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決定》闡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義、指導思想、總體思路，并對2020年以前我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國防和軍隊等各個領域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任務和重大舉措，作出了具體部署。
《決定》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是《決定》的一個新的重要論斷。學術界對這一論斷有各種各樣的議論。有人按照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萬能論”來解讀，認為這表明在經濟領域中政府不再具有調節職能了，計劃不再起作用了，一切都由市場來決定，甚至認為政府調節就是違反客觀規律，只有市場的自發作用才能符合客觀規律的要求;有人則認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這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特點，不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他們的思想深處仍然認為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搞多了，就會變成資本主義。
我們應該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正確地理解和解釋《決定》的這一論斷。
一、鄧小平關于計劃經濟、市場經濟的理論是我們理解《決定》這一論斷的前提
鄧小平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史上，第一次明確指出，計劃經濟、市場經濟都是發展生產的方法、調節經濟的手段，是屬于經濟運行機制的范疇，而不是社會基本制度的范疇。他在視察南方談話中說了一段大家都耳熟能詳的話：“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我們必須按照鄧小平理論來理解和解釋有關市場、市場經濟的問題。
既然計劃經濟、市場經濟是發展生產的方法、調節經濟的手段，那么我們采用什么方法、使用什么手段就要根據具體情況來決定了。原則上應該是，哪種方法能夠促進生產的發展，我們就采用那種方法;哪種手段有利于調節經濟，我們就使用那種手段。在思想方法上，不要把某種方法、手段固定化，仿佛在任何情況下都只能用某一種方法、某一種手段，應該一切從實際情況出發進行選擇。這就要求我們深入社會實際，了解真實情況，做出決策。還要看到，每一種方法、手段，都有它的優點和不足之處，因此，在不同領域，采用的方法、手段應該是不一樣的，而且不同時期重點也不一樣。鄧小平談到過這一點，他認為計劃經濟的優點是可以做到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保證重點，但只搞計劃經濟，就“把經濟搞得死死的”。市場經濟的優點是經濟可以搞活，“不搞市場經濟、連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6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但是，市場經濟也有自身的弱點和消極方面。鄧小平在總結多年經驗后指出，“實際工作中，在調整時期，我們可以加強或者多一點計劃性，而在另一個時候多一點市場調節，搞得更靈活一些。以后還是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0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根據鄧小平這些重要意見，黨的十四大在確定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時，明確指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條件下，要“更好地發揮計劃和市場兩種手段的長處”，(江澤民：《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1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計劃與市場兩種手段相結合的范圍、程度和形式，在不同時期、不同領域和不同地區可以有所不同。”(江澤民：《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1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鄧小平的這些理論觀點是我們理解和解釋“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一論斷的基本前提，離開了這個前提，問題就說不清楚了。
二、怎么提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的？
我們先回顧一下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看看我們黨對市場經濟的作用的認識的發展過程。
針對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一直是沿著不斷擴大市場調節的范圍、加強市場經濟的作用的方向開展的。早在改革開放初期的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就指出，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的主要缺點是國家對企業管得太多太死，產生這種現象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把全民所有同國家機構直接經營企業混為一談。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社會主義的實踐，所有權同經營管理權是可以適當分開的。”(《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第56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那個《決定》就要求把經營權交給企業，使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這實際上就是要求企業能夠成為市場的主體，按照市場的規律自主地進行生產經營活動。自此以后，我國的國有企業一直是按照這一思路進行改革的。
經過十多年的改革實踐，黨的十四大總結了歷史經驗，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使經濟活動遵循價值規律的要求，適應供求關系的變化;通過價格杠桿和競爭機制的功能，把資源配置到效益較好的環節中去，并給企業以壓力和動力，實現優勝劣汰;運用市場對各種經濟信號反應比較靈活的優點，促進生產和需求的及時協調。”(《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1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這是一個重大的理論突破，對我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此后又經過20多年的實踐，到現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但仍存在不少問題。根據習近平同志的概括，存在的問題“主要是市場秩序不規范，以不正當手段謀取經濟利益的現象廣泛存在;生產要素市場發展滯后，要素閑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滿足并存;市場規則不統一，部門保護主義和地方保護主義大量存在;市場競爭不充分，阻礙優勝劣汰和結構調整，等等。”(習近平：《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人民日報》2013年11月16日。)這些問題不解決，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體制是難以形成的。解決這些問題必須進一步改革經濟運行機制，更加充分地發揮市場的積極作用。同時，我國市場化程度已經大幅度提高，我們對市場規律的認識和駕馭能力不斷提高，宏觀調控體系更為健全，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邁出新的步伐的主客觀條件已經具備。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一重要決策。
習近平同志在解釋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一決策的依據時，指出：“經濟發展就是要提高資源尤其是稀缺資源的配置效率，以盡可能少的資源投入生產盡可能多的產品、獲得盡可能大的效益。理論與實踐都證明，市場配置資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經濟。健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遵循這條規律，著力解決市場體系不完善、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問題。做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黨全社會樹立關于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正確觀念，有利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有利于轉變政府職能，有利于抑制消極腐敗現象。”(習近平：《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人民日報》2013年11月16日。)
可見，“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一論斷，是我們黨改革開放以來在處理政府與市場、計劃與市場關系問題上的觀點的繼續和發展，它既符合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也符合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現實需要。
“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不僅僅是理論上的突破，而且指明了當前經濟體制改革的主攻方向。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切措施，都應該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來制定和實施，保證這一決策在實際工作中得到實現。其他領域的改革也應該同這一決策相協調和配合。
三、必須確定市場起決定作用的范圍
自三中全會提出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論斷以后，有人就借機宣傳“市場經濟萬能論”，提出市場經濟在一切場合都應該起決定作用。這是對三中全會精神的歪曲。市場起決定作用不是全面的，而是有一定范圍的。按照《決定》的精神，市場的決定作用，是對資源配置而言的，也就是說，在資源配置方面，市場能夠、而且應該起決定作用，
資源配置有兩個層次，一個是微觀領域的資源配置，即企業這個層次運用各種資源進行生產經營活動;一個是宏觀領域的資源配置，這就是我們常說的宏觀調控的內容，包括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平衡、主要經濟部門的比例關系的平衡、產業結構的調整等等。市場應該主要是對微觀領域的資源配置起決定作用，核心的意思是說：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應該由市場來決定，政府機構不應該進行干預。
科學的宏觀調控，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而這恰恰是政府的職能所在，解決這一領域的問題并不是市場這種手段的優勢。要知道，靠市場的自發作用來實現宏觀經濟的平衡，必然會由于波動很大而造成嚴重的損失，甚至會導致經濟危機，這是不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性質和要求的。當然，國家宏觀調控的許多措施，往往也需要通過市場才能落實到企業中去，但不能說在宏觀調控的領域，市場是起決定作用的。我們不能把市場起決定作用的范圍不恰當地任意擴大。
講到市場的決定作用，我們還需要區分社會生活的不同領域進行探討。
必須區分經濟領域與政治思想領域。我們講市場經濟的作用，說的是經濟領域的事，決不能把它擴大到政治思想領域中去。政治思想領域決不能按照市場經濟的原則來辦事。我們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除了人民的利益，沒有任何私利，因而沒有什么東西可以交換的，談不上市場的作用。在思想領域，我們提倡的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念、共產主義的理想，反對“一切向錢看”。這本來是常識性的問題，然而改革開放以來有人打著“思想解放”和“理論創新”的旗號，提出政治市場化、思想市場化的觀點，要求政治思想領域也實行市場經濟原則，推行等價交換，這就把人們的思想搞亂了。這些主張顯然是違背黨的性質和宗旨、思想工作的基本原則的。我們談到市場起決定作用時，必須把討論的問題的范圍限于經濟領域。
必須把經濟領域同公益領域區分開來。公益領域(如教育、醫療等)不能完全按照市場規律進行活動。學校、醫院等需要講究經濟核算，用盡可能少的投入取得盡可能多的效益，也就是說需要利用市場的某些因素。但是它們的活動還有其自身的規律和要求，不能完全聽任市場的擺布。教育必須保證人們的受教育的權利，不要說義務教育階段了，即使是收費教育階段，也要保證教育權利的平等，不能說家庭困難的孩子就不上大學了。醫療機構要保證人們享受醫療保健服務的權利，盡可能使每個人看得起病、住得起院，不能因為經濟原因就不治病了。學校、醫院同企業是不一樣的，不能要求學校、醫院自負盈虧，靠掙錢來養活自己，更不能提倡它們以營利為目的。前一段時間曾經推行的教育產業化、醫療市場化，顯然違背了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已經產生了嚴重后果，我們在改革的實踐中正在逐步糾正。應該總結經驗，決不能在公益領域中讓市場起決定作用。
必須把物質生產領域同精神生產領域區分開來。在經濟領域，市場對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發揮作用的程度也不完全一樣。在物質生產領域，企業的活動應該由市場來調節，即從企業自身的經濟利益出發，根據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化，在企業相互競爭中自主地作出經營決策，國家不得干預。但在精神生產領域，情況就有些不同。例如我們的文化產業，企業必須在市場進行競爭，并獲得利潤，但是作為社會主義的文化企業，除了考慮盈利原則外，還必須考慮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需要，考慮輿論導向，傳播正能量，要把社會效益放到第一位，絕不能惟利是圖，完全聽任市場的擺布。
四、必須把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作用同政府的職能結合起來
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必須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代表大會文件匯編》，第1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按照這一精神，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在強調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作用的同時，提出要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把兩者結合起來。習近平同志在對《決定》的說明中，特地指出：“我們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們仍然要堅持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發揮黨和政府的積極作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要發揮市場的作用，也要發揮政府的作用，但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的職能是不同的。”“政府的職責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爭，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推動可持續發展，促進共同富裕，彌補市場失靈。”(習近平：《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人民日報》2013年11月16日。)
提出市場不能起“全部作用”、“要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這是由市場這種方法、手段對經濟發展的作用的特點決定的。
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證明，在商品經濟的條件下，市場對資源配置是最有效的。市場機制，第一，可以在價值規律支配下，促使企業不斷改善經營管理，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物資消耗，提高資源使用效率;第二，可以在供求規律的支配下，把有限的社會資源配置到社會所需要的部門中去，做到產銷對路;第三，可以在競爭規律的支配下，促使資源流向經濟效益高的企業中去，從而提高整個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益。市場配置資源的這些優點，已被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踐所證明。我國的改革一再證明：凡是市場在配置資源方面的作用發揮得比較充分的地方，經濟發展速度就快，經濟效益就好，經濟實力就強，只有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才能真正做到經濟增長率高、經濟效益好。
但是，我們在強調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的同時，也要清醒地看到市場本身也有其弱點和不足之處，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市場調節具有短期性。市場通過價格的漲落所反映的社會需求是近期的社會需求，因而它不能進行長期的調節;第二，市場調節具有滯后性。只有某個部門出現了供過于求或供不應求的情況，才能促使企業退出或進入這個部門，這就不可避免地會造成資源的浪費;第三，市場調節具有不確定性。市場只能通過價格的漲落為企業指明社會需求的方向，因而容易造成生產的盲目性;第四，市場調節缺乏全局性。市場調節是受企業的局部利益驅動的，難以協調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的關系。此外，在有些領域，市場調節是無效的，這就是西方經濟學中所說的“市場失靈區”。例如，公共事業和基礎設施建設等，市場是難以調節的。
正是由于市場調節具有上述種種缺陷，因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還必須由政府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正確地發揮政府的作用。在確定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時候，江澤民就明確指出：“市場也有其自身的明顯弱點和局限性。例如，市場不可能自動地實現宏觀經濟總量的穩定和平衡;市場難以對相當一部分公共設施和消費進行調節;在某些社會效益重于經濟效益的環節，市場調節不可能達到預期的社會目標;在一些壟斷行業和規模經濟顯著的行業，市場調節也不可能達到理想的效果。”因此，他說：“這就要求我們必須發揮計劃調節的優勢，來彌補和抑制市場調節的這些不足和消極作用，把宏觀經濟的平衡搞好，以保證整個經濟全面發展。”他還指出：“在那些市場調節所力不能及的若干環節中，也必須利用計劃手段來配置資源。同時，還必須利用計劃手段來加強社會保障和社會收入再分配的調節，防止兩極分化。”(《江澤民文選》，第1卷，第20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這一分析是符合實際的、科學的，至今對我們的實際工作仍有指導意義。
既看到市場經濟的長處又看到它的不足之處，在強調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作用的同時要求更好地發揮政府的職能，這恰恰是我們同完全迷信市場的自發作用、主張市場經濟萬能論的新自由主義根本區別之一。
五、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作用，必須為鞏固和發展基本經濟制度服務
自我們黨提出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作用的論斷后，有人認為，既然市場起決定作用，那么所有制結構應該同市場經濟相適應，而公有制(尤其是國有經濟)是與市場經濟不相容的，因而要發揮市場的決定作用，就必須實行私有化。他們是用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作用，引出必須私有化的結論，也就是說，他們用市場經濟這種方法、手段來否定公有制，否定我們的以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這就涉及一個根本性的問題：作為一種經濟運行機制的市場經濟同作為基本經濟制度的所有制結構是什么關系?
無論是市場經濟(這是屬于經濟運行機制范疇)還是生產資料公有制(這是屬于基本制度的范疇)，都是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即生產關系。在整個生產關系的體系中，不同組成部分相互之間是有著密切的聯系的，它們之間不是簡單地并列在一起，而是有著從屬的關系。其中所有制是生產關系的基礎，而運行機制則是經濟運行過程中所有制的具體實現形式。因此，運行機制是從屬于所有制的。
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即所有制結構——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是由生產力的性質和發展要求決定的，而不是由計劃經濟、市場經濟這類運行機制決定的。無論是采用計劃經濟還是采用市場經濟，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的基本制度都不應該改變，過多長時間也不能改變。相反，計劃經濟、市場經濟，作為發展生產的方法、調節經濟的手段，它應該服從于、服務于我們的基本經濟制度，因為方法、手段不可能獨立存在的，它總有一個由誰來運用、為什么目的運用的問題。在我國，市場經濟應該體現基本經濟制度的特點和要求，應該為鞏固和發展基本經濟制度服務。
那些借口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作用、要求實行私有化的人，他們把市場經濟看作是決定基本經濟制度的東西了。他們的錯誤，從理論上說，是把基本經濟制度同運行機制的關系搞顛倒了：本來是主體決定采用什么方法、手段，在他們那里，卻是方法、手段決定運用它們的主體了。
我們之所以要強調這一點，是因為在改革中經常有人無視基本經濟制度與運行機制的關系，仿佛是各不相干的“兩張皮”，甚至把經濟運行機制放到第一位的位置上，看作是決定基本制度的東西。在采取改革的具體措施時，不考慮它是否有利于鞏固和發展基本經濟制度，往往出現一些違反、甚至破壞基本經濟制度的做法，例如前一段時間國有企業改制時，出現了大量出賣國有企業的現象，導致國有財產流失，危及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我們在落實使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作用這一決策時，必須牢牢記住，采取任何改革措施都必須有利于、有助于鞏固和發展基本經濟制度，如果違反這一要求，那種改革措施就是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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