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偉東 中美戰(zhàn)略研究院總裁
我們這個時代是個斤斤計較，自命不凡的小時代。所謂小時代，就是小眾占優(yōu)，即所謂多元化的價值取向走向極端化的時代。面對西方近代崛起文明中的歐洲虛無主義、多元化極端個人主義、絕對畢達哥拉斯數(shù)學數(shù)字神秘主義和極端技術工程理性主義、完全自私自利的極端利己主義，從尼采、薩特、海德格爾的技術社會，工具理性，到孔德之西方的“個體反抗種群”，從斯賓格勒的《西方的衰落》到羅爾斯的《正義論》統(tǒng)統(tǒng)不無憂心忡忡，對西方文明的所謂長治久安，表現(xiàn)出了極大的焦慮感、無助感。而當代中國卻在道路軌跡和思想意識上，出現(xiàn)數(shù)十年的重大變軌，形成急速地不可控的同西方啟蒙運動以來的被馬克思稱之為精致化的野蠻之路相趨同，尋求最大限度地與之接軌。
復興論進一步發(fā)展到醒獅論。然而，秘書黨們的歷史穿越和理論修養(yǎng)，從哲學到美學，從史學到文學，從理論到科學，甚至單單就是修辭、文法、邏輯，都出現(xiàn)了非驢非馬四不象，正常思維看極為不靠譜的臆造和空門謬誤。
我們不必過于拘泥于具體文辭和政策，不管究竟是病貓還是變種雜交獅子，從現(xiàn)實矛盾、糾結與瓶頸中跳出來，尋求無字天書的大邏輯，向我們偉大的中華文明圣人伏羲、神農、皇帝、唐堯、虞舜、文王、周公、老子與莊子、孔子與孟子、墨子、荀子、韓非子、列子、文子、孫子、鬼谷子等中華偉大的圣賢和諸子百家大賢學習，以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以范仲淹這等“世間第一流人物”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以王安石的治-教-禮政-刑的治國排序這一序貫均衡，以清代大思想家戴震的承繼司馬遷、董仲舒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和“正其誼而不謀其利，謀其道而不計其功”，把古典中華的學士風骨和偉大的人文傳承，同近代世界最偉大的天才思想家和革命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毛澤東的馬列毛主義進行完美的偉大的結合，完成一次超越愛因斯坦的人類與自然天際的思想實驗。
屈原有《天問》，柳宗元有《天對》。我們今輩不當遜于古人。
天問第一問：如果共產黨不再掌握經(jīng)濟基礎，社會主義共和國，即其直接的代表叫做人民政府或曰國家社稷，從經(jīng)濟領域悉數(shù)退出，整個國民經(jīng)濟最基本的資源配置，完全交由民間資本做大的無形之手的市場網(wǎng)絡，給予基礎性的自發(fā)調控，那么共產黨和共和國還有什么杠桿和手段，對國家與社會，對當前與未來進行治理完成其理政呢?經(jīng)濟基礎若統(tǒng)統(tǒng)退回到民營私有經(jīng)濟和國際資本獨資、合資占優(yōu)，共產黨和共和國，能夠憑借手中的軍權，槍桿子和軍隊，直接治理國家和操控社會么?如果市場貨幣經(jīng)濟和金融把戲，就可以繁榮國民經(jīng)濟，完成現(xiàn)代化，那革命性的制度推翻豈不是多此一舉?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豈不是無端造勢，硬是要剝奪剝奪者?如此這般的私有化把戲，言說毛澤東的新中國創(chuàng)造了制度前提，物質基礎，理論準備，豈不是無影無蹤，無憑無據(jù)?
事實上超級維穩(wěn)，超過國防費用的維穩(wěn)的劣跡斑斑，完全不可持續(xù)的社會亂象和災難性結果已經(jīng)徹底地回答了這個問題。蘇東波等的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地緣大災難，已經(jīng)前導性地詮釋了這個問題。可以想象的社會主義歷史階段很長的最終要消滅階級、消滅貧困，哪怕就是簡單地消滅貧困化和制止兩極分化的最簡單的推理，已經(jīng)回答了這個問題。
李嘉誠現(xiàn)象最具有說服力和鮮明的“震撼力”和說服力。李氏家族富可敵國，尚且沒有任何先富帶后富之意愿，而是極度轉向歐洲。而國人的富有高貴階層，從裸奔到移民，財產與家人悉數(shù)大轉移，顯示出先富與跑路的必然邏輯軌道，完全沒有共富之可能。哪里來的共富邏輯與時間表及其現(xiàn)實的路線圖之可能?
在我們真理常識的宇宙時空條件下，沒有哪個瘋人會異想天開地認為，人是可以抓著自己的頭發(fā)可以離開地球的。同樣道理，在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只有更大、更富、未來首富，沒有最富。資本競爭，資本集中，從而追求富裕是無止境的。這才是資本和財富運動的鐵律。個體資本的成長空間是無限大的。人類歷史階級社會幾千年從來就沒有先富帶后富的事實和例證。
中國歷史幾千年的循環(huán)怪圈就是，新朝開國如漢朝，陸賈和賈誼同漢高祖劉邦，導演了“馬上得之而馬下治之”的所謂“過秦論”的簡單化政治哲學。這個得天下與守天下的所謂政治兩分法，甚至自湯武革命、周朝以降，就形成了所謂“逆取與順守”的基本統(tǒng)治“把戲”：強力取天下后，搞懷柔政策，搞休養(yǎng)生息，謹慎幾十年，爾后就會社會急速進入繁榮，出現(xiàn)所謂之治、中興、甚至于盛世，從幾十年到多則 100余年，如唐朝從貞觀之治直到開元盛世(公元627到755一百余年)，清朝康乾盛世前后134年左右(康熙執(zhí)政六十年，乾隆六十年，中間雍正十余年)，但多數(shù)朝代，幾乎從來就沒有進入過所謂的太平世，從據(jù)亂世到升平世，伴隨著社會的快速繁榮和可見的富裕，甚至就是在盛世期間，就已經(jīng)開始，迅猛發(fā)展出驕奢淫逸，腐化墮落，搶男霸女，甚至無惡不作，其中，經(jīng)濟與社會上很快就會在土地、財貨，甚至權勢與文化資源的大兼并、大集中、大貪腐之下，形成苛政猛于虎，豪門賽強盜的民不聊生，“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這樣一種經(jīng)濟-政治-文化反復交替進行的循環(huán)怪圈。
唯有在偉大的毛澤東時代，上接三皇五帝時代的大同世界的大道之行，完成了制度與文化上的徹底顛覆與革命。然而，改開搞的小康私有化大道之隱，其實連孔夫子在兩千五百年前都不欲推崇的小人私利之道，又成了特色主義的旗幟。而特別是理論，竟然還把這稱之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集成創(chuàng)新。最近有文章對黨政高級干部推薦書的文章，提出了其價值取向和知識結構問題。上下脫節(jié)，歷史虛無和現(xiàn)代虛無可見多么令人發(fā)指。而精英們竟然渾然不覺，自我感覺十分良好。豈不滑天下之大稽?!
第二問，混合經(jīng)濟既不會出現(xiàn)國退民進，也不會民退國進，被御用經(jīng)濟學家，叫做共贏、包容性增長，成就陰陽大裂變，死生齊一，世間共患難。仿佛頗有些莊子的齊物論和張載的“民胞物與”之境界和博大胸懷。放開所有國家戰(zhàn)略行業(yè)，以任民營資本和外企自由進入，甚至通過PIPE，激活中國資本市場，更加做大國家混合經(jīng)濟資產，國家、社會、個人乃至全球，有福同享，有難同當，豈不美好?百分之五十一國家政府控股，既安全，又能放大國家資產，何樂而不為?
然而，經(jīng)濟安全，軍事國防安全，金融安全，文化教育安全等等遵循的都是同樣的邏輯。近代中國惡夢，剛剛被毛主席老人家統(tǒng)帥、整合的第一代現(xiàn)代中華英魂與圣賢，徹底粉碎。我們花了二十三年的在夾縫中生存的浴血奮戰(zhàn)，又花了三年同武裝到牙齒的16國聯(lián)軍奮戰(zhàn)，贏得抗美援朝勝利，才送走了近代噩夢，才走上了和平建國發(fā)展之路，過上獨立自主的好日子，就將如此艱難的苦難輝煌忘卻得一干二凈。
近代中國，國土形狀是一個大桑葉型，整個一個完美的元寶形狀，共有一千三百萬平方公里的國土面積。列強們不就是由最初的從周邊國與邊疆地區(qū)(西藏，云南，新疆，東北，廣東等沿海與沿江)蠶食，慢慢推進，直到最后變成了完全的鯨吞和霸占嗎?華人與狗不得入內，上海成了東方巴黎，冒險家的樂園，民國蔣家王朝期間，連現(xiàn)代最時髦的期貨，金融衍生品和廉價貨幣的虛擬經(jīng)濟的所有玩藝，都是不但應有盡有，而且不落后于西方。蔣介石就是上海灘上的經(jīng)紀人和操盤手。但結果如何?鋼年產幾萬噸，現(xiàn)代工業(yè)不足10%，重工業(yè)幾乎為零。列強們不但拿走了近四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而且從海關到內河航線，從資源到產業(yè)，從貿易到金融，從教育到文化，從制度到輿論，甚至包括宗教即所謂良心信仰，完全掌握了舊中國。中國是事實上的次級殖民地，比殖民地還要等而下之的近乎于被開除球籍的國度。
混合經(jīng)濟的英文為Mixed Economy。在后凱恩斯主義的薩繆爾森的新古典綜合經(jīng)濟學體系中，實為當代歐美一流的經(jīng)濟學家，面對社會主義計劃經(jīng)濟從效率(速度)到福利(平等與社會公正)的卓越成就，在西方舊有市場經(jīng)濟古典經(jīng)濟學體系完全失敗，不得不在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之下，同時通過國有化和計劃宏觀調控，而抑制和治療傳統(tǒng)資本主義，從而創(chuàng)造出了西方版的混合經(jīng)濟這一概念，并期望社會與經(jīng)濟出現(xiàn)兩種制度的合流，即所謂的東西方趨同論。
在這個意義上說，西方的混合經(jīng)濟是一種歷史進步，而當今中國的混合經(jīng)濟又是為哪般呢?基尼系數(shù)已經(jīng)接近美國，兩極分化、黨群干群猶如水火，社會撕裂、對立，已成裂變之勢，整個社會誠信陷入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谷底，國有資產在抓大放小、改制、資本運作、引進戰(zhàn)略合作伙伴等溫水煮青蛙中，已經(jīng)數(shù)次大留血、大搬家、大轉移、大分贓，在如此的私有化處于進攻之下，混合經(jīng)濟到底如何能夠避免成為國有資產與公共經(jīng)濟的最后分光吃凈的虎奪與狼搶，成為大資本財團與國際資本的資產代理商的最后金融絞殺戰(zhàn)?
金正日都懂得生產資料是社會主義政權的支點，而那些號稱創(chuàng)新馬克思主義的戲子政客們，竟然不懂得經(jīng)濟基礎改變遲早變更一切的歷史規(guī)律。蠶食、兼并、交叉控股，直至壟斷控股，這就是資本的鐵定邏輯和運營軌道。
蠶食而后必然是鯨吞。
第三追問：三十余年的被一度稱之為盛世歡歌，歷史上最好時期的改開搞，近年血淋林的殺開一條血路，又大張旗鼓地展開了。其說法已經(jīng)不再是所謂的摸著石頭過河之類的帕累托最優(yōu)了，而是所謂的好吃的肉早已吃光，剩下的都是難啃的骨頭了。
那么人們人民不盡難于理解，不得不反思，毛澤東時代，為什么從上到下都是在始終找硬骨頭在啃：平整土地，營造梯田，建成八萬六千余座大中型水庫，靠工農剪刀差和全民勒緊褲腰帶，成就中國工業(yè)化、城市化、現(xiàn)代化的輝煌，一舉徹底逆轉中華近代墮落、黑暗和愚昧，完成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切最基礎的工程與建設。不是說崩潰邊緣嗎?不是十年浩劫嗎?不是極左路線嗎?人世間大道天理，邏輯自然，誰能告訴世人，除了高壓下的奴隸主、貴族榮華富貴和軍事獨裁下的窮兵黷武，由路線錯了，浩劫與黑暗之下的人均社會發(fā)展指標跨越式地走向中等發(fā)達國家，而國民經(jīng)濟同時又創(chuàng)造出啃硬骨頭的現(xiàn)代化奇跡來?
人民更進一步追問，一切資源、平臺、權力，甚至起初的公眾輿論和民心向背，真理理性悉數(shù)在握的當代精英，權貴們手中，爾等把前人、前輩、前代的一切打翻在地，憑著三寸不爛之舌，搞了幾十年的改開搞，竟然始終是在吃肥肉，不肯啃骨頭，那就是不打自詔，所謂的特別是始終是在以讓利，分贓，撒錢的方式，避開硬仗和真作為，投機取巧，巧取豪奪，貪天之功。世間有如此不要臉的強詞奪理和恬不知恥嗎?難道果真是“墨索里尼，總是有理，過去有理，現(xiàn)在有理，將來有理，永遠有理”?
任何個人、組織、集團、民族、政黨、國家、社會，甚至國際社會與大千世界，不怕犯錯誤，走彎路，陷困境，哪怕是災難，就怕文過飾非，胡攪蠻纏，死不講理，無恥之恥，無恥之極也。
追問之四：法不禁止即可為，法不授權不可為。法是一種硬性的滯后的社會強制手段。中國自古并始終是禮治、道治、德治加法治的國家。成文法不可能囊括和涵蓋社會行為的一切方面。法所調解、制動的應該是一個比較狹小的空間。因此，法應與習俗、傳統(tǒng)、人倫，同一切文化傳承、社會道德與精神追求，同社會政策、單位和地區(qū)等等的制度性，非制度性，剛性與柔性的東西緊密結合。法不禁止即可為，屬于司法與法律體系語言系統(tǒng)。僅僅是對犯罪、設防示意具有相對意義。不可以超出這個界限，在任意領域，特別是文化和經(jīng)濟領域，社會生活領域，應該以更高尚，更向上的價值取向和行為準則，為標準和驅動。事實上，西方資本主義以來，商業(yè)領域和貿易經(jīng)濟，恰恰搞了一個所謂的經(jīng)濟例外論。這樣，其法律底線就事實上成為了其無惡不作的最低逃避門檻。
在大量的經(jīng)濟、社會、人文、文化領域，法不可能處處進入和加以設防。人們的市場、產業(yè)、社會與文化行為，是要受制于價值取向、人倫操守、文明習俗，甚至單單就是良心認知的制約的。一個政黨、國家、社會集團的領袖，除非是黑幫頭目，任何頭腦清醒的人，都不可能鼓動法不禁止即可為。
關于“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之說。當時是在運動之中，旨在鼓勵反潮流的大無畏精神。當社會政治處于必須形成“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境遇時，才可以推崇和尚打傘無法無天。
對于法無授權不可為，似乎是要把政府的權力關進籠子里，但這無論是從積極自由，還是消極自由角度看，其從共和國的人民公仆的最基本的為人民服務，最高境界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角度看，都是處于極端右翼的說法，沒有任何合理有效的引導價值。
領袖與首腦，不能從本專業(yè)的狹隘定勢和學科教條出發(fā)。杰出的管理者，必須是通才、大家和具有穿透力的思想家與理論家。不要充斥著理論矮子的那種莫名其妙的低級、庸俗的宣傳口號和亂七八糟的偽命題。
黨政軍高級領導的知識結構、理論修養(yǎng)、價值取向、政治操守、思想功底、學習態(tài)度等等，是構成領袖人才的基本前提條件之一。領袖和首腦，必須深思熟慮，必須科學嚴謹，必須謹言慎行。所謂大學不是帝王之學，所謂大學更不是帝王師之學。所謂大學者，領袖之學也。領袖不是真龍?zhí)熳樱珔s必須做到高于普通人的慎獨。在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政經(jīng)濟、憲政社會框架之下，只能和必須是“三要三不要”。一切搞陰謀詭計，嘩眾取寵，裝腔作勢等等，都最終會被掃入歷史的垃圾堆里。
環(huán)顧當今世界，戰(zhàn)略高手奇缺無比。在當今國際世界舞臺上，恐怕只有普京可以算得上是一個合格的國際戰(zhàn)略博弈政治家。一切炎黃子孫，真正憂國憂民的思想家、理論家、戰(zhàn)略家，無不心急如焚。當今中國從綜合角度看，實在是處于上蒼不多見的可以操盤的戰(zhàn)略境遇下，人民和整個世界都在期待著毛澤東、周恩來那樣的充滿魅力和雄渾偉大舵手與統(tǒng)帥橫空出世。
記住，那是整個一個天翻地覆的時代，是逆轉世界和全球的時代，是偉大的第一代領袖集團和所有的國人先輩，親手創(chuàng)造的中華五千年歷史上所僅見的，世界上一切大國歷史長河中所少有的偉大的時代。它既不可能被塵封，更不可能被少數(shù)一小撮所謂的精英所妖魔化。榮格的民族歷史記憶，是一切民族和國家最深層的聯(lián)絡脈動和靈魂脈動。只有歷史小丑，才可笑不自量的對大時代和空前民族英雄評頭品足。歷史是無情的，人民是善良的，但歷史和人民，包括他們最偉大的領袖是不容被玷污的。向山東人民，河北人民，河南人民，深圳人民和全國各族人民清明節(jié)緬懷毛主席的人民大眾致敬!人民是歷史和國家的脊梁與主宰。“民為本，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說的是大仁政。第一代領袖集團的毛澤東時代是世間偉大的人民主權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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