楓橋經驗的啟示

        新中國建立后，執政的中國共產黨的一個常見的執政方法是，從全局的需要出發，樹立和打造各種典型樣板，然后在全國推廣。最著名的例子，比如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等。

　　世事變幻。到今天，很多這樣的典型樣板已經湮沒在歷史的長河中。而有的則活了下來，在執政黨應對社會變遷新問題的過程中仍舊煥發出自己的生機。

　　其中之一就是楓橋經驗。

　　10月11日，紀念毛澤東主席批示“楓橋經驗”50周年大會在杭州召開。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作出重要批示指出，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充分認識“楓橋經驗”的重大意義，發揚優良作風，適應時代要求，創新群眾工作方法，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矛盾和問題，把“楓橋經驗”堅持好、發展好，把黨的群眾路線堅持好、貫徹好。

　　改革開放后，楓橋經驗歷來頗受中央領導人的重視，中央在不同時期也批轉過一些楓橋經驗的材料讓各地借鑒，但黨的最高領導人以批示的方式，把楓橋經驗上升到全局的意義，還是首次。其中透露出來的信號，值得認真解讀。

　　維穩器

　　在2008年，也就是毛澤東主席批示“楓橋經驗”45周年的時候，當時也恰逢改革開放30周年，記者曾經專門到浙江諸暨實地調研楓橋經驗。記者當時對這個問題的第一反應是，這個老典型為什么能夠活下來，它究竟能夠折射改革開放歷史的哪些秘密？尤其是，這個政治典型又是發生在私營經濟高度發達的浙江，這一點本身就很有意味。

　　正所謂，人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歷史，而是在既定的歷史條件下進行的。每當現實爭議太大或前行方向有些模糊的時候，我們不妨多回頭看看歷史，看看我們自己到底是怎么走過來的。

　　比如，市場經濟，從理論上說，其核心要素包括私人財產權和企業家。但一回到現實，特別是中國這樣的轉軌國家，這些就不是所謂的自發演化產生的。今天所說的最早企業家，最初可能是集體企業或者國有企業里面的能人，他們的企業家才能拯救了不少集體企業或者國有企業，而他們脫胎成為今天的民營企業家，也有賴于國家層面推行的企業轉制等政治動作，其間的過程充滿了矛盾和沖突。

　　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浙江被認為是無為政府的典型。這更多的是從政府不具體干預私營企業和藏富于民這個意義上說的。但改革開放是一個大變動的時代，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總體也呈增多的趨勢，新問題不斷涌現。比如人口流動下的外來人口和本地人的沖突、勞資沖突等。尤其是在農村，改革開放后單個的農戶又成為農村主體，而浙江諸暨現在的專業鎮最初又是以家庭作坊的方式發展起來的，農村社會的矛盾和糾紛大量涌現。

　　面對大量涌現的矛盾和糾紛，一般人們會選擇兩條道路，一條是上訪，一條是打官司。而在真實的生活中，人們處處感到的不是上訪和打官司的有效，而是其邊界的約束，比如司法審判資源方面的案多人少，公安系統的警力不足，綜合治理力量的薄弱等。在農村，所謂法治還會碰到與本土鄉俗的沖突，比如農嫁女的權益問題，2005年一份資料顯示，浙江全省40多萬農嫁女中有過上訪經歷的大約有15萬人。

    這個時候，政府就不是無為，而是需要提供一個穩定器，讓這些矛盾和糾紛能夠及時得到化解。創造經濟奇跡和尋求秩序兩者交錯前行，今天我們回顧歷史過于注重前者而忽略了后者。浙江的這個維穩器，就是楓橋經驗。

　　楓橋經驗的精髓就是，依靠當地干部和群眾，就地化解矛盾，不上交。其運轉機制包括矛盾糾紛排查、聯合預測、從村到鎮的調解體系、社區矯正等等。楓橋經驗，就是彌補在改革開放變動不居的時代條件下，政府固有系統提供秩序能力不足的一種辦法。這應當是改革開放后，楓橋經驗能夠活下來的根本原因。更進一步說，楓橋經驗也反映了一個國家追求秩序過程中，警察、法院、法律等這些要素的邊界。

　　可復制性

　　楓橋經驗一開始就不完全是自發產生的。從1963年在少抓人、不武斗條件下改造好“四類分子”，到改革開放后的給“四類分子”整體摘帽、“嚴打”后的幫教違法犯罪人員、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包括2003年以后的以人為本、社會管理創新等，都是國家層面有一個全局性的考慮，然后楓橋被當作試點和樣板之一來積累經驗。

　　因此，楓橋經驗的可復制性就是其效果的一個佐證。楓橋不再是一個地名，“楓橋式”是浙江對其維穩工作做得不錯的鄉鎮的一個正面評價。浙江舟山普陀就被稱為海上楓橋。一段時間，過多的漁業捕撈和有限的漁業資源，使得近海漁船之間的矛盾糾紛大量增加。根本之道是產業升級，不讓過多的人擠在已經很有限的近海漁業資源里面搶飯吃，否則惡性沖突就是必然的。而為了讓這個升級過程比較平穩，當地就借鑒楓橋經驗，建立了以船老大為主體的三級調解體系，海上的矛盾被納入調解渠道解決。

　　但只是照搬也未必行得通。事實上，楓橋經驗本身也在根據新情況不斷調適。比如外來人口集中的企業，雖然可以按照楓橋經驗把信息員、調解員等隊伍建立起來，但本地人和外地人畢竟有隔閡。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諸暨市公安局在推廣楓橋經驗中首創了“老鄉干部管老鄉”制度。楓橋的干部在矛盾糾紛解決中就曾經發現，有時當地外來務工人員準備集體上訪的時候，常常聯系家鄉的干部來為自己主持公道。這其實反映了做人的工作，就要充分考慮對方的需求和依賴感，這正是調解的精髓所在。楓橋便找到了本地勞動力來源最集中的江西，與當地政府聯系，請調干部來楓橋做調解工作，鎮財政擔負他們的一切費用。

　　對于一些普遍性問題，比如農嫁女權益，涉及面很廣，楓橋經驗雖然能一時保證“不上交”，但畢竟不是長久之計。這就需要鄉俗和法律兩者之間不斷調適。楓橋在推動各村制定村規民約的過程中，就注意讓兩者不斷接近，比如先讓村規民約明確，其配偶為非農業戶籍且無固定職業與收入者，可保留本村村籍—也就意味著可繼續享受本村集體資產股份量化、土地補償款分配等權益。這可以先幫相當一部分人解決問題。

　　傳統政治資源的“創造性轉換”

　　當下，中國的第四輪改革即將啟動，時代的形勢也在發生著重大變化。楓橋經驗對于未來中國是否仍有啟迪作用？簡而言之，楓橋經驗對于中國平穩度過未來的轉型和調整的時期，能否發揮作用？

    毫無疑問，改革的過程充滿風險，改革的推動者自然要考慮如何將風險降到最低，讓國家平穩地走過未來一段注定不尋常的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十八大之后，執政黨大力倡導群眾路線、轉變作風、批評與自我批評等，這些傳統的政治資源被領導人反復提及。時代不同了，這些政治資源要在新的條件下發揮作用，“創造性轉換”是必要的。比如楓橋經驗誕生于當年的社教運動，這個運動也包括讓基層干部“上樓洗澡”，要算賬、退賠和撤換等。這種方式今天已經行不大通。

　　看起來，現在大力提倡群眾路線，楓橋經驗算是一個得到最高領導人正式認可的實際做法。群眾路線，現在應該怎么個走法？怎么能夠化解民眾的不滿和改革中一定會出現的各種矛盾糾紛？讓領導干部體驗下民生艱苦，決策時更科學和人性化一些，只能起一定作用，不可持續。以后涌現的大量矛盾糾紛，還是不好解決。

　　楓橋經驗的關鍵就是如何做到就地化解矛盾，不上交。提前化解是前提。這對廣大農村而言，尤其重要。楓橋一位老調解員告訴記者一個自己多年工作的心得，即如果所有村的糾紛提交給鎮里處理的超過15%，鎮的調解體系就很難正常運轉。

　　實際上，在歷次改革和調整的關鍵時期，基層的矛盾和糾紛都會對政府的治理構成巨大挑戰。一般意義上的國家維穩體制的強化，在目前也不是一個良好的方向，因為其成本也是日漸高昂。

　　群眾路線說到底是做人的工作，解決好各種利益矛盾和糾紛，而不僅是一些規章制度體系的堆砌。楓橋經驗的調解之所以做得好，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干部會做調解，相當一段時間內，村的主職干部本身就兼任調解主任，鎮上的調解員基本是從鄉鎮一級領導職位上轉過來的，他們本身就掌握一定資源和人脈，又普遍多年從事調解工作，對法律掌握得比較多，經驗豐富。

　　現在諸暨從市到村建立了全面的調解體系，各鎮每個村成立一個調解委員會（成員都是當地德高望重、有威信的人士，俗稱“老娘舅”）。各個鄉鎮建立了社會服務管理中心，把公共服務統一集中辦理。

　　這其實預示著，群眾路線要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發揮“維穩器”的功能，需要兩點，一是與民眾直接相關的事務，政府要透明和高效，這相當程度上會消弭社會不滿和矛盾的發作；另一點就是在直接接觸民眾的基層領域，有一套順暢運轉的矛盾糾紛解決機制，其依賴的不是官僚化的工作人員，而是扎根民間社會的有生力量。

　　在這個過程中，法治、政府角色等相應地不斷調適自己的邊界，才能讓中國的上層建筑真正扎根于中國的大地，形成自己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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