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會恐難成為中國經濟轉折點

　　這次三中全會距離樂觀者的預期還是有一些落差。如果在口號式的文字之外仔細梳理會議公報中的“干貨”，會發現真正超預期的亮點似乎不是很多，更多的舉措還是遵循著一直以來的基調，有的甚至有所回退。

　　我們對十八屆三中全會的第一印象是經濟議題的重要性下降。三中全會一向以經濟議題為主。比如，10年前的十六屆三中全會的核心議題是名為《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的文件，而20年前的十四屆三中全會討論的核心內容總結在《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之中。相比之前，十八屆三中全會的議題更加廣泛，均濃縮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之中。但在議題拓寬的同時，經濟議題的重要性自然而然的下降。

　　在縮水的經濟議題中，最大的亮點、也是最超預期的地方莫過于土地制度。公報中提到要“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對熟悉土地政策的人來說，這無疑在說將來會啟動農村建設用地(農民宅基地)入市的改革。在我國現行的城鄉二元土地制度之下，城市用地歸國家，農村土地歸農村集體。農村土地要變成城市用地、蓋上商品房，必須經過國家“征地”這一過程。而國家向農民支付的征地補償款都大大低于土地真實價值(現行法律規定，征地款不得超過土地從事1年農業生所得產值的30倍)。這一定程度上侵害了農民的利益。要改變這一點，就要更多地把土地的權利賦予給農民，在征地過程中給土地這種要素支付更加平等的對價。這一改革多半會從農民宅基地等農村建設用地開始，進而形成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在這個過程中，土地增減掛鉤──市郊良田變為城市建設用地、同時偏遠地區宅基地退耕還田，從而保證良田總數不變──的市場化機制可能逐步浮現。這對放松經濟發展所面臨的土地約束有明顯好處。

　　經濟部分的第二個亮點在于“生態文明”部分。公報提出要“用制度保護生態環境”，“實行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補償制度”。這意味著經濟和企業發展將會更多考慮生態和環境成本。這雖然會推升生產成本，但有利于改變我國目前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從長遠來看增強中國經濟增長的持續性。當然，環境和生態保護的相關行業將會直接受益。這部分內容雖然在之前的政策文件中也有提及，但像此次公報這樣提到這樣的高度，這樣詳細地指出方向，應該還是第一次。因此，這可以算是經濟部分第二個超預期的地方。

　　在土地和生態之外，會議公報的經濟內容部分很難再找出超出預期的地方。而在一些改革的提法上，此次會議甚至有所弱化。

　　首先，“國退民進”的期待可能不太容易實現。此次會議公報中提出要“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與去年中共十八大的提法一致。但在10年前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公報中，只提到要增強國有經濟活力，并未說到控制力和影響力。看起來，領導似乎更在意增強國有經濟對整個經濟的掌控力。公報通篇未提及“國有資本”四個字，似乎意味著國有資本運營方面的改革(比如像383報告中說的那樣建立國有投資基金)很難出現。我們還注意到，在十六屆三中全會的公報中還曾提出要“加快推進和完善壟斷行業改革”，而此次會議公報中甚至根本就沒有“壟斷”兩個字。從這些跡象來看，此前某些觀察者所期待的通過放開壟斷行業，放松民資對國企入股等舉措來實現的“國退民進”并不符合此次會議精神。

　　其次，今年曾吸引不少注意力的城鎮化在此次會議公報中著墨甚少。公報中只是用“完善城鎮化健康發展體制機制”一筆帶過。而在去年的十八大中，城鎮化還被認為是調整經濟結構的一個重點。而戶籍制度放開這個城鎮化的重要前提，在此次會議公報中也完全沒有提及。公報中雖然以一段話談到了超越城鄉二元結構的障礙，但字里行間體現出來更多的是加大對農村的資源投放，而不是加快農民進城的步伐。在通過建設農村來解決農村問題，或是通過城鎮化來解決農村問題的這兩條路中，此次三中全會似乎偏向于前一條。這與半年前的輿論導向有很大不同。

　　除了以上這些內容之外，此次會議公報還涉及了財稅改革、對外開放、民生等不少經濟領域。但這些部分的政策表述相比之前沒有太多不同，基本符合預期，所以我們在此不再贅述。

　　當然，僅以經濟內容來概括十八屆三中全會有些狹隘。正如前文所述，十八屆三中全會與之前幾次的三中全會有很大不同，它在經濟之外的議題也相當豐富。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標志著黨中央對政治和經濟的掌控力進一步加強。在目標正確的時候，這會讓突破改革障礙變得更加容易。會議對司法、反腐、文化等制度建設的強調也同樣值得關注。

　　同樣的，僅憑會議公報來推測領導的經濟政策思路也有其局限。因為篇幅所限，會議公報高度凝練，因此可能掩蓋了一些隱藏在細節中的重要變化。另一方面，因為時間所限，僅僅三天的三中全會不可能將未來幾年的經濟藍圖畫得多么詳盡。更多的政策措施還需要在未來的細化中逐步成型。

　　因此，我們僅能通過對會議公報經濟內容的分析做出一個大致的判斷。根據這些可得的信息，我們認為十八屆三中全會傳遞的仍然是“漸進”改革的調子。在土地及生態這些地方，三中全會發出的信號超出了市場之前的預期，而在國企改革、壟斷行業改革、城鎮化方面似乎又有些不及預期。但這也正反映出了改革進入深水區后的復雜。指望一次會議就能夠解決中國經濟面臨的這些深層次障礙顯然不太現實。

　　站在投資者的角度，十八屆三中全會恐怕很難如樂觀者所預期的那樣成為中國經濟的轉折點。三中全會之后的中國經濟還是那個既有動力、又有障礙的復雜體。放棄不切實際的幻想，緊跟一個個具體政策來發掘投資機會，恐怕才是投資者更應該做的事情。

　　(本文作者徐高是光大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北京大學經濟學博士。曾任瑞銀證券高級經濟學家、世界銀行經濟學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兼職經濟學家及研究助理等職。他目前還是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文中所述僅代表他的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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