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西歐對落后地區的開發看國家調節的作用

　　從西歐對落后地區的開發看國家調節的作用

　　2001年第3期的《真理的追求》雜志，刊登了我寫的《從西歐對落后地區的開發看國家調節的作用》。我寫這篇文章時，國家的西部大開發才開始實施。有些鼓吹市場經濟的學賊，也在那兒鼓吹在國家的西部大開發中，應盡可能多用市場來配置資源，盡量少些國家的經濟干預。我這文章當時主要是為批駁這種觀點而寫的，說明市場經濟從未使地區發展懸殊縮小，從未解決好經濟發展的區域平衡。即使鼓吹市場經濟的學賊們頂禮膜拜的西方國家，也只能用國家經濟干預來緩和地區發展懸殊。當然，僅是國家的經濟干預不能說是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的國家的經濟干預本質上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的表現。但它比新自由主義鼓吹的自由市場經濟具有進步性，能緩解地區經濟發展懸殊。而最終消除地區經濟發展懸殊，解決好經濟發展的區域平衡，只能通過社會主義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來實現。

　　今年兩會期間及前后，不少高官和精蠅也大力鼔吹市場配置資源。因此，貼出這篇10多年前的文章，也是批駁這些高官和精蠅為資產階級利益服務的市場配置資源謬論。同時也是為紀念2001年7月被停刊的《真理的追求》、《中流》兩雜志。

　　從西歐對落后地區的開發看國家調節的作用

　　葉勁松

　　開發落后地區，使一國的生產力具有較合理的地域布局，曾經是西歐各國經濟發展考慮的重要問題。西歐國家雖然多為發達的工業國，但各國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著發達地區和落后地區之間的不平衡問題，而這種地區不平衡的產生，市場機制起了重要的作用。

　　市場經濟的原則是：個人和企業都追求“利潤最大化”，使人、財、物向工業發達地區(即交通方便、基礎設施較全、投資回報率高的地區)集中，而不顧生產力合理布局的整體利益。外國投資也為發達地區所吸引，拼命投向發達地區。冷落邊遠地區。一句話，在市場經濟國家，如果沒有國家調節，生產力布局只能是給發達地區錦上添花，落后地區卻不見雪中送炭，只能日益凋敝，氣息奄奄。例如，“戰后”初期，法國的主要工業集中在巴黎及其附近，意大利北方，尤其是米蘭、都靈和熱那亞“工業三角區”具有高度發達的經濟，而廣大南方的經濟則像亞非拉發展中國家。

　　市場經濟使西歐各國的深加工工業、金融業和服務業集中在各個發達地區。與此相反，它使勞動密集型的紡織、制鞋、服裝等傳統工業部門遷往人工成本較低的落后地區(這種現象最近幾年在我國也可以看到)，甚至遷往發展中國家。

　　在市場機制的自發作用下，地區間發展不平衡不斷加劇，地區間比例失調日益尖銳。這些情況大大加劇了社會矛盾，地方主義、分散主義和要求獨立的運動爆發出來，并在許多情況下引起公開的激烈沖突。這些沖突有不同的表現形式，法國和意大利是南部落后地區的農民暴動，比利時是佛蘭芒人和瓦隆人之間尖銳的民族及語言對立，西班牙的巴斯克人、法國的布列塔尼人和科西嘉人、英國的威爾士人和蘇格蘭人以及北愛爾蘭人與各自的中央政府進行激烈對抗。這些社會的、民族的或宗教的沖突，其總根源是經濟發展不平衡，本地經濟落后。經濟越落后，失業率就越高，生活越沒保障，地方財政越困難，這又造成教育落后和本地區基礎設施差。這些落后地區的居民對現狀、對中央政府不滿，認為自己所在地區只是國家廉價勞動力和原料的供應地，是工業制成品的銷售市場，他們受到經濟發達地區的剝削。他們稱自己所在地區是“國內殖民地”，“ 國內的第三世界”。

　　鑒于市場機制使各地區經濟發展嚴重不平衡，并引發一系列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矛盾，50年代，西歐紛紛汲取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通過國家調節來發展落后地區，改造已陷于蕭條的老工業區，從而改善生產力布局，減緩生產力布局不合理帶來的矛盾。國家希望通過以上政策，把落后地區納入工業化進程，在落后地區建立新的生產能力和就業崗位，活躍這些地區的經濟生活，以滿足落后地區居民改善生活和就業條件的迫切要求，并刺激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

　　西歐國家對生產力布局進行國家調節的主要方法是，限制在經濟發達地區興建新的企業，并加強落后地區的經濟活動。國家通過預算撥款、稅收優惠、調整價格和利率，以及政府采購等方法，使國家調節的方向得以實現。例如，把企業從已飽和的發達地區遷至落后的待開發地區的刺激，就是通過國家預算實現的。

　　西歐各國雖然都通過國家調節來影響生產力布局，但不同國家在具體措施上還是有所差別。例如，巴黎是法國最大的工業中心，法國采取了把巴黎的經濟潛力向外圍地區分散的辦法。在1959一1973年，從巴黎遷出汽車、飛機、機械制造、化工、電子技術、水泥、玻璃等工業部門的工廠3000多家，僅此就在落后地區創造了45萬個新的就業崗位。1955年，法國汽車工業員工的75%在巴黎地區，到1975年，這一比例已降為只占40%。與此同時，一些行政機關和科研機構也從巴黎分散出去，它們與從巴黎遷出的工業企業一起，組成科學工業綜合體，成為帶動落后地區經濟增長的“龍頭企業”。例如，在南比利牛斯落后地區的圖盧茲周圍形成了航空航天綜合體，它是法國最重要的民航客機生產基地;在東南部阿爾卑斯山脈附近的格勒諾布爾地區，形成了核工業綜合體;在西北部的布列塔尼地區，形成了電子和電信企業和科研中心綜合體。

　　生產力布局的變化，使落后地區就業人數增加，降低了落后地區的失業率。據統計，法國1962年到1974年新增就業崗位66.8萬個，其大部分(45.5萬個)新增就業崗位在落后地區，巴黎的就業崗位則減少了8.4萬個。這些數據說明，法國的生產力向工業落后地區轉移了。

　　在英國，落后地區問題主要是工業結構性弱點造成的，這些地區被稱為蕭條地區，其工業主要是“夕陽工業”。在威爾士，主要是煤炭和鋼鐵工業;在蘇格蘭，主要是鋼鐵、煤炭、紡織和造船工業;在北愛爾蘭，主要是紡織和造船工業。由于這些地區的企業主要是設備陳舊、效率低下的小公司，因而加重了這些地區經濟的落后性，使其經濟發展速度和生活水平遠低于全國平均數，而失業率遠高于全國失業率。例如，在50年代，蘇格蘭、威爾士的失業率比全國失業率高65～70個百分點，北愛爾蘭的失業率競高出1～2倍。

　　英國政府為消除地區間經濟比例失調而采取的國家政策，在“二戰”后不久就實行起來。生產力布局政策的主要目標是：活躍蕭條地區經濟，把新建企業吸引到那里，來降低那里的失業率。

　　為刺激蕭條地區的經濟活動，英國采取了降低企業主費用的措施，這首先是通過國家對就業和投資進行補助及其他優惠來實行。例如，加工工業和服務行業在蕭條地區每增加一個就業人員，都可以從國家獲得“獎金”;國家還對擴大這里的職業培訓和重新培訓提供特別補助金;這些地區的企業經常能得到附加投資優惠和津貼。例如，在70年代初，國家對蕭條地區的補助和稅收折扣，約比全國平均數高40～50%。

　　另外，國家提供財政援助在蕭條地區修筑道路，使企業現代化，并建設新的研究機構、學校等，以創造良好投資條件，吸引到此投資。據劍橋大學教授奠爾和羅德斯的估計，由于1960—1976年間國家的特殊措施，英國為蕭條地區創造了50多萬個工作崗位。

　　在改變生產力布局過程中，西歐國家注意發揮國營企業的作用。例如，英國國營INMOS微電子公司原來準備在英格蘭西南部的布里斯托爾建立一家制造廠，但撒切爾政府為緩和威爾士的嚴重失業問題，堅持要將該廠建在威爾士，否則不撥給該廠所需的2500萬英鎊。又如，聯邦德國北部的下薩克森州在東西德時期處于西德東部邊境，經濟發展相對緩慢，本州私人企業多向沿海地區和大城市遷移。好在設在該州的德國最大汽車制造企業——大眾汽車公司等國營企業聽從政府要求，繼續留在下薩克森，這對均衡全國工業布局，保持本州經濟發展起了重要作用。再如。在瑞典，工業主要集中于南部地區，而占瑞典國土大部分的北部地區寒冷人稀，經濟落后，私人資本不愿意去投資。端典政府集中大量資金在北方辦了一些企業，并建設郵電、通訊、電力、交通等基礎設施，為其創造發展條件。

　　意大利在利用國營企業改變生產力布局方面更是采取了重大舉措。1950年，意大利政府設立南方基金，用于發展南方的基礎設施和農業。意大利想用改善投資環境的方法，吸引意大利私人資本到南方投資，發展工業。但后來事實證明，把南方工業振興寄托在私人資本身上是不現實的，因為私人資本對離開發達的北方到落后的南方投資搞工業的興趣不大。50年代下半期，意大利政府認識到，“栽好梧桐樹，不一定有鳳凰來"，僅靠搞好基礎設施建設，不可能使私人資本去南方發展工業。必須將國有企業調動起來參與南方的開發。1957年7月，意大利政府頒布一項法令，規定國有控股公司在十年內必須把新建工業企業投資的60%投向南方，并爭取把總投資的40%投向南方。1968年，意大利政府將這兩個比例分別提高到100%和60%。盡管在具體執行上，不少國營企業打了折扣，但總的來說，國營企業畢竟大致朝這一方向發展，使南方工業獲得較大發展，逐步建立了冶金、石油化工、制藥、食品加工，航空、汽車、電子和計算機等工業。1958—1973年間，意大利國營工業企業總投資中，一半以上投到南方地區，國營企業在南方的雇員從2.7萬人增加到16.33萬人，占全部國有企業雇員總數的30%。到1971年，國營企業和國家控股企業的工業投資已占南方地區整個工業投資的45.9%。其中，1957'一1965年，國營企業在南方投資16，550億里拉，占南部工業投資總額一半以上。例如，國營企業在塔蘭托建成利用進口北非鐵礦和美國焦煤，年產一千萬噸鋼的意大利最大鋼鐵企業。另在那不勒斯也建有國營鋼鐵企業，這兩處生產的鋼，在70年代占意大利鋼產量的一半;在西西里島的卡塔尼亞和撒丁島的卡利阿里，建造了利用進口石油作原料的巨大石油化工企業。又如，意大利最大的汽車制造公司——菲亞特公司(私人財團)不愿到南方建廠，于是國營的伊利公司在那不勒斯建成了年產30萬輛中檔轎車的阿爾法一薩達汽車制造廠。

　　我國的歷史也說明。西部大開發只利用市場經濟的力量是不行的。解放前，在市場機制作用下，我國的工業主要集中在沿海和東北地區。據1947年國民黨政府經濟部的資料，當時我國上海就集中全國工業企業數的40多，天津占9%，廣州和青島各占3%。關內的這4個城市就占全國工業企業的一半以上。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工業發展戰略是加強中西部建設。1953—1957年蘇聯援建的156個工業項目，4/5擺在中西部;國家的694項重點工程，有2/3以上在中西部，這就促進了西部較快發展。1952年，我國東部地區工業總產值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69.36%，西部為8.86%。到1978年，東部比重降為60.87%，西部上升為13.22%。

　　1978年以后的二十多年，由于市場的作用逐步加強，東部資金運行效益較高(1995—1998年間，東部除海南、遼寧外資金效益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而西部除云南外，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東部尤其是東南沿海的收入較高，所以，在利益驅動下，資金和人才都向沿海發達地區流動，俗稱“孔雀東南飛”。外資的利用也是這樣，據有關資料，東部地區利用外資占我國總利用外資金額的近90%，而西部僅占3%多一些。這就加快了東部的發展，而西部資金、人才供給都相對缺乏，使西部對東部的經濟差距又重新拉大。因此，任憑由市場調節資金和人才流向的局面發展下去，而沒有明確的、行之有效的國家調節政策，東西部經濟發展差距和人民生活差距將繼續擴大而不會縮小。

　　當然，現在已不能完全采取50年代至70年代計劃經濟體制下的那些做法。不過，現時也沒有哪個國家搞完全的、純粹的市場經濟。信奉市場經濟的西歐國家，除市場機制這只“無形的手”在起作用以外，國家也運用“有形的手”來調節。

　　我們開發西部落后地區、改善全國的生產力布局，應該更多地利用國家調節手段。西歐開發落后地區所使用的國家調節方法，值得我們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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