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危機、文化危機的帶動以及經濟、政治、文化的相互作用下，發生政治危機的危險性必然迅速增大。
見微知著，從近期的一些跡象已不難看出這種危險性。它包括以下幾點：
------西化派更加反動和瘋狂。這表現在多個方面，包括胡耀邦的公子胡德華公開批判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兩個不能否定”的講話。他氣勢洶洶地在《炎黃春秋》的座談會上質問：“我不明白的是不能否定前三十年，我們是不是文革不能否定，如果說都不能否定那我們否定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三中全會以來的撥亂反正，否定的是改革開放，這不就把我們自己給否定了嗎?” 在我國，作為培養黨的領導干部的最高學府中央黨校，去年底為紀念憲法頒布施行30周年，召開了和習總書記的講話精神針鋒相對的所謂“優秀骨干師生”參加的務虛研討會，讓極右分子、人民日報原副總編輯周瑞金作了極富煽動性的總結發言：“我們已經下了市場經濟的水，更是下了私有化的水。……我們在座的很多人，房子也不少了。但是哪天不知讓誰發你一條微博，你就都沒有了，多的怕是連一家子的命都要吐出來。……從根本上逐步消除這種不安全的狀況，就要大膽追求憲政法治”。最后還警告：“一贏全贏，一輸全輸。”毫無疑問，這是按照《2030的中國》制定的“改革路線圖”搞殖民地化和憲政改革即實行西方國家政治體制----多黨制的變天動員。更令人震驚的是，沒有聽說當場任何一個人包括中高級干部站起來反駁。此類跡象清楚地表明我國也存在著發生蘇聯那種慘劇的可能性。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劉吉叫囂：“中國的前途命運是由強勢集團決定的，誰違背了強勢集團的利益，誰就必然下臺。”(華岳論壇，2013年7月31日) 陳子明最近在自己的微博中威脅道：“今天的中國社會已經不是半個世紀前的總體性社會、單位社會，政府已經沒有了毛澤東時代的那種掌控能力。只要民眾覺悟了，又敢于起來抗爭，最后的結果必然是，想要‘不給普世價值留空間’的人，將會失去自己在政治舞臺上的空間和在歷史上的地位。”老朱弟子悍然宣稱：“我們有充分的信心，在十年左右，迎來一個民主自由的國。……渡過黎明前的黑暗，迎接那個臨界點的到來。”(博訊，2013年4月11日)天則經濟研究所這個漢奸窩點最近竟敢召開有相當多人參加的該所成立二十周年慶典大會，進行動員、組織、示威。房地產商任志強在會上叫嚷：“許多人工的堤壩阻擋了魚類洄游，威脅到魚類的生存。必須拆除那些堤壩，讓江河自由，讓江河奔向海洋，不單自然界如此。”日前中國“法律黨黨首”賀衛方公然在美國宣揚：“將中國共產黨改造成西歐的社會民主黨是比較可行的選擇之一。”他還公開煽動反革命暴亂：“社會主義的根本性質讓司法無法得到獨立，中國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了，現實的實踐已經無法找到理論的論證，而沒有理論的實踐就只能依靠暴力來解決問題。”(烏有之鄉書店網，2013年8月4日)還有些人則妄圖利用搞自由貿易區的機會，按照《2030年的中國》制定的“改革路線圖”使中國迅猛地進一步陷入殖民地化。可見，他們比瘟神還瘋狂。這就不難看出，西化派依靠的是跨國資本，他們不在乎共產黨的招牌，所以最理想的方案就是盡早地改旗易幟，然后把一切歷史責任完全推到共產黨身上，必要的話把和共產黨招牌有聯系的那部分人推出去做替罪羊，在憲政民主的華麗外衣下，使他們竊奪的人民財產合法化。不難看出，他們正準備以比一般資產階級兇險百倍的最后瘋狂，決一死戰。
------西化派和補課派既有聯合又有斗爭。公開宣揚西方普世價值的西化派干將、原招商局董事長秦曉，和主張“特別是”的中信公司董事長孔丹異常激烈的爭吵，就不難看出西化派和特色派發生激烈沖突的可能性也在增加。知名學者李民騏在分析這一點時說：“經過了08年到09年的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以后，上層對于資本主義的信心開始發生一定的動搖。他們內部也開始部分分裂。因為上層中有一部分人的政治合法性是和中國革命的歷史相聯系的。……咱們就說紅二代吧，這個和中國革命歷史有聯系的部分雖然也參與了資本主義的復辟過程，也通過占有國有資產積累了巨額的財富，但是，如果說完全扔掉共產黨這個招牌，完全割斷和中國革命歷史的一切聯系，那么一旦發生重大的歷史變故，就難免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所以，恐怕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了成都同志非常了解的重慶的唱紅打黑，這里面既有當時個人的考慮，也是綜合了中國各方的背景變化所影響的客觀結果。” (紅歌會網，(2013年8月22日)這里邊提出了部分原來的補課派逐步左轉的問題。特別值得強調的是，重慶道路所實行的唱紅打黑“三進三同”、共同富裕，尤其是據說使公有制的比重提高18%以上，是一種左轉或者說向真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回歸、向科學改革回歸的一種表現。邪改派特別是其中的西化派的首腦把重慶道路誣蔑為“文革遺毒，封建殘余”，對它的代表人物極力打壓，必欲置之于死地，無疑是一種階級報復。胡耀邦的長子胡德平最近在《中國改革》月刊與胡耀邦史料信息網聯合主辦的“依法治國與重慶教訓”座談會上說：“‘文革’的模式究竟是什么?我覺得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重慶模式’是什么?我覺得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改革開放’，……在重慶問題暴露之前，很多人沒有安全感，包括高級干部。”(轉引自華岳論壇，2012年12月7日)這就是說，在他們眼里，重慶道路和文革是差不多的。由此可見，它是社會上資產階級特別是其中的買辦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及人民群眾的階級斗爭在黨內的特定方面的一種反映;是一種特殊形勢的路線斗爭。由于重慶道路是我們通過和平方式挽救黨的一條出路，是當前受到大多數人民群眾包黨員、干部贊同的擺脫困境、撥亂反正之舉，因此支持它是必要的。人民日報社主管主辦的期刊《人民論壇》2012年初的調查顯示，蛋糕論支持率僅2%，贊成或認同重慶道路的達90%以上，就從一個方面說明了這一點，所以對重慶道路及其代表人物的打壓，從表面上看或者說從戰術上看是暫時得了勢，但從實質上看或者說從戰略上看，則是一次大失敗。因為這使他們進一步暴露了搞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甚至按照《2030年的中國》制定的“改革路線圖”搞垮中國的真面目，從而進一步喪失了黨心民心。相反，對于前前后后始終支持重慶道路及其代表人物的馬列毛派來說，則是一個戰略上的勝利。這里所說的從戰略上看，最根本的是看路線，看民心，因為得民心者得天下，路線決定一切。前幾年一部分馬列毛派完全自發地力挺重慶道路的代表人物，有利于防止西化賣國集團在十八大前后搞亂中國，亂中奪權;有利于動員、組織更多的革命群眾關注、支持、參加復興科學社會主義的斗爭，這才是最根本、最重要的。濟南事件的過程，更有力的證明了這一點。因為重慶道路得到了更多人的理解和支持。所以當前力挺重慶道路的代表人物，對于破除邪改路線，用毛主席路線救中國，有重要的推動作用。也就是說，現在再從民心和路線上回過頭來看一看，就會進一步認識到當年力挺重慶道路和它的代表人物，順應了民心民意，擴大了重慶道路的影響，得到了相當多民眾的理解和支持，是必要的;就會進一步認識到邪改派在這件事情上也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在戰略上敗得很慘。這一點，對今后的斗爭將會產生難以估量的重大影響，甚至它本身就會成為一個斗爭焦點。同時，圍繞重慶道路，也將使中間派甚至包括部分右派隊伍進一步分化，使西化派和特色派的矛盾進一步激化。
------邪改派和馬列毛派的斗爭正進一步尖銳化。著名經濟學家趙磊等成都學者說：“你不是叫社會主義嗎?你搞出一個比資本主義更大的貧富差距，還有什么資格，還有什么臉面講你是社會主義?階級對立，經濟形勢、社會形勢的惡化，這個時候我們開始重新思考，這樣對改革三十多年的方向產生懷疑的人便越來越多了。這場改革的最大收獲是什么，是進一步體會到了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體會到文革的正確，體會到資本主義不僅是讓中國走向窮途末路，而且是讓人類也走向窮途末路了。可見，改革開放的展開過程，否定資本主義的因素也在發展起來，這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成都學者對話美國教授，2013年6月18日)河南青年工人王杰最近在他們的沙龍上說：“為什么現在越來越多的青年人、勞動人群趨向于左派?是因為他們切實感到，通過自身的努力并不能改變命運。市場經濟自由主義的法則教育他們，中國沒有自由競爭，他們沒有平等向上層游動的機會。他們會思考，為什么社會不公平?同樣具備能力，卻實現不了自己的理想?他們會得出答案，這不是自身的問題，而是社會結構有問題，這個社會規則不公平。那么，能不能改造社會，追求一種公平?這恰好構成他們左的思想。”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指出，路易十六時期是舊王朝最繁榮的時期，但18世紀農民的處境比13世紀的農民處境更惡劣，這種所謂“繁榮”便加速了革命的到來?？梢姡敻环峙涞牟黄降仁潜l暴力革命的重要原因，因為長期財富分配的不平等必然讓人們思考財富分配方式的欺騙性與合法性問題，而總根子正是資本主義私有制以及保護這一經濟制度的資產階級政治制度。既然如此，毫無疑問靠資本主義私有化和資本主義民主制度(實質上是資產階級專政)救不了中國。也就是說，靠通過大辦自貿區之類用開放倒逼改革，靠西方多黨制式政改即實施《2030的中國》制定的“改革路線圖”等等，都不僅救不了中國，相反卻會帶來大災難。連賀衛方都不得不說：“很擔心特別大的利益沖突最后導致轉型過程中的不順利甚至崩盤、革命。”(烏有之鄉書店網，2013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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