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什么，我便擁有什么樣的時代
我們先談談“是”是什么的問題。
《說文解字》里，“是”指的是夏至時分太陽走到空間的基準點上。由此，“是”引申出“正確”、“善”等含義。《淮南子》中有“立是廢非”的說法。“是”還意味著“遵從、以之為法則”，《荀子》中有“不法先王，不是禮義”之語。
我們已經很少談及“是”的上述含義了。盡管，“是”也許是我們使用最多的漢字。我是教授，我是政協委員，我是商人，我是官員……當人們習慣用這樣的句子向別人介紹自己，卻往往忘記了“是”字之前，是一個方方正正的“我”，而“是”字之后，是這些稱謂應該正確遵從和恪守的職業法則。
這也就是南方周末為何以“我是”為綱，來編輯這一期報紙。我們讓17位著名或不著名的人士來闡釋“我”，更闡釋他們的人生規則。他們或是“兢兢業業”，向內尋找本職工作的意義;或是“不務正業”，向外拓展人生價值的外延。無論向內還是向外，他們都在遵照內心的信仰和規則，確立自己的“是”，寫下大寫的“我”。
我是什么，我便擁有什么樣的時代。
紅二代的觀點，也不可能達成一致了。我只希望大家能在法律和憲法上達成共識就好。誰都有說話的權利。
我退休后的生活，是由一堆聚會組成的。
聚會分兩種：一種是紅色后人的聚會。2013年是毛澤東誕辰120周年，有很多活動;還有許多戰役的紀念日，許多父親戰友的誕辰或者忌辰。推不掉，我就參加。推得掉的，我就讓給我的大哥陳昊蘇參加。他更能代表老陳家。
另一種聚會，我把它稱作“盡社會責任”。比如《財經》雜志的年會，討論政治形勢;比如一些反思“文革”的討論會，我不是專家，可以談談自己親歷的事。
又比如2013年11月，我參加了由中國國際金融博物館主辦的“江湖”沙龍。中國證券的創始者高西慶、王波明等，回顧當年在中國建立證券市場的經過。現場，王波明甚至提到了與我的一段交集：
1980年代末，王波明找到了我，我當時正擔任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政改室)社會改革局的局長。他對我鼓吹，中國要建立股票交易所。我那時不明白，只能對他說：你說半天股票交易所，可是我現在研究的是，社會發生動蕩以后，到底如何處理——社會改革局嘛。
陳小魯：陳毅之子。2013年10月，陳小魯回到母校，公開向“文革”中被批斗的老師道歉，引發外界對“文革”反思的爭議和對“紅二代”群體的再關注。
那是1988年，物價飛漲，社會不安，我們政改室就去著手搞些調查，跟團中央的領導交流過關于學校的問題，跟工會談過工人的問題。不過可惜，還沒調查完，1990年代，研究室就撤銷了。
現在想起來，即使很多東西不明白，這段交集對我影響也很大。在政改室的那段日子，讓我了解了中央運作的過程，也讓我體悟了改革之難。隨后，我選擇離開了體制。轉業，經商，一直走到現在。
所以，我算是“紅二代”當中的少數了。
為“文革”道歉也一樣。我曾用“頭羊效應”來解釋群眾運動——羊群中，頭羊起著導向作用。頭羊一走，大家就跟著走。“文革”中，極左的人就是頭羊，它訴諸武斗，打砸搶燒，其他的人都會恐懼，于是沒有人敢說真話，大家都隨波逐流。
為“文革”道歉，則不存在“頭羊效應”了。“文革”這段經歷，誰都忘不了，卻未必都會道歉。即使私下說對不起，也未必敢公開說。一些紅二代甚至說我“不像話”，另一些人還在為過去辯護。
因為紅二代的多數人，都是吃“皇糧”的——軍人，或是在體制內。我不吃“皇糧”，比較自由。我還是納稅人，所以講話可以多一些，沒有那么多的顧慮。
紅二代的聚會上，我則說話不多。大家默契地不談政治，不談敏感的問題。都是說誰又整理父親的文章出書了，誰又到哪里參加紀念活動了。
在我看來，紅二代無足輕重了，應該和普通的農民工一樣的。都是一幫老人，帶著記憶活著而已。如果還能說說民情，讓領導聽一聽，就是好事。
紅二代的觀點，也不可能達成一致了。我只希望大家能在法律和憲法上達成共識就好。
誰都有說話的權利。我們正計劃做一個“八中文化革命大事記”網上平臺，使用“百度百科”的編輯方式，誰都能在上面寫文章、補充細節，主要是想把歷史記下來，別重蹈覆轍。
2013年12月29日，我還到國際金融博物館，參加了另一場“江湖”沙龍。主持人是任志強，另一個屬于少數的紅二代。
他們讓我談談我的人生。我老老實實講：我這個人，也無足輕重，就是瀟灑一點，追求自由的人格，僅此而已。
(南方周末記者范承剛采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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