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他是中國最著名、最能影響決策的經濟學家之一。雖然已是83歲高齡，嗓音也有些沙啞，但他每次亮相、每次發言，都會引起人潮涌動、各界關注。他的觀點嚴謹、獨到、鮮明。從“厲股份”到“厲民營”，在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從他學術觀點中提煉出的名號，總代表著當時討論的焦點——他就是厲以寧。
2013年10月10日，在被寄予厚望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厲以寧受環球人物雜志邀請，參加了“2013中國民營經濟論壇”。在全場潮水般的掌聲中，他緩步走上講臺，從手腕上摘下手表，放到桌上，然后直奔主題。講到問題時，他表情嚴肅，提高聲音。正是在這次演講中，他再度語出驚人，公開批評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國資委)“失職”，認為“中國的轉型，前提是思想解放”。
演講結束后，厲以寧接受了環球人物雜志的專訪。一落座，他就請自己的學生幫忙，把忘在講臺上的手表取回來，放到身邊的桌子上，并對記者解釋道：“做什么事，時間都要控制好。演講也是，得給后面的人留足時間。”
采訪中，厲以寧就國資改革、民企轉型、城鎮化道路等一系列問題與記者展開交流。談到對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期待，他說：“改革是不能停頓的。我對新一屆領導充滿信任，相信在黨的領導下，風氣是會改變的。”
國資委不要直接管企業
9月中旬，厲以寧率團對德國、西班牙進行了為期7天的學術訪問。他說，之所以會有此次歐洲之行，是因為國外近來唱衰中國，認為從2010年第一個季度開始，中國經濟增長率連續13個季度放緩。今年7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微博]甚至表示，如果中國不能提高內需在經濟結構中的作用，到2020年，中國經濟增長率可能會下降至4%左右，面臨“硬著陸”風險。
環球人物雜志：您認為中國會“硬著陸”嗎?如何看待西方針對中國的悲觀論調?
厲以寧：中國經濟吸取了世界各國應對危機的經驗和教訓，完全可以避免“硬著陸”，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今后，經濟指標雖然不可能像過去那樣實現兩位數增長，但應該能保持7%—8%的增長率。
環球人物雜志：但中國目前的經濟體制的確存在一些問題。如民營企業在與國有企業的競爭中仍不占優勢，且面臨融資難等問題。
厲以寧：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后，民營企業一直迅速發展，但它們依然是脆弱的。在1997年—1998年的亞洲金融風暴、2008年的美國次貸危機、2010年以來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中，民營經濟受到的沖擊都是最重的。但上世紀90年代前期，民營企業的確有一段大發展時期。根據這兩方面的情況來看，我們不能說上世紀90年代前期是“國退民進”，這不是中央的政策，只是一個時期經濟格局的變化會對民營企業產生很大影響。
像你說的，民營企業融資難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有效解決，而國有企業，尤其是一些大型國有企業比較容易獲得貸款。有的大企業沒有太大的投資框架，就把從國家和銀行得到的貸款交給專門成立的子公司進行放債。出現這樣的情況，不能說是國家政策如此，只是在一些環節上出現了問題。從整個趨勢來看，上世紀90年代前期到現在，民企和國企大體上是平行發展的。國企、民企的最終發展目標是實現雙贏、共贏。
環球人物雜志：要實現共贏，國有企業應該怎么做?
厲以寧：應該對國有資本體制進行改革。這個改革分高、低兩個層次。高層次的國資體制改革，主要是提升國有資本的配置效率。國有資本既然擔負著國家賦予的使命，就應該想辦法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增加國有資本最終的收益和價值，這才是國有資本管理部門的任務。因此我建議，要對國資體制進行改革，國資委不要直接管理企業，而應該組建若干個行業性或綜合性的國有資本投資基金公司，哪個行業需要大發展，或者產能不足，就加大資本投入;哪個行業產能過剩，就抽回資本。
低層次的國資體制改革，是國有企業改革，即變國有企業為真正的企業。既然現在大部分國有企業已經是股份制公司、上市公司，就應該讓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等法人治理結構起作用，要國資委直接管理干什么?!你(國資委)把企業變成不能自主經營的企業，這是失職!即使國家擁有的股份比較多，(企業)也不是你一家的呀，得跟大家商量，通過召開股東會、董事會來做決定。只有這樣，國企和民企才能處在平等的位置上。國企是執政黨的經濟基礎，民企也是，執政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執政黨，國企、民企也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企業。無論國企、民企，其產品都屬于中國制造，品牌也都是中國的品牌。只有當大家都根據法人治理結構來進行管理，公平競爭，民企才能感到安全、踏實，國企也才能感受到自己的獨立性，才能自主決策、自主經營。這是今后改革的方向。
環球人物雜志：民營企業是不是也需要改革?
厲以寧：對于民營企業來說，不叫“改革”，用“改革”二字容易引起誤解，應該叫“體制轉型”。民企體制轉型的前提，是產權必須得到保護。
在產權得到保護、產權清晰的基礎上，民企要重視發展方式的轉型，也就是要和國企一樣，進行自主創新、產業升級。一些人總覺得，中國有廉價的勞動力、土地可以用，但這個時代其實已經過去了。我在珠江三角洲考察時，有企業家問我：“我們是勞動密集型企業，是中小企業，做玩具、日用品、服裝，產品價格都很便宜，怎么搞自主創新?”我笑了： “我也在福建和浙江考察過，人家(的一些民企)跟你一樣，卻能自主創新，比如產品工藝的設計改一改，原材料的選擇改一改，營銷方式改一改，所有這些都是創新的表現。”
還要重視營銷方式的轉型。市場是可以創造的，不僅需求可以創造供給，供給也能創造需求。電動刮胡刀剛問世時，人們不敢買，擔心把肉刮下來。一些大公司就派人表演給消費者看，這樣才慢慢推廣開來。營銷方式和自主創新是結合在一起的。企業要不斷有新產品出來，才能吸引人，而有了新產品，就要有適合它的營銷方式。
管理體制上也要轉型。家族制、家長制管理體制已經過時，應該采取經理人制度。血緣關系不一定等同于接班的關系，兒子可以有股權，但如果他的才能不足，就不能成為公司將來的總帶隊。
環球人物雜志：對于國企和民企的合作前景，您怎么看?
厲以寧：二者間相互競爭是必然的，合作也是必然的。我剛從德國回來，那里有很多小企業是專門為大工廠生產某個零件的，產品質量很高。這些小企業的老板，可能就是由熟練的技工成長起來的。工業化剛開始時，第一批機器是誰造的?都是英國當時的小老板，他們會建磨坊、會做鐘表。而在中國，國有大型企業不和廣大的民營小企業合作，什么都要自己生產，實際上效率是很低的。因此，國企、民企的合作有潛力可挖。
“新社區”是城鎮化偉大創造
厲以寧如今仍堅持每年至少外出調研兩次。“近幾年走過的省份大概有遼寧、河北、天津、內蒙古、山東、江蘇、浙江、廣東、重慶、陜西、湖北、貴州……”記者注意到，他是按照幾大經濟區域的地理順序報出來的，足見一位經濟學家的縝密思維。他告訴記者，最近的一次是在陜西調研城鎮化的相關問題。
城鎮化是新一屆政府的施政著力點之一。雖然中國的城鎮化率在2011年達到51.27%，城鎮常住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但由此衍生的一些社會問題，如交通擁堵、環境惡化、資源緊張等，正困擾著人們。
環球人物雜志：大量農村人口涌入城區，城區住房供不應求，水、氣等資源也越來越緊張。這些難題怎么解決?
厲以寧：要從新農村著手，發展“新社區”。中國的城鎮化應由“老城區改造+新城區開發+新社區建設”三部分組成。老城區的企業要往外遷，拆掉貧民窟式的房子，把老城區改造成宜居的居住區、商業區、服務區。新城區主要是郊區的工業園區、高新技術開發區、物流園區，它是城市發展支柱產業的地方。在新城區，各種設施都能充分利用，污染能集中治理，企業也能聚集在一起多交流、多合作，實現規模經濟效應。當然，“老城區+新城區”的容量仍然有限，所以中國特色的城鎮化是在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基礎上建立起“新社區”。很多地方已經出現了社會主義新農村，村民們住進了樓房。
環球人物雜志：“新農村”與“新社區”的區別是什么?村民住進樓房就是實現了“新社區”嗎?
厲以寧：“新農村”變“新社區”，要做5方面工作：第一，園林化;第二，走循環經濟的道路，包括垃圾回收和使用、清潔生產、污染清理等;第三，公共服務要到位;第四，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第五，建立社區管委會，代替現在的村委會。目前，全國正推廣“新社區”，也叫“就地城鎮化”。這對中國乃至世界城鎮化歷史來說，是偉大的創造。
環球人物雜志：您說過，每提高1個百分點的城鎮化率，就意味著每年有1000多萬人進城。這些人都要求就業，城里的經濟能消化嗎?就業是考察政府績效的一個重要指標，政府該怎么辦?
厲以寧：要大力發展能大量吸收勞動力的服務業。傳統服務業如飯館、旅館、酒店、理發等，容量有限，不能完全吸收。金融、保險、法律、咨詢等現代服務業將成為解決就業的主要渠道。
環球人物雜志：城鎮化過程中，馬路要拓寬，房子要多蓋，醫院、學校要多建，這都需要錢。但另一方面，政府能出讓的土地越來越少，土地財政快走到頭了，地方債務也累積起來，怎么辦?
厲以寧：所以我們要走一條新路，比如參照澳大利亞、新西蘭的經驗，建立城市建設公共投資基金。這個基金是由地方政府出一點錢，再由各個金融機構、保險機構建立起來。基金建立后，按市場規則運行，每年發一批城市建設債券，籌集到的資金用于公共設施項目建設。比如，本市需要建一個自來水廠，項目啟動前，先發布公告，讓市民們先了解這個項目，然后自行購買債券。由于這種債券的回報率比銀行存款高，也比國家債券高，還是很受歡迎的。這樣根據不同的項目不斷地發債券，稱得上是“人民城市人民建”。
環球人物雜志：城鎮化帶來的戶口難題，改革的呼聲也很高。這個問題又該怎么解決?
厲以寧：解決辦法叫“農民市民化”。但這是一個水到渠成的過程，不可操之過急。現在，上海一些工廠里的車間主任、班組長，很多都是農民工出身，在上海工作了20多年，戶口還沒解決，孩子上不了學。如果外省市向他們發出邀請，承諾解決戶口，他們可能就會離開上海。但這批人一走，上海的制造業就只剩空架子了。這種形勢迫使當地政府想出積分制，規定達到標準積分120分的上海市居住證持證人，在子女教育、社會保險、住房等方面所享待遇與上海戶籍居民基本相同。
這種嘗試并不是絕對的。在某些地區，如果“新社區”的公共服務到位了，人口聚集得越來越多，就可以將這個“新社區”的戶口統統改過來(即農轉非)，但需要向管理機構交一筆錢，因為農民要享受社會保障的待遇。這筆錢，可能是地方政府或社區集體出，也可能是地方大企業出，因為農民把田租給了大企業，自己也就變成了工人，山東煙臺就是這么做的。隨之而來的問題是：企業如果正常盈利，工人的福利、工資自然不成問題，一旦企業運轉困難、投資失敗，甚至被人接管了，怎么辦?就應該從現在起，每年從企業利潤中提取一定比例作為保險基金，一旦工廠發不出工資，這筆錢就能發揮作用。
最成功的改革有三個
“從1978年開始，中國經歷了雙重轉型，一個是發展轉型，即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二是體制轉型，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這兩種轉型是并存的、重疊的，轉型中要解決的問題也是突出的、艱難的。”每每談到轉型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比如收入分配改革、經濟質量增長、房地產調控等，厲以寧總有說不完的話。在他看來，“每個問題都是一個專題”。
環球人物雜志：收入是每個人都關心的問題，我國收入分配制度也在不斷改革，但收入差距依然存在。在您看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點是什么?
厲以寧：中國當前亟須進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且重點應放在初次分配(按勞動力、資本、土地和技術等生產要素進行的分配)，而非二次分配(在初次分配基礎上，通過稅收、政策、法律等措施對各收入主體收入水平進行調節)。
對于初次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我有幾點建議：首先，新農村改革的起點，是必須給農村土地以產權。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城市產權問題已基本理清，而在農村，土地屬于集體所有，祖傳的房子沒有房產證，在宅基地上自己蓋的住房，哪怕蓋得再高、再好，也沒產權證，產權處于虛有狀態。農村土地產權的不明晰，實際上導致了農村、城市初次分配不平等的現狀，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阻礙了收入分配改革。
其次，勞動者和雇主必須有對等的地位。現在的情況是，不管打工者來自農村還是城市，他們通常以個體形式出現，相比較而言，雇傭他們的大企業就顯得有些強勢。由此帶來的結果是，雙方的談判地位不對等，工資的多少也由強勢的一方說了算，這也是初次分配的問題。西方國家是通過工會組織解決這個問題，但在中國，有誰看到過工會替農民工討工資?所以，這個必須改。
其三，教育制度要改革。在中國現行體制下，城鄉教育經費、資源分配等不均衡，這容易形成社會階層的凝固化、職業的“世襲”，也就是說，農民工的兒子，甚至孫子都還是農民工。如果這種情況不改變，初次分配同樣會有問題。因此，我們要加大農村教育經費的投入，城里的學校也不要排斥農民工的孩子。
當然，二次分配也很重要。這一點，主要靠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進行調整。在西方國家，已經施行多年的福利政策強調，在初次分配有差距的時候，通過稅收、補貼、福利待遇等方式，在二次分配階段將差距縮小。但在中國，因為存在城鄉兩種戶口，城市居民的很多福利農民工是享受不到的。也就是說，初次分配的差距，在二次分配中甚至再次擴大。要想彌補這一差距，重點應該放在加快城鄉社會保障的一體化，這是整個中國經濟面臨的升級問題，十分迫切。
環球人物雜志：近期，我們總能聽到來自國內外的一些質疑，認為中國GDP的高增長率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您怎么看這個問題?我們應該如何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
厲以寧：這個問題的根源在于，中國陷入了投資沖動怪圈——地方政府為了改善財政收入、緩解就業問題，便增加投資、擴大信貸，如此一來，GDP雖然提高了，通貨膨脹卻隨之出現，物價也快速上漲;為了抑制通脹，中央不得已采取緊縮政策，以放慢經濟增速，但這樣做，又勢必影響地方財政收入與就業……如此循環反復，讓經濟發展呈現出大起大落、大升大降的“不健康態勢”。
實際上，比GDP總量更重要的是經濟發展質量。如何才能提升經濟發展質量?一是要優化結構。因為技術一直在發展，客觀形勢一直在變化，所以，結構的優化是沒有止境的。比如，20多年前，全世界的環保概念是要求廢水、廢氣、廢渣不能有毒。今天的環保概念同樣包含不能有毒，卻更進了一步：二氧化碳會影響世界的氣候，所以必須減排，產業結構必須朝低碳方向調整。
二是不斷進行技術創新。一些企業不愿創新，認為“不自主創新，等死;自主創新，早死”。為什么會“早死”?因為融資成本太高，利息負擔重。再加上融資不易，尤其是在經濟形勢不好時，想借錢的借不著，許多民營企業的資金鏈斷了，維持不下去了。這不是“早死”嗎?正因為如此，中國的實體經濟，尤其是制造業，真正能實現自主創新的仍然很少，大部分還是依賴外國的技術，這也導致我國實體經濟雖然在數量上有了大幅提升，質量上卻仍和世界要求有著相當大的距離。
環球人物雜志：您認為房地產業又該如何健康發展?
厲以寧：我不主張搞限購令，它其實是對老百姓購房需求的壓制。等孩子們長大了、成家了，原來的房子住不下了，能不讓他買嗎?另外，每個公民都有購買房屋的權利，因此也不能有地域歧視。我建議，將限購改成限售。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學習新加坡的經驗：買房之后轉賣的，賣得越早，交的稅越高，如一年內轉賣，要按房價的16%繳稅，第二年降低為12%。
此外，還應當像政府采購方式一樣實行招標建房制。這就是說，地方政府先撥出一塊土地準備用于建設平價出售或廉價出租的居民樓，確定每畝土地價格，同時公布技術標準和房屋質量。開發商都來投標。在同等技術標準和質量條件下，誰報價(每平方米房屋售價或租金多少)最低就中標。如果交工日期延誤，質量不合格，或另收附加費等，皆重罰。這就能避免地價越炒越高，房價也越抬越高的情況發生。
環球人物雜志：中國的改革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您認為評價改革是否成功的標準是什么?您認為改革開放35年來，哪些改革是最成功的?
厲以寧：我的評價標準是，改革是否具有不可逆轉性。至于最成功的改革，我認為有三個：一是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二是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證券市場;三是民營經濟的興起。這三塊大石頭投進水里，濺起了層層波浪，從此，中國的經濟再也不能平靜下去。
湘西邊城的文學少年
和厲以寧談話，他儒雅、溫潤的氣質常會讓人忘了他的年齡。但厲以寧并非出身書香門第。他的父親是糧店店員，母親沒念完小學，17歲就嫁入厲家。1930年11月22日，她在南京生下長子厲以寧，“以”是厲家的排行，“寧”是南京的簡稱。兩年后，厲以寧弟弟出生，父親開始經商，家境得以改善。
厲以寧4歲時舉家遷往上海，住在租界內，6歲入學讀書。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軍侵入上海的租界，1943年，他隨家人遷往湖南沅陵，就讀于湖南名校雅禮中學(當時它由長沙遷到了湘西沅陵)。年少的厲以寧遠眺山水，醉心文學，“總是把沈從文的小說當成枕邊的讀物”，還以“山外山”的筆名寫小說，為日后在詩詞方面的造詣打下基礎。
抗戰勝利后，1946年，厲以寧重返南京，進入金陵大學附中，對自然科學產生濃厚興趣。高中畢業前，全班同學去參觀一家化工廠。“如果全國每一座城市都擁有這樣陣容齊備的化工企業，國家能集中全國的財力物力投入到工業建設上，那么，擁有五千年文明歷史的華夏民族就不會淪落到落后挨打的境地了!”厲以寧決定走“工業救國”的道路。1948年被保送到金陵大學時，他選擇了化學工程系。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厲以寧決定參加國家建設。年底，他回到沅陵參加工作，在一家合作社當會計。此次重返沅陵，他已經把湖南視作自己的第二故鄉，直到花甲之年，他還填詞抒懷：“山城一別幾多秋，少年游，夢中留……”
1951年，厲以寧決定參加高考，并委托雅禮中學的同學、在北京大學歷史系讀書的趙輝杰代他報名。趙輝杰覺得厲以寧做過會計，便替他做主，第一志愿報了北京大學經濟系。7月，厲以寧在長沙參加高考，8月接到了北大經濟系的錄取通知書。他就這樣陰差陽錯地被命運推上了經濟理論的研究道路。
當時，北大經濟系和中國各行各業一樣，一切以蘇聯為權威，講授的是傳統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羅志如教授開設的《國民經濟計劃》課程使我最早模模糊糊地感覺到，在蘇聯式的計劃經濟與西方傳統的市場經濟之間，還存在著第三條道路。”
大學4年，8個寒暑假，厲以寧都沒有回家，全部泡在圖書館里，沉醉于古今中外浩如煙海的經濟學著作中。當時的經濟系代理系主任陳振漢稱贊他“成績優異，名列前茅”。
坐了20年冷板凳
1955年，厲以寧畢業留校。“我認為自己口才不好，愿意從事經濟系資料室編譯工作。”沒想到，兩年后，反右運動開始，陳振漢、羅志如等人由于起草了《關于經濟科學繁榮的意見書》，遭到嚴厲批判，他們的得意門生厲以寧也被認為是有問題的，一直被扔在資料室坐冷板凳，一坐就是20年。
正是這20年的冷板凳，讓厲以寧受益匪淺。“面對資料室里大量的中外經濟學原著和幾十種國外經濟學期刊，我一頭扎了進去，接觸各種經濟學觀點，還翻譯了一些經濟學原著和論文。”
更難得的是，逆境之中，幾位教授繼續對厲以寧言傳身教。陳岱孫、趙迺摶(音同乃團)教授教會他“鬧中取靜”的學習習慣;羅志如教授跟他談世界經濟、談經濟學新的發展方向;研究經濟史的周炳琳、陳振漢教授不顧旁人非議，照舊和厲以寧來往，讓他幫忙收集和整理資料，暗中栽培他。
1966年，“文革”開始，厲以寧被打入“牛鬼蛇神”的行列。“寒潮早到，花徑驟成冰雪道。四野空空，小屋難防卷地風。狂風過處，催老青山多少樹。今夜難眠，萬戶千家一個天。”這是厲以寧當時心境的真實寫照。
1969年，厲以寧被下放到江西南昌縣鯉魚洲農場勞動。那里曾是血吸蟲病的疫區，據說連勞改犯都忍受不了那里的環境，不斷逃跑。在一張發黃的舊照片上，可以看到當時的厲以寧瘦得顴骨凸起，肩上扛著一把鋤頭，腿上沾滿泥水，褲腿一邊高一邊低。他不再是詩人，更不是經濟學者，而是一個正被極度疲勞折磨著的人。
1971年秋，厲以寧被轉到北京大興農場。此后4年里，他又不斷在北京郊區“邊勞動、邊接受再教育”，直到1976年“四人幫”被粉碎后，才徹底在學校里安定下來。
20年的動蕩中，厲以寧記了大量讀書筆記，寫了許多無法發表的文章，一小本一小本藏到床鋪下。改革開放后，正是憑借“文革”期間積蓄的這些“家底”，他擔起中國經濟學界領路人的重任。曾有人笑言，厲以寧出名太容易了，把過去那些壓在床底下的稿子拿出來發表就夠了。一句玩笑，幾多辛酸。
這20年的坎坷也讓厲以寧的經濟觀點發生了劇烈變化。“多次下放，使我看到農村的貧困和城鄉人民生活水平的低下，我發現自己在大學階段所學的那套東西同現實的距離是那么大。中國要富強，人民要過上好日子，看來不能再依靠計劃經濟的模式了。”厲以寧下決心探尋一條社會主義經濟的新道路。
希望每一個研究都能經世致用
2013年10月11日，厲以寧在一次新書發布會上說：“文章發表得再多，不聯系中國實際，對中國的改革沒有用處。”他希望自己的每一個研究都能“經世致用”。
1978年，中央停止“上山下鄉”，上千萬返城知識青年的就業一下子成了大問題。1980年4月，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和國家勞動總局聯合召開勞動就業座談會。會上，厲以寧第一次提出股份制，認為“可以號召大家集資，興辦一些企業，企業也可以通過發行股票擴大經營解決就業問題”。3個月后，他在中央的一次工作會議上再提股份制，一些學者贊同這個大膽的想法，國務院副總理萬里也表示支持，但反對者仍占多數，更有甚者，說厲以寧“明修國企改革的棧道，暗度私有化的陳倉”。1986年9月，厲以寧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我國所有制改革的設想》一文，此后又多次為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大聲疾呼，從此得了個“厲股份”的稱號。質疑聲一直伴隨左右，但他不卑不亢：“排除那些扣帽子式的所謂‘爭論’，正常的學術爭論是學術繁榮的必由之路。”
1987年5月，承包制作為股份制的替代方案被提出來。“首鋼的周冠五是承包制的代表人物，在他的帶領下，改革后的前3年，首鋼凈利潤年均增長45%。”但厲以寧認為，承包制具有本質性缺陷，它在把部分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交給承包者后，企業產權的界定反而更模糊了，發包者與承包者之間的利益沖突加劇，雙方更容易發生侵權的行為。1995年，首鋼因過度擴張陷入困境，周冠五被免職。隨后，首鋼走上股份制道路。
厲以寧告訴記者：“1992年初鄧小平南方談話后，江澤民曾專門找我、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王家福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陸百甫談股份制。江澤民說：‘我贊成股份制，但現在都是小企業在搞，要搞就搞大的’。”厲以寧、王家福、陸百甫都同意江澤民同志的看法。
1997年1月，第三次全國工業普查結果出爐，39個大行業中，有18個是全行業虧損，股份制改革勢在必行。9月，股份制正式寫入十五大報告。厲以寧說，這是中央在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對傳統所有制理論作出重大修正。從此，石油、電力、電信、民航、銀行等領域的國有企業紛紛轉變成股份制企業。
主持起草證券法
1992年6月，在上級領導的推薦下，厲以寧擔任證券交易法起草組組長，從股份制的倡導者轉變成了相關法律草案的起草者。
1993年1月，證券交易法(草案)第三稿討論會召開，將證券交易法改名為證券法。1994年3月，證券法(草案)進入第四稿討論，因為小組成員分歧嚴重，討論被迫擱淺長達3年。其間，證券市場發展混亂，坐莊、內幕消息、造假等現象頻出。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出臺證券法的呼聲再次高漲。
1998年10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再次審議證券法草案時，各方在法條的適用范圍上又發生了分歧。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張“股票、公司債的發行依照公司法的規定，公司法未規定的，適用于本法。政府債券、金融債券、投資基金券的發行，由法律法規另行規定”。 起草組成員、北京大學教授曹鳳岐[微博]看到此稿，頓時氣上心頭：“(都適用別的法律，)那證券法還調整什么?”作為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起草組組長，厲以寧表態：“第二條如不修改，絕不通過這個稿子。”最終，會議接受了財經委的意見，將第二條改為“(都)適用本法”，“本法沒有規定的，適用于其它法律”。1998 年12月29日，在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上，證券法以135票贊成、1票棄權、2人未按表決器的結果高票獲得通過。
一年后，中央成立證券投資基金法起草小組，仍由厲以寧任組長。2003年10月，該法案在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上以高票獲得通過。
“民營經濟之春”
此后，厲以寧在民營經濟研究上投入了更多精力。2003年下半年開始，剛擔任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的厲以寧牽頭成立了一個20多人的調研組，在遼寧、廣東、浙江、深圳等省市頻頻召開座談會，拜訪當地企業家。一個多月后，調研組匯集了一份長達17頁的調研報告，提出放寬非公有制經濟市場準入、拓寬融資渠道、加大對非公有制經濟的財稅金融支持等建議。2004年2月13日，這份報告連同厲以寧的一封信遞交到國務院。溫家寶總理當天批示：“促進非公經濟發展，應有一個通盤考慮，著手研究一些重大的政策性問題，形成一個政策性指導文件。”
2005年2月25日，新華社發布國務院《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電力、電信、鐵路、民航、石油、金融等行業和領域。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首部以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為主題的中央政府文件，因文件內容共36條，被簡稱為“非公經濟36條”，2005年也被稱為“中國民營經濟之春”。
但在實施過程中，厲以寧發現，政策應有細則，但“非公經濟36條”還是比較籠統。以至于有人講，“36條”準入的門是個“玻璃門”，能看見里面，但進不去。還存在進去了又不得不在非市場因素干擾下被迫退出的“彈簧門”。2010年全國兩會期間，厲以寧在溫家寶出席的政協經濟、農業聯組會議上第一個發言，詳細闡述了民營經濟發展中的困難。溫家寶隨即回應：“要放寬民營經濟的準入，解決所謂‘玻璃門’和‘彈簧門’的問題，真正自愿投資。投資能夠夠到我們期待的結構轉型方向的，我們都應該支持。”
2010年5月13日，國務院發布《國務院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其中，“允許”變成了“鼓勵”，在市場準入的條件、范圍、扶持政策等方面做了更明確、寬松的規定，中國民營經濟迎來“第二春”。
2009年11月22日，厲以寧80歲生日那天，第二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2009)揭曉，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理論以84票贊成獲獎。當厲以寧接過獎杯，會場掌聲雷動。股份制理論從提出到獲獎用了近30年，這30年的經濟騰飛是對厲以寧最好的致敬。
對學生論文中的標點錯誤都細心改正
“我從來不想當官，只想做一個學者。”30余年教書生涯里，厲以寧培養了大批學生，其中不乏李克強、李源潮、張茅、陸昊等政界要人和許多商界精英。
厲以寧告訴環球人物雜志記者，他現在還在給本科生上大課，聽課的學生擠滿教室。據一位大三學生回憶：“厲老師講課大多數時間不用講稿，只在卡片上列出提綱。講課時，他或站，或坐，或走動，臉上掛著輕松的笑容，一雙眼睛閃閃發光。他會忽然注視著某個同學，請他發表自己的看法，或者講完一段后問大家：‘你們看有沒有道理?’”
厲以寧批改學生的論文非常認真。1988年至1991年，李源潮攻讀北大管理學碩士學位。2009年，李源潮回憶說：“我當厲老師學生的時候只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干部(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而厲老師已經是很有影響、受人尊重的著名教授。他審閱我的碩士論文時，從題目、結構、觀點到打印格式，都給予細心指導，花費了大量心血，甚至用錯的標點符號，他都發現并向我指出來。厲老師這種扶持后生、誨人不倦的精神，每每想起，我都十分感動。”
滕飛是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黨委副書記，2000年至2010年間師從厲以寧。滕飛向環球人物雜志記者回憶道：“有一次跟厲老師到貴州畢節去調研，厲老師婉拒了當地政府安排的參觀活動，主動提出：‘我們自己走走看看吧。’他走到哪兒，就直接跟那兒的農民聊天，獲得第一手資料。”
滕飛說，厲以寧像普通人那樣生活，也像學者那樣觀察生活。“厲老師沒請保姆，自己做飯，還常去菜市場買菜，老百姓感受到的東西就是厲老師感受到的東西，所以他能真實了解目前經濟運行得到底怎么樣，非常有質感。”
2004年，著名經濟學家董輔礽(音同仍)重病在床，無法繼續輔導博士生，便懇請厲以寧將這幾位博士生收入門下。厲以寧欣然答應：“我和董老師是多年好友，董老師的學生就是我的學生。”現任中國鋁業國際貿易公司副總經理的程志強就是這幾位博士生之一。他告訴環球人物雜志記者，自己又在厲以寧的指導下讀了博士后，直到現在，只要有時間，他就和厲以寧一起做研究。
“攜手同行五十秋，雙雙白了少年頭”
學術之外，厲以寧對家庭充滿了柔情。他與夫人何玉春的緣分始于湖南沅陵。當時，厲家租住在沅陵何家的房子里，厲以寧與何玉春的哥哥何重義是雅禮中學的同學，但7歲的何玉春對厲以寧并沒多少印象。1957年，何玉春已從華中工學院電力系畢業，分配到遼寧鞍山鋼鐵公司發電廠工作，她去探望隨哥哥定居北京的母親，和厲以寧重逢。兩人一見鐘情，開始了“異地戀”。
一天，何玉春接到厲以寧的信，信中只有16個字：“春：滿院梨花正惱人。尋誰去?聽雨到清晨。”這首《十六字令》被同學們稱為“世間最短的情書”。當時，厲以寧是“有問題的人”，工資比何玉春還低2元，但何玉春毅然選擇了他。1958年春節，兩人在北京結婚。婚后第五天，厲以寧要去京郊勞動，何玉春得回鞍山工作，厲以寧滿懷離愁：“昨夜頻頻雙舉杯，今朝默默兩分飛，新婚初解愁滋味，咽淚爐前備早炊。”
從此是13年的兩地分居，每年只有兩周探親時間。1958年底，女兒厲放出生;1963年，兒子厲偉出生。1969年，厲以寧下放江西，將一雙小兒女留在北京，交給自己的母親照料。
1970年12月，何玉春放棄一切調到江西。夫妻倆住在放農具的茅草房里，房間一角還有黃鼠狼做的窩，但能在一起，已經讓厲以寧無比滿足：“往事難留一笑中，離愁十載去無蹤。銀鋤共筑田邊路，茅屋同遮雨后風。朝露冷，晚霞紅，門前夜夜稻香濃。縱然汗漬斑斑在，勝似關山隔萬重。”
改革開放后，國內外學術機構競相邀請厲以寧講學、考察，何玉春常伴其左右。厲以寧身兼多項社會職務，何玉春就當“秘書”：在收發室，學生們經常看到何師母替厲老師取信件，有時多得拿不動;在家里，她是厲以寧著作的第一讀者，厲以寧說：“她是電氣專業的高級工程師，經濟學不是她的本行，她在閱讀書稿時，感到這兒或那兒還不夠簡明，不易被人們看懂，我就進行修改，直到她滿意了為止。”
2008年，在金婚50年時，厲以寧寫道：“攜手同行五十秋，雙雙白了少年頭，凄風苦雨從容過，無悔今生不自愁。”北大的女教師無不感慨：何老師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不在于厲以寧有多大名氣，而在于厲以寧為她寫詩，從青春年少寫到了滿頭白發，從新婚燕爾寫到了兒孫滿堂。
“現在還給夫人寫詩嗎?”采訪中，記者問道。“兩個人一起出去就寫。她會攝影，她的照片我認為好的，出了集子的，每一幅我都配上詩，已經出版了兩卷，第一卷名叫《心寬無處不桃源》，第二卷名叫《沉沙無意卻成洲》，都是我詩里的句子。”
“夫人收到這些情詩很高興吧?”
厲以寧趕緊分辯：“這不是情詩，都這么大年紀了還寫什么情詩。”一屋子人被他逗得哈哈大笑，他也樂呵呵的，快樂如頑童。
“治家也是一個大家”
厲以寧的學生程志強說：“厲老師不僅在治學上是個大家，在治家上也是一個大家。”夫妻兩地分居13年，厲以寧既當爹又當媽，著意培養孩子的進取心。他曾說：“如果孩子有能力，我不必留錢給他們，因為他們有能力自己掙;如果孩子沒有能力，留錢給他又有什么用呢?”女兒厲放出國留學時與一名澳大利亞小伙子結婚，現在就職于香港一家金融機構。兒子厲偉獲得北大經濟學碩士學位后前往深圳創業，現任深港產學研創業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厲以寧“有4個孫子、孫女和外孫，最大的一個已經上大學了，學的是海洋環保”。
采訪的最后，記者問厲以寧，在經歷了戰爭動亂，也經歷了功成名就之后，有什么人生體會能留給年輕人。他說：“我的一生分三個階段：抗日戰爭時期，經歷了逃難、轟炸;新中國成立后，經歷了各種運動，特別是在‘文革’時勞動改造了很多年;1979年以后仍然有些波動，但沒有太大影響了。一個人受些磨難是有意義的，能鍛煉人。回首過去，無論什么境遇下，我都堅持自己的觀點。可以不說話，但不要說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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