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開放以前，在經濟增長中，效率提高的貢獻幾乎等于零。但是改革開放以后，情況有了很大的改觀。特別是1990年代后期，因為改革的大步前進，中國的經濟效率有了相當幅度的提高。
■ 1999年的中共十五屆四中全會還就國有經濟的改革通過了專門的決議。這樣，國有經濟改革在世紀之交推進了一大步，中小型國有企業基本上完成改制，大型國有企業的二級公司也改組為多元持股的公司。但是當改革推進到大型國有企業的控股公司(集團公司)時，改革步伐就明顯放緩了。
■ 對于一些重要行業，除鐵路外，國務院都制定批準了全面改革的計劃。但是2004年以后，重要行業的改革幾乎都停頓了下來。例如，2002年國務院5號文件批準的電力部門的改革方案包括四項內容：第一，網廠分開(發電廠和電網分開);第二，競價上網;第三，輸配分開(輸電網和配電網分開);第四，售電放開(發電企業直接向用戶售電，向電網交過網費)。現在看來，這是一個很不錯的改革方案，而且許多國家采取類似的改革措施效果也很好。可是在中國，電力改革的第一步完成以后，改革就停滯不前了，許多問題都由此而生。
■ 明晰市場體系的產權制度基礎，確保不同市場主體的財產權利得到平等保護。我們現在土地市場，就是隔絕的兩個市場。農村(集體)土地是一個，這個市場是不正常的;城市土地是國有的，更不正常。這就使得市場的資源配置作用受到了限制。現在中央要求新型城鎮化，反對舊型城鎮化，但如果土地產權制度不改，新型城鎮化再怎么號召，它一定是舊型城鎮化，因為這里面利益太大了。
■ 按照“市場能辦的放給市場，社會能辦的交給社會”的原則，劃分政府職能邊界;確保司法獨立，法官獨立行使審判權，克服司法地方化的傾向;
■ 只有進一步推進市場化的經濟體制改革和加快民主化、法治化的進程，經濟增長模式轉型才有可能實現，舍此絕無它途。如果離開了這項最根本性的原則，我國的經濟發展就會重復過去的老路，繼續通過大量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最后只能是在盲目擴張和剎車調整之間打轉，最后以引發系統性危機告終。
我們正處在一個很重要的關頭，我們要重新啟動“大改革”。這個改革所涉及的目標，比起上世紀90年代更大、更高。這會涉及過去30多年來的改革，它取得了什么成就?它存在什么問題?現在為什么要全面深化改革?怎樣全面深化改革?
我主要講兩個方面：第一，迄今為止的改革進展和我們面對的問題;第二，必須重啟和全面深化改革。也就是要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后，盡一切努力，實現全會所制定的改革總體規劃。
具體涉及兩個問題：一是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或者說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這是“九五”計劃提出來的，現在已經是“十二五”過半了，背后面臨的問題到現在基本沒有解決，而且有一些情況還變得越來越嚴重了。二是經濟體制改革和其他社會體制的改革。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遲遲沒有成功，原因是存在體制性的障礙。這個體制性障礙從“十一五”到現在沒有太大的改觀，在某些方面還有退步。所以，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要消除體制性的障礙。消除的辦法是什么?辦法就是全面深化改革。
迄今為止的改革進展
我們改革的初期，是“文化大革命”結束的時候，這個時候經濟社會整個體系瀕臨崩潰的邊緣。所以，全國上下形成了一個共識，就是一定要“變”。接下來就是三十多年來“摸著石頭過河”式的改革。有目共睹，我們的改革取得了巨大進展。
改革進展概括來說就是一句話：“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體制”建立起來了。
這三十多年來的改革，在我國原有的命令經濟(command economy)的一統天下之外，打開了一個缺口，生長出了一個新的體制——“市場經濟體制”，開辟了市場經濟的新天地，而且這個新天地逐漸地擴大。在我們整個經濟社會發展中表現為社會經濟方方面面的進步，這就是李克強總理講的“改革是最大的紅利”。
總體來看，改革開放帶來的最大改變，就是整個國民經濟效率的提升。
早期經濟學根據19世紀經濟發展的實際數據認為，決定產出總量的是兩個因素，一個是資本，一個是勞動。在不存在新增勞動力的條件下，決定人均產出增長的只剩下資本增加，即投資。據此，長期流行的“哈德羅-多馬增長模型”認為，投資決定增長，投資率越高，增長率就越高。
但是，1956年美國經濟學家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根據20世紀美國經濟的實際情況提出質疑。他指出，決定增長的除了勞動力的增加和資本的增加以外，還有一個勞動和資本所不能解釋的余量A，即所謂“索洛余量”。索洛把這個余量定義為“技術進步”。他的“技術進步”概念很寬泛，不僅指狹義的生產技術，任何方法改進、效率提高都可以叫做技術進步。現在我們經常用到的“全要素生產率”(TFP)，即各種生產要素的綜合效率，就是這個“索洛余量A”。
其實早在“九五”計劃制定以前，許多人早已達成共識，中國經濟問題的癥結在于經濟增長方式(或稱經濟發展方式)過于“粗放”，只有實現從“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到“集約的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才能解決我們的長期增長問題。那么，什么叫“粗放增長”?什么又叫“集約增長”?它們正是用索洛改寫的生產函數來加以界定的：主要依靠投資增加，即資源投入支撐的增長叫做“粗放增長”，主要依靠效率提高支撐的增長則稱之為“集約增長”，中國從“九五”期間(1996-2000年)以來一直提倡的“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的核心和實質就是一句話：提高效率，提高附加值，提高盈利率。
改革開放以前，在經濟增長中，效率提高的貢獻幾乎等于零。但是改革開放以后，情況有了很大的改觀。特別是1990年代后期，因為改革的大步前進，中國的經濟效率有了相當幅度的提高。
原因在于：第一，長久被僵化體制所壓抑的創業精神和創新才能獲得解放，成千上萬的企業投身到發展的洪流中，使經濟資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第二，經濟結構的改變也提高了效率。由于打破了過去城鄉隔絕的工業化模式，兩億多低就業的農村勞動力轉到了城市非農產業，大量低效利用的土地也轉為城市用地，這些都使效率有了提高。第三，開放也帶來了效率的提高。在中國和發達國家的技術水平差距很大的條件下，通過開放國門，引進國外的設備和技術，中國的技術水平很快就提高到了接近于發達國家的水平。
在大規模投資和效率提高的支持下，我國的GDP平均年增9.6%，2010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貿易國。社會方面也取得了相當大的進步，30年來世界貧困人口的減少基本發生在中國，這是聯合國所承認的。
改革停頓造成的問題
上面講到改革取得的進展，但是，“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體制”存在另一方面的性質：命令經濟舊體制的遺產仍然嚴重存在。這是一種“過渡性的體制”，這個過渡性是既有原來體制的因素，又有未來體制的因素。新舊兩種因素的消長，決定了整個經濟的發展軌跡。
講改革開放的紅利，這絕不是說我們沒有問題了，我們的問題還有很多，而且有一些問題還非常的嚴重。
改革初期設定的目標是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體制，但是由于我們的歷史傳統是一個命令經濟、統治經濟的一統天下，所以我們建立起來的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政府的作用更強大。
今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增長連續兩個季度減速。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流行的看法是，因為消費、投資和出口“三駕馬車”的需求總量不足。中國的消費本來就比較弱，主要依靠出口需求和投資需求來支持增長。再加上西方國家進口乏力，中國出口需求銳減，所以經濟減速。由此得出的結論是：必須設法增加需求，以便保持增長速度不要低于政府設定的“底線”。
我很擔心，這種分析由于用錯了進行分析的理論框架，隨之得出的結論也就會出現偏差。自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以來，國內就流行這種用“三駕馬車”的需求強度決定增長速度的分析框架，來預測今后的發展趨勢和制定經濟政策的依據。這種分析問題的方法，顯然是從凱恩斯主義的短期分析框架引申而來。
國內外對于凱恩斯主義都有強烈的質疑的聲音，有些經濟學家全盤否定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和政策。
我的看法比較折中。我認為，凱恩斯主義的某些政策在處理短期問題時還是可用的。正像凱恩斯自己說過的那樣，他的理論和政策建議針對的是短期問題，而不是長期問題。
現在出現的問題是，在分析中國的經濟問題時，我們的一些政府部門、經濟學家和傳媒習慣性地用凱恩斯主義的短期分析框架，通過“三駕馬車”的狀況來預測中國未來發展。在政策取向上，則偏愛用擴張需求的辦法，去解決長期增長的問題。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以后，中國的GDP從兩位數急劇跌落。2009年第一季度下降到只有6%。中國政府在2008年第四季度決定采取強刺激政策，“擴需求”、“保增長”。具體措施是用兩年投資4萬億，2009年各商業銀行貸款10萬億，把GDP增長速度拉了起來，成功實現“保八”。但在2011年第一季度GDP增速達到11.9%的高點之后，便連續6個季度下降。到2012年第三季度降到7.4%，中國政府再次采取刺激政策。尤其是地方政府，以城建作為主要的手段，大量融資和投資使GDP增速在四季度回升到7.9%，可是僅僅維持了一個季度又出現連續兩個季度下滑。在今年6月份發生“錢荒”以后，政府又采取了一些“穩增長”的政策，刺激經濟增長，取得了第三季度GDP增速小幅上升的效果。現在主流媒體普遍認為，中國經濟已經企穩回升，預言今年四季度和明年將會迎來較高的GDP增速。
在我看來，只從一個季度的變化引申出對未來發展的預測恐怕未必牢靠。
因為一方面，這種對今后中長期發展的預測是運用上面講到的短期分析框架得出來的，因此并不可靠。另一方面，這次GDP增速回升，仍然是靠“鐵、公、基”等投資支撐的。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在開始時比較強勁，但是隨著投資的遞增，回報會越來越低。經濟學所說的“投資報酬遞減規律”的效應，最近幾年來已經日益顯現。由于大量投資沒有資金回流，一些企業和地方政府資產負債表的杠桿率(負債率)不斷提高，就蘊含著出現資金鏈斷裂甚至償債危機的風險。
野村證券的首席經濟學家辜朝明(Richard Koo)曾經指出，1980年代的日本金融危機、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機以及歐債危機，本質上都是由于資產負債表的杠桿率過高在一定沖擊下引發償債危機導致的“資產負債表衰退”。這是非常應當引起我們警惕的。
盡管中國沒有發生這樣的危機，但是去年李揚、曹遠征、馬駿等經濟學家分別進行的國家資產負債表研究，以及今年6月份的“錢荒”，已經向我們發出企業和地方政府負債率過高的預警。中國現在貨幣發行量接近GDP的200%。作為全世界貨幣發行最多的國家，居然會發生“錢荒”，就說明存在嚴重的金融資源錯配。從種種跡象看，近三年來各級政府的債務規模又有了很大的擴張。此外，企業資產負債表的杠桿率也很高。近年來，浙江、廣東、江蘇等地都發生過部分企業還不起債而“跑路”的現象。雖然還是局部性的，但是要引起我們的警惕，防止經濟出現系統性風險。
從“九五”提出經濟增長方式轉型以來，轉型的進度十分緩慢。于是，隨著改革開放以來由于產業結構變化和引進國外技術造成的效率提高逐漸衰減，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從本世紀初開始出現下降的趨勢，加快增長模式轉型的問題變得愈來愈緊迫了。
據清華大學白重恩教授的研究，中國1979-2007年全要素生產率 (TFP)的年均增長率曾經達到3.72%，而2008-2012年則下降到2.21%。這樣，最近幾年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也因此出現明顯的下降。這就意味著如果不提高中國經濟的效率，只好采取刺激政策，用貨幣超發或“寅吃卯糧”的辦法強行拉升GDP增速，否則增長率就會下降，從而使前些年被GDP高增長所掩蓋的許多經濟和社會矛盾顯露出來。
換句話說，中國經濟長期問題的癥結在于增長模式過于粗放。可是近年來，一遇到增長減速，就用凱恩斯主義的短期政策把速度拉起來;主要注意力不是放在努力促進技術進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實現經濟增長模式的轉換上，而是放在如何增大由投資、消費、凈出口等“三駕馬車”組成的需求總量上。而且算來算去，擴張需求總量最后總是主要落腳在增加投資上。
總之，分析框架的誤用造成的結果是，頻繁地使用擴張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刺激經濟增長。而由于投資回報遞減，刺激政策的效應變得越來越差。所以，中國以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辦法已經走到盡頭，中國必須盡快實現經濟增長模式從主要依靠投資拉動到依靠效率提高的轉型。
但是，靠生產結構的改變來提高效率是有盡頭的，而且一旦技術水平和發達國家接近以后，通過引進提高效率的空間就會變小。再加上中國的“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就使經濟增長模式轉型變得更加迫切。然而，進入21世紀以后，發展轉型不但沒有加快，反倒出現了某種逆轉的趨勢。
2001-2005年的“十五”期間，我國城市化迎來了新的高潮。在現行的土地產權制度下，城市化使政府掌握了價值以數十萬億元計的資源。于是，開始了大規模投資建設“形象工程”和“政績工程”的運動。在理論和政策層面上，則表現為所謂“中國已經進入工業化后期的重化工業化階段”說法的廣泛傳播。許多地方掀起了“造城運動”和“重化工業化”的熱潮。在各級政府的主導下，制定和執行了大規模的重化工業投資和新城建設計劃。
在總結“十五”規劃經驗時，人們認識到，發展轉型出現停頓甚至倒退的原因是“存在體制性障礙”。這個結論后來也寫進了中央文件。發展轉型的“體制性障礙”具體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政府手中掌握了太多的資源，太大的資源配置權力，妨礙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
第二，以GDP增長速度為主的政績考核標準。于是許多政府官員都動用自己配置資源的權力，來營造所謂“政績工程”、“形象工程”。
第三，財政體制缺陷(以生產型增值稅為主的收入結構，重要公共服務的支出責任過度下移等)，促使各級官員不得不追求GDP的高速增長。
第四，要素價格和一些重要生產資料的價格扭曲，鼓勵資源浪費，促進了高能耗、高污染產業的發展。
事情很清楚，想要推進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一個決定性的條件，就是通過改革，消除轉型的體制性障礙，建立起能夠鼓勵創新和創業的制度環境。
問題恰好發生在這里。尚在中途的改革如同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雖然2003年中共中央通過了《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了諸多改革任務，但是執行情況很不理想。一方面，由于中國的經濟狀況良好，沒有了緊迫的壓力，改革的動力反倒減弱。再加上改革進入了深水區，觸及各種各樣的既得利益，改革的阻力也增大了。
于是改革進程放慢，甚至在一些領域出現倒退。
這種例子很多。例如，1997年“十五大”對于國有經濟改革提出兩條要求：一是有進有退地調整國有經濟的布局;二是將絕大部分國有企業改制成為股權多元化的公司。1999年的中共十五屆四中全會還就國有經濟的改革通過了專門的決議。這樣，國有經濟改革在世紀之交推進了一大步，中小型國有企業基本上完成改制，大型國有企業的二級公司也改組為多元持股的公司。但是當改革推進到大型國有企業的控股公司(集團公司)時，改革步伐就明顯放緩了。
對于一些重要行業，除鐵路外，國務院都制定批準了全面改革的計劃。但是2004年以后，重要行業的改革幾乎都停頓了下來。例如，2002年國務院5號文件批準的電力部門的改革方案包括四項內容：第一，網廠分開(發電廠和電網分開);第二，競價上網;第三，輸配分開(輸電網和配電網分開);第四，售電放開(發電企業直接向用戶售電，向電網交過網費)。現在看來，這是一個很不錯的改革方案，而且許多國家采取類似的改革措施效果也很好。可是在中國，電力改革的第一步完成以后，改革就停滯不前了，許多問題都由此而生。
“十一五”規劃確定經濟發展要以增長方式轉型為主線，同時提出了實現這一轉變的若干具體措施。但是由于改革停滯的狀態沒有根本性的改變，經濟增長轉型也沒有取得顯著的成績。
2010年，國家有關部門邀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世界增長與發展委員會主席斯班塞(Michael Spence)等外國知名專家來華進行“十二五”(2011-2015)規劃的預研究。這些外國專家對我國的“十一五”規劃做出了很高的評價。但是在他們即將離開中國的時候，斯班塞教授卻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你們制定了一個很好的五年規劃，但是不知為什么，后來好像什么事也沒有發生?”
2010年制定的“十二五”規劃再次規定，要把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作為經濟工作的主線。現在“十二五”過半了，看起來這個問題仍然沒有解決。
由于經濟增長模式遲遲不能實現轉型，因此資源短缺、環境破壞、投資過度、消費不足、貨幣超發、勞動者生活水平提高緩慢等等問題變得愈來愈嚴重。 當前，粗放經濟增長方式的各種負面效果都有充分顯現，最切身的就是人類生存的三項基本條件都被破壞了，我們的水、空氣、土壤都出現了問題。
必須重啟和全面深化改革
十八大指出：“必須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這意味著執政黨作出了莊嚴承諾，把全面深化改革提到黨和國家的重要議事日程上來。不久以后，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又提出了在2013年“深入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明確提出改革總體方案、路線圖和時間表”的要求。
今年以來，有關方面按照頂層設計和基層創新相結合的原則，緊張地進行工作，為制定總體規劃做好準備。希望十八屆三中全會把深化改革的總體規劃確定下來，明年開始全面推進。
習近平總書記今年7月在武漢的講話中，提出為了全面深化改革需要調查研究的六大問題。我覺得，我們可以從這些問題中大體看到三中全會改革總體設計的基本框架。
習總書記講的六個問題是：第一，加快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第二，增強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國有經濟發展活力，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第三，以轉變政府職能為抓手，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第四，通過社會體制改革創新，使全社會創造能量充分釋放、創業活動蓬勃開展。第五，依法保障人民權益，讓全體人民依法平等享有權利和履行義務。第六，進一步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
這六條不但有新意，而且抓住了要害，切中了時弊。比如說，第一條“加快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就針對當前中國的市場經濟制度的三大主要問題提出了改革的方向。這三大問題，一是市場割據，部門保護、地方保護普遍存在，因此需要強調市場的統一開放;二是不能保證建立在規則(法治)基礎上的競爭，許多領域存在由國家權力保護的行政壟斷，而反壟斷法和執法機構對付行政壟斷軟弱無力，因此需要強調競爭有序;三是各類市場的發展參差不齊，商品市場發展也許還可以說差強人意，要素市場就發育程度低下，秩序混亂，所以需要強調加快市場體系建設。
在我看來，“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是一個很大的題目，要做到這一點，至少必須推進以下幾方面的改革：
第一，明晰市場體系的產權制度基礎，確保不同市場主體的財產權利得到平等保護。我們現在土地市場，就是隔絕的兩個市場。農村(集體)土地是一個，這個市場是不正常的;城市土地是國有的，更不正常。這就使得市場的資源配置作用受到了限制。現在中央要求新型城鎮化，反對舊型城鎮化，但如果土地產權制度不改，新型城鎮化再怎么號召，它一定是舊型城鎮化，因為這里面利益太大了;
第二，放開各類商品價格和包括利率、匯率在內的要素價格，使市場能夠充分發揮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的作用;
第三，清理修訂現行法律法規，在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上實行“法無禁止即自由進入”的原則，保證不同所有制企業能夠平等地使用生產要素;
第四，完善反壟斷立法，嚴格執法，消除目前廣泛存在的地方保護和行政性壟斷;
第五，按照“市場能辦的放給市場，社會能辦的交給社會”的原則，劃分政府職能邊界;
第六，確保司法獨立，法官獨立行使審判權，克服司法地方化的傾向;
第七，市場監管實行“寬進嚴管”的方針，由事前監管為主轉向以事后監管為主，實質性審批轉向合規性監管。
在建設與競爭性市場體系相配套的改革項目中，最需要優先考慮的是加快法治建設。這又包括三方面內容：一是在全體人民中，尤其是在黨政干部中樹立法治觀念;二是按照憲法所體現的公認正義來制定法律和修訂法律;三是獨立審判，公正執法。其中第三項是目前法治建設中最薄弱的環節，必須下決心補上這一課。
總之，只有進一步推進市場化的經濟體制改革和加快民主化、法治化的進程，經濟增長模式轉型才有可能實現，舍此絕無它途。如果離開了這項最根本性的原則，我國的經濟發展就會重復過去的老路，繼續通過大量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最后只能是在盲目擴張和剎車調整之間打轉，最后以引發系統性危機告終。
為了保證三中全會的改革方案順利推出，目前還應該做好以下的準備工作：
第一，根據中國當前的實際情況運用短期政策努力穩住宏觀經濟，為改革提供一個寬松穩定的宏觀環境，避免出現系統性風險。
第二，要采取去杠桿化措施，盡力彌補漏洞，從源頭上化解風險。具體措施包括：制止目前仍方興未艾的盲目“造城”等投資沖動;動用國有資本存量，償還社保、公租房等方面的或有債務;對鐵道等負債率過高或資不抵債的企業和政府機構實施債務重組，出售部分資產或股權償還債務;實施銀行資產證券化、盤活某些已經處于“僵死狀態”的存量資產;在摸清地方政府債務底數的基礎上，采取措施化解風險;如此等等。
第三，打擊貪腐分子。這些擁有特殊既得利益的貪腐分子必然會采取各種辦法設置障礙，阻礙市場化、法治化改革的推進。所以，打擊貪腐不但可以贏得民眾的支持，而且可以預先消除這些人對于改革的阻礙。
總而言之，目前我們的中心工作就是要統一思想，在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改革總體方案之后，群策群力，保證它能夠克服阻力，得到實施。這對于中國經濟發展，對于國家的未來，都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所以，我們大家都應該積極地參與，保證新一輪改革能夠取得成功，從而保障中國經濟社會的長期持續發展，逐步接近建設富裕、民主、文明、和諧中國的偉大目標。(本文為吳敬璉在河南“嵩山論壇”和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所作的演講，略有刪節，經作者同意在本報發表，標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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