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兩會上，某政協委員說：“《水滸》影響維穩”，《水滸》這樣的電視劇應該禁播，戰爭題材的電視劇要有所控制，這些都和暴力相關，《水滸》是舊時代的名著，與我們時代不適應。
對這類言論，我通常懶于評論。因為對所謂代表、委員的水平本來就不抱期望。無意中看到廖保平的《明清兩朝為何查禁不了《水滸》》，本想轉載于此，但該網站稱：這是“獨家稿件，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所以將其網址列于此，有興趣的網友可自己去看。(http://dajia.qq.com/blog/382678072334605?pgv_ref=tqq.dajia.msg)
廖保平的文章，從文學角度立論，雖然酣暢，卻沒說到要害。委員先生關注的是維穩，而非作品的文學價值。對大人先生們而言，維穩關系身家性命，而文學價值算個鳥?從維穩的角度看，該禁的何止水滸?詩經被稱為最早的詩集，可它卻將大人先生們視為“碩鼠”，高呼要“逝將去汝，適彼樂土”，甚至要與大人先生們拼個同歸于盡“予與汝皆亡”，這還不是倡亂之作?不該禁嗎?史紀號稱史學巨著，它卻給造反派頭子陳涉立“列傳”，與各路成功人士并列，豈非混肴視聽，鼓勵造反?隨便讀一點經、史、子、集，對造反者同情甚至歌頌的文字比比皆是。又有哪個真被禁住了?要說立禁，鼻祖大約是周厲王，禁的結果是“三年，乃相與畔(即叛)，襲厲王。厲王出奔于彘。”他老先生逃到“彘”這個地方去，最后死在那里了。
“不二過”，即不重犯過去的錯誤，是孔老夫子看重的，他就以此稱贊顏回。幾千年來，中國經歷的亂局多了去，總結的經驗之豐富，恐怕在全世界也無出其右者。在下的記憶中，好像還沒有誰將其歸咎于水滸之類文學作品。倒是美國的斯托夫人寫了本小說《黑奴吁天錄》，她的總統亞伯拉罕·林肯于與其見面時說：“你就是那位引發了一場大戰的小婦人。”這位委員先生的思維方式與中國歷代學者相異，直接接軌到林肯哪里，實在是高!
如此優異的接軌水平，至少應該委以中宣部、新聞出版署的重任，看誰還敢饒舌!!
附文：
明清兩朝為何查禁不了《水滸》
廖保平
全國兩會上，某政協委員說：“《水滸》影響維穩”，《水滸》這樣的電視劇應該禁播，戰爭題材的電視劇要有所控制，這些都和暴力相關，《水滸》是舊時代的名著，與我們時代不適應。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包括對《水滸傳》的批評和“禁播”。而且理由也驚人的相似，某政協委員說《水滸》宣揚暴力，影響維穩;古人也認為《水滸傳》有這些負面因素，要嚴加查禁。
明代袁中道在《游居柿錄》中說：“但《水滸》，崇之則誨盜。”其義與某政協委員相似：推崇《水滸》，容易引誘人做暴力盜竊的事，應當“禁播”。
明代田汝成在《西湖游覽志余》里更是說得咬牙切齒：“《水滸》敘宋江等事，奸盜脫騙機械甚詳，然變詐萬端，壞人心術。說者謂其子孫三代皆啞，天道好還之報如此。”這位田汝成同志因為恨《水滸》壞人心術，繼而詛咒作者施耐庵“子孫三代皆啞”，真是恨到骨頭里去了。
到了清代，這種思想依然延續。王韜在《水滸傳序》中說，這是一部“奸盜詐偽之書”，“固可拉雜摧燒也。世傳報應之說，圣嘆及身被禍，耐庵三世喑啞”。還是田汝成同志那套寫邪書必遭報應的說辭。
清代有一哥們叫俞萬春，更有意思，他認為《水滸傳》與“我們時代不適應”，把犯上作亂者寫得可親可敬，把朝廷、官員寫得可憎可鄙，真是可忍，孰不可忍。他續寫了一本適應時代的《蕩寇志》，以小說反小說，講朝廷如何剿滅梁山泊眾頭領，來表達他的衛道思想，這倒是比只站著罵兩句的人強多了。
大才子金圣嘆雖然高度評價《水滸傳》，認為“天下之文章無有出《水滸傳》右者”，但同時認為讀《水滸傳》會誤導讀者，產生“無惡不歸朝，無美不歸綠林，以為盜者讀之而自豪，未盜者讀之而為盜也”的影響。(皆出自《金圣嘆全集》)于是根據百回本《水滸傳》，刪掉后三十回內容，附以序文、讀法和評點文詞，編出七十一回《水滸傳》，使《水滸傳》的思想主旨符合“政治正確”的要求。
甚至連皇帝也直接站出來批評《水滸傳》，乾隆皇帝把民風惡化，民眾入幫入匪，歸結為人們閱讀《水滸傳》所致：“如愚民之惑于邪教，親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惡書所致。”(《高宗純皇帝實錄》)好家伙，這是把自己的責任推得一干二凈的節奏嘛。
這些批判東一榔頭西一棒，不成體系，較為全面講述《水滸傳》為什么“奸盜詐偽”，當數乾隆十九年(1754年)，吏部轉呈福建道監察御史胡定的一份奏折，歷數《水滸傳》的種種不是：
“閱坊刻《水滸傳》，以兇猛為好漢，以悖逆為奇能，跳梁漏網，懲創蔑如。乃惡薄輕狂曾經正法之金圣嘆妄加贊美，梨園子弟更演為戲劇，市井無賴見之，輒慕好漢之名，啟效尤之志，爰以聚黨逞兇為美事，則《水滸》實為教誘犯法之書也。”
繼而提出了“禁播”的辦法：“查康熙五十三年，奉禁坊肆賣淫詞小說。臣請申嚴禁止，將《水滸傳》毀其書板，禁其扮演，庶亂言不接，而悍俗還淳等語。查‘定例’，坊間書賈，止許刊行理學政治，有裨文業諸書，其余瑣語淫詞，通行嚴禁，違者重究。”
這里提到的康熙五十三年，禁坊肆賣淫詞小說確有其事，當時禮部頒布了禁毀小說的法令：“凡坊肆市賣一應小說淫辭，在內(在京)交與八旗都統，都察院、順天府，在外(外省)交與督撫，轉行所屬文武官弁，嚴查禁絕，將板與書一并盡行銷毀，如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職，軍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賣者杖一百，徒三年。該管官不行查出者，初次罰俸六個月，二次罰俸一年，三次降一級調用。”(《圣祖仁皇帝實錄》)這一法令后載入《大清律例》，成為“國法”。
法令的大意是，所有“淫穢非法書刊”(小說淫辭即黃色淫穢書刊)一律收繳;私自印刷一經查實，處以刑罰;政府主管人員查禁失職，要么罰扣工資，要么降級使用。依此看，此次“掃黃打非”相當嚴厲。但有沒有將《水滸傳》納入掃打之列，不太清楚。倒是胡御史這一份奏折讓乾隆皇帝吃了定心丸，將《水滸傳》視為“教誘犯法之書”，在全國范圍內加以嚴禁。
胡御史所指出的《水滸傳》的影響是不是實情?是。《水滸傳》盛行以后，各種文學藝術樣式都把它作為題材的淵藪。以戲劇作品而言，明清的傳奇就有李開光的《寶劍記》、陳與郊的《靈寶刀》等。昆曲、京劇和各種地方戲中，有不少以《水滸》為題材的劇目。至于以《水滸》故事為題材的繪畫、說唱藝術，更是不可勝數。小說作品中，《金瓶梅》就是“從《水滸傳》潘金蓮演出一支”(袁中道《游居柿錄》);后世的俠義小說如《三俠五義》 “源流則仍出于水滸。”(《魯迅《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足見《水滸》深人心，影響深遠。難怪魯迅在為葉紫著的《豐收》一書寫的序文中提到：“中國確也還盛行著《三國志演義》與《水滸傳》，但這是為了還有三國氣與水滸氣的緣故。”
胡御史所指出的《水滸傳》負作用有沒有一定道理?有。老話講，“少不看《水滸》，老不看《三國》”，勸誡血氣方剛的年輕人不要看《水滸》，學梁山好漢，遇事不冷靜，好勇斗狠，變得暴力、沖動，小則聚眾斗毆，大則犯上作亂。
且江湖造反者往往把《水滸傳》奉為造反教科書。清人劉鑾記載：“張獻忠之狡也，日使人說《水滸》、《三國》諸書，凡埋伏攻襲皆效之。”(孔令境《中國小說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這個張獻忠把《水滸》當成《孫子兵法》用，高，真是高!
基于以上的擔心(或許還有其他擔心)，明清統治者一再采取查禁措施。除前面講到乾隆查禁《水滸傳》，崇禎十五年(1642年)，明政府一度查禁《水滸傳》，起因是崇禎皇帝要剿滅轟烈烈的江湖造反，害怕這本造反教科書發揮威力，但其時明王朝已搖搖欲墜，估計查禁的效果很不理想。至于禁毀其他“有傷風化”的小說就更多了，僅康、雍、乾三朝，“掃黃打非”不下十次，文字獄頻頻發生;清末官方列出的禁毀小說書目高達二百余種。
有了官方對《水滸》的批判定性和查禁，歷史上雖有人為《水滸》叫屈，如明代李贄肯定《水滸傳》的小說價值，被指為“異端邪說”，遭到圍攻。即便到了近代，很多人仍然擺脫不了這種“正統思想”的影響。周作人在《藝術與生活》里說《水滸傳》是，“妨礙人性的生長，破壞人類的平和的東西。”
倒是胡適對《水滸傳》贊揚有加，他認為《水滸傳》“是一部奇書，在中國文學史上占的地位比《左傳》、《史記》還要重大的多。”認為《水滸傳》“是中國白話文學完全成立的一個大紀元。”批評金圣嘆的刪節是“把一部《水滸傳》凌遲碎砍。”胡適的矯正，使《水滸傳》從單一政治的審視，回歸到文學的審視上來。(皆出處《中國章回小說考證》)
也就是說，《水滸傳》首先是一本小說，是文學作品，而不是政治演繹，動輒把文學作品進行政治化解讀，很容易形成“文字獄”。人們讀《水滸傳》可能容易模仿小說人物的言行，有點“水滸氣”，但靠禁毀來求取太平是因果倒置。如果社會正義得到伸張，民眾的合法權利得到維護，利益關切得到積極回應，不維而穩，哪怕讀再多《水滸傳》，也不會輕易走向暴力之路;要是以上所列問題不能解決，社會怨氣積集，維而不穩，民眾不讀《水滸》，世界也不太平。
退一步講，這種“掃黃打非”有用嗎?答案是否定的。有時候，禁令反而成了書籍的“政治廣告”，政府越說要查禁某書，越是激起了讀者的好奇心和閱讀興趣，某書越是在民間廣為傳閱。歷史不是沒有先例，明清查禁《水滸傳》，“嘉隆間，一巨公案頭無他書，僅左置《華南經》，右置《水滸傳》各一部。”(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文人士大夫以閱讀禁書《水滸傳》為榮，如王士稹在《居易錄》中試圖考證《水滸傳》中人物的姓名“與《揮麈后錄》所載一一吻合”。紀昀對《水滸傳》的典故信手捏來，足見讀得頗深。結果是，被查禁得最多、最嚴厲的《水滸傳》，反而擁有了可能最多的讀者。
為什么如此?因為“夫淫辭邪說，禁止未嘗不嚴，而卒不有禁止者，蓋禁之其售之人，而未嘗禁之于閱者之人，即便能禁于閱者之人，而未能禁之于閱者之人之心。”(趙爾巽《清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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