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談論貧窮的時候，我們在談論什么？

　　當我們談論貧窮的時候，我們在談論什么？

　　文/ 劉昕亭

　　新窮人

　　在《工作、消費、新窮人》一書中，鮑曼定義的“新窮人”(new poor)是指：有缺陷的消費者(flawed consumer)、失敗的消費者。“消費社會里的窮人，其社會定義或者說是自我界定，首先且最重要的就是有缺陷、有欠缺、不完美和先天不足的——換言之，就是準備不夠充分的——消費者。”

　　這個定義下的“新窮人”，首先意味著金錢的極度匱乏。面對消費社會提供的各種驚人選擇，這些收入水平僅夠維持最基本生存需要的窮人，不能購買、無法選擇;不能掌控、難以從容。他們辜負了這個24小時營業、購物中心林立、處處是導購小姐迷人微笑的物質世界。

　　其次鮑曼提醒我們，并不能將“貧窮”簡單折價為物質匱乏乃至身體痛苦，它同時亦是一種心理折磨與社會壓迫。消費社會中的“新窮人”并非闖入大觀園的劉姥姥，他們不是在驚鴻一瞥中偶然撞見一個洞天福地，而是必須生活在為富裕的消費者們所設計的社會空間中，但是消費社會所倡導的生活模式，連同消費至死的不渝精神，對低收入群體來說，根本遙不可及。

　　所以消費社會的“新窮人”，意味著被排除在一切“正常的生活”之外，意味著不能勝任挑選的社會職責，意味著羞恥感和不合群。當消費社會苦心孤詣地訓導其成員體驗“新消費生活模式”的時候，對于“新窮人”來說，他們感受到的，不僅僅是金錢與物質的貧乏，還有最痛苦的剝奪與失落。

　　“窮人”并非一個自然而自足的概念。盡管從內容來說，窮人似乎從來都指向相同的事物——物質的匱乏、自我信心的喪失、社會地位的低微。但是在不同的社會空間與話語空間中，圍繞窮人的概念建構，關于窮人的政治想象，卻迥然不同。用鮑曼的話來說，就是“依據特定的秩序和規范，每個社會用自己的形象建構窮人，給出存在窮人的不同解釋，發現窮人新的用處，并采用不同的方式解決貧困問題”。

　　工作倫理

　　鮑曼并不是第一個試圖拆解“窮人”迷思的理論家，福柯在《瘋顛與文明》中就曾經提到了“貧困”的話語變遷。在基督教傳統中，窮人是有血有肉、需要幫助的具體存在，“是以人的形象出現的上帝的象征媒介”。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窮人”逐漸從道德話語中擺脫出來，在社會和經濟的雙重脈絡上被重新整合：一方面窮人意味著貧困，即商品和金錢的匱乏，但另一方面也是更為重要的，窮人代表著人口，代表著巨大的勞動力資源，代表著源源不斷的財富。在福柯的研究中，這意味著“新的(禁閉)劃分”開始出現，即窮人不再被隔離、被關押，而是被一勞永逸地推向勞動力市場。

　　“工作倫理”在工業化的早期階段，亦是現代化、現代性進程的起點處，開始進入歐洲人的意識當中，并逐漸被提升為整個社會的“十誡”。工作倫理在資本主義開端處的自我銘寫，發揮了“一石二鳥”的功能：一方面它解決了蓬勃發展的工業生產所急需的勞動力供給問題，解決了早期資本主義最重要的將勞動力轉化為商品的難題;另一方面，通過把工作提升為一種倫理，工作被改寫成道德尊嚴的一部分。當工作本身意味著一種價值，當工作成為一項高貴并能夠令人高貴的活動，當不工作、拒絕工作儼然是一種罪惡與道德墮落的時候，“任何由勞動收入所維持的生活，不管多么悲慘”，都開始具有了一種道德優越性。工作高貴的倫理光環赦免了血汗工廠的半奴隸制，洗凈了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骯臟毛孔。工作倫理統治之下的窮人，作為生產社會最重要的財富來源，卻只能過著一種現掙現吃、掙扎在溫飽線上的生活--只有“使勞動力的生存維持到第二個工作日的黎明”，才能夠保證工人別無選擇，太陽照常升起，蒸汽機車滿載著資本家的財富夢想準時起航。

　　但是現在，一切都不同了。眼下是一個生產過剩的時代，一個消費主導的社會。消費社會是一個信用卡的社會，而不是一個存折的社會。消費社會高揚的旗幟不是生產，而是選擇，是在遠遠過剩的商品中，挑選、鑒別的能力與實力。消費社會淘汰了弗洛伊德，因為消費社會不接受延遲滿足，消費社會是一個現世社會，一個永遠創造欲望與欲求的社會，正在生吞活剝、茹毛飲血地吞噬掉曾經澆筑了資本主義生產社會的“工作倫理”地基。

　　工作美學

　　這對于被排除在頻繁購買活動之外的“新窮人”，意味著什么?

　　這首先宣告，長久的、確定的、穩定的、良好保障的“工作”，已經成為天方夜譚。在整個西方社會，現在“新的職位空缺傾向于有固定工作時間的人，或者兼職者”。消費社會不再奢望勞動者對于工作內在崇高性質的信仰。靈活性勞動代替了工作，浮動合同取代了保障，沒有什么值得奉獻一生的工作，消費社會所培養的工作態度是隨意靈活。而這個“靈活勞動力市場”既不提供、也不容許對正在從事的職業，報以奉獻終身的理想與抱負。工作絕不應該是生活的重心或者一生的戰略，它只是一個插曲，一次偶然的邂逅。然而，在自由選擇、自我肯定的冠冕堂皇之下，“靈活性”真正意味的是缺乏保障、居無定所，還有無法確定的未來。我們間或可以在飛特族(Freeter)的浮現中，體味到這種“靈活性”下的現實重負。

　　吊詭之處，也正是鮑曼頗具慧眼地提醒：消費社會并未將工作棄若敝屣，恰恰相反，工作正在變得空前重要，一種新的“工作美學”正在取代曾經的“工作倫理”，成為消費社會里新的游戲規則。工作成為一個精致的美學對象：它必須是有趣的——多種多樣、讓人興奮、允許冒險但不過度;它必須是富有創造力的——充滿激情、富于品味、創意至上;它必須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沒有工作與嗜好、工作以及消遣之間的界限，工作就是最令人滿意的娛樂。消費社會的工作美學，標榜的是“沒有固定時間，投入在每周7天，一天24小時的工作帶來的挑戰里”。當然，這些工作狂人絕不會在窮人中被找到，他們是比爾·蓋茨，是喬布斯，是巴菲特，是維維安·韋斯特伍德，他們不消費，他們只負責工作，創造出讓人們樂此不疲去消費的東西。

　　一個巨大的反轉出現了。勞動不再高尚，它只是提供更多消費機會的手段;工作不再是個人和社會生活的重心，它折合成的賬單才是評估人類價值與尊嚴的新標準。曾經，以工作的名義，生產社會把窮人改造成充裕的勞動力資源庫，今天，同樣是以工作的名義，消費社會徹底拋棄了窮人，把工作、創造、勞動的桂冠送給了富裕的精英們——“讓人獲得滿意經驗的工作、自我實現的工作，與生活意義相關的工作，作為一切事物核心或者中樞的工作，作為驕傲、自尊、榮譽或者惡名根源的工作，簡而言之，作為職業的工作，已經成為少數人的特權，是精英所特有的標記，其他人沒有機會以作為職業的方式來經歷他們的工作”。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最新的社會分工是，精英人士負責工作，富裕人口主管消費，窮人?!對不起，系統不支持查詢。

　　這是一個比“新工作”更為不可思議的巨大反轉。曾經，幫助窮人的道德正義，促進與推動了福利國家的建立;現在同樣是以道德的名義，納稅人們高喊：不要拿我們的錢去養懶人。

　　曾經，政治家、社會學者們“難以想象一個沒有福利國家的現代社會”;現在，“一個不是福利國家的國家，以及沒有國家主管安全網的資本主義經濟”，已經成為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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