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常委厲以寧認為，比較容易改革的都已經改了。剩下是難點，可實際上是兩個大問題。第一個是利益集團。他們認為，改革有損于他們的利益，因此，有各種不同的反映。第二個是制度慣性。老路走慣了，走新路總是這兒不合適，那兒也不合適。將二者稱為“硬骨頭”(中國剪報，2014年3月11日)。
什么是利益集團?人們下邊紛紛議論的是0.4%的人掌握中國70%社會財富的三大資產階級——以官僚資產階級為軸心的資產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后者有洋買辦和土買辦。洋買辦指外商，土買辦即為中國的兩大資產階級轉入外國國籍，但仍在中國盤剝。
建國后的前30年已經實現了生產資料的公有制，但為什么能出現這種情況?其答案就是改旗易道——在不姓社、不姓資、不爭論、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的私有化黑綱領指導下，將個人凌駕于黨中央和中央主席華國鋒之上，大搞“一刀切”的包產到戶、大賣國企并給其上社會主義(復辟資本主義)戶口，并用違背憲法的《物權法》將其“合法化”。從而導致0.4%的三大資產階級掌握70%社會財富。《中國剪報》2013年10月22日，以《前400名中國富豪總財富34746億》為題摘登《國際金融報》10月18日《福斯特》2013年中國富豪榜顯示，排名前400位富豪的總財富達34746億，相當于全國13.4億人口上半年GDP的約1/7(14%)。盡管未報道這些人的身份，但可以肯定他們是三大資產階級。再聯系2013年7月23日，《生活文摘報》刊登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顯示，中國家庭收入兩極分化嚴重。2012年最低收入的5%家庭收入累計占所有家庭收入的0.1%;最高收入的5%家庭累計占所有家庭收入的23.4%，是前者的234倍。2012年全國家庭人均收入13033元，最低收入的5%家庭人均只有1000元，5%～10%家庭人均2000元，最高5%家庭人均343000元，是前者人均343倍。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于2012年底，中國基尼系數為0.61，中國收入不均和兩極分化嚴重，已經超過美國。這說明現在已經不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了，那還能是社會主義國家嗎?。現在絕不能回避這些問題而空喊深化改革。只有睡在公有制的床上共富村、社的社員，才能完成共富夢——中國夢。否則，只能是自欺欺人的黃粱美夢。
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在革命戰爭的艱難困苦年代，毛澤東同志就根據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得出：“東方不亮西方亮，黒了南方有北方”。何況經過半個多世紀馬列主義中國化開國領袖毛澤東思想教育下的中國人民，經過新舊社會、公有與私有兩層天的對比，堅信公有共富的社會主義不是夢。以抗日英雄捍衛人民公社的“老堅決”雷金河為代表保住了周家莊人民公社、包產到戶的“釘子戶”史來賀為代表保住了劉莊的公有制、吃包產到戶“后悔藥”王宏斌為代表讓集體經濟又無可奈何花又開，并提出創建設共產主義小社區的南街村等8 000多個公有共富村、社，都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不動搖，咬住公有制不放，頂住“三不一少”私有化的歪風邪氣，堅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的社會主義道路，并以實際行動與其進行堅決地斗爭。經過30年河東、河西的對比，終于讓公有共富的真善美使私有化的假丑惡在實踐面前顯了原形——堅持公有奔小康共同富裕喜洋洋國泰民安;包賣私有奔小康兩極分化民遭殃動蕩不安——涇渭分明。賣賣廠賣完祖孫都下崗;搶搶搶地搶光三代同流浪——必須維穩。這些共富村、社不僅讓中國人民羨慕向往，而且讓世界150多個國家和地區各種新聞媒體采訪報道，稱這些村是“第二代延安”，來這些村采訪、參觀學習、旅游是“到中國來看共產主義”。用“延安”、“共產主義”非常中肯而崇敬的語言將這些村、社舉什么旗，走什么路，跟什么斗的問題講清楚了。
今天，在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960多萬平方公里土地上，生存發展著的大寨村、劉莊村、周家莊人民公社、南街村、華西村、興十四村、滕頭村、南嶺村、杭民村、洪林村、韓村河村、北徐莊村、小冀鎮東街五隊、龍泉村等8 000多個村、社。它們在土生土長，斗爭中成長的不求個人有，但求大家富;不求當大官，但求干大事;既是老黃牛，也是火車頭;無私則無畏，威力大無比的共產主義者農民領袖為首的基層黨組織領導下，從各自的天時、地利、人和出發，不斷發展壯大集體經濟，都建成有自己優勢的有農則穩、有工則富、有商則活的數個到數十個產加銷一條龍、農工商一體化的一二三產業，年產值分別達數億到數十億元(華西村則更多)。當年的人民公社社員都過上了幼有所育、青有所學、壯有所用、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居有其屋、環境優美、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幾十年無刑事犯罪的幸福祥和的農村都市生活。將中央提出的“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社會主義新農村20個字標準，完善成為突出社會主義本質——“公有共富”的24個字，即“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公有共富”。然而用“一刀切”搞包產到戶解散人民公社、賣國企搞私有化只能是包產到戶，人心渙散，各自為政，散沙不一盤，國企被賣，性質必變，兩極分化，那是必然。那怎能建成社會主義新農村?根據筆者親臨南街村、劉莊、小冀鎮東待五隊、龍泉村、韓村河等村學習調研，并參考周家莊人民公社等大量資料，對這些村、社的發展歷程可莊嚴地向世界宣告：公有共富的社會主義不是夢，只有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的農村基層組織，始終高舉馬列主義中國化開國領袖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不動搖，劃清勞動與剝削的界限不含糊，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斗私批修不松勁，堅定不移地走“一化三改”后公有共富社會主義道路不回頭，狠批“三不一少”，永葆姓“公”不姓“私”定能實現。因為他們沒有利益集團，是跟制度慣性私有制的斗爭中才走上新路——公有共富——社會主義本質正道。
毛主席總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教訓時明確地指出：“帝國主義的預言家們根據蘇聯發生的變化，也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黨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我們一定要讓帝國主義這種預言徹底破產。” 30年的改旗易道正好是第三代和第四代所為(兩代為首的是一、二代)。盡管已經搞了私有化，黨代會有數十億、數百億的代表逐屆增加，還不算比其更多的這個書記、那個長的官僚資產階級。據有關資料，不少資本家入黨已在黨內占相當大比例，甚至超過工農比例;公有制大約只占20%(數千人給中央上書)。但由于黨內的先進分子和全國人民團結一致與其進行堅決的斗爭，中國還未走上蘇聯最后的道路。要讓帝國主義的這種預言徹底破產，寄希望于以習近平為首的十八屆黨中央。一年多來的反腐敗、撥亂反正，已經證明了這一點。然而要反腐徹底，必須堅持發展壯大公有制，在私有化(三大資產階級為代表的利益集團、官僚資產階級是制度的慣性的主要代表)上動刀子——真正改革的難點和阻力。絕不能再讓僅剩下的公有制再搞私有化。因為私有制是三大資產階級入黨、掌握黨、政權的“法寶”——“三不一少”黑綱領的必然結果。走公有共富社會主義道路的榜樣就在劉莊、南街、華西、周家莊人民公社這些成千上萬的共富村、社。筆者已經兩次建議習近平七常委去這些村、社調查總結，并讓他們在兩會上答中外記者問。這算第三次建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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