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信力透支是社會管理失控的根源

　　公信力透支是社會管理失控的根源

　　自2009年湖北省巴東縣在“鄧玉嬌事件”中，被來勢洶洶的輿論倒逼著在社會管理中昏招頻出、近乎失控，本以為這種拙劣的社會管控，會隨著在復雜的公共危機面前表現得手足無促、政治智商極低的當地主要負責人的去職而戛然而止。但殘酷的現實卻是事與愿違，突發性公共安全事件猶如一個揮之不去的夢魘，在反復地刺激著我們每個人原本就非常脆弱的神經，在最大地消耗著中國共產黨近乎枯竭的執政資源。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雖然“黃金十年”我們在經濟上確有值得稱道的建樹，但在這些“輝煌成就”背后對執政黨執政資源的消耗也是空前絕后的，如果說將過去幾十年積淀下來的執政資源消耗殆盡，其實一點兒也不夸張。其留下來對社會公共管理近乎失控的“遺產”，是一個隨時可能引爆的“火藥筒”，成為擺在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面前最棘手的“燙手山芋”，必將深刻地影響到中國社會未來幾十年的動向。

　　尤其是最近發生的幾起頗具影響力的突發性公共安全事件，如昆明暴恐、廣東茂名PX游行事件等，其實這些事件突發本身或許并不可怕，而且完全可以合理合法地控制，但圍繞著這一系列事件引發的社會震蕩不僅非?？膳拢易屓司拘?，社會公共管理失控往往就在于此。社會突發性公共安全事件的發生，根源在于中國經濟所有制結構的變化引發的貧富差距和社會階層分化。而中國社會公共管理失控的根源卻在于執政黨公信力的透支導致執政資源的枯竭，而執政資源的枯竭最直接的表現就在于民心的流失。

　　關于社會公信力透支最具說服力的，是我親自見證兩個事例：其一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那時候我還剛剛記事)，我與父親在前往省會——成都的車上，在車上遇到兩個歹徒劫持司機，持刀搶劫乘客的錢財。當時只朦朧地記得車后排躍起一個身材高大的男子，高呼一聲“是共產黨員的跟我上!”，隨即和車上其它幾個男子一起制服了這兩個歹徒……此后，“共產黨員”便在我心目中成了一個英雄的代名詞。然而時過境遷，去年我幾個在讀大學的學生做過一個實驗，他們在一個公共廣場虛擬緊急情況的演練，其中一個學生高呼“共產黨員給我上”，結果周圍的群眾非但沒有人響應，還嘲笑他們是一群“神經病”。即使這個尷尬的實驗在問卷對象和手段存在諸多瑕疵，而且不具備代表性，但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共產黨員在群眾心目中已經不再是一個讓人羨慕的稱謂。而且公信力透支，不僅體現如此，在歷次公共事件中，我們的主政者們并非沒有制定嚴密科學的應急方案，我們的主政者們并非沒有及時公開披露信息。但一個極其尷尬的事實是，我們及時公開的信息卻往往比不過鄰里坊間謠言的公信力。公眾對謠言的偏愛，恐怕不僅僅是簡單的獵奇心里，而是一種對公信力逐漸形成的不信任感。

　　公信力的透支，罪魁禍首還因為官方媒體的操守喪失。長期以來，官方媒體作為黨和政府的喉舌，卻喪失了一個媒體的基本操守，媒體本應該作為一個聯系政府與群眾的紐帶，用客觀事實發揮權力監督，反映社會民生與百姓聲音。然而很多官方媒體卻一味地“溜須唯上”，甚至違背客觀事實迎合權力。對于媒體來說其實這無疑就是一種慢性自殺，往往一個公共性謊言就會毀掉一個媒體一生的清譽，一個失去了公信力的媒體已經失去存在的意義。當然，官方媒體操守淪陷，還在于長期宣傳政策的失誤，由于改革開放以來奉行的“不爭論政策”，導致輿論中長期存在的“一言堂現象”，在溜須拍馬中昏昏然的領導們很難聽進刺耳的批評聲，往往對于改革中出現的“雜音”采取敵對的情緒，輕則予以言論剿殺，重則祭以暴力禁言，通過粗暴的行政手段干涉媒體行使職責。

　　公信力的透支，另一個重要的原因還在于基層政府形象失守?；鶎诱蜗笫?，其實往往都是極少數掌握核心公共資源分配的人的貪腐行為造成的，其實貪污腐敗與職位高低并沒有直接聯系，而與工作性質必然掛鉤，往往對社會公共資源分配掌控得越多的領域貪污現象越是嚴重，而往往就是這極少數人敗壞了整個共產黨的形象?；鶎诱蜗笫兀€在于道德至高點的淪陷。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社會道德是統治集團根據自身統治的需要，根據傳統習俗和自身標準制定的一種約束社會成員的社會準則，因而統治階層應該而且必須率先垂范。統治集團道德至高點的淪陷也必然會導致其執政合法性與合理性受到質疑，一個失去道德至高點的政黨不僅是其隊伍整體素質下滑的體現，而且必然會導致其內部的瓦解與分化。在民眾眼里，官場成了一個無官不貪的“大染缸”，社會腐敗成了一種簡單的必然性的思維常態，那么解決問題的途徑也只是一種異乎簡單的極端，其實這對于執政黨和他管理的這個社會來說才是極其危險的。

　　公信力的透支，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執政黨隊伍建設力度明顯不夠。執政黨隊伍建設的力度，不僅體現在干部隊伍自身建設體系的缺陷，而且體現在干部隊伍的約束與監督體系的缺陷。干部隊伍自身建設體系不夠完善，主要源于干部考核任用體系的缺陷，干部考核與任用體系中的任人為親的現象相當普遍，于是導致了干部隊伍建設中的“近親繁殖”成為普遍現象，而近親繁殖的必然結果就產生了一系列的社會畸形現象。另一個方面，干部約束與監督體系的缺陷，也是執政黨隊伍建設力度極度弱化的表現。俗話說：公生明，廉生威，干部隊伍約束與監督體系的弱化，其實也是激發社會矛盾的一個重要原因。很多公共事件的暴發，大多是因為干部約束與監督體系效能弱化，很多官員的貪污腐敗現象沒有得到及時處理引起了。而很多公共事件發生后，對官員的處理大多是走走過場，做做樣子，待事件平息后涉事官員大多異地升遷，使黨在群眾中的形象與威嚴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而且對于官員的重責輕判其實也間接縱容了官員的失職與瀆職現象，縱容了官員的貪污腐敗現象，對社會風氣的惡化負有不可推卸責任。

　　公信力透支，必將失去民眾的信任，而失去民眾的信任最終必將導致執政資源的枯竭。在太平無事的日子，失去民眾信任似乎并不會危及執政黨的地位，可一旦發生突發性公共事件，失去民眾信任的政府在社會管控中只能束手無策，任由事態惡化。而用槍炮改變一個政權的時代早已經成為歷史，從顏色革命到中東變局，歷史經驗已經告訴我們，因偶發性突發事件引起社會失控往往就會導致一個政權的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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