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不是請客吃飯，而是個深刻的利益再調整過程，必然涉及“動了誰的奶酪”問題。在當前社會分化加大、凝聚共識越來越難的背景下，深化改革首要任務就是解決“舉什么旗，走什么路”以及“依靠誰，為了誰”的改革方向問題。前蘇聯改革就是因為沒能把握好這點，最終全面失敗。實現十八屆三中全會描繪的改革藍圖，要進一步解放思想，但也在關鍵問題上牢牢守住了底線。
首先，守住了意識形態底線。“舉什么旗”直接決定“走什么路”。一旦指導思想出問題，將“差之毫厘，謬以千里”，導致社會主義事業受損，乃至國家解體。“意識形態”“階級專政”這些東西，聽起來遠不如“人性”“人道”等字眼舒服順耳，但卻是行之有效的逆耳忠言，和無往不利的苦口良藥。然而，不是所有領導人都明白這個道理。蘇聯之所以最終在改革中解體，首先就是意識形態領域出了問題。赫魯曉夫時期，用“全民黨”思想取代“無產階級政黨”概念，這種對蘇聯共產黨的再定位，偏離了列寧主義的建黨原則，并開啟了蘇聯共產黨轉向“權貴化”的大門。戈爾巴喬夫更加離譜，干脆將利益訴求主體從本民族擴大至全人類，提出“全人類利益高于一切”，并大肆宣揚“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這實際是暗示，對人民民主和對極少數敵人的專政“不人道”“不民主”，并把對極少數人的無產階級專政，偷換為對絕大多數人的資產階級專政。哲學的貧困和指導思想的日趨庸俗化，導致蘇聯改革“只低頭拉車，不抬頭看路”，變成“運動就是一切，目的是微不足道的”(伯恩斯坦語)，最終歧路亡羊，用最寶貴的東西換取最廉價的東西。
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則守住了意識形態底線。鄧小平早在1979年就強調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1985年又強調“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將四項基本原則放到與改革開放同等重要的位置。1991年10月，鄧小平在總結蘇聯解體教訓時又指出：“我們要善于把壞事變成好事，再把這樣的好事變成傳統，永遠丟不得祖宗，這個祖宗就是馬克思主義”。而這次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報告中，再次強調“全面深化改革，必須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即，新一輪改革的基本方向仍然是社會主義方向，指導原則仍是馬克思主義。這種對意識形態底線的堅守，意味著中國的新一輪改革不會出現方向性和戰略性錯誤。
其次，守住了政治制度底線。“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頸雖長，斷之則悲。”政治體制改革最忌生搬硬套。前蘇聯和中國的政治制度十分特殊，二者都強調發揮黨組織的先鋒隊和戰斗堡壘作用，采取民主集中制原則，權力結構強調黨政軍一體。這種制度的最大優勢就是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蘇聯能在很短時期內，由落后的、使用木犁的國家，一躍成為掌握原子彈的世界級強國，不能不歸功于這種體制優勢。二戰期間，英法等西方強國在納粹德國入侵面前紛紛潰敗，最終靠蘇聯力挽狂瀾，徹底扭轉了二戰局勢，拯救了人類文明。中國同樣憑借這種制度模式，在短時期內從傳統農業國變成工業化國家，研制出核彈和氫彈，尤其在一窮二白的情況下，在朝鮮半島敢與世界頭號強國美國武力相抗。衡量一國政治制度優劣的根本標準，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實現國家富強。就此而言，前蘇聯和中國的政治制度非但不遜于西方民主政體，反而比西方政體更優越。正是這種優越性，令西方世界對社會主義制度如此恐懼和仇恨，必欲瓦解而后快。
如果將政治體制改革比喻成收拾房間，那么政改的態度和方法大體有兩種：如果認定房子是危房，所謂“政治體制改革”就是拆房子;如果認為房子本身沒問題，只是內部有點臟亂差，那么進行“大掃除”就可以了。而戈爾巴喬夫政治體制改革的最大問題，就是他對蘇聯政體的優勢缺乏認知，一味妄自菲薄，反將西方政治制度奉為圭臬，因此所謂“根本改革政治體制”就變成了“拆房子”，實現多黨制和三權分立制度。這種生搬硬套的自殺性改革，等于將蘇聯政體的骨頭與肌肉強行分開，因此最終結果必然是“手術成功，病人死了”，改革使蘇聯這一世界超級大國轟然解體。
在此之后，境內外反華勢力又開始加緊“忽悠”中國，試圖讓中國照著戈爾巴喬夫的方式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最終借此削弱和解體中國。因此，盡管中國幾十年來一直在進行政治改革(如實現任期制、差額選舉、村民自治等等)，但在西方戰略家眼里這些都不算數。說穿了，在他們看來，只有將中國共產黨“忽悠”下臺，中國才算實現“民主化”。然而，蘇聯解體的前車之鑒，加上當前中東“阿拉伯之春”后的民主亂象，使中國越發認識到堅持中國基本政治制度的重要性。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再次強調“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堅守政治制度底線，使中國再次繞開了前蘇聯以及當前埃及墮入的民主化陷阱，為深化改革提供了堅定的政治制度保障。
第三，守住了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底線。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前提。有道是“創業難，守業更難”。打江山鬧革命，建立公有制經濟體系不易;坐江山搞建設，鞏固和維護公有制更難。通常來說，窮革命，富保守。一旦昔日被壓迫者掌權后，在人性和利益的雙重誘惑下，當權者很容易背叛群眾路線和革命理想，轉崇精英主義和物質享受。無數歷史案例表明，正是從背叛理想信念的修正主義政策發端，最終導致各類王朝帝國“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蘇聯共產黨就是因為沒能克服修正主義，最終未能擺脫興衰更替的歷史周期率。在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逐漸形成了龐大的官僚特權階層。這批人思想觀念也發生明顯變化。俄羅斯科學院院士、俄羅斯國立社會大學校長瓦?伊?茹科夫指出，“當時在黨的高層精英群體里，他們最渴望的就是把國家的財富化為己有。比如有人當上州委書記，就有各種各樣的權力，他就可將權力轉化為特權，控制那個州里的所有財富。特權階層壯大，必然使主張私有化和自由化市場經濟大行其道。戈爾巴喬夫正是沿著這條螺旋式下滑的道路推進改革，提出了取消公有制“壟斷”地位，將公有企業私有化的方案，使財富在短期內集中到少數權貴手中，整個國家則經濟惡化，普通百姓生活困苦。這種慘痛教訓讓我們深刻理解了，為何當年列寧和毛澤東等歷史偉人，都不遺余力地反對修正主義，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中國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后，同樣面臨著修正主義的誘惑。那些用非法手段獲得“第一桶金”的少數權貴，渴望通過中國搞西式民主，將非法收入合法化;境內外各種大資本渴望通過公有經濟私有化，享受饕餮盛宴;西方敵對勢力更是推波助瀾，加速瓦解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由此不難理解，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各種抹黑國有經濟、推動國企私有化的報告和論調滿天飛，試圖壓迫中國新一輪改革向私有化方向前進。幸運的是，新一代中央領導頂住壓力，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由此守住了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繞過了可能將中國置于萬劫不復之地的私有化陷阱。在新形勢下堅持公有制為主體，表明中國共產黨始終堅定站在勞動人民一邊，自覺地堅持社會主義經濟路線，反對資本主義經濟路線。這條路荊棘密布，卻是中國通往勝利和成功、實現中華民族復興“中國夢”的唯一出路。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 田文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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