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文摘自:《李玲:有為政府、有效市場、有機社會——中國道路與國家治理現代化》)
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中央領導集體,把“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改革目標,這是對從馬克思、列寧到毛澤東、鄧小平的探索的繼承。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說,“恐怕要再過三十年,我們各方面的制度才能比較成熟定型”。今天的中國共產黨人正在實踐鄧小平的愿望,那就是回答“共產黨如何治理國家”的問題。如何通過一套完整的制度建設,使得執政之后的共產黨始終保持本色,對市場、社會進行治理,從而實現公平正義,使國家長治久安,江山永不變色,并最終走向“自由勞動者的聯合體”。
結合市場、社會、國家三者的關系來看,“國家治理現代化”這一目標切中時弊,確實是中國改革最緊要的問題。當前中國市場的問題、社會的問題,都可以歸結為國家治理能力的弱化和治理體系的不完善。
“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就是要割斷政府和資本的聯系,強化政府和人民的聯系。多年來,一些地方政府實施“親資本”政策,政府主導招商引資,對包括外資在內的資本極盡優惠,以行政力量“流轉”土地,這就是典型的“掠奪之手”。因此,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同當年馬克思的主張一樣,政府不應該同資本站在一起。這是“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針對性。
向社會放權,首先需要有機的社會基礎。在市場沖擊下,我國基層社會已經碎片化,特別是工人、農民、中產階級等普通勞動者,有序參與社會事務的渠道有限。在這種情況下發展“市民社會”,容易異化為既得利益集團的工具,甚至為外部勢力所掌握。所以,我們要建立的只能是大多數人的“人民社會”,這需要平等的經濟基礎,實現共同富裕,讓普通勞動者有工作、有保障、有尊嚴、有希望。這樣他們才能有條件、有動力參加社會事務,形成良性的、同政府合作而不是對立的社會組織。
現代國家治理,不是簡單地“向市場分權、向社會分權”。特別是廣大農村的首要問題,并非市場和社會的作用不足,而是社會的潰敗、治理的無力。當前,由于農村社會組織的不健全,政府直接面向千萬小農,治理成本空前提高。而基層政府稅源不足,捉襟見肘,基層干部疲于奔命,一些地方連最基本的社會治安、環境治理、基礎教育、基本醫療都難以保障。農村社會內部分化,缺乏共同的經濟基礎,加上社會空心化,集體土地權益實際上被少數人控制。在這種情況下,食洋不化地主張放權、自治,會直接動搖人民共和國的根基。
十八大以來,對群眾路線的回歸,已經逐步為國家治理現代化奠定了基礎。在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的基礎上,把群眾組織起來,是中國共產黨進行革命和建設的正確方針[壱拾八],也將是改革的正確方針。當前,隨著工業化的深入,全民文化水平的提高,信息化的普及,許多過去曾經設想但難以做到的事情可以成為現實。由此,我們主張
——市場、社會和國家治理相輔相成。完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才能保障健康的市場經濟和社會參與。而市場經濟和社會參與的發展,又反過來有利于完善國家治理。
——中國共產黨具有完善的基層組織,高效的執政和執行能力,有理論優勢、政治優勢、組織優勢、制度優勢、密切聯系群眾的優勢,國家治理現代化就是要通過制度建設完善和發揚這些優勢。
——要建設真正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要加強公共服務均等化、維護社會公平,縮小階層差距,遏制利益集團,為市場經濟奠定公平的起點,使市場經濟服務于人民共享發展成果,實現共同富裕。
——要建設面向大眾的“人民社會”,把群眾路線從作風建設轉化為制度建設。擴大人民群眾對各項改革政策制定的直接參與,發展協商民主,建設在勞動者共享政治經濟權利、廣泛而有序的直接政治參與、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基礎上的“人民社會”。
——要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將中國的制度優勢、文化優勢和人口規模優勢在網絡世界融合。互聯網和大數據將幫助我們實現超越現有其他制度的現代國家制度:有為政府、有效市場和有機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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