金領”的同義詞.2005年《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關于“海歸搜索行動”的一項調查表明，有71%的“海歸”是在歸國6個月內才找到工作，一年以后還沒有找到工作的占10.2%。（«海歸陡增就業壓力加大» 2005年07月11日 搜狐新聞 http://news.sohu.com/s2007/haigui/）。
同年，世界HR實驗室對1500個海歸樣本的統計結果，35%以上的海歸存在就業困難，不得不暫時待業而成為海待，受訪者中已有3個月未找到工作的占30%，另有15%在5個月內都沒有找到工作(見《廣州日報》，2005年11月3日)。
而到了2006年，歐美同學會組織的關于自費留學人員回國就業調查顯示，21%的被調查者花了3～6個月時間才找到工作，甚至有6%的被調查者花了一年以上的時間找工作（見王輝耀«中國海歸回國待業現象全解析» 2008-02-18）。以至于許多人無奈地自嘲：“海歸”變“海待”了。
所謂“高端”勞動者都這樣，“低端”勞動者就可想而知了。當我們的青年無法被社會吸收，當高教育程度者陷入失業，當低教育程度者根本看不到希望，將有什么在前面等待我們的社會？
人們對中國失業統計數據爭論不休，官方與學者的數據相差甚大，筆者不想糾纏于此。就業顯然已經成為困擾社會的嚴重問題，讓我們來探尋就業問題的癥結所在。
當前關于我國失業問題的主流觀點是人口太多，勞動力供大于求。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副所長李培林說：“無論采取哪一種可能的生育率假設來測算，在未來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中國勞動力供給持續增長的局面都是無法改變的”。他測算，“1995年的勞動力資源是8.2億，2000年為8.6億，2005年將超過9億，2025年將超過10億，其后一直到2050年都會保持在10億以上”。具體到我國城鎮，李培林認為，城鎮勞動力供給過剩狀況較前幾年更加嚴重，2000年我國城鎮能提供就業機會為700—900萬個，而實際的勞動力供給在2000萬人左右，勞動力的實際供給過剩高達1100—1300萬人。（轉引自宋豐景 «國內失業問題研究最新進展» 城市問題總第 123 期 2005 年第 1 期）
然而，根據歷年《中國統計年鑒》，以不變價格計，2005我國的GDP比1995年增加了1.3839倍。按李培林提供的數字，從1995年到2005年，勞動力資源增長也就10%左右。撇開經濟學家們高深的術語，經濟無非是人民勞動以獲取自己的生存與發展，我們看到的現實是，經濟增長了十三成以上，卻無法為僅增長一成的勞力提供就業機會。
1962年，美國經濟學家阿瑟•奧肯提出了著名的“奧肯定律”。該定律論證：失業率的變化方向與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相反。即高增長率使失業率降低，低增長率則會提高失業率。奧肯定律得到了國際上普遍的認同。
而我們令世人瞠目的經濟增長率，卻不能為嚴格計劃生育下的勞動力提供就業機會。由此，人口數量絕非就業問題的癥結，我們必須另尋答案。
于是，許多人將問題歸咎于“結構性失業”。用經濟學家的術語說就是：“結構性失業是指就業結構變化與產業結構變化不一致所導致的失業”說白了，就是“有人沒事干和有事沒人干”。
為什么？先來看一下我們的產業結構變化（圖2.17）。產業結構最明顯的變化是GDP中第一產業的比重持續下降，而二、三產業的比重明顯上升。這提示我們，第一產業的就業比重應下降，而二、三產業所提供的就業比重應上升。
圖2.17：三次產業在GDP中的比重
但與此同時，1996年到2003年，第一產業的就業比重并沒有下降，第二產業的就業比重反而下降了，下降的部分由第三產業吸收（見圖2.18）。這就是所謂“就業結構變化與產業結構變化不一致”。
圖2.18：三次產業在就業中的比重
觀察三次產業的“就業比重-GDP比重”，能更清晰地看出癥結（見圖2.19）。如果各產業均衡地承擔就業壓力，各自的“就業比重-GDP比重”都應是零。大于零意味著承擔了過分的就業壓力，而小于零意味著提供的就業機會偏少。
圖2.19：三次產業的就業比重-GDP比重
數據顯示，我國農業一直承擔著過大的就業壓力，建國60多年了，農業在GDP中的比重已經從1952年的50.50%降到2009年的10.35%，而它超載的就業壓力卻依然維持在高位，單位農業產值承擔的就業壓力反而日益加重。與之對應，二、三產業始終未能有效地提供就業機會。這勢必導致農村出現大量的隱形失業，并通過人口流動強化對全社會的就業壓力。
我國是一個農民大國。開始改革開放時，60%的勞力以農為業。國家的工業化要求將農民轉換為二、三產業就業者。60%的勞力面對的這種轉變，本質上是國民素質的根本改造：從單一的農夫變為成千上萬種行業的專業人員。.
實現這種改造最基本措施的是義務教育。日本早就明白這一點，1886年，就規定普及四年義務教育，1905年又把義務教育年限延長為六年。而我們直到1986年4月，才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而立法后的整個90年代，教育經費集中于大城市，集中于“與國際接軌”的貴族學校。而廣大國民所在的農村，“義務教育”成了農民自己的義務，農民被孩子的學費壓得喘不過氣來，失學、輟學之事不斷見諸媒體。傳媒只能將廣大國民受教育的希望寄托“希望工程”上，而這“希望”靠的是募捐。國民整體素質的現代化事關民族存亡，而我們的教育系統對此麻木不仁，其基本目標事實上定位于培養“精英”。
前述《中國首次青年就業狀況調查報告》顯示：在求職時,超過60%的失業青年認為最大的困難是文化水平低,農村青年的這一比例高達75%。
2005年5月2日，新華社濟南報道的一個案例，尖銳地顯示出因缺乏教育給青年們造成的荒唐悲劇：
翟瑞平，29歲，初中文化，到濟南打工已有五六年，靠打零工勉強生活。由于沒有一技之長，只能干一些粗重體力活，掙錢很少，而且經常完工后討不到工錢或被工頭任意克扣。吃了這么多沒文化的苦頭，翟瑞平想通過培訓機構學習一門技術，但大多學費昂貴，價錢便宜的又往往不正規。一次，翟偶爾看報紙，看到對監獄的正面宣傳，再加上平時接觸過有前科的民工，聽說過在監獄里不愁吃不愁穿，還教給技術，于是，他搶劫了一名女被害人之后馬上到公安機關自首，指望借此到監獄里學習技術，賴以謀生。（見«一在濟南打工青年搶劫之后忙自首 只為入獄學技術» 2005-05-02 新華網山東頻道）
翟瑞平學技術的想法源現實生活中的苦楚，他也想過正規的培訓，但無力負擔，相比之下，到監獄里學技術免費而可行，遂產生了被稱為“荒唐”的想法。其實，他不過做了一個極為務實的選擇，難度僅在克服“監獄”這個心理障礙。歷史反復告訴我們，對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們，這絕非不可逾越。
理性的選擇導致“荒唐的想法”，這表明選擇者處境之“荒唐”：正路不通、監獄可行。而這“荒唐”處境的根源何在？或許，我們可以取消監獄對囚犯的技術培訓，這樣監獄之路也不通了。然而，監獄對囚犯進行技術培訓，目的在于給予一技之長，以便出獄后能維持生計，減少再次犯罪的可能性。斷掉此路，避免了小的“荒唐”，必將造成更大的“荒唐”。
其實，真正“荒唐”的是我們的教育體系。在號稱實施九年義務教育的國度，一個29歲的農村青年只有小學文化程度，此“荒唐”一也；該青年想學技術，卻無正路可走，此“荒唐”二也；監獄不歸教育行政部門管理，卻不得不擔負技術教育的功能，此“荒唐”三也；由此引出第四個，也是最大的“荒唐”：罪犯的受教育權高于守法公民。
其實，監獄進行技術培訓的費用還是來自財政，這讓人想起不知哪位哲人的名言：“不辦學校，就得辦監獄”。翟瑞平不過通過犯罪來“考取”監獄這所學校罷了。由此可見，教育系統荒唐的戰略性定位，是所謂“結構性失業”的癥結之一。
然而，仔細分析所謂的“有人沒事干和有事沒人干”，會發現，這兩者不是對等的。根據《中國勞動統計年鑒（2004年）》，2003年，城鎮勞動力供應總數為2896.3萬人，而城鎮勞動力配置總數為1595.5萬人。供應超出需求81.5%。
2005年，湖北省人事廳主辦春季首場大型人才招聘會，四百家用人單位提供了約七千八百個崗位。開幕當天即涌入超過一萬名求職者，沈陽人才市場一次招聘會提供了2000多個工作崗位，而求職者多達數萬。
這絕不是“結構性失業”能完全解釋的，我們還要另找原因。
投資，是經濟學家們研究就業的重要視角。2005年，筆者在百度上敲入“投資 就業”，搜出了“相關網頁約489,000篇”。諸如：“美國風險投資創造大量就業機會”、“國家投資拉動旅游就業”、“啟動民間投資解決就業難題”、“外國投資拉升法國就業”、“外商直接投資的就業效應分析”、“未來投資應以充分就業為目標”、“國債投資創造就業崗位500萬”、“115億投資創造大量就業機會”……等等。
誰都知道，就業崗位需要資本，投資會創造就業崗位。那我們的投資如何？從1991年到2003年，按不變價格計，全社會年度固定資產投資增加了433%。而同期所謂“經濟活動人口”僅增長15.1%?？梢娋蜆I困境的根子不在總體投資不足。
我們再進一步分析投資增長與就業增長的相關性。圖2.20對比了全社會固定資產與就業人員的增長率，由于兩者相差太大，為在同一圖中顯示，將就業人員增長率乘了10。圖中1990年的就業增長率付闕，原因是這一年的就業數據顯著高于前一年，算出的增長率遠超出前后各年之值，在統計年鑒上又找不到解釋。只能猜測，從1990年起，就業數據的統計口徑發生了變化，前后數據不可比。
圖2.20：就業增長率與投資增長率
圖2.20中，我們看到一個明顯的現象：1990年以前，就業增長率的變動與投資增長率的變動大致同步，用經濟學家的術語說，兩者明顯正相關，相關性達0.758，這與一般經濟理論相符。而1990年以后，兩條曲線各走各的，相關系數為-0.393，甚至表現出一定程度的負相關：投資增長率上升帶來就業增長率下降。整個這段時期，就業增長率遠低于前期，最高為1.3%，而前期最低為1.83%。
數據提示我們：關注1990年以后的經濟運行。
在《中國統計年鑒》中，1979年前，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只有國有企業的數據，此后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經濟類型分劃幾經調整。據此，整理出前后口徑一致的分劃，其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所占的份額如圖2.21：
圖2.21：各類經濟占固定資產投資的份額
其中，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服務于底層國民就業，兩者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的比重演化見圖2.22：
圖2.22：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的比重
數據顯示，自1980年到1988年，兩者所占比重從30.54%上升到36.47%，在哪個時期，社會就業壓力明顯緩解。然而此后，兩者的比例開始下降，到2004年竟出現了急跌，到2009年兩者之和僅7.74%。
與此同時，國有企業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分額也明顯下降，到2008年竟降至28.18%。同時如第一編第一章1.3節圖1.7所示，國有企業就業強度/資產存量強度明顯下滑。這一過程伴隨著3500萬國企職工下崗和國企高管的MBO浪潮，利潤極大化成了國企要素配置的核心原則。
由此空出的份額主要由“其他”經濟體占有，它們包括：股份合作、聯營、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營、其他等主體，這些經濟體無疑均以資本利潤極大化為首要目標。
對照投資構成的演化，我們來觀察就業構成的演化。同樣，就業構成的經濟類型分劃亦經過調整。據此，整理出前后口徑一致的分劃，其在全社會就業占的份額如圖2.23：
圖2.23：就業構成演化
（說明：«中國統計年鑒»中，就業人員的所有制統計分為城鄉兩大類，其中城鎮就業細分為：國有、集體、股份合作、聯營經濟單位、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營企業、外商投資、港澳臺商、個體、股份制經濟單位、城鎮其他經濟單位；鄉村細分為：鄉鎮企業、私營企業、個體，但這三項之和小于鄉村就業合計，筆者將其差額稱為“鄉村非企業”，繪圖時單列出國有、集體、“鄉村非企業”；將城、鄉個體統歸為“個體”，另將外商投資、港澳臺商歸為“外資及港澳臺資”，其余統歸并為“其他”）
中國就業最大的份額是鄉村非企業就業，1985年占到60.33%，到2009年雖然顯著下降，仍有33.19%，為第二大就業類型。
另一個份額下降的類型是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到2009年分別降至8.23%和0.79%，幾乎是微不足道。
而外資及港澳臺資企業、個體企業和“其他”企業則份額擴張，尤其是其他企業，包含股份合作、聯營經濟單位、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制經濟單位、城鄉私營企業、城鎮其他經濟單位等，這些企業均以利潤極大化為首要目標，視勞動者為生產“要素”，力圖以最低的代價獲得，以最高的效率使用。這些企業在就業份額中擴張最快，2009年“其他”企業占就業分額的47.17%，位居第一。
對比圖2.21和圖2.23，發現國有企業占固定資產存量的分額即使經大幅萎縮后，在2009年仍占到32.65%，而它提供的就業機會僅為8.23%。
1992年，根據《中國統計年鑒1991》、《工業統計年報1988》的數據，筆者曾用Cob-Douglas生產函數比較過全國工業與鄉鎮企業的要素配置效率,結果如下：
全國工業 鄉鎮企業
凈產值增長率% 11.29 16.95
資本增加的貢獻% 12.80 1.05
勞力增加的貢獻% 3.79 14.09
生產率增加的貢獻% -5.30 1.81
資本貢獻的比重% 113.34 6.20
勞力貢獻的比重% 33.59 83.14
生產率貢獻的比重% -46.92 10.65
凈產值/固定資產原值 0.406 1.383
職工人數/萬元固定資產 1.366 7.457
當時，“鄉鎮企業”在“全國工業”中的比重微乎其微，“全國工業”基本上就是國有企業（那時叫“全民所有”企業）
分析表明國有工業的增長主要靠增加投資，而鄉鎮企業的增長主要靠吸收農村剩余勞力。國有工業的生產率呈下降趨勢，對增長的貢獻是負的，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資本增加的作用。反之，在人們像印象中技術水平低、管理落后的鄉鎮企業，其生產率卻有所提高。鄉鎮企業的資本產出率遠高于國有工業。
值得注意的是，萬元固定資產裝備的職工人數，鄉鎮企業為7.5個，而國有企業為1.4個，鄉鎮企業是國有企業的5.5倍。
顯然，當時國有企業的根本問題，既不是投資不足，也不是負擔過重，而是管理不善。然而，90年代前期，從管理下手的改革遇到工業官僚和既得利益集團的頑強抵制，于是轉向“承包”、“優化組合”、“減員增效”、“MBO”，讓工業官僚放手拿廣大職工開刀，把大批勞動者推向社會。
圖2.21和圖2.23告訴我們，隨著國有企業份額的萎縮，以利潤極大化為其首要目標的“其它”企業大幅度膨脹。德隆、科林格爾等許多案例告訴人們，這個隨“國退民進”而爆發的集團是怎樣聚斂社會財富的，在這個過程中，地方黨委和政府的重頭工作之一是：幫助他們剝離、安撫“下崗職工”。
由此，我們找到了就業問題的癥結之二：少數人對資本的壟斷，使其他多數社會成員缺乏創造就業機會的資本。
創造就業機會需要資本，還需要“有效需求”，即你生產的東西要有人買。那“有效需求”來自何方？來自社會成員的收入。在第一編第一章1.1節，我們詳細觀察了社會購買力。從多個角度的指出：不遲于90年代初，購買最終消費品的貨幣即開始了相對萎縮，同時在1.4節進一步指出：此間逐利資金高速膨脹，造成產能遠超過內需的迅速擴張（見圖1.9、圖1.10）。供需雙方一增一減，平衡被打破，社會生產能力遠超出有效需求。這就是“有效需求”不足。本編在前一章，更深入分析了“刺激內需”的政策為何無效。
由此我們看到，過去二十多年的經濟發展是以降低勞動者的收益份額為代價的。必須注意的是，在此同時，以前不花錢或花錢較少的住房、教育、醫療領域，在這二十多年內先后“改革”，都變成需要勞動者大筆支付的事項。更為嚴峻的是，這三個領域的供應都控制在行政壟斷與大資本結合的集團手中，這個集團有極為強烈的聚斂沖動，普通百姓對他們毫無討價還價的余地。
在這樣的背景下，普通百姓只能捏緊錢包，“有效需求”也就成了稀缺資源。
當然，“有效需求”還有另外的來源：資本利得或公款消費。我們看到，這二十多年的改革，最大的受益者是資本家和官僚。由此，我們不難理解，為何在一片“內需不足”聲中，昂貴的高檔奢侈品出人意料的暢銷，為何公款消費如火如荼。
來自高盛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2004年，中國奢侈品消費額約占全球銷售額的12%，已成為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費國?！缎仑敻弧吠ㄟ^對9家奢侈品品牌及品牌代理商的采訪與調研發現，這些奢侈品品牌近兩三年在中國市場的增長率都保持在80%以上，遠遠高于他們在全球其他國家和地區10%左右的增長率。因此預計，中國將在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全球奢侈品市場的最大買家。（《全球奢侈品齊赴“中國盛宴”》新財富總第46 期 2005年2月）
世紀之交有本書轟動一時：《誰動了我的奶酪？》老板們熱衷于把它送給即將失去職位的員工。然而，這本書并沒有回答到底是誰動了奶酪？而是教導員工不停地奔忙，去尋找新的奶酪，還暗示人們只要去找，就能找到更大更香的奶酪。
然而統計數據告訴我們，奶酪正是被送書的先生們偷走了。在這場奶酪爭奪戰中，第一獲益者是資本，第二獲益者是財政，而勞動者是徹底的輸家。在這樣的游戲格局下，勞動者無論如何奔忙，其結果都是注定的。
不過，這場游戲中的贏家也無法真正高興。歷史反復告訴我們沒有不散的“盛宴”。奢侈性消費昌盛歷來是王朝末期的信號，因為奢侈性消費品畢竟只涉及很小的一個生產領域，富豪們畢竟不能靠賺自己的錢實現“可持續發展”。況且，當多數社會成員被置于看不到希望的境地時，會發生些什么，史有明鑒。
就業需要三個基本要素：對產品的有效需求、資本和能力。我們看到，造成目前就業危機的癥結恰恰在這三個基本方面：
首先，國民生產的分配失衡，作為社會成員多數的勞動者，所占份額下降到難以想象的地步，以致社會有效需求相對于供給能力明顯萎縮；
其次，資本的高度集中，少數社會成員集中了多數社會資本，在那里“提高勞動生產率”，而多數社會成員缺乏創業所必須的資本；
第三，在中國社會從農耕文明向工商文明過渡的歷史階段，社會教育系統最重要的任務是將數億農夫培養成現代社會的公民，而我們的教育系統一直忽視這個事關民族存亡的根本任務，以致眾多國民在工商文明中缺乏起碼的生存能力。
將就業困境解釋為勞力市場信息不暢，顯然尚未觸及皮毛。將就業困境解釋為人口過多，顯然是在掩蓋問題。將就業困境解釋為資源不足，同樣難于自圓其說，資源不足首先制約生產，然后連帶制約就業，而我們GDP的增長速度比勞動力增長速度高一個數量級。至于理論家們深奧的“機器替代勞力”學說，不過是為資本擁有者辯護的理論，機器是人生產的，讓人被機器逼進死胡同，這樣的理論家不是思想懶漢，就是別有用心。
現在我們看到，正是利潤極大化造成了內需不足，而內需不足導致了雇傭需求下降，這才是就業困境的根本原因。而我們的主流經濟學界，回避客觀的邏輯、不顧明顯的事實，玩弄生僻無聊的術語，意在為某個強勢集團辯護，心中哪有國民的絕大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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