貫徹《決定》提出的總目標，首先要明確方向和道路問題。這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這是我們國家治理的根本。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絕不是要西方化、資本主義化。一些人對我國的政治制度橫豎看不慣，認為國家治理現代化就是照搬西方多黨輪流執政、三權鼎立、兩院制，這就能“根本”解決中國的復雜問題。但事情絕沒有那么簡單。
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并不完美。以“民主教父”自居的美國，其國家治理也存在諸多弊端：貧富差距巨大，社會矛盾重重;兩大政黨互相掣肘，政治極化愈演愈烈;國內經濟問題久治不愈，便不斷制造國際安全議題“轉嫁危機”。這樣的制度，中國為什么要學?冷戰結束后，照搬了西方政治模式的國家，有幾個是穩定發展的?受到“阿拉伯之春”影響的國家，有哪個政局穩定下來了?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曾說，我們不能讓別人拿我們的生活做試驗。這是對非西方國家的一個告誡。
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制度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決定著社會政治機器的運轉，不論是君主立憲制還是議會制、總統制，都沒有改變資本主義國家政治統治的本質。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觀點在今天并沒有過時。
國內外各種敵對勢力鼓吹在中國搞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并不是要“普度眾生”，也不是要傳授給我們什么“通靈法器”，而是要否定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把中國納入他們主導的政治軌道，以實現其“西化”、“分化”中國的政治圖謀。
我們對一些重大政治問題的看法，不能盲目跟從西方的制度標準。
在人權問題上，西方國家動不動就拿中國的“人權”說事，一付“悲天憫人”的樣子，難道他們真的比中國政府還關心本國人民的權利和福祉嗎?他們這樣做，其實不過是為國內極少數唯西方馬首是瞻的人撐腰打氣，作為對中國施壓的籌碼。
就拿美國來說，在諸如人身安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經濟和社會權利、種族歧視、婦女和兒童權益等方面，究竟做得怎么樣?美國對本國和全世界人民大范圍監聽，連其盟國領導人也在內。在海外軍事行動中用無人機濫殺無辜，不經任何法律程序，把別國公民當作“恐怖分子”監禁虐待，那些被傷害的人的權利到哪兒去了?
在世界上，人權問題沒有最好，只有更好。中國人權事業要發展，但不是以西方的標準為圭臬。要基于自己的國情，以人民的要求為標準，不需要向西方看齊，也用不著西方評判。
在選舉問題上，西方有人將民主簡單歸結為“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各國的國情和政治體制并非千篇一律，西方各國的選舉制度也不盡相同。不少學者指出這種選舉制的弊病：它是富人的游戲，政客的競選諾言不過是爭權奪利的“敲門磚”，普通民眾對國家政治的影響力微乎其微，無法對政府日常運作實行監督。
我國有自己的選舉制度，是區別不同情況，分別采取直接選舉或間接選舉。這一制度需要不斷改革完善，但這不等于要照搬西方的選舉制度。我們要不斷努力，積極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新型民主，擴大人民群眾的參政議政權和監督權，而不是僅僅局限于形式。
在法治問題上，國家治理的現代化，需要高度重視依法治國。目前，在新中國制定第一部憲法60年后的今天，關于“憲政”的爭論忽然升溫。有人是從推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出發，也有人套用西方“憲政”概念，要中國共產黨放棄領導地位，聲稱非如此，中國就沒有“真正的憲政”。
中國的政體和西方的“憲政”有本質的不同。我們不能盲目以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作為判斷的標準。中國的憲法以根本法的形式，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取得的成果，從而在歷史的演進中形成的國家領導地位。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4]。
我們對自己的基本政治制度要有堅定的自信。要“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不斷推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5]。
（摘自：經濟導刊社評：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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