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辦點政治學）
一、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趕超型發展是任何一屆國家領導人都必須列入首要目標的任務。趕超的意思就是不能循老路發展而需要不斷有創新，不斷有運動。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因為大寨人能在窮山惡水中，不等不靠不要，憑大寨人的高昂熱情，在不長時間將大寨舊貌換新顏，農業增產豐收，由吃返銷糧到賣豐收糧。全國農業學大寨，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徹底改造農業和改變農村面貌，就可以在農業上打翻身仗，農業支持工業，農村支持城市，在短期內實現中國工業化，并最終趕英超美。因此，在當時的發展語境下面，大寨作為全國先進典型，全國來學習，就不僅具有政治上的意義，而且具有很強的示范效應。也因此，包括周總理在內的大批黨和國家領導人到大寨參觀學習，這種學習既是對全國農業學大寨的號召，又是真正深入大寨調查研究，以深入理解大寨經驗。
因此，在改革開放前，比農業學大寨更早更經常的是領導人蹲點駐點的要求。一般縣級主要領導人甚至省級領導都被要求每年到工廠和農村蹲點搞“三同”，真正參加生產實踐，體驗工人農民的生活，研究工廠農村管理，以提高領導決策水平。主要領導以外的一般干部更是每年要有相當長時間在工廠農村進行“同吃同住同勞動”的蹲點。蹲點不同于抓典型，就是說蹲點并非非得到大寨去，在一般的具有普遍代表性的工廠農村就好。蹲點也不一定非得抓出典型，能否出典型不重要，了解生產實踐，從而提高領導決策水平才是關鍵。
應該說，無論是學習典型，還是領導蹲點，對于推動農村工作，提高管理水平，實現中國趕超型發展戰略，都是有好處的，也是利大于弊的。
二、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推行市場經濟以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社會的復雜性也極快地增加，過去解剖麻雀式的蹲點以了解實際情況的辦法，至少已不能完全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但蹲點了解情況對提高決策水平仍然具有重要作用則是無疑，何況蹲點是群眾路線的一個體現，具有政治上的正確性，因此，改革開放以來，各級領導干部在農村建立聯系點仍然是極其普遍的，尤其是各級政府的黨政負責人，大都仍然有農村工作聯系點。這種聯系點在不同時期會有不同的名目，比如扶貧幫困點，新農村建設示范點等等，但這些聯系點與過去蹲點有根本不同，最大不同是不再“三同”，即不再住在村莊與農民共同生活生產勞動，而往往是一年來聯系點聽一次匯報，看望群眾，解決群眾的實際困難。尤其關鍵的是，這種對群眾實際困難的解決，僅是特殊主義的，一對一地解決，而非要普適地解決一個地方類似問題。在當前各級地方政府最掌握大量資源的情況下面，黨政負責人所聯系點的村莊，可以比其他村莊得到多得多的自上而下的資源，這些聯系點因為有各級黨政負責人的聯系，而在短期內舊貌換了新顏。
從筆者在全國調查看到的情況，一個省級領導的聯系點，在一個聯系周期(三年)內可能為一個村莊帶來上千萬元的資源量，一個市級領導可以為一個村莊帶來數百萬的資源量，一個縣級主要領導可以帶來上百萬元的資源量。
數百萬，上千萬，甚至數千萬元資金打造一個村莊，再配合各種政策，如新農村建設試點，足以改變一個村莊的外貌。若領導選擇的聯系點本身就有一定的產業、區位、資源的優勢，則這些領導人聯系點經過打造，就可以成為當地一張亮麗名片，也成為一道形象工程。
三、
聚集千萬元資金打造的領導人聯系點，建設的亮麗形象工程，絕大多數都是特殊主義的，是不可復制的，是不具有示范意義的，因此是不可以學習和推廣的，這是幾乎所有當前中國農村辦點實踐中的共識與默契，又因為辦點過程中，各級政府黨政負責人幾乎不真正下來蹲點，而無法解剖麻雀，也就無法因為有聯系點而提高了領導決策水平。反過來，領導人辦點的村莊得到大量自上而下的資源輸入，但因為輸入資源與自己努力無關，這些資源至少無害，且多少有益，村民因此至少是不反對，但一般都調動不了村民參與積極性，村民抱著免費撿便宜、天上掉餡餅的心情對待之。這樣的資源輸入固然對辦點村無害，卻也實在談不上有什么大的益處。而對于未能辦點的村莊，群眾除了羨慕就是不平衡，甚至不滿，因為他們看到了資源的不公平不平衡分配。憑什么辦點的村就得到這么多好處，而自己所在村得不到呢?不就是辦點領導人掌握國家資源嗎?即使領導人掌握國家資源，也不應這樣無效率及不公平地使用嘛!
現在的問題是，明明無效果甚至負效果的辦點，各級領導人為什么還樂此不疲?除了堅持群眾路線的形勢及遵循過去的政治傳統以外，還有什么更加深刻的理由?
四、
到S市調查，魯戈村原村主任說，有一次市委書記要到魯戈村訪貧問苦，但有兩個擔憂，一是擔憂在訪貧問苦過程中，有村民攔住告狀，無法脫身;二是擔心訪貧問苦對象提出市委書記無法解決的高要求，因此，要對訪貧問苦過程進行精心安排，一是要安排人員防止村民攔住市委書記上訪告狀，二是要精心選擇訪問對象。在訪貧問苦中，雙方(市委書記與訪貧問苦對象)都保持高姿態，市委書記真正關心了群眾，群眾真心實意感謝市委書記的關懷。魯戈村村主任精心安排了市委書記對五個農戶的訪問，而得到市鎮兩級的高度好評。
注意，這個精心安排，與其說是鄉村兩級刻意架空市委書記，讓市委書記無法了解基層情況，不如說是市委書記要求鄉村兩級如此刻意安排。這種刻意安排，是市與鄉村兩級的高度默契。為什么會有這個高度默契呢?第一，市委書記訪貧問苦是一項工作，是一個姿態，他要在短時間內完成這項工作，做出這個姿態，若在過程中出現意外，工作就無法短期內完成，就會影響后續的工作;第二，若群眾當下提出難以一時妥善解決的問題，無論是當面答復還是今后再來解決，都往往是復雜的難以直面的問題，這些問題市委書記不是不知道，而是沒辦法;第三，市委書記訪貧問苦，往往還有媒體在場，一旦遇到疑難，發生意外，不僅不好報道，而且面子上很難堪。
與S市市委書記訪貧問苦中的默契相一致，更高層的領導到地方視察，若總是出現有人攔訪的意外，或在現場出現無法解決的問題，這不僅會延誤視察時間，而且是讓人難堪的事情。就是說，有些事情你沒有直面，可以裝作不知道，一旦直面了，你還裝不知道就不合適。但要解決之，又乏力，又無辦法。怎么辦？大家都裝作不知道，不知情。
五、
高級領導人到地方視察，情況比S市市委書記訪貧問苦還要復雜得多。高級領導人視察，媒體要報道。媒體報道，不能丟社會主義的臉。因此，領導人視察的農村，必須有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氣象，或者說，領導人到一個地方來視察，這個地方必須要有看點，若沒有看點，領導人視察的畫面報道出來，就不只是丟社會主義的臉，而且讓地方領導難堪。
領導人到一個地方視察，不同于長期蹲點，而只有很短的時間，卻要達到很多的目標，其中一個目標是通過視察的方式向全國傳遞某種政策意圖。因此，在視察之前，領導人早已準備好了所要發表的觀感，所擬傳遞出來的政策信號。領導人不可能就在視察的當下，因為特殊人物的敘說，而立即發出臨時決定的政策信號，若如此，這樣的領導人就是太感性了，決策風險就是大了。慎重決策要求領導人長期思考，集體討論，然后再找到合適的場景場合來表達出特別的政策信號來。這樣，不出意外地按既有導演程序來完成視察過程，就顯得尤其關鍵。領導人很少可能在視察過程中真正研究決策問題，這是當下中國政治的一個基本常識，既然如此，領導人的視察就必須與地方有高度默契，這個默契說明的不是地方有意不讓高層領導人了解實際情況，隔離領導人與群眾的聯系渠道，而是不能。
這樣一來，高級領導人到地方視察，地方就必須有讓領導人按默契發表早已決定好決策的政策信號的場所，這個場所不能丟社會義主的臉，不能有視察的意外，甚至不能是中國的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普通的最需要研究和關注的村莊，而必須是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典型”，這樣的典型，往往是做出來的典型，是地方政府領導人的聯系點。
六、
也就是說，當高級領導人將視察當作發表政策信號的場所，而非真正蹲點研究問題時，地方就必須為上級領導人提供這樣可以發表政策信號的場所，就必須要辦點，就要打造社會主義新農村示范點。高級領導人到地方，地方領導人到基層，層層如此，級級如此，這樣就有了層層打造示范點，級級都搞假典型的中國式的辦點政治學了。
由過去真正通過蹲點來研究問題到現在只是借視察來發表政策信號，這是新中國政治的重要變化。
2013年8月14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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