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磊：中國離經濟危機有多遠？

　　“產能過剩”、“錢荒”、“平均利潤率下降”、“資產價格泡沫暴漲”、“經濟增長下滑”、“失業率上升”，這些關鍵詞不僅與經濟危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而且正在刻畫著中國經濟的常態。在繁榮的空氣中，人們隱隱地嗅到了某種不祥的味道。橫掃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幽靈，如今也在中國的上空徘徊：我們離經濟危機還有多遠?

　　一、必然性的邏輯

　　在我看來，“中國離經濟危機有多遠”包含了兩個問號：其一，中國會不會爆發經濟危機?其二，中國何時爆發經濟危機?“會不會爆發”是一個必然性的問題；而“何時爆發”則是一個偶然性的問題。我先談危機的必然性。

　　危機必然性的邏輯，在現代經濟學(主流經濟學)的教科書里，是壓根兒就不存在的。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什么“缺乏監管”啦，什么“政策失誤”啦，什么“個別資本家道德水平低下”啦，什么“風險意識淡漠”啦，這些個“危機與市場經濟無關”的“外生論”，基本上也就代表著主流的認識水平了。

　　海曼.明斯基的“金融不穩定假說”大概算是一個例外。雖然在主流的眼里，明斯基已經很另類了，但與馬克思的分析框架相比，明斯基的“內生論”仍然是膚淺的。至于有人用熊彼特的“創新理論”來解釋危機，這種騎墻的做法，游走于馬克思與主流經濟學之間，即使和馬克思主義保持了距離，也難以被主流學界冊封認可，最多也就是一個編外跑龍套的角色而已。

　　凡此種種，都不能給經濟危機的必然性提供一個令人信服的邏輯。

　　危機必然性的邏輯，只能存在于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框架里面。雖然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框架具體如何展開，不同的學者可能有不同理解;但是，這個框架的理論內核則是明確無誤的，即，馬克思用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來解釋危機的根源：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資本家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

　　二、爭論與分歧

　　在具體的分析過程中，馬克思是從兩個維度來解讀危機邏輯的：一個是平均利潤率下降，另一個是生產過剩(由此引申出消費不足)。正是這兩個維度，引發了一場當代馬克思主義學者之間的爭論，演化出了目前馬克思主義學者解讀危機的分歧所在。爭論的焦點在于：到底哪個維度才是危機的原因?

　　這個爭論隱含著一個假設：在馬克思的危機邏輯里，“平均利潤率下降”與“生產過剩”是互不兼容的。或者說，“平均利潤率下降”與“生產過剩”這兩個維度，不能統一在馬克思的危機邏輯里。

　　比如，針對危機的原因“是否利潤率下降”，西方當代馬克思主義學者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其中，大衛.科茲的看法很有代表性。大衛科茲說：

　　“也許最好的總結是：對于資本主義危機的分析不應該局限在那些受到利潤率下降影響的因素。雖然利潤率下降是造成危機的主要原因，但并非是造成周期性或結構性危機的唯一原因。要使危機分析能夠充分地解釋資本主義危機形成的各種途徑，就必須考慮到剩余價值實現和利潤率變動的難題。資本循環路徑是資本主義危機分析最好的入手點，因為它考慮了剩余價值創造和實現過程中可能給資本積累帶來的潛在障礙。”

　　上述爭論的要害，其實糾結于引發危機的直接原因究竟是什么?若是條分縷析危機的n個原因，這些爭論當然很有意義。問題在于，如果有人把爭論的分歧看做是對馬克思關于經濟危機根源的解構或者重構，那就錯了。因為，在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框架里，危機的根源從來就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而不是什么“利潤率下降”，或“生產過剩”，或“消費不足”，或“有機構成提高”，等等。在馬克思看來，這些都不過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外在表現罷了。我想，馬克思若在世，或許會為“當代馬克思主義者”的這些爭論感到莫名其妙。

　　為什么“平均利潤率下降”、“生產過剩”、“消費不足”這些因素，都不是危機的根源，而只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表現呢?大衛.科茲的統計很能說明問題。據大衛.科茲的統計，利潤率在不同時期的變化并無明顯的規律可循，比如在2008年金融危機前，美國的利潤率并未下降反而上升。

　　在我看來，這恰恰說明，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表現是多維度的，我們不能把這些多維度的表現當作危機的根源，而只能作為危機的直接原因來把握。

　　三、危機的轉型

　　大衛.科茲總結了兩種SSA(社會積累模式)的變化，80年代之前是“監管的資本主義”，80年代之后是“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他認為，正是這兩種模式的變化(受監管的SSA與自由的SSA)，使得經濟危機的原因(嚴格說，是直接原因)有所不同。前者是“利潤榨取的減少”，后者是“利潤實現受阻”。

　　在我看來，這種前后的變化說明，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表現在上世紀80年代前后已經逐漸發生了變化。必須強調，這種變化不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性質發生了改變，而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表現形態發生了改變，如此而已。當然，這種兩極變化(來回折騰)，或許為我之前的看法提供了更多的樣本數據。

　　在全球化背景下，經濟危機的轉型越來越成為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既然“利潤率下降”是“監管資本主義危機”的特色，而“消費不足”是“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危機”的特色，那么，這兩個指標就有危機階段性變化的參考意義。在我的研究中，我更愿意把它區分為“古典危機”和“現代危機”。這里涉及到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關系，因為時間有限，我就不展開了。

　　問題是，中國的經濟危機究竟是“古典危機”(受監管的SSA )，還是“現代危機”(自由的SSA)?在我看來，這個問題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若以實體經濟的“產能過剩”來衡量，中國正在承受著經濟危機的慢性折磨。為什么這種慢性折磨并沒有被定義為“經濟危機”呢?由于中國在國際經濟結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發展背景，這種古典型的“產能過剩”危機在相當程度上被工業化的快速發展和城市化的急劇擴張給掩蓋了。其二，從城市化和工業化的發展階段來定位，中國當前似乎處于“古典危機”的發展階段；但是，從資產泡沫的膨脹情況來看，中國當前似乎又處于“現代危機”的陰影之中。

　　大衛科茲說：“新自由主義SSA的結構性危機終于到來，但這不是由于利潤率的下降，而是由于作為新自由主義SSA本質特征的非可持續趨勢以及促進資本積累崩塌的能力。幾十年的長期經濟擴張依賴于家庭借貸的支持，在家庭收入增長緩慢或沒有增長的情況下，家庭債務與收入的相對比例不斷增加。在1965年到1979年期間，家庭債務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沒有明顯趨勢，隨著經濟擴張而上升、經濟蕭條而下降。”我覺得，這不僅是美國的真實寫照，而且也一定會成為未來中國的真實寫照。

　　馬克思關于危機的分析框架如何具體展開，不同的學者可能有不同理解，但是，只要你承認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那么，有關危機的理論內核，就一定是來自于馬克思主義關于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分析，這一點應當是大家的共識。如果你相信馬克思主義的這個基本邏輯，那么，對“危機會不會爆發”的回答無疑就是肯定的。危機的必然性，寓于馬克思主義有關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邏輯里面，如果給定危機邏輯展開的制度條件(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市場經濟)，那么，危機的必然性就不會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中國爆發經濟危機就具有客觀必然性。

　　四、預警的偶然性

　　接下來我談談危機的“偶然性”。如果中國爆發經濟危機是必然的，那么，“何時爆發”就是一個充滿偶然性的問題了。“何時爆發”這個問題，顯然不能僅僅用必然性的邏輯來解讀。把握了危機的必然性，你未必就能準確預測到危機爆發的時點，這里面有很多偶然性的因素。如同天氣預報一樣，這里涉及很多變量，甚至有n個變量，有些變量是我們能夠大體把握的，而有些變量我們卻很難準確把握。

　　今天，人類對天氣預報的準確程度，已經達到很高的水平，而經濟危機的“預警”，還遠不能與天氣預報相比，可能更近似于地震預報。正是這些我們無法準確把握的變量的存在，使得“何時爆發”這個問題，成為一個偶然性的問題。恩格斯說：“被斷定為必然的東西，是由純粹的偶然性構成的，而所謂偶然的東西，是一種有必然性隱藏在里面的形式，如此等等。”

　　并非一定要把握與危機相關的全部的變量，我們才能解讀危機的必然性，但是，只有科學地把握全部變量(內在的和外在的)，我們才能準確地預測危機何時何地爆發。而要把握全部變量，困難是不言而喻的。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危機的引爆時點往往是外生變量的作用，而這些外生變量卻充滿了偶然性。當然，從根本上講，這些所謂的外生變量仍然具有必然性，只是因為我們還沒有能力認識這些偶然性中的內在必然性罷了。

　　在我看來，“偶然性就是還沒有被認識的必然性”。如果有一天，我們可以像把握大氣環流哪樣精確地把握經濟危機的各種變量，那么，“何時爆發”這個問題，也就成了一個必然性的問題。有人說：“超前一步，是天才;超前兩步，是傻子”。把握了必然性的邏輯，你能夠超前兩步，但只有同時也把握了偶然性的邏輯，你才能成為“天才”。

　　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以前，現代經濟學就做過建立危機預警模型的嘗試，試圖量化危機預警。其中有四個預警模型比較有名，這四個模型分別是：KLR 信號分析法，FR 概率模型，STV 跨國回歸模型，DCSD 模型。至于這些模型的預警效果怎樣，一句話：乏善可陳。如果這些模型真能有效預警的話，恐怕也就不會有美國次貸危機演變為全球金融危機了吧?我認為，主流經濟學的模型，由于其在定性上的膚淺，使其在定量上的精確性也被大大削弱了。

　　幾年前，著名金融家黃鴻年先生曾經預測，中國在5年之內會爆發金融危機。對他的預言，我深以為然。嚴格說，黃先生的預測更多地是基于個人經驗。至于引爆危機的諸多變量，不僅黃先生，即使專門研究危機的學者也難以深入考察和全面把握。國內外的馬克思主義學者雖然也在討論危機預警的參考變量，但是：(1)理論解釋尚有很多斷點;(2)定量分析的指標選擇還有很多問題需要澄清。怎樣把馬克思主義在定性上的深刻性轉化為定量上的精確性？這是馬克思主義者需要努力的方向。李民騏教授很重視把“一般利潤率”作為危機預警的指標，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見地的嘗試。

　　有一點是清楚的，與其問“中國會不會爆發經濟危機”，不如說“中國正在承受著實體經濟產能過剩的折磨”;與其問“中國離經濟危機有多遠”，不如說“中國離虛擬經濟產能過剩僅有半步之遙”。

　　(本文是我與美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大衛.科茲教授座談交流準備的發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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