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女神”劉瑜稱中國模式很難推銷和改變世界

　　2014年1月5日，秦暉、許章潤、許紀霖、劉瑜等人以“新國民•新國家•新世界”為題，進行討論。劉瑜稱：“中國經濟模式依賴于一定的政治模式。中國模式很難推銷和改變世界。”此外，劉瑜還認為，“軟實力的標準，是別人怎么看你，對你有什么樣的期待，而不是自己說了算。”

　　2014年1月5日，“新國民•新國家•新世界——鳳凰網讀書盛典暨新民說年度文化沙龍”在清華紫光國際交流中心舉行。秦暉、許章潤、許紀霖、劉瑜、王利、施展參與了這次論壇。

　　會上，有“民主女神”之稱的劉瑜以綠衫配紅褲的形象亮相，她引用秦暉對中國經濟發展模式 “低人權優勢發展模式”的描述，進一步論證中國模式不可能推廣到全球，“別說很難推銷到像美國以及歐洲這樣的地方，哪怕你推銷到非洲也是非常難的。”

　　劉瑜：中國模式很難推銷和改變世界

　　以下為劉瑜演講全文：

　　今天我們是講中國和世界的關系，包括剛才王利和施展都講到所謂的雙重定義論，中國改變世界以及世界改變中國，等等，但是我覺得除了我們意識到“中國改變世界、世界改變中國”這樣幾乎顯而易見的事實之外，在某種意義來說我們還是比較孤獨的國家。

　　1、世界對中國的改變

　　當我們分析過去這幾十年中國的改革開放所造成的和世界的交流時，在很大程度上可能還是要回到體用之爭。在用的層面上，在實用主義、功利主義的層面上，中國已經走向世界，改變世界，當然世界也改變中國。但是在體的層面上，在文化、觀念乃至制度的層面上，我覺得中國好像還沒有走向世界，世界也沒有走向中國。

　　我們從世界改變中國開始說起，顯而易見的是，中國的這種經濟發展和世界的市場是聯系在一起的。中國過去三四十年的經濟發展，很大程度上是外向型的經濟發展，是一個世界工廠的角色。而世界為中國提供的這個市場，顯然是中國發展的一個必要條件。這一點來說，世界改變了中國是沒有疑問的，包括剛才施展講到的，不但在歐美有很多Made in China，哪怕去坦桑尼亞，都可以看到喜羊羊，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是世界改變了中國。

　　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從文化、制度的角度來說，我覺得世界對中國的改變，不能說沒有，但是非常緩慢、微弱的，最核心的應該說是體現在我們對國家和社會關系的認識上。至少啟蒙以后的西方，在現代化以后的西方，我們看到的是一種社會在上面、國家在下面的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也就是說，國家是社會的打工仔。反過來說，從中國傳統上來說，國家在上面、社會在下面的這種基本的模式并沒有因為中國經濟的改革開放而改變。

　　我舉最近的一個例子，大家看到中國最近反腐的力度非常大，好像說最近一年有十個副部級左右的干部被拉下馬來。當然這是好事，是大快人心的事。雖然是好事，但它是自上而下的模式……所以哪怕是反腐，我們的模式還是國家在上，社會在下。而我們再看西方的反腐模式，是新聞記者揭黑，包括專業反腐的NGO，比如說在美國有Against Government Waste這種組織。如果你去看類似的這種網站，這種所謂的watch dogs(守門人)式的NGO組織非常多。而這種社會反腐和中國的國家反腐模式是不一樣的，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的對外開放是否造成了國家和社會關系的改變，這是一個問題。

　　2、中國對世界的改變

　　這是世界對中國的改變。現在我們反過來再講中國對世界的改變。中國對世界的改變最顯而易見的是大量的廉價日用品在全世界流通。這個對國外的消費者來說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如果買Made in China的牛仔褲，國外制造的可能賣10美元或者20美元一條，而中國制造的可能就是5美元一條。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說中國改變了世界。

　　而且除此之外，我們對于能源、資源的需求也給其他的國家造成了一定的恐慌。我在英國教書的時候教中國政治，談到中國外交的時候，我發現這些外國的學生以及我的同事，他們最關心的不是中日關系、中美關系，而是中國和非洲的關系以及中國和拉美的關系。為什么?因為中國從非洲買石油，從拉美買很多原材料，而這種購買力對世界其他國家，對這些原材料和能源的需求造成的沖擊，是他們非常擔心的問題。所以世界對中國這方面的影響力是非常非常擔憂的。

　　3、體用之別：中國真的改變世界了嗎?

　　但是另一方面來說，中國真的改變世界了嗎?我剛才講的是從用的層面、從經濟的層面，中國的確改變了世界。但從另外一個方面講，比如秦暉老師講到的，中國的崛起等于中國模式的崛起嗎?我們真的重新定義了比如說政治經濟發展的模式了嗎?如果你要把中國的這套經濟發展模式，秦暉老師所謂的“低人權優勢的發展模式”推銷到其他國家，可以說是非常難的，別說很難推銷到像美國以及歐洲這樣的地方，哪怕你推銷到非洲也是非常難的。比如說你推銷到贊比亞，因為中國帶去了低工資，帶去了相對應的生產模式，但也造成了當地人民的反彈，包括與當地的華人公司產生暴力沖突，甚至槍殺死人的情況都有。而且最近有一個贊比亞政黨領袖，恰恰是因為反華口號當選了這個國家的總統。所以你可以看出來，這種經濟模式是依賴于一定的政治模式的，中國模式在向世界推進的過程中遇到的阻力也是非常大的。這是一方面，就是中國模式目前很難推銷和改變世界。

　　還有一點，最近我看了我們清華的一個同事閻學通老師發表的一篇文章，說2023年全世界將成為兩極格局，就是美國和中國，所謂的G20變為G2，就是中國將要崛起了，大家要準備好，咱們不當領袖也不行了，咱們實力到那份上了。當然這個聽起來非常鼓舞人心，《環球時報》每天也是這樣的論調，就是中國崛起了，西方人妒嫉我們，我們要寬容大度理解這一點。但實際上中國在國際上真的有這么大的影響力嗎?如果從GDP上，的確可能除了美國以外，其他國家很難和我們比，而且相比其他國家的優勢越來越大。但是從另外一方面來說，在硬實力之外，在軟實力方面，我們真的能夠塑造世界的未來嗎?我們怎么衡量中國所謂的價值方面的影響力?一個比較直觀的可能不太嚴謹的檢測標準就是，當這個世界各個地方發生危機或者問題的時候，大家眼睛是往哪看的。比如說巴以發生沖突的時候，大家會想美國怎么還不來解決問題，但好像沒有人說中國怎么還不來。或者，比如蘇丹達爾富爾大屠殺這個事情，大家會說美國或者聯合國怎么還不派兵解決問題，但很少有說中國怎么還不出現，中國怎么還不出手。

　　我的意思是，你是否具有這樣的國際影響力，你是否能夠在軟實力上征服世界，不是自己說了算，是別人怎么看你，別人對你有什么樣的期待，這才是軟實力的標準。至少到目前為止，我們沒有看到中國有這樣的軟實力，我們沒有看到在世界的危機問題發生的時候，在制定規則的時候大家把眼睛看向中國。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雙重定義的影響力還沒有到那個份上，中國改變世界的能力和程度還不足。

　　所以，從這兩個角度來說，無論是世界對中國的改變，還是中國對世界的改變，在“體”的層面上，都還是非常有限的。目前來說，這個改變還更多停留在器用的層面上，對于體制、思想、觀念的改變還是非常有限的。因為我們經常講中國特殊論，所以我并不認為中國和世界在“體”的層面上的交流有限、不足是因為中國特殊論，是因為中國人的大腦構造、精神構造完全跟人不一樣。我認為不是這樣的。清華的史天健老師，他前兩年去世了，他曾經做過一個調查，研究中國人對民主的看法。在去世之前的幾年，史老師其實是一個比較保守的人，他試圖論證中國人對民主的看法是所謂的民本主義的看法，而不是程序式的看法。這也是胡鞍鋼老師講的，他認為中國是人民社會的觀念。但是在史天健老師生前最后一篇文章里面，他發現中國人對民主有程序性認識的要多于對民主有民本性認識的。

　　今天在座很多是年輕人，怎么樣使中國真正走向世界，怎么樣使世界真正走向中國，可能是你們要去完成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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