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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希光:中國夢必須以為人民服務為導向

李希光 · 2014-05-05 · 來源:書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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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改革設計俱樂部的精英們不能按照為人民服務為導向的“中國夢“這個思路,將會出現普遍化的社會不滿,國家的政策將無法實施,社會不僅將進一步分化,而且會發生社會對抗和社會分裂,造成一個兩極嚴重分化的失敗國家和社會。

  一.凝聚中國社會的新共識

  過去幾年里,世界各地都在高舉社會變革的大旗,尋找新的改革出路。從“北非怒火”到“占領華爾街”,這些運動目標都是抗議國家領導人家族腐敗、抗議財團控制、反對貧困、反對失業、反對剝削。這些社會抗議者不僅尋求社會經濟改革,更是尋求一種社會革命。

  “占領華爾街”喊出了很多令大財團不安的改革口號,如“不要干涉國家養老金”、“把你們的錢從大銀行里拿走”、“為社會公平工作”、“沒有人性的資本主義就是腐敗”、“我們為冤屈而集結”和“我們是那99%”。

  美國1%的人與99%之間存在著巨大的財富差距。統計顯示,1985年就業人口平均年薪是34044美元,2010年41919美元,25年間工資增長為7%。但在這25年間,美國精英階層的收入增幅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哈佛教授年薪由13.2萬美元,增加到19.38萬美元,增幅為47%;芝加哥大學教授年薪由11.2萬美元增加到19萬美元,增幅70%;律師合伙人Kirkland & Ellis由85萬美元增加到307.5萬美元,增幅為262%。西方石油公司總裁年薪由244萬美元增加到2013萬美元,增幅為825%;強生總裁年薪由224萬美元,增加到1836萬美元,增幅為719%。

  在中國,收入不平等的問題并不輕于美國。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然而衡量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數,從1978年的0.28到如今,已接近0.5,是世界基尼系數最高的國家之一。2009年的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報告稱,人口中最富有的10%與與人口中最貧困的10%之間的收入比率,德國為6.9,美國為15.9。據北京師范大學教授李實的研究,2007年中國前百分之十富人的收入是后百分之十窮人的23倍。而在1998年,這個數字僅是7.3。國家發展與改革成果正越來越多地集中在極少數的人身上,他們是來自金融界、商界、傳媒界、學界和政策部門那些掌握實權的精英權貴們。如果我們打開新浪微博看看,廣大用戶們的情緒,會發現中國的貧富差距正在使整個國家感到憤怒。財富在少數權貴的集中趨勢看起來已經失去控制。貧富嚴重分化已經質疑并開始撼動政權的合法性。

  早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說過,“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

  1992年,鄧小平發表了著名的南巡講話:[1]“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韭肪€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只有堅持這條路線,人民才會相信你,擁護你。““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一些國家出現嚴重曲折,社會主義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經受鍛煉,從中吸收教訓,將促使社會主義向著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

  1996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在《人類發展報告》中就警告說,“人類發展是目的,經濟增長是手段。”報告指出,如果對經濟增長不進行正確管理的話,經濟增長將會給人類帶來五種不好的后果:沒有就業機會的增長、貧困沒有減少的增長、沒有弱勢者聲音的增長、文化沒有根基的增長、沒有未來的增長。

  2007年中共17大召開前夕,美國加州大學全球沖突與合作研究所所長蘇珊.舍克出版了《中國:一個易碎的超級大國》一書。她在書的序言中寫道:“中國政府面臨著一個兩難的局面:中國越是發達,越是繁榮,中國領導層越有一種不安全感和受威脅感“。蘇珊還寫道,30年改革開放已經劇烈地改造了中國社會。從一開始人們普遍認為的一場沒有輸家的改革,到貧富差距加大,群體事件頻發。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在拉大,沿海地區與西部省區的貧富差距在加劇。這種二元對立將嚴重削弱政府的權威和合法性。劍橋大學中國問題研究員斯泰芬.哈爾坡在2010年出版的新著《北京共識》中寫道,“除非北京政權崩潰或者中國政治體制發生激烈變革,中國將永遠保持分裂的人格。”哈佛大學社會學教授懷默霆在他的《一個國家兩個社會:當代中國的城鄉不平等》一書中分析了中國社會最深的裂痕:城鄉差距。中國共產黨的革命致力于建設一個平等的社會,但是在現實中,這個國家的80%的人口被拴在土地上。1978年中國的改革給中國城市和鄉村帶來了很大的變化,但城里人和鄉下人在生活中享有的不同權利和機會嚴重分裂了中國,給城鄉之間帶來了更加嚴重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主要表現在收入、教育、醫療、住房等方面。鄉下人,特別是住在城里的農民工還面臨著多重歧視。

  改革之初的受益者——農民,今天變成了改革的失意者——農民工。他們由擁有土地的“農民”變成了居無定所、沒有政治權利、溫暖家庭的“農民工”。三億農民工或者夫妻兩地分居、或者把孩子和老人留在農村,他們自己居住在城市里臟亂破的貧民窟式的房子里。

  不斷增長的不平等是否會把中國推向一個社會抗議頻發,進而威脅政治穩定的社會火山?這座社會火山會不會挑戰中國共產黨的政權?

  中國的經濟改革帶來的是人類歷史上沒有過的經濟高速增長,中國的發展速度可以再持續增長30年,或再次遇到1989年式的政治風波,或發生1997年式的亞洲經濟風暴,或發生拉美式的兩級分化。而兩極分化將嚴重侵蝕黨的執政形象和執政合法性。在這樣一個貧富分化開始質疑并開始撼動政權合法性的關鍵時刻,習近平總書記英明地提出了“中國夢”的偉大命題。這是黨中央順應民心,是黨通過發動為人民服務為導向的偉大改革,走共同富裕的發展道路,重新聚集黨的政治資本,預防社會分裂與對立的偉大舉措。

  早在黨的十八大前,習近平談到黨的五大優勢[2] ,其中便包括密切聯系群眾這一“最大優勢”。他說,“我們黨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路線,堅持黨的一切工作體現人民的意志、利益和要求,這是密切聯系群眾的優勢,也是我們黨最大的優勢。”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路線應該體現在改革過程中的每個環節。改革一詞源于英文“Reform“。”Reform“的英文意義十分清楚,準確地翻譯是”利益重組“。一旦把英文的”中國的改革運動“準確地翻譯中文”中國的利益重組運動“,人們就會頓悟:社會每個階層開展的各種政治輿論工作,都是為了維護和增強自身所在集團的利益,在搞”為自己集團服務的改革運動“(利益重組)。中國社會像個四層結構的倒金字塔,處于頂尖的是資本權貴集團、處于二層的是國家和社會管理者、處于三層的是中間階層,處于底層的是中下層社會。中國社會不僅被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和區域差距分割,更被改革話語權差距分割,中國社會被資本利益集團主導的新主流媒體主控的意識形態和網上不斷聽到的廣大民眾憤怒的吼聲兩種不同的話語撕裂了。

  在中共十八大全國代表大會閉幕后的就職演講中,剛當選的總書記習近平說,“我們的責任,就是要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努力解決群眾的生產生活困難,堅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我們的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黨。“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群眾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眾是我們力量的源泉。我們深深知道:每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只要我們萬眾一心,眾志成城,就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每個人的工作時間是有限的,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

  十八大一結束,習近平來到南方視察說[3],“我們要堅持改革開放正確方向,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既勇于沖破思想觀念的障礙,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習近平在這次南巡中,特別關注先富地區的貧困人群,顯示新一屆中國領導人致力解決貧富懸殊和區域發展不平衡的決心。習近平在廣東考察深入走訪民眾,向外界釋放出重要信號:消除兩極分化,將成為中國未來改革的一大方向。香港《大公報》文章《習近平訪貧傳達共富信號》稱,能否遏制貧富差距的擴大勢頭,關系到改革開放成敗得失的評價。目前中國貧富差距過大,已到了非解決不可的地步。讓共同富裕成為分配調整的重心,從“國富”走向“民富國強”,這樣的轉變應是歷史的必然。[4]

  2013年3月17日,習近平在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次會上作了題為《實現中國夢必須凝聚中國力量》的演講中說[5],“我們要隨時隨刻傾聽人民呼聲、回應人民期待,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在學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上持續取得新進展,不斷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在經濟社會不斷發展的基礎上,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

  

  二.再造制度合法性

  中國夢是從一個嶄新的視角討論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和再合法化這一重大政治問題。習近平的“中國夢“抓住了民心,體現了絕大多數人民群眾最強烈的要求——走共同富裕的改革發展道路,讓人民群眾真心實意擁護共產黨。

  中國夢的核心內容就是共同富裕,宗旨就是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服務。正是因為努力踐行這個宗旨,中國共產黨才得到人民的擁護,并由小到大,最后取得全國政權?,F在要鞏固執政地位,也一定要堅持這個宗旨,如果丟了這個宗旨,后果不堪設想。如果能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往前走,讓十幾億人民都受益,都滿意,中國夢就實現了。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實現了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戰略轉移。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清醒地認識到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新的歷史條件下,黨的作風建設面臨的新挑戰,做出了“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關系到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的科學論斷。鄧小平指出:“群眾是我們力量的源泉,群眾路線和群眾觀點是我們的傳家寶。黨的組織、黨員和黨的干部,必須同群眾打成一片,絕對不能同群眾相對立。如果哪個黨組織嚴重脫離群眾而不能堅決改正,那就喪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敗,就會被人民拋棄。”

  為了重建黨與群眾的密切聯系,防止黨被人民拋棄,中國共產黨需要搞清楚的一個大問題是:究竟哪一個陣營與群體是跟中國共產黨一心的?中國共產黨是否要與所有的社會群體結盟?中國共產黨是否需要重建與勞動群體的聯系?中國共產黨的改革舉措的目標受益群體是誰?是不是自己的政治同盟者?在延安時期,共產黨人深入持久推進聯系群眾的實踐,包括發展民主、改善民生、聯系群眾、服務群眾等運動,充分尊重人民群眾實踐、認識、利益、權力及價值主體地位等舉措,領導干部帶頭自覺地到群眾中去、拜人民為師等,始終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在黨的十八大后,習近平在一次重要講話中特別強調[6],“我們要尊重人民首創精神,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尊重實踐、尊重創造,鼓勵大膽探索、勇于開拓,聚合各項相關改革協調推進的正能量。”在下一輪的新改革運動中,黨的改革設計必須重新走群眾路線,聽取民眾的呼聲,打破少數權貴精英的在改革問題上的話語霸權和黑箱作業;增加政府聽取底層群眾的改革意見,參與中央改革的智庫學者要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對各項改革政策的醞釀和出臺,增加改革的決策程序和決策人員背景的透明度,以便增進公眾對改革決策公允性的信心,確保國家的各項改革政策是代表了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最終實現共同富裕。

  黨的政權的合法性還來自黨內民主制度的建設。黨不僅要管好黨,同時要發動群眾,監督好各級政府,把黨對政府的監督變成人民對政府監督的最重要的形式之一。黨的有責任確保政府出臺的各項改革舉措符合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利益,而不是小集團的利益。黨和政府還要盡快放開境內的網絡言論,特別是境內中下層群眾和他們的意見領袖在微博上發表的各種改革建議,聽到各個階層真實的經濟訴求和政治訴求。中國共產黨不是任何派別和利益集團的代表,而是全中國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就是確保中國共產黨不退化為派別和利益集團的代表,始終執政為民。對國內外各類游說集團,無論以何種名義影響中國政府,都要設立透明的監管政策,確保公眾監督政府決策不受國內外媒體、國內外游說團體、華爾街財團、國際公關公司、網管部門和各類輿情機構設置的議程左右,確保頂層設計不為少數人服務,防范“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防范資本集團及其代言人對政府和政策享有支配性權力;防范金錢政治的“旋轉門”(各級兩會代表委員的選拔)的出現;防范社會分層發生固化。在分層固化下,窮人“向上流動”的機會越來越少,社會分裂的鴻溝加深。

  只有社會不同階層的人民群眾的呼聲在媒體上合乎比例地得到自由表達,黨的高層方能準確了解民意,真實把握中國社會現狀和民心趨勢。黨和政府要出臺政策和資金,幫助那些沒有資金創建報紙、頻道、網站的弱勢群體,幫助他們創建媒體平臺,不僅使黨的高層能聽到中下層群眾的改革訴求,可更能聽到廣大中下層群眾對黨的支持的聲音,堅定黨的各級領導人自身對執政合法性的信心。

  當前影響各級黨政官員執政信念的最大的困惑之一就是網絡輿論上政府與人民群眾的“二元對立”的政治格局。黨要有勇氣化解網絡輿論上“政府”與“人民”的二元對立格局。如果政府在改革的決策中,拒絕走群眾路線,拒絕從群眾中來,拒絕到群眾中去,只會加劇“官民的二元對立”。在當前這樣一種被某些權貴勢力不斷刪除和嚴密監控的微博中,微博問政其實是一種被操控議題的資本利益集團牽制的“問政“。黨的各級領導人必須敢于走出資本集團設置的網絡議程和網絡輿情的政治圈套,走進基層百姓家里、田頭、村鎮、工地、街道、廠礦企業,腳踏實地去傾聽人民對黨的真實的的態度。

  中國自古以來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倡導民生大于天。正如古人所言,老有所養,壯有所用,鰥寡孤獨有所依。而中國政治體制的合法性和凝聚力來自民生的不斷改善、經濟的持續增長、就業機會的增加、社會保障的強化等,來自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是否踐行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黨和政府在保持經濟增長的同時,必須有更強的能力保護并且增進廣大人民群眾在政治、安全、教育、健康、就業、養老和話語表達等方面的權益。如果一個政府失去了這個職能和權力,它就完全失去了合法性。無論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如果其不能再保障廣大人民的這些基本權利,就失去了合法性。

  “中國夢”的思路將決定中國能否讓改革的各項舉措惠及大多數中國人民,將決定中國未來社會能否長期穩定發展,決定中國的政治與政權穩定。如果改革設計俱樂部的精英們不能按照為人民服務為導向的“中國夢“這個思路,將會出現普遍化的社會不滿,國家的政策將無法實施,社會不僅將進一步分化,而且會發生社會對抗和社會分裂,導致國家的碎片化。我們未來看到的將不是一個小康社會,可能是一個像埃及或突尼斯那樣的兩級嚴重分化的失敗國家和社會。

  過去30年多年來,中國的發展模式是追求GDP高速增長,一方面帶來了沿海地區的經濟騰飛,另一方面,也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發展不平衡和社會不公等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在威脅著共產黨政權的合法性和制度的合法性。中國共產黨能否合法地繼續執政下去,關鍵在于還能否在群眾心中重新點亮為人民服務這盞紅燈。“中國夢”重新在人民群眾的心底點亮了共產黨將繼續為人民服務的“明燈”。這將使黨用最少的投入,重建黨的公信力,重新獲取群眾對黨的信任,壯大擁護黨的追隨者和支持者,不僅增強了社會凝聚力,更從思想意識根源上鞏固共產黨政權的合法性。黨的各項改革思路、政策、行動的出臺都將走群眾路線,將要打破頂層權貴俱樂部對改革話語的壟斷。改革的方向與舉措要以民生為導向,一切的改革以惠及中國最普通老百姓利益的目標出發,不被國內外權貴精英集團所左右。各級政府圍繞民生財政,研究并出臺改革思路。各級政府要把民生(投入)占財政支出做到50%以上,集中投入公租房建設、農民工戶籍改革、扶植微型企業、農村留守兒童、農村空巢老人、教育、醫療、綠化、養老等與老百姓息息相關的民生領域,而不是把民生都推向市場。

  西方常常用選票民主和非選票民主簡單地定義一個國家政權的合法性。在其政治理念中,一個國家的合法性在于這個國家是否搞了選票民主,而并不考慮民生的幸福感。而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和制度的合法性,不是放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不是改變這個國家的發展方向。習近平說,“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7]“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一個國家實行什么樣的主義,關鍵要看這個主義能否解決這個國家面臨的歷史性課題。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這是歷史的結論、人民的選擇。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發展,我們的制度必將越來越成熟,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必將進一步顯現,我們的道路必將越走越寬廣。我們就是要有這樣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真正做到“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8]

  實現“中國夢”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大政戰略,中國共產黨必須通過營造中國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制度、理論和話語體系。

 

  三、營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改革與執政話語體系

  “中國夢” 將成為營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改革與執政話語體系和建設國家軟實力的核心。沒有“中國夢”的國家軟實力是虛弱的,正如美國的軟實力很大程度依靠的是“美國夢”的支撐。沒有“中國夢”的話語體系,等于中國共產黨退出道德高地,從而退出執政舞臺。

  習近平提出的“中國夢”清晰地表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不應定義為資本主義世界的“新興市場國家”,而是在建設中國特色的改革話語與執政話語體系中,中國共產黨繼續堅持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并在“中國夢”的思路下,以縮小三大差距、保障民生、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維護人的尊嚴為改革的出發點和改革的目標。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改革與執政話語體系建設,不僅要從根本上解決收入上的三個差距這個中國社會發展的瓶頸問題,更是要解決政治權利上,特別是在話語上存在的嚴重貧富差距問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話語體系,關鍵打破權貴精英集團及其操控的媒體對改革話語的壟斷和霸權。

  2012年初,新加坡學者鄭永年發表文章《現在中國最大的問題就是主流意識形態太弱》指出,[9]沒有意識形態就意味著沒有軟實力??谔栃缘臇|西不叫意識形態,意識形態就是社會成員自身認可和接受,并且內化于心的觀念。缺乏意識形態,維持秩序的成本就很高。任何一個國家沒有意識形態的約束而光靠制度根本是維持不下去的。近年來,媒體日趨娛樂化、暴力化、操縱化。沒有思想內容的電視劇在消解主流意識形態,特別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形象的包圍中,社會的主要矛盾,如三個差距問題,被引導到娛樂上。歷史虛無主義通過學界、教育界和媒體,占領了啟蒙課堂。面對話語強勢集團不斷發動的一場又一場文革體的意識形態批斗和人身攻擊,黨內多數人在重大政治問題上保持沉默。與此同時,也要警惕有人濫用自己手中的權力,通過操控媒體和輿論,以權謀私,把媒體當成權力斗爭的武器,破壞黨的內聚力。蘇珊.舍克在《中國:易碎的超級大國》一書指出,如果中國共產黨的高層領導集體具有強大的凝聚力,保證軍隊站在黨的一邊,就不會發生大規模的社會暴亂,除非人們從高層看到的“默許”的信號。如果群眾發現高層分裂,人們就會毫不畏懼地走上街頭抗議。如果軍隊發生分裂,或者放棄了對現政府的支持,整個政權就會頃刻坍塌,中國社會將是前蘇聯的命運。如果黨失敗,黨的各級領導人付出的代價將是極其慘重的。他們個人乃至他們的家庭都會付出生命的代價。

  早期殖民時代,歐洲國家在啟蒙的旗幟下,到非洲和東方國家來,推行歐洲模式,但更多的是一種經濟上的掠奪,而沒有給非洲帶來什么好處。同樣,50年代的蘇聯模式也沒有給中國帶來什么好處。今天,中國不再躲在別人的模式話語后面求發展,正在開辟一條自己的道路。由于不斷增長的國內資源需求的制約,中國需要的是經濟持續發展與社會政治穩定,而中國的社會穩定又取決于民生的改善。

  中國能否走上共同富裕的發展道路,將決定中國未來社會能否長期穩定發展,決定中國的政治與政權穩定。如果中國解決不好共同富裕這個大問題,將會出現普遍化的社會不滿,國家政策將無法實施,社會不僅將進一步分化,而且會發生社會對抗和社會分裂,導致國家的碎片化。我們未來看到的將不是一個小康社會,可能是一個失敗國家的社會。黨和政府要通過其民生工程,重新聚集其政治資本,預防社會分裂和國家失敗。

  2004年,美國學者雷默把中國模式概括為與“華盛頓共識”相對立意義上的“北京共識”,拉開了世界各地對中國模式高度關注的序幕。雷默在他最近出版的《不可思議的時代》中文版序中寫道,“中國遇到的挑戰,從規模來看,從復雜的程度來看,都是人類歷史上從未經歷過的。改革的本性是會產生出從未見過的新問題。這就需要一種新的創新,一種超越‘中國特色’的創新。所謂‘后中國特色’,是指中國將不再把國外的東西拿來,然后增加一些‘中國特色’。中國創造出來的將是完全嶄新、自主的創新。但是,究竟什么才是‘自主創新’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有必要審視下什么是創新、什么是進步、什么是現代性。”

  過去500年來,現代性來自西方。《當中國統治世界》一書作者、英國學者馬丁.雅克說,“很多人仍舊認為,只存在一種現代性模式,那就是西方的現代性模式。”“現代性是由兩個因素形成的,一方面是市場競爭、技術這些可能趨同的因素,會把不同國家帶到更相似的發展模式上;另一方面,現代性是由歷史、文化所促成的,這些因素在不同國家之間差異很大,這些因素也潛在影響到社會關系、習俗和制度,不僅涉及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制度,同時也包括經濟制度。”牛津大學最近出版了杰佛利.華瑟斯妥姆在他剛剛出版的《 21世紀的中國:每個人都需要知道的》指出,今天在討論中國時,更應該從赫胥黎的《勇敢的新世界》而不是喬治.奧威爾的《1984》來觀察這個國家。“奧威爾強調通過恐懼的手段來控制人民,而赫胥黎強調的是通過創造需求、提高民生欲望和生活標準來滿足人民。“

  中國與世界進入了一個社會與思想發展的新時代。在這個時代,中國與世界面臨許多共同的課題,東西方舊的發展方式和范式需要提升、變革和創新。中國的發展道路并不是西方所理解的中國復制了西方模式,而是兩方面的結合,不僅在經濟領域創新地與世界接軌,同時在政治社會發展上試圖創新西方模式,其發展模式超越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鴻溝,打破了舊有市場經濟話語體系,展示這個世界上不存在一個普適行為的共同敘事話語。

  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危機后,社會主義作為一個新的選擇,成為世界其他國家追隨的發展模式。冷戰結束后,西方的價值觀被《歷史的終結》作者福山稱為終極的、普適的模式。許多國家開始擁抱西方政治經濟模式。但是2007年后的全球性的經濟危機后,人們發現,中國的持續增長、中國的復興之路、中國成為全球大國,不需要改變政權,不需要改變主流意識形態,依靠的是政治穩定、社會保障、民生質量持續提高。

  在埃及、利比亞、伊拉克、菲律賓和印尼,雖然西方的政體在這些國家成功了,但是,經濟沒有上去,民生倒退了。華盛頓共識導致很多國家發展陷入困境和危機。如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亞、也門等國,華盛頓共識帶來了食品、能源的價格飛漲,引發群眾的暴力抗議,導致北非革命。華盛頓共識失去了合法性和吸引力。而中國模式打破了這個范式,中國的成功成為發展中國家的另一個選擇。巴基斯坦前駐華大使馬蘇德2011年在《中國社會科學報》撰文指出,“在過去的三十年中,中國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發展模式。從中國最小的村莊到最大的都市,你會發現一個共同的特性:這是一個高速向前邁進的民族。中國的經濟模式是以人為本的。它將人民放在第一位。這個模式十分注重平衡——集體主義與個體主義之間的平衡,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之間的平衡,增長與發展之間的平衡,人類的發展與可持續發展之間的平衡。這種模式被稱作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際上它的意思是:追求可以滿足所有人而不是有特權的少數人的社會主義模型;利用市場的力量充分釋放人類才智的潛能;并使得這個發展過程在中華文明的嚴酷考驗下始終興盛。中國模式盡管有其特殊性并主要適用于中國經濟,但依然擁有許多普世的、全球性的維度可供其他發展中國家借鑒。”通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人們看到,中國在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方面不是只有充當西方國家學生的角色。中國這樣一個西方人眼中的古老東方國家,有能力通過自己成功的實踐來科學定義價值觀,也能成為世界發展新模式、新制度和新標準的制定者和領導者。

  中國夢能否對世界做出貢獻?“中國夢“是否需要具有話語上的國際傳播價值?應該用全球視野審視其價值,看起是否可供世界共享。

 

  四.創新發展模式,讓世界分享“中國夢”

  四百年前,西方思想家提出人類啟蒙與人類的進步。工業革命后,西方牢牢地用其發展模式、思想和科技引導著人類發展方向。但是,英國《經濟學家》在2011年新年社論寫道,近年來,從雅典、都柏林、倫敦、馬德里、巴黎到羅馬,街頭到處都是成千上萬的抗議人群和大規模騷亂,西方陷入了增長的無望,需要重塑政治生活。美國皮尤研究所調查顯示,87%的中國人相信,他們國家的發展方向是正確的,而英國只有31%、美國只有30%、法國只有26%的人相信自己國家的發展方向是正確的。

  世界上很多國家在兩極分化中度日,而中華民族的復興與崛起,要看她對人類做出多大的貢獻。如果能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往前走,實現經濟繁榮、國強民富,讓十幾億人民都受益,都滿意,那么“中國夢”就成功了,而且這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的成功,也是中華民族的復興,是中國夢對世界的貢獻。這將最直接地證明,中國夢不只是理論,更不是夢想。把中華民族這個全球人口最大的群體,由窮致富,由弱到強,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這將會使亞非拉和東歐廣大的貧窮和中下層發展中國家受到巨大的鼓舞。

  如果“中國夢”能夠破解國家的貧富差距和城鄉二元對立導致的人格分裂難題,這將是對世界現有發展模式的挑戰和重大創新,思想界和學界面臨著一個知識轉型的創新機遇。新的知識和觀念將在“中國夢”的追逐與實踐中挺拔而出。人們將以更多樣的視角思考中國和世界的前途與命運。人們現有的政治經濟社會知識范式將發生扭轉乾坤的巨變,“中國夢”在中國實踐產生的新經驗和新觀念將成為影響世界發展的新知識,圍繞“中國夢”建構的一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話語體系將成為影響世界發展的強勢話語,“中國夢”的偉大實踐和奇跡將成為巴基斯坦夢、埃及夢、突尼斯夢、利比亞夢……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3年3月23日在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演講中說,“這個世界,一大批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走上發展的快車道,十幾億、幾十億人口正在加速走向現代化,多個發展中心在世界各地區逐漸形成,國際力量對比繼續朝著有利于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方向發展。”“這個世界,人類依然面臨諸多難題和挑戰,國際金融危機深層次影響繼續顯現,形形色色的保護主義明顯升溫,地區熱點此起彼伏,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和新干涉主義有所上升……”[10]當前,美國最為擔心的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制度、道路和價值觀成為像“美國夢”那樣的另一個思想中心。美國當前對中國為領頭的這個新的“發展中心”的崛起最有效的圍堵,不是軍事圍堵,而是“美國夢”的思想觀念的遏制與圍剿。

  幾十年來,“美國夢”為中心的思想價值觀一直在對中國的政治、外交、軍事和經濟進行遏制與圍堵;對于那些親中國的國家,不是制造戰亂分裂,如蘇丹,或者直接拉向美國懷抱,如緬甸。與此同時,美國加緊在中國唯一的軍事盟友巴基斯坦,利用塔利班問題制造戰亂。

  面對“美國夢”咄咄逼人的價值觀外交攻勢,中國最好的辦法就是用“中國夢”搞自己的價值觀外交。中國只有通過“中國夢”的實踐,呈現給人類一個能夠為全球分享的、為人類共同進步服務的核心價值體系,中國才能在一個完全開放的網絡和信息世界里不受制于它國,國家的核心利益才不會感到威脅。更為重要的是,一個國家的主流價值觀是具備凝聚國內民心、團結人民奮斗的有力的思想武器。正如十七屆六中全會決議所指出的,“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文化具備引領前進方向、凝聚奮斗力量和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的重大作用。一個國家如果被剝奪了獨立的思想與文化,就會成為行尸走肉。” 特別重要的是,思想價值觀是一個國家的文化軟實力的核心。因此文化大發展不能用文化產業化和文化產業的GDP 來衡量。如果文化發展用GDP來考量,文化產業化終將帶來文化沙漠化——一個無思想、無靈魂、無原創、人云亦云、膚淺模仿他人的民族文化。文化大發展的目標是增強中國思想價值觀的思想力、展示力、傳播力、感染力、吸引力,特別是對外傳播的滲透力。

  中國目前在對外文化傳播和文化交往中,面臨的最大困境,是中國的文化工作者,特別是對外傳播者和對外宣機構,并不清晰中國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什么,更不知道在文化的對外傳播中如何表達中國的核心價值。“美國夢”用六個字就能清楚表達:“自由、民主、人權”。而中國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能否在6個字之內清晰、簡潔、有力地表達出來?很多理論家認為不大可能。由于“中國夢”的內涵不能簡練有力地表達出來,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價值觀將會在國內和國外兩個觀念市場上都嚴重缺乏傳播力和競爭力。事實上,“中國夢”的內涵用4個字就可以表達出來,那就是“共同富裕“,其核心內容是,人民當家作主,走共同富裕的發展道路,以全體人民為本、為全體人民服務,不是為選票服務、不僅為給我投票的人服務,同樣為那些投我反對票的人服務。

  在中國對外文化的大傳播中,要一方面要爭取各級領導干部的文化自信建設,爭取在黨內、在媒體上、在廣大的人民群眾中在基本價值觀上形成認同和共識,用‘中國夢“和“共同富裕”核心價值觀建設好國家品牌。國家只有具備了強大的品牌力,國家的軟實力建設和對外政策就會事半功倍。比如美國在利比亞、敘利亞和緬甸的外交政策勝利。

  當前“中國夢“對外傳播的一大困境,是中國的對外傳播機構和傳播者,沒有一個清晰的外宣目標,不知道把文化滲透與為國家的發展戰略目標、為國家的國內議程設置目標和為國家的對外政策目標智慧地結合起來。中國的外宣部門更多地關注所為“改善中國在西方媒體的國際形象”為考量目標。在沒有議程目標的情況下,只關注在西方媒體上的中國形象建設,最終只會掉進別人為你設計的圈套,喪失了自己的目標,亂了陣腳,在關鍵問題上敗下陣來。比如在涉藏問題上,如果以改善中國在西方媒體上的形象,唯有讓達賴把西藏從中國分割出去。

  “中國夢“對外傳播的另一個困境是,中國的政府部門和政府官員往往只注重國與國之間的官方關系和官方互訪,忽視人民對人民的思想文化滲透,這其中思想滲透應該是深入和廣泛的,包括學術界、學術界、新聞界、基金會、非政府組織。在這方面,中國官員的確應該向美國某些官員學習。例如,駱家輝大使在美國國務院公共外交局和美國使館的智囊幫助下,精心策劃了經濟艙里與民同樂和普通餐館吃面條的媒體事件,為”美國夢“和美國的軟實力在中國開疆拓土。

  最后要強調的一點是,要看到硬實力和軟實力是相互轉換的。有人認為,只要中國經濟這個硬實力上去了,軟實力自然就提升。但當前的情況完全不是這樣。盡管美國經歷了多年的嚴重經濟危機,經濟一直衰退,硬實力嚴重受挫,靠中國借錢度日。但是,美國國務院巧妙地在中東、北非、緬甸利用其多年在這些地方滲透和積累的軟實力,在外交戰場上轉換成硬實力,獲得了一些實質性的外交收益。而中國長期以來,對外不敢開展文化思想滲透,導致中國在硬實力上的慘敗,高達34億美元的密松水電站被緬甸政府勒令停建。更令人擔憂的是,中國的長遠戰略是要獲得一條通往中東與非洲的安全可靠的運輸通道,來滿足日益增長的能源需求,滇緬新路是一個至關重要的選擇。近十年來,為獲得印度洋的港口,中國在緬甸建設了石油管道和公路。中國即將完成西南內陸省份與印度洋之間的交通和能源暢通大道,其中包括中國石油公司投資建設的長達2000公里的由重慶經昆明到緬甸的石油管道。這條新的中緬石油線將把來自中東以及非洲的原油經由印度洋港口直接輸入中國的西南省份,避開了馬六甲海峽、南海、東海等一些別國與中國存在領海和島嶼爭端的地區。但是,“美國夢“在緬甸的外交和軟實力上的勝利,導致滇緬新路的未來難以預料。

  面臨在價值觀外交上的困境,中國的對外文化大傳播要借助“中國夢“,開展公共外交、媒體外交和教育外交,用對人類有共享價值的中國文化、中國思想、中國議程對外開展全人群的文化滲透,特別是用“為人民服務“和”共同富裕“這個清晰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國家品牌,在世界上推銷中國。

  [1] 新華資料,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0/content_698046.htm

  [2] 新華社2012年7月25日電

  [3] 習近平談改革:沖破觀念障礙 突破利益藩籬,新華社2012年12月11日電

  [4] 中新網2012年12月13日電

  [5] 習近平在全國人大閉幕會上講話談中國夢,新華社2013年3月17日電

  [6] 習近平談改革:沖破觀念障礙 突破利益藩籬,新華社2012年12月11日電

  [7] 習近平在全國人大閉幕會上講話談中國夢,新華社2013317日電

  [8] 習近平:毫不動搖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華社2013年1月5日電

  [9]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38/38/08/4_1.html,原文發表在《國際中國研究》

  [10] 習近平在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演講,新華社2013年3月24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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