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經濟不能定位為共產黨的執政基礎。共產黨的執政基礎是什么?我認為是“三個民”。第一是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第二是民生，為了得民心，你必須把民生搞上去。第三是民意，老百姓要有參與權、知情權、監督權，要有尊嚴。"高尚全在接受鳳凰財經專訪時提到。
十八屆三中全會：改革是最大政策
備受各界關注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在11月9日-12日召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將會有怎樣的突破?鳳凰財經就此對話多位資深經濟學家，深入探討中國市場化改革之路。本期對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高尚全。
高尚全，現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主要從事經濟體制改革及宏觀經濟的理論、政策方針與方案的研究及部門經濟政策研究工作。他是中國研究經濟體制改革的主流經濟學家之一。多次參加黨中央、國務院重要政策和體制文件的起草工作。
鳳凰財經：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下個月就要召開了，你有什么建議？
高尚全：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對改革作出過三次重要決定：第一次是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作出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第二次是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作出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第三次是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作出了《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我參與了這三次改革決定的起草工作。過去三十多年來，平均每十年中央作出一個改革的決定。從2003年到現在，又是一個十年，所以今年7月份，我給中央提建議，建議這次三中全會決定的名稱叫《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習近平總書記、李克強總理都作了批示。
十八大提出來全面深化改革，但是沒有展開，三中全會要展開這個事。全面深化改革，涉及的不僅是經濟體制改革，而且包括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等五位一體的改革。比如政治體制改革，可把建立官員財產公示制度作為突破口推出，為了減少阻力，在操作上可實行三個“率先”，一是新當選或新任命的官員率先公示;二是新任官員中領導干部率先公示;三是財產中不動產率先公示。
鳳凰財經：國務院前陣批復同意建立由發改委牽頭的經濟體制改革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制度，負責協調解決經濟體制改革進程中的重大問題，研究論證重大改革方案等。這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當年的體改委?
高尚全：不能這么說。只能說有這樣一個機構，比沒有機構好。發改委跟體改委不同，發改委有部門利益，體改委沒有部門利益。而且體改委的全部精力都用在搞改革，發改委到底有多少精力搞改革?而且過去是總理兼任體改委主任，所以有權威性，現在由發改委來牽頭，部長級的，不太有權威性。
沒有一個權威性的改革協調機構是不行的，中央需要有一個改革領導小組。既然改革是關系國家命脈的大事，為什么不能有一個領導小組?考慮到中央已經有很多領導小組，設立一個新的領導小組比較難，那就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基礎上搞一套人馬、兩塊牌子，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由總書記當組長，總理當副組長。這也是我7月份給中央提的建議。
鳳凰財經：你認為在經濟體制改革方面的著力點是什么？
高尚全：我記得習總書記在當浙江省委書記的時候，他知道我在浙江干過，就請我，還有杜潤生同志，在西湖賓館吃飯。我就跟他說，浙江的經驗不光在浙江適用，在全國都適用。這個經驗的本質是什么?就是政府是創造環境的主體，而老百姓和企業才是創造財富的主體。
過去我們計劃經濟的理念是什么?政府是創造財富的主體，老百姓、企業都是被動的，都圍繞政府轉。政府把老百姓的錢集中在政府手里，政府再去各行各業投入，手表廠，自行車廠，縫紉機廠，連賣菜的都是國營的。現在我們搞市場經濟，倒過來。所以我說浙江為什么有今天?浙江的工業經濟在全國來說是低的，但是浙江發展很快，老百姓很富裕，社會很穩定，因為大家都在創業。這就是市場經濟的本質。
鳳凰財經：但光靠領導人的理念有的時候也是靠不住的。
高尚全：要制度化，用制度化來保證市場經濟。我概括我們改革開放以后，最大的變化是什么?最大的財富是什么?就是實現四方面的轉變。第一是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第二是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第三是從封閉轉向全面開放。第四是從人治轉向法治。這個轉變過程是長期的，不能說一下子就轉變完了。怎么樣把這四大轉變制度化，那就長治居安了。
鳳凰財經：不建立法治，老百姓沒有安全感，很多富人移民海外，你怎么看這種危機？
高尚全：憲法里頭提出來，“公共財產神圣不可侵犯”。但是私人的財產，公民的財產，叫“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 這樣界定的話，人家首先要問你的財產到底合法不合法，說不合法就得不到法律保護。這是不平等的。
我有一本書，叫《改革新論》，其中有一篇文章談到，2005年，有人說，現在要搞階級斗爭。他講了三條理由。第一，1956年的時候，私人企業主只有16萬戶，現在發展到497萬戶。這個群體算什么?算資產階級、剝削階級。第二，剝削階級有訴求了，政治上要跟共產黨分庭抗禮，經濟上要進入壟斷行業。第三，公有制主體邊緣化。所以根據這三條，階級斗爭就在我們身邊，要搞階級斗爭。
我針對這個寫了文章，我說千萬不能這么搞，階級斗爭你抓抓看，抓的結果就是兩個大逃亡，一個大破壞。第一，人員的大逃亡，就是私人企業主他感覺不安全，他移民了。第二，資本大逃亡。第三，生產力的大破壞。這個對中國共產黨有什么好處?沒有好處!對國家有什么好處?沒有好處!對老百姓有什么好處?沒有好處!
這個是2005年講的，現在嚴重了，很多企業主移民。所以這個事要引起高層注意，保護公民的財產不是說著玩的，要實實在在的。
鳳凰財經：動不動就講階級斗爭的人沒有解放思想。
高尚全：所以我希望這次三中全會真正能夠解放思想，把全面深化改革加以切實推進。要搞市場經濟，但過去連資本市場都不敢說，勞動力市場更不敢說。1993年我參與起草《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起草小組下設三個分組，我負責市場體系這部分，當時一起參加的有鄭新立、張卓元同志。在這個《決定》中，第一次把資本市場寫上去了，這不容易，因為解放以后不能提"資本"兩個字，一提資本就是資本主義，就是資本家，所以相當長的時間內我們只能叫"資金"，不能提資本。我們覺得資本是一個生產要素，必須要寫上。這個阻力不大，但是寫勞動力市場時阻力就大了。
阻力在什么地方呢?勞動力進入市場了，工人階級進入市場了，工人階級的主人翁地位怎么體現?想不通了。后來中央政治局常委專門開會討論，我有幸列席了會議，我當時心血來潮發了言，一口氣講了五條理由。我當時想，如果我不站出來說話，“勞動力市場”可能就出不來了，所以我冒了個險。我當時還舉了個例子。我說李光耀曾經說，中國的出租車司機為什么服務態度欠佳，是因為他們總在想，我是領導階級，我為什么要給你開車呢?心態不平衡，態度好不了。講了以后，他們也笑了。這是在常委會上。
鳳凰財經：還有一個很強大的思想束縛是關于國有經濟的，至今仍有很多人把社會主義和國有經濟劃等號，你怎么看？
高尚全：這個問題要解放思想。我們過去沒有真正解放思想，理念上沒有真正轉變，要不斷地解放思想才行。
按原來計劃經濟的理念，國有經濟的定位是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基礎，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在這個定位下，國有經濟只能進，不能退，因為基礎是不能削弱的，退了，削弱了，就是不搞社會主義了。
2003年，我在參加《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起草小組的會議上發言的時候，我說按這個基礎論，有四種現象不好解釋。第一，蘇聯垮臺的時候，國有經濟一統天下，沒有私營經濟，為什么垮臺了?強大的國有經濟沒有成為蘇聯共產黨的執政基礎，這個怎么解釋?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經濟的比重都比較高，大概30%-35%，但是那個時候沒有人說他們是搞社會主義。第三，我前面講的浙江的現象。浙江因為過去是沿海，國家投入少，因此國有經濟比重低，但恰恰是國有經濟比重低的地方，經濟發展快，老百姓很富裕，社會很穩定，這是為什么?第四，越南的國有經濟比重比我們低得多，但是沒有人說越南不是搞社會主義。
所以國有經濟不能定位為共產黨的執政基礎。共產黨的執政基礎是什么?我認為是“三個民”。第一是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第二是民生，為了得民心，你必須把民生搞上去。第三是民意，老百姓要有參與權、知情權、監督權，要有尊嚴。有了這三個民，執政的基礎就鞏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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