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月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習近平強調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并明確指出：“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們仍然要堅持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發揮黨和政府的積極作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
發揮兩個“作用”，不僅直接關系到促發展、轉方式、調結構、穩速度、增效益，也直接關系到完全的競爭性市場機制能否真正解決高房價、高藥價、亂漲價、低福利、貧富分化、就業困難、食藥品安全、勞資沖突頻發、教育和城鎮化的質量不高等民生領域的迫切問題。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市場決定作用論”與中外新自由主義的“市場決定作用論”有著天壤之別。前者有下列5個特點：一是與國家宏觀調控和微觀規制并存;二是限于一般資源的短期配置，而非地下資源等特殊資源和一般資源的長期配置;三是文化、教育等某些非物質資源配置，只是引進適合本領域的市場機制，而非市場決定;四是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并體現在市場經濟體系和市場活動中;五是在財富和收入分配領域由市場和政府各自發揮應有的調節作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市場作用大些，再分配中政府作用大些。
可見，三中全會強調雙重調節思想的重要意義在于，今后需要將市場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看作一個有機整體。既要用市場調節的優良功能去抑制“國家調節失靈”，又要用國家調節的優良功能來糾正“市場調節失靈”，從而形成高效市場和高效政府的“雙高”格局。這樣，既有利于發揮社會主義國家的良性調節功能，同時在頂層設計層面避免踏入新自由主義陷阱和金融經濟危機風險。這根本不是某些中外新自由主義的市場決定作用論者所說的中國仍在搞“半統制經濟”、“權貴資本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也不是宣揚不要國家調控的競爭性市場機制的所謂“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更不是搞市場原教旨主義和“唯市場化”改革，規避必要的政府宏觀調控和微觀規制。▲(作者是中國社科院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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