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多次參加各種學術交流，深感當前學界研究存在諸多問題。
只討論方法，不研究內容。
最近幾年，我們關注中國農村的各種問題，研究方法一般采取個案研究方法和區域研究方法，依靠的是在田野中發現問題，形成問題意識。在這種方法和原則指導下，我們已經對農村的各種問題有了一定程度的推進，比如農村的村民自治問題、土地問題、上訪問題、宗教問題、鄉鎮政權性質問題、人情問題等等。面對當下中國農村社會的轉型，長期研究可以形成知識的累積與推進。然而，在與學界的交流中，外部的學者卻更多的在討論如何進行田野研究、如何進行個案中推演出一般，他們大論方法，卻鮮少真正運用方法去研究問題。需知，方法只是一種手段和形式，離開了對內容和實質的把握，方法本身的討論就成為了一種玄學。
更讓人不能理解的是，一些學者自己本身并沒有做過田野工作，卻對田野工作妄加批判，以為純粹的演繹和推論就可以研究中國。面對學界的這種情況，只能感到痛心，大量的智力和學術思考放置在了這些不著邊際的問題上。雖說磨刀不誤砍柴工，但只磨刀不砍柴卻是萬萬不行的。
只學習技術，不形成思想。
在當前的學界研究中，盛行一種“技術論”的腔調。這種腔調強調技術的神秘性，宣揚技術的高深，認為技術是認識中國社會的一把鑰匙。這表現為大量的量化研究和統計分析。在社會學界，這種量化的思維方式近年來尤其盛行。雖然這種方式具有科學統計上的優勢，但在運用到對中國社會的研究中來時，對其不加反思的運用已經造成了大量的問題。很多年輕學者以掌握統計分析為目標，而對中國社會的理解卻空洞乏力，僅僅依靠量化的統計就想認識中國無疑是異想天開。在對中國社會的質性認識沒有形成之前，量化的技術分析根本就是隔靴搔癢，沒有任何的實際意義。
我們強調田野的思維，不僅是要打破既有學術規范的束縛，而且還要形成社會學的想象力，從大量的瑣碎經驗中形成對中國社會，乃至社會科學理論的宏觀思考。換言之，我們的研究雖然是對微小、細碎問題的研究，但我們關注的卻是宏大、厚重的思想性問題。對于中國這樣一個體量的國家，社會轉型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大量的社會問題絕不僅僅只是一個簡單的技術問題，其背后都蘊含著這個時代的印記。依靠我們的團隊學術，依靠長期堅持的田野研究，我們的研究既具有專業技術的一面，更具有學術思想性的一面。
只泛泛而論，不科學研究。
在國內學界還存在這樣一種研究傾向，這種研究傾向于關注中國社會的重大制度重構，具有宏大的視野。但是，其存在的問題也是明顯的。他們的研究是宏大敘事，往往以中國為整體的表述對象，這種研究方式不接地氣。因為，過于宏觀的研究，缺乏對中國問題中層機制的理解。他們的研究雖然“正確”，但往往是正確的“廢話”，不能夠為我們學術知識提供增量。現在大量的公共知識分子正是陷入了這個誤區，他們從價值出發，認為民主、自由、法治是評價制度的基本標準，卻忽視了中國制度本身大量豐富的運轉機制研究。我們強調，小處著手，大處著眼，以小見大。因為只有這樣，對宏大問題的思考才有基本的載體，才能得到科學的論證，才能稱為學術研究。
規范成束縛，創作不自由。
在學術研究越來越規范的同時，學術的原創性卻隨之降低。本來，學術規范的根本目的是形成知識之間的對話，進而推進知識的創造，但不想，在學術研究仍然處在起步階段的中國學界，規范不僅沒有達到倡導者原初之目的，反而束縛了學者的思想，約束了基本的表達，以致讓學術研究成為一種痛苦的、“不說人話”的表達方式。與此相反，我們倡導的直白的文風、野性的思維正是要回歸到學術研究之本意，我們要以研究中國問題、推進對中國社會的認識為根本宗旨，如果脫離了這一本意而陷于了學術規范如何遵守的陷阱中，那么我們的研究將喪失根本的意義。
對于個人的成長也是如此，通過暢快的寫作，形成對問題的敏銳認識。決不讓寫作成為擠牙膏式的沉重負擔。
國內學界大量的學術討論仍然停留在10年前的水平。我在一次會議上曾經說過，如果還是就這些毫無意義、也很難有明確答案的問題進行討論的話，那么在十年后的某次學術會議上，我們討論的仍然會是這些問題。不要在門口徘徊，不要猶豫，哪怕這條路走的艱辛，但我們卻已經在路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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