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文摘自：《李玲：有為政府、有效市場、有機社會——中國道路與國家治理現代化》）
社會無非是人的聯合，但關鍵是什么人的聯合。“社會”既可以是少數人組成的特殊利益集團，他們人數很少，但是掌握巨大的資源和政策影響力，甚至可以左右政府政策。“社會”也可以指由最大多數人民組織起來，有序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進行自我管理和治理的主體。但是，后者要組織起來和發揮影響，比前者困難得多。
被稱為“利益集團鞭撻者”的美國政治學家奧爾森認為，行會、工會、卡特爾以及議會院外集團等“分利集團”，只關心自身的福利，而不關心社會總福利。一旦他們獲得政策影響力，就可能阻礙技術進步、資源合理配置，典型的例子是美國的農業和軍火集團。印度一直奉行自由貿易政策，但并未由此獲得繁榮與發展，主要是由于種姓制度確立的分利集團起抑制作用。二戰后德國和日本迅速發展，則得益于戰爭徹底打碎了利益集團。值得一提的是，奧爾森認為，中國改革之后之所以經濟快速發展，正是因為改革前的一系列政治運動打破了利益集團，使得改革初期具有十分公平的起點。
既然利益集團可以組織起來，那么人數更多的人民大眾為什么不能組織起來呢?奧爾森另一篇著作《集體行動的邏輯》中指出，普通勞動者利益分散，人數越多，搭便車的沖動就越大，從而無產者是最難組織起來的。
中國社會結構的古今變遷，是說明國家和社會關系的典型例子。中國封建社會存在著周期性的皇權、地主士紳、小農三者關系的變遷。皇權代表國家，而受過儒家教育、對政權認同的地主和士紳是政權的依靠，由他們主持的、以宗法關系為基礎的鄉村社會自治，提供了基層的公共產品，是封建社會長期穩定的原因之一。但是一旦承平日久，地主士紳以及同他們聯系的官僚體系，通過土地兼并、高利貸和壟斷商業經營盤剝小農，就形成特殊利益集團，威脅王朝穩定。周期性的農民戰爭，以及王朝初期均田免賦的政策，便是抑制和打碎這種利益集團的措施。商鞅、王安石等歷史著名的變法，針對的也是這種“不作而食，不戰而榮，無爵而尊，無祿而富，無官而長[六]”的寄生性的分利集團。
總的來說，中國傳統社會具有鄉村自治的傳統，成為維護大一統帝國基層穩定的力量。以至于直到現代，許多人依然推崇這種自治傳統，其中最有影響的當屬蔣介石作為其治國方略發表的《中國之命運》，他寫道：
中國固有的社會組織……其自治的精神，可以修齊舉的實效，而不待法令的干涉。其互助的道德，可以謀公眾的福利，而不待政府的督促。……五千年來……社會的風氣仍能精誠篤實，勤苦儉樸，崇禮尚義，明廉知恥，我們中華民族所以能久于世界，此實為其基本原因[七]。
這段對鄉村自治田園詩般的描述，同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所寫的土豪劣紳惡行，完全是兩個世界。那么誰錯了呢?蔣介石看到了鄉村自治對于穩定農村的作用，但他沒看到，這種穩定是一種消極的辦法。在穩定的同時也使農村長期保持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無力集中資源實現技術進步，造成了封建社會的停滯。一旦進入工業化、城鎮化的時代，在工商資本和金融資本的沖擊下，這種制度就迅速瓦解。從清末到民國，農村又上演了土地兼并的循環，不同的是，這次豪強地主和新興的工商資本(以及外國資本)相結合，對農民的盤剝更加嚴重。而蔣介石相信“鄉村自治”，根本沒有把土地問題和農村政權建設擺上他的日程表，征稅、征兵只能依靠土豪劣紳，苛捐雜稅多如牛毛，進入蔣先生口袋的卻有限。四川一份調查推測，保甲長把1/3的攤派金裝入自己腰包。1945年初《大公報》記載，農民的負擔五倍于政府下達的稅負[八]，中間差額就被地主豪強拿去了。這逼得國民黨為了打仗不得不借助美援、印鈔票，結果得罪了從中產階級到農民的各個階層，注定了失敗下場。從這個意義上說，國民黨敗就敗在利益集團林立、基層社會潰敗和國家治理能力缺失。而這就是今天一些人懷念的“政府放權、社會自治”的“民國范兒”。
民國時期，一些主張改良的進步學者希望通過組織農村合作化，重建一個新社會，其中就有毛澤東的摯友梁漱溟。1938年1月，他帶著《鄉村建設理論》來到延安，同毛澤東徹夜長談。梁認為，應該把農民組織起來，作為新社會的基礎。這同毛澤東的認識是一致的，毛澤東也認為“分散的個體經濟……不是民主社會的基礎，這是馬克思主義區別于民粹主義的地方”[九]。但與梁漱溟主張和平地把農村組織起來不同，毛澤東認為只有在革命的基礎上，才能打破固有的社會結構，真正把農村和農民組織起來。
梁漱溟同晏陽初等一大批學者，在各地進行了農村組織和鄉村建設實驗。但是在利益集團已經形成的情況下，鄉村合作組織也被俘獲為利益集團的工具。以高利貸為例，1936年薛暮橋在《中國農村問題》一書中指出，“銀行資本決不愿同地主豪紳發生沖突，而是聯合起來剝削貧苦農民。銀行放款要通過富農掌握，未到手時便扣去抵償佃租和利息，再用三分四分的高利轉借給貧苦農民”。從而，合作社也成為剝奪農民的工具[壱拾]。
鄉村建設實驗的失敗、中國革命的成功，證明了毛澤東的觀點。中國共產黨和那時的各種利益集團都沒有利益糾葛，從而可以放手發動群眾，給農民切切實實的利益，贏得了農民的擁戴。新中國成立之后，又通過人民公社把工農組織起來，在資本和技術短缺的情況下迅速實現工業化，保障了基本民生。有人認為這個時代的“全能政府”擠占了社會的空間，這個認識不準確。實際上，當時政府的許多職能是下放給企業、社區和公社的，連國防和警察這種國家職能，在基層也主要不是依靠財政供養的正式隊伍，而是靠自治組織供養的聯防隊、民兵。一部分城市和全部農村的醫療、教育，主要也不是由財政支出，而是由集體經濟保障的。
這個時期是現代化第一次影響到中國的農村和基層。中國共產黨把工農組織起來，開始形成中國特色的“市民社會”，我們將其叫做“人民社會”，其特征是國家-社會的合作關系，優于西方社會國家和市民社會之間的對立。國家和社會對立，雙方博弈往往關注短期利益，資本家可能形成利益集團，但工會也可能形成利益集團，妨礙國家競爭力。新中國的國家-社會一體化格局，國家和人民具有共同利益和目標，國家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人民則主動響應國家號召，為長遠利益而做出暫時犧牲，超出了奧爾森的所謂“集體合作的困境”，可謂是一種更高層次的合作。中國的“人民社會”超越了西方的“市民社會”。
為什么能做到這一點?
首先，中國經過長期的革命，打破了土豪劣紳、買辦資本、官僚資本，在農村實現了土地平均分配，在城市實現了生產資料全民和集體所有，從而為建立真正的自治奠定了平等的社會基礎。這和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的觀點——美國立國之初就有鄉村自治的傳統，是因為最初從歐洲來到美國的殖民者收入、教育水平都差不多，沒有任何貴族和利益集團[壱拾壱]——是一致的。但是中國沒有發現新大陸這種得天獨厚的條件，就只能通過革命重新塑造一個公平的起點了。
其次，新中國建立了強有力的國家，從而可以有力抑制利益集團的形成。而且國家通過一系列政策，打破原有精英的各種特權，把資源向普通工農分配，維護了公平的社會，為自治奠定了經濟基礎。
第三，新中國的成功，還有賴于國家對外部環境的治理。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團結第三世界，打破了美蘇兩個大國共治世界的圖謀，從而避免國內的社會自治受到外部勢力干擾。
這就是為什么毛澤東說“我們是馬克思加秦始皇”。是秦始皇，建立了大一統的、單一制的民族國家，實現了富國強兵;是馬克思，把一盤散沙的勞動者組織起來，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今天人們在批評“強政府”時可曾想過，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降，中華民族在那風雨如磐的漫漫長夜，最期待的就是有一個能夠外御列強、內抑豪強的“強政府”?一個能夠有效治理國家、維護社會公平的“強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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