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陽：最急著滅亡中國的是中國的“普世公知”

　　一.今天中國的一切社會問題都是“普世公知”們“頂層設計”出來的。他們制造了問題，解決不了問題，又害怕承擔責任，因此需要滅亡中國。

　　二.挑戰“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客觀規律、硬充“領導階級”的必然結果。

　　三.文人吃香，中國遭殃，千古如此。

　　四.“普世價值”是“滅亡中國”、“滅絕中華民族”的代名詞。

　　五.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一.今天中國的一切社會問題都是“普世公知”們“頂層設計”出來的。

　　他們制造了問題，解決不了問題，又害怕承擔責任，因此需要滅亡中國。

　　如今最急著滅亡中國的是誰?不是美國，而是中國的“普世公知”。道理很簡單：誰不趕快滅亡中國誰就混不下去，誰就必然最急著滅亡中國。美國想滅亡中國不假，但美國到了不馬上滅亡中國就混不下去的地步了嗎?美國至少有相當一部份人在靠中國發財吃飯，就憑這，美國內部就不可能一致，就不那么容易下決心馬上滅亡中國。

　　中國的“普世公知”不同。他們心中有數：不趕緊滅亡中國，自己就要滅亡。由他們“頂層設計”、一手包辦了幾十年的世紀性大騙局已經山窮水盡，“到了崩潰的邊緣”，再也無法照老樣繼續往下混了。一旦騙局徹底破產，一切見不得人的東西必將大白于天下，他們必將被要求對自己幾十年來的一切決策言行全面負責、徹底負責，必將面對全面的清算、徹底的清算，必將面對人民的審判、歷史的審判。在這種情況下，你以為他們會傻不楞登老老實實坐以待斃?不先下手為強、趕在末日審判到來之前搶先滅亡中國才怪——只有中國滅亡了，自己才可能逃避掉歷史的清算。狗急了忍不住要跳墻，彌天大謊即將破產的大騙子忍不住要孤注一擲殺人滅口——邏輯關系利害關系就是這么簡單。

　　有中國這幫“普世公知”自覺自愿全力以赴自發免費當內應，美國即使沒想滅亡中國也不由得不動心了;即使沒打算馬上滅亡中國也忍不住躍躍欲試了——“蒼蠅不抱沒縫的蛋”、“沒有家鬼，引不來外鬼”、“外因要通過內因起作用”。

　　如此結論根據何在?就在眼前的實事中。

　　如今不管中國哪派，還有多少人繼續堅持否認中國如今貧富懸殊、社會矛盾空前激化、道德體系分崩離析、社會問題堆積如山等事實?但承認問題是一回事，解決問題又是一回事——承認問題是認識世界，解決問題是改造世界。認識世界是單向的主觀行為，可以符合實際，也可以不符合實際;改造世界是主客觀雙向的互動行為，必須符合實際——畫老虎可以隨心所欲，跟老虎打交道不能隨心所欲。任何中國人，只要真心想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就不得不實事求是;而只要實事求是，即使一開始政治上超越左右、不設立場，一旦著手認真調查研究試圖解決哪怕一兩個實際問題，就必然發現沒有一個社會問題不是“普世公知”們“頂層設計”出來的，要解決任何一個問題都不得不跟“普世公知”們的這條那條“頂層設計”迎頭相撞、直接對抗：

　　——貧富懸殊是“普世公知”們的“頂層設計”——“中國的貧富差距大嗎?中國的貧富差距還不夠大，只有拉大差距，社會才能進步，和諧社會才能有希望”(厲以寧);“不要擔心貧富兩極分化，財富分配應該以老百姓不造反為底線”(樊綱)——根據這些“頂層設計”，制造貧富分化、激化社會矛盾是改革的需要，社會根本就不應該平等，而應該拉大貧富差距，誰反對誰就是反改革。

　　——“不平等”是“普世公知”們的“頂層設計”——吳敬璉說：“目前中國社會貧富懸殊，主要來自機會的不平等”;厲以寧說：“結果平等是不應該的，機會均等是不可能的，我們應該弘揚一種來自優秀傳統文化的中國式公平觀念。好比一個大家庭，家長指定老二上大學，老大去打工做苦力供養老二，但由于他們對大家庭有‘群體認同感’，就不會認為這有什么不公平!”“窮人應該將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舊衣，天經地義”。吳敬璉說：“在市場經濟機會平等的情況下，由于人們的能力不同、機遇不同，也會產生收入的不平等。特別是我國目前傳統低效農業和現代先進工商業二元經濟并存，這種差距就會比一元經濟中更大”——根據這些“頂層設計”，機會不平等、貧富懸殊天然合理，誰不滿意誰就是“對大家庭沒有群體認同感”。總之貧富分化沒關系，什么事都不必做，只要讓不滿的人“調整心態”就行。

　　——根據厲以寧的定義，“貧富懸殊”僅僅是統計方法不同造成的現象差異：“將基尼系數農村城市分開計算，這樣中國貧富分化就不嚴重了”——根據這條“頂層設計”，“貧富懸殊”不是現實問題，而不過是“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的觀測角度問題。既然換個角度看就不是問題，那就不需要做什么事，只需要讓所有的人都換個角度看就行了。

　　——窮人受窮是厲以寧的“頂層設計”：“中國窮人為什么窮，因為他們都有仇富心理”——根據這條“頂層設計”，把“貧富”作為一個問題提出來本身就是“仇富”、挑撥離間、破壞社會和諧。

　　——根據“普世公知”的“頂層設計”，中國根本就不存在“貧富懸殊”問題——厲以寧說，中國沒有窮人，只有“待富人”(用當年被魯迅痛斥的梁實秋的話說是“尚未發財的有產者”)。既然根本沒有窮人，那當然根本就沒有什么貧富懸殊、貧富對立。劉吉說：“中國根本不存在兩極分化，這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無懈可擊。”易綱說：中國不存在貧富懸殊問題，只存在“貧富差別暴露”的問題。人們之所以關注貧富懸殊，全怪一些傻瓜經濟學家大驚小怪、無聊媒體沒事找事，一群笨蛋攪臭了一鍋湯：“不明白為什么中國的經濟學家要喚起民眾對貧富不平等的抱怨，這是非常難以理解的”。換句話說，要解決貧富懸殊問題有什么難的?封鎖消息讓大家都不知道就行了。既然根本不存在貧富懸殊，那還有什么社會矛盾激化問題?既然沒有社會矛盾激化問題，那“解決社會矛盾激化問題”就純屬“脫褲子放屁——多此一舉”——根據這些“頂層設計”，“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貧富懸殊問題根本不存在，純粹因為有人吃飽了撐的沒事找事。所以吳敬璉說：“現在我們社會有兩種，一種叫精英，一種叫草根，或者叫大眾，我對這種分析表示擔憂”——把“貧富懸殊”作為一個社會問題提出來本身就是對抗“普世公知”的“頂層設計”、破壞改革開放、豈有此理、罪大惡極。

　　——根據蕭灼基的“頂層設計”，貧富懸殊沒什么了不起——“我國雖然基尼系數已超過國際警戒線，但發生社會動蕩的可能性甚微”——根據這條“頂層設計”，對貧富懸殊問題置之不理就完了，哪用得著大驚小怪興師動眾解決?

　　——使中國老百姓保持貧困是“普世公知”們的“頂層設計”——“為了達到改革的目標，必須犧牲一代人，這一代人就是3000萬老工人。8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中國不應該建成福利社會，否則人們便沒有危機感，不好好工作”、“我建議取消所謂的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熱情和能力”(厲以寧);“學界要謹防在關注低收入者狀況的同時喚起平均主義的訴求”、“如果工資提得太高，投資者把產業都轉移到工資更低的越南去了，這樣的話，我們打工者連工作的機會都沒有了”、“現在的所謂看病難上學難住房難，聽上去好像有道理，其實是在蠱惑人心，中國要解決醫療保障問題，國家肯定要破產”(李劍閣);“春運票價不上浮不符市場規律”、“春運價格的浮動是必要的”、“反對春運火車票不漲價”(吳敬璉);“教育及醫療是否應產業化?中國目前為什么窮人上不起大學?是因為收費太低”、“最低工資標準對工人沒有好處”(張維迎);“窮人上不起大學是因為學費太低”、“大學學費要提高，很多人反對，我是贊成的。我也主張電價要漲”(茅于軾);“共同富裕觀是代表落后的，反動的”、“中國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勞動合同法》。這個《勞動合同法》不僅要改，而且要趕快改，再改遲了就會影響經濟的發展”(劉吉);“共同富裕是亡國之道”(鄭必堅)——根據這些“頂層設計”，誰想解決貧富不均誰就是蓄意破壞改革。

　　——社會性大規模腐敗是“普世公知”們的“頂層設計”——“腐敗不是最好也是次優”、“創造價值的腐敗”、“腐敗的過程當中，也是釋放了政府的一部分權利。所以，在某種意義上也推進了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反腐敗問題應進行全民大討論建議設立試點”、“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沒有理性就沒有未來”(張維迎);“改革要利用腐敗和賄賂，以便減少權力轉移和再分配的障礙”、“腐敗和賄賂成為權力和利益轉移及再分配的一個可行的途徑和橋梁，是改革過程得以順利進行的潤滑劑”、“腐敗和賄賂是人們的一種理性行為”、“腐敗和賄賂行為不僅有正負兩種功能，而且有收斂和發散兩種趨向和兩種結果”、“對貪官實行大赦和豁免鼓勵官員財產公開”、“實行大赦和豁免，懲治后，不咎既往，才能使官員解除顧憂，公布財產一事才能啟動和實行”(張曙光);“1985年，中國的腐敗開始盛行，但我感到的是寬慰而不是擔憂。……中國必然要遇到調控和腐敗增加問題，出現得這么快并不是什么壞事”(張五常);“貪污5000億不是大事”(茅于軾)——根據這些“頂層設計”，腐敗是個好東西，社會性大規模腐敗是好事，大好事，是“改革開放”成功的標志，不但不該消滅，而且應該保護。

　　——制造“利益集團”、大規模以權謀私是“普世公知”們的“頂層設計”——“利益集團的形成是一個好事情”、“不要一提到利益集團就覺得是貶義。其實利益多元化、利益獨立化，才能出現一個多元的社會”、“既然掌握公共權力進行公益決策的人不肯輕易放棄和交出他們的權力，而改革又不能從其手中強奪，就只能通過腐敗與賄賂的錢權交易的方法進行購買。腐敗和賄賂成為權力和利益轉移及再分配的一個可行的途徑和橋梁，是改革過程得以順利進行的潤滑劑，在這方面的花費，實際上是走向市場經濟的買路錢，構成改革的成本費”(張曙光);“以權力創造市場”(楊帆);“以資產換特權，促進私有化。最好干脆給這些人一大筆錢，把這些權力買下來”(張五常);“中國改革利益受損最大的是干部”(張維迎);“中國的前途命運是由強勢集團決定的，誰違背了強勢集團的利益，誰就必然下臺”(劉吉)——這些“頂層設計”是“一盤很大的棋”：只有大批制造出“利益集團”、讓以權謀私泛濫成災，才能證明共產黨“天生邪惡”、必須推翻、必須消滅。

　　——根據“普世公知”們的“頂層設計”，腐敗不可惡，反腐敗才可惡——朱學勤說：“寧要腐敗不要毛澤東”;張維迎說：“反腐敗力度在把握適當、要非常適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適當，間接帶來的負效應也非常大”;樊剛“證明”過去現在都是一樣的腐敗，用不著大驚小怪：“什么叫腐敗呢?腐敗的基本定義是利用公權謀私利。我們傳統體制的特點是什么呢?一切都變成了公權。以前連個售貨員賣豬肉都是公權，給誰肥肉、瘦肉都有腐敗。市場經濟改革就是要把大量的公權取消，變成私權”——既然“售貨員賣豬肉都是公權，給誰肥肉、瘦肉都有腐敗”，那么“賣肉挑肥揀瘦的腐敗”跟“從國庫盜竊個幾千億的腐敗”就沒什么兩樣。既然沒什么兩樣，要監督公權反腐敗就得一視同仁，怎么監督盜竊國庫上千億就得怎么監督賣豬肉。既然“監督是有成本的”，這么多的監督成本無論如何也賠不起，唯一的可行之道就是一個都別監督了，干脆公權“民營化”、市場化：賣肉的公權“民營化”，政府的公權如軍隊警察法院國庫管制土地管理等等也“民營化”——根據這些“頂層設計”，要么別反腐敗，要么國家政權私有化。

　　——根據張維迎的“頂層設計”，根本就用不著為中國社會的任何問題傷腦筋：“只要抓總量增加。不必管分配。發展到一定程度，一切問題都會解決”。張五常宣布：“三十年來的中國經過摸索，已經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甚至人類歷史上最好的制度”——根據這些“頂層設計”，解決中國社會問題最好的辦法是什么都不干，等著天上掉餡餅就行——“發展到一定程度，一切問題都會解決”。

　　——社會性道德淪喪是“普世公知”們的“頂層設計”——市場經濟不講道德，經濟學家道德淪喪理直氣壯，坑蒙拐騙、“打左燈向右拐”、“能做不能說”、“騙出一個體制來”振振有詞——“市場經濟叫人不偷懶，卻不能叫人不撒謊、也不能叫人不害人。這使得市場經濟存在著一種危險，就是它有可能導致一個很壞的情形：誘使人們勤奮地撒謊、勤奮地害人，不擇手段地謀取財富。有人會說，那是因為市場經濟不完善，完善的市場經濟是不會這樣的。但是，市場經濟光靠自身永遠也不可能完善，因為它只能叫人不偷懶，而不能叫人不撒謊及害人”(趙曉);“作為經濟學家，談道德卻是‘不務正業’”、“我們不妨就理直氣壯地宣稱：經濟學家就是‘不講道德’”、“經濟學家就是為利益集團服務的”、“現在的主要問題不是騙子太多，我們治理不過來的問題，中國的問題是騙子還不夠的問題，我93年就寫過一篇文章，里面說騙子出現的程度，跟市場經濟的程度成正比，他不騙你，你的制度怎么完善，怎么知道怎么防范?”(樊綱);“市場制度最道德”(張維迎);“資本沒有道德，不要對資本家進行道德審判”(鐘偉)——根據這些“頂層設計”，中國社會性道德淪喪是市場經濟成功的標志，是大好事，誰反對誰就是破壞市場經濟、破壞改革。

　　——環境污染、豆腐渣工程是“普世公知”的“頂層設計”——“中國處于發展中階段，重工業化是必經階段，對環境的污染勢必難免。但我們獲得了收益”(厲以寧);“我把堵車看成是一個城市繁榮的標志，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如果一個城市沒有堵車，那它的經濟也可能凋零衰敗”、“1998年特大水災刺激了需求，拉動增長，光水毀房屋就幾百萬間，所以水災拉動中國經濟增長1.35%”(劉偉);“只要抓總量增加。不必管分配。發展到一定程度，一切問題都會解決”(張維迎)——根據這些“頂層設計”，環境污染、天災人禍都是好事，是“市場經濟”成功的標志，不但不該大驚小怪，而且應該拍手叫好。

　　——房價飛漲、強制拆遷是“普世公知”的“頂層設計”——“房地產是國民經濟的支柱性產業”、“城鎮化”(國務院文件)、“房價漲得快是正常現象，說明居民的收入多了。以前投資的房產升值了，是好事”(厲以寧);“說房地產炒過頭，那是胡話”(李揚)“物權法專家組組長江平支持強拆重慶釘子戶”——根據這些“頂層設計”，房價飛漲、強制拆遷是獲得“改革紅利”的不二法門，誰妨礙誰就是跟改革過不去。

　　——“量中華之物力，結美國之歡心”是“普世公知”的“頂層設計”——“在全球化的體系中，中美經濟相互聯系已非常緊密，美國經濟發展不好，對中國經濟發展不利，中國經濟發展好，對美國也有好處”、“如果美元大量貶值或美元利息大幅上漲，對美國經濟沒有好處，對世界經濟沒有好處，對中國也不好”、“我們必須從大局來看問題，如果中國減持美國國債，美元的壓力會很大。我認為我們應該再買一點美國國債，直接幫助美國，間接幫助自己，是一個雙贏。”(林毅夫)“現在已經全球化了，沒有必要再提什么民族經濟民族產業了，義和團思想才是中國真正的大敵”(龍永圖)——根據這些“頂層設計”，“量中華之物力，結美國之歡心”、“救美國就是救中國”、“幫歐洲就是幫自己”、“融入世界”、“中美國”……

　　——“以改革的名義掠奪”是“普世公知”的“頂層設計”——“在改革過程中，國有資產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驚小怪。只要把企業財產經營權改為‘法人財產權’，國有企業的一切難題就迎刃而解了”(厲以寧);“不妨把這些公共財產看成無主之物，誰先把它拿來賣，這公共財產的產權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當一家國有企業的廠長，就可以和主管部門合伙把這家工廠賣給有錢人，產權就變成私有了”(盛洪);“對沒有合法權利來源的私有財產，物權法也照樣應該予以保護”、“即使是搶來的財產，也不能被隨便搶走”(江平);“最大程度寬容民企不規范”(汪洋);“企業家不依法納稅的現象不是犯法，而是犯錯誤”、“中國企業家就像人在黑夜里走路光著身子沒事，但這時突然有人將燈打開了，這時多么無奈多么尷尬”(張維迎);“很多的民營企業有一定的原罪……刑法規范只是最后的、最嚴厲的手段。一般不能輕易動用”、“刑罰入罪標準要提高”、“不能將正常企業中涉及的犯罪行為逐年進行累加”、“即使在手段上有瑕疵，也并不屬于詐騙”、“《刑法》要重新法典編撰制訂，很多罪名要合并，不能說什么罪名都可以搞企業家”(陳有西);“企業家有原罪的說法是不合理的”、“勞動不創造財富”(茅于軾)、“‘惡意欠薪’屬于勞資糾紛”、“解決勞資糾紛并不需要上升到刑法層面”、“勞資雙方應通過協調、談判、調解等方式解決,盡量避免刑法的介入”、惡意欠薪入刑會“從外部刺激勞資對立”(賀衛方)——根據這些“頂層設計”，搶劫國家財富合法，搶劫窮人血汗合法;白拿富人的物質性商品不給錢是搶劫，算犯罪;用“惡意欠薪”白拿窮人的勞力性商品不給錢不是搶劫，而不過是“勞資糾紛”，不算犯罪。名為改革，實為掠奪，誰反對誰就是“反改革”。

　　(又：中國老百姓的儲蓄率向來高，而老百姓的存款是正數;毛澤東時代中國“既無外債，又無內債”，國有銀行的資本金是正數。吳敬璉突然宣布：“之前國有銀行，我們搞了許多年，資本金變成了零，甚至負數”，然后鬧著要把國有銀行全部賣掉，還不準人說“國有銀行被賤賣”，因為“這也許跟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經歷有關，所以在涉及這個問題上很容易煽動起民族情緒”、“這是要不得的，對鼓噪‘賤賣論’的人，要警惕”——這邊國有銀行錢不見了，那邊同步冒出來一批沒有任何正當發財手段的暴發戶，其發財速度令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家們都望塵莫及，而且個個跟國有銀行某管理人員有某種關系。不等國有銀行的主人翁有機會查帳，“普世精英”們就急急忙忙要把國有銀行都賣掉銷贓滅跡，叫人永遠都沒法再查帳追究。個中奧妙不言而喻。)

　　——“言論自由只屬于‘普世公知’、不屬于老百姓”是“普世公知”的“頂層設計”——“我不跟無恥的人辯論”、“正確觀點不需要投票”、“那些批評罵我的人，他的道德連我一個腳后跟都沒有”(張維迎);“對改革的問題不能‘搗糨糊’”、“改革開放反對派的這種宣傳鼓動，已經造成相當大的思想混亂，其阻擋改革腳步、破壞社會和諧的消極后果正日益明顯地顯露出來”、“主流媒體應該有個明確的態度”、“中國人容易有民族情結，很容易情緒化，容易出問題”、“政府應當發揮其在經濟轉軌中的正面作用：消除對改革的阻礙和反抗”(吳敬璉)——根據這些“頂層設計”，“社會必須由‘精英’治理”、“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政府應當消除對改革的阻礙和反抗”——嚴厲鎮壓、“對待刁民不能手軟”、“你們這些人算個屁”……

　　“普世公知”們幾十年來“頂層設計”的實際內容和真正后果：

　　——勾結國際壟斷資本消滅中國民族工業、伙同世界銀行合謀對付中國國有企業、把中國的國家主權拱手相讓、里應外合幫助外資控制中國經濟命脈、消滅中國的一切骨干民族工業，肆無忌憚向外資全面開放中國的工業、農業、金融、水利、新聞、森林、草原、土地、房地產、礦業、航空、能源、通訊、鐵路、醫院，甚至軍工企業、公共供水系統等要害領域都對外資開放，任憑外資控制中國城市水務(美國的自來水公司歸國防部直接領導，連美國私營公司都禁止進入)，導致中國28個戰略產業有21個被外資控制……

　　——讓國際壟斷資本家肆意掠奪壓榨剝削中國人民的血汗和資源、操縱中國經濟的定價權、迫使中國人始終處于“買什么什么貴、賣什么什么賤”的極端屈辱、極端受害的境地、中國的戰略資源稀土賣得比面粉還便宜還宣布“我們絕不對各國封鎖稀土原料的出口”、中國煤炭被賤賣得讓日本拿了去填海、中國60%的食用油依賴進口、石油儲備僅夠維持幾周、任憑關系到國計民生的戰略資源產業被外國財團控……

　　——讓外資低價圈占中國大型金礦、控制黃金產業、放寬黃金出口、嚴控黃金進口、把中國的黃金儲備運往美國、把中國的金融命脈拱手讓人、向外資賤賣國有銀行股份、把十幾億中國人民用受盡盤剝之后殘余的微薄收入積累而成的天文數字的萬億血汗財富換成美元白條、讓美國等西方國家通過貶值全部侵吞(僅“兩房”債券就使中國損失4500億美元，超過甲午戰爭年中國損失的120倍。如今美日更進一步肆無忌憚以本幣貶值代換人民幣升值洗劫中國：去年以來日圓大幅度貶值，G20峰會卻對日圓貶值只字不提，實際為各國貨幣貶值開綠燈，美國卻咬住中國不放，繼續逼迫人民幣升值，同時狂印鈔票、自貶本幣幣值。可以預見中國對美元、日元的貨幣兌換損失恐怕將達上萬億，其最終后果必將是中國國內的通貨膨脹繼續飛騰，直到達到天文數字，中國的億萬外匯儲備將迅速變成一堆廢紙);甚至在美國政要公開宣布決不會還債、美國通過法令宣布“拋售美國國債視為對美國的戰爭行為”之后仍然繼續購買美國國債，而且強行關閉左派網站，徹底封鎖中國人民了解購買美國國債的一切渠道，使中國人民無從了解中國購買美國國債的實際情況……

　　——制造出“中國人生產、美國人消費、中國人儲蓄、美國人花錢”的“中美國”——美國不必生產、只印刷美元欠條就買下中國的工廠、拿走工廠的產品和利潤、甚至在中國的工廠生產的商品上只要貼上美國商品標簽轉手在中國市場售出便獲得幾倍的利潤，如蘋果手機、耐克鞋、名牌服裝等。使中國以不到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生產了世界一半的工業消費品和基礎工業產品，人均生產量是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四倍以上，人均消費卻不到世界平均水平，占人口一半的農民從總體上還屬于世界銀行規定的貧困人口。(據中科院的報告，2011年中國被美國免費拿走的財富達3.66萬億美元，超過中國當年總產值一半。一年的損失就超過舊中國一百多年的損失，使中國實際上成了美國的經濟殖民地，使中國建成的高效生產能力成為為美國服務的工具、對外奉送財富的工具)……

　　——不顧中國地震、冰災、雪災、旱災、泥石流等災難頻發、不顧中國失學輟學兒童人數世界第一、教育費用高昂、中國九億農民幾乎沒有任何醫療社會保障等現實，在全世界到處撒錢“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救美國就是救中國”、“幫歐洲就是幫自己”、“全球化”、“負責任大國”、買美國國債、買歐洲債券、買希臘國債、救美國、救歐洲、到處免除外國債務、僅2009年一次就宣布免除50個國家256億元人民幣的債務、提供各類援款2065億元(其中無償援助908億元);在日本右翼政客堅持參拜靖國神社、堅持否認南京大屠殺、堅持侵占中國領土釣魚島的情況下鼓吹“把東海變成和平之海、友誼之海”、跑到日本宣稱“決不延續仇恨”、大張旗鼓把日本核污染食品進口到中國毒害中國人民……

　　——使中國社會貧富極端分化、社會矛盾空前激化、社會公德全面崩潰、社會治安空前惡化、到處是冷酷無情、到處是爾虞我詐、到處是荒淫無恥、假冒偽劣泛濫成災、環境污染登峰造極、貪污腐敗窮兇極惡、無官不貪、官員個個富可敵國、中國的“三公”消費占的國家預算比例世界第一……如今中國人民處于世界上最低最賤最摻的境地、工作時間最長、工資最低、工作環境最惡劣、飯碗福利最沒有保證、前途最渺茫、不準討薪、不準罷工、不準組織工會、不準上訪、不準請愿、“不準惡意自殺”、沒有任何社會地位、沒人替他們說話，還要忍受拖欠工資、物價飛漲、假冒偽劣商品毒害、養不起老、看不起病、上不起學、住不起房、飽受封建把頭黑社會欺凌等無孔不入的敲骨吸髓的層層壓榨，最基本的生存都沒有任何保障……

　　——對中國老百姓窮兇極惡：開口閉口“民智未開”、“民粹”、“愚民”、“屁民”、“刁民”、“暴民”、“劣根性”……三聚氰胺害了那么多兒童，只抓了幾個養奶牛的;央視大火燒掉10幾億，只抓了幾個運煙火的;上海靜安大火燒死53人，只抓了4個電焊工……“菜刀實名制”、“微博實名制”、“維穩高于一切”、“維穩預算超過國防預算”、“全力維穩防群體性事件”、“嚴禁上訪”、封殺全部左派網站、“只需輕點鼠標就能破壞穩定”、強迫拆遷、暴力劫訪、滿街警察紅袖標，五步一崗十步一哨，警車、摩托、裝甲車林立、藏貓貓死、俯臥撐死、鞋帶上吊死、洗臉死、發瘋死、激動死、喝水死、睡覺姿勢不對死、自行從高處墜落而死、做鬼也幸福、被自殺、被漲薪、被幸福、被就業、被中產、被增長、被車禍、被代表、被自愿、被和諧……

　　——對外來侵略百般逢迎：嚴禁反映抗美援朝的文藝作品、對中國漁民船員被殺害默不作聲、對韓國海警打中國人聽之任之、對一個外國間諜之死大動干戈、對利比亞丟掉400億無動于衷、特意邀請公然支持疆獨鬧事的土耳其總理到烏魯木齊維族聚集區表演“親民”擴大影響、對外資公司制造的渤海海灣漏油大污染裝聾做啞、東海油氣田談判喪權辱國、南海諸島任憑外國搶占、在中國南海的三十多個鉆井平臺全是外國的情況下高喊“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慷慨解囊向侵占中國領土的國家菲律賓、越南等國提供巨額貸款甚至無償援助、幫助侵略者用中國的錢買先進武器搶中國資源殺中國人，還振振有詞：“韜光養晦”、“顧全大局”、“負責任大國”……

　　——遵照西方國家精英關于“世界人口的80%都屬于‘垃圾人口’、必須用高技術清除”的1995年美國舊金山“費爾蒙特飯店會議”決議，不動聲色地、滅絕人性地、有計劃、有步驟地對中華民族實行全面的隱形大屠殺——無限制地毀滅可耕地(連“確保十八億畝耕地紅線”都不提了)、荒廢水利設施、打擊農民務農積極性、全面摧毀中國農業，蓄意把中國人都餓死;無限制地揮霍破壞中國的水源，蓄意把中國人都渴死;無限制地制造環境污染(黃浦江變“豬江”、首都成“首堵”、北京變“霧都”，霧霾蔽日，伸手不見五指……)一步步把整個中國都變成巨大的奧斯威辛死亡集中營毒氣室，蓄意把中國人都熏死;無限制地包庇保護假冒偽劣，放縱有毒有害食品藥品泛濫成災，蓄意把中國人都毒死;無限制地制造豆腐渣工程，蓄意把中國人都砸死;無限制地摧毀醫療保健體系和養老福利制度，使中國老百姓看不起病、養不起老，蓄意讓中國人都病死;無限制地揮霍破壞中國的能源、礦產等要害戰略資源，剝奪未來的中國人的生存必需，蓄意把中國人都困死;無限制地強制推廣能毀滅生殖能力的轉基因主糧，蓄意消滅中國人的后代，讓中華民族斷子絕孫……

　　——公然美化漢奸賣國賊、鼓吹賣國有理、賣國有功、分裂有理、亡國有理、“國家分裂好”、“軍閥割據好”、“軍閥混戰好”、“天下大亂好”——“三百年殖民地”、“帶路黨”、“國際接軌”、中國要“大規模地融入全球化進程之中”、“中美國”、“迎外以安內”、“量中華之物力，結美國之歡心”、“戰略伙伴關系”、“消氣外交”、“中國的改革成果將與世界分享”、“秦檜站起來”、“岳飛不是民族英雄”、“李鴻章憂國憂民”、“汪精衛忍辱負重”、“義和團式愛國”、“愛國賊”……袁世凱、蔣介石、北洋軍閥皆被美化，毛澤東、共產黨皆被抹黑，狼牙山五壯士、董存瑞、黃繼光、毛岸英、雷鋒等革命烈士全部否定，連王二小、劉胡蘭等孩子也不放過，卻為日本開拓團立碑，為外國侵略喝彩叫好：“先進文明征服野蠻文明”、“八國聯軍代表先進文明”、“普世價值”、“中國人的劣根性”、“文化劣等”、“中國人都被秦始皇洗腦洗壞了，老是追求大一統”、“大一統使得國家內部失去前進變革的動力，趨于腐朽”、“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民族自決”、“區域自治”、“七塊論”、“臺灣獨立”、“西藏獨立”、“新疆獨立”、“內蒙獨立”、“香港獨立”、“廣東共和國”、“賣國并不是什么嚴重的錯誤，出賣人民才是嚴重的錯誤”、“在某些情況下，失掉一點領土，但是那兒的百姓能夠生活得更自由，更富有，對百姓是有利的。這樣的領土完整就沒有必要去追求”、“民國時代雖是社會政治上的動蕩亂世，卻是人文精神上的蓬勃盛世”、“色彩斑斕的時代”、“民主受尊重的時代”、“沒有政府比有政府好”、“政府不干什么比干什么更重要”……

　　任何人，只要當真想把中國搞好，只要當真想解決哪怕一個中國社會的問題，就必然發現無論如何繞不過“普世公知”的“頂層設計”——所有這些社會問題無一不是“普世公知”們“頂層設計”出來的，無一不以“普世公知”的“頂層設計”為理論根據和保護傘。要解決問題，就必然牽一發而動全身，必然否定“普世公知”的“頂層設計”。而“普世公知”絕對不允許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否定自己的“頂層設計”，因為這是他們的命根子——“普世公知”不干實事，全靠“理論”吃飯。“靠理論吃飯”有兩大命門：第一，“理論”必須與眾不同——“理論”只要不能與眾不同就是重復，重復了就沒有存在的必要，靠這“理論”吃飯的也就失去了存在價值。因此“普世公知”必須絞盡腦汁標新立異拿出與眾不同的“理論”來，不管這“理論”荒誕不荒誕、行得通行不通。所以“普世公知”的“理論”總是充滿了異想天開和胡說八道。第二，絕對不能承認“理論”有錯——“普世公知”全靠“理論”吃飯，一旦“理論”有錯，那“理論”就立刻一文不值，自己就立刻喪失了存在價值。因此“普世公知”的“理論”不管如何異想天開漏洞百出，只要一出籠就必須“落地生根”，變成“金口玉言”、“老虎屁股——摸不得”、“佛象眼珠——動不得”、“一個標點符號都不后退，要干就狠狠地干到底”，再荒謬絕倫也不能承認有錯。對“普世公知”來說這是生死攸關的大問題，絕對不能退讓。所以人們盡管看到“普世公知”們的“理論”五花八門無奇不有荒誕不經，但從來看不到任何“普世公知”會承認自己的任何“理論”有錯。誰敢說“普世公知”的“理論”有錯，誰就得準備著他們撲上來拼命。

　　情況一目了然：中國的一切社會問題都是“普世公知”們“頂層設計”出來的，要解決問題就不可避免要否定這“頂層設計”，而“普世公知”們寧可毀滅世界，也絕不允許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否定自己的“頂層設計”。這不僅因為靠“理論”吃飯的人必須如此，而且因為“普世公知”們完全心知肚明：自己干的一切后果太嚴重、責任太大太可怕了——把十三億老百姓變成了“改革代價”，當初賭咒發誓許諾的“先富帶后富”、“一包就靈”、“一私就靈”、“共同奔小康”等彌天大謊根本不可能兌現;靠自己的“頂層設計”根本解決不了今天中國的社會問題;任何人只要試圖解決這些問題，就不可能不追究問題的根源，就不可能不追查到自己的“頂層設計”，就不可能不追究自己的責任。當初他們輕松愉快揮灑自如地決策“改革代價”、“下崗三千萬”、“必須犧牲一代人”、把上億人的生存幸福一筆勾銷時，他們雖然根本就沒打算有朝一日會面對這一切的后果、承擔決策的責任，但自己心中不可能不清楚自己把老百姓害得有多慘，不可能不清楚自己多招老百姓的仇恨。只要想到可能面臨無數受害者仇恨的目光，他們豈能不膽顫心驚?

　　看看這些事實：《2012中國腫瘤登記年報》報道“全國每6分鐘就有一人被確診為癌癥，每天有8550人成為癌癥患者，每七到八人中就有一人死于癌癥”、“每年新發癌癥病例約350萬，因癌癥死亡約250萬”、“紐約時報稱120萬中國人因空氣污染提前死亡”、“中國拿5億生命換經濟發展：美國研究報告稱，由于燃煤造成飛污染使中國北方5億居民折壽5年。美媒9日刊文稱，這正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所付出的昂貴代價，經濟發展對于能源的需求正在逐步扼殺著中國民眾”、“通宵上班13天打工妹猝死”、“吉林大火死120人門反鎖防女工上廁所”、“28天9起特大事故死亡261人”、“貴州五名流浪兒童在垃圾箱里被活活凍死”、“重慶下崗女工餓死被發現時只剩白骨”、“餓死床上五年多，變成一具白骨。最后的日記日期是2002年8月8日，最后一頁日記沒有日期，上面寫著：一個月沒吃肉了，好想吃回鍋肉、燒白……這是我最難熬的一段日子”、“長得十分漂亮，曾是該廠的廠花”、“在九十年代末期，由于針織廠倒閉，被迫下崗，當時只領到下崗補貼四千元錢”、“廠里有的女工淪落為妓女，靠賣淫為生。張蘇玉由于沒有找到工作，也不愿與她們為伍，無奈之下省吃減用”、“成都青白江區婦女李桂芳由于長年吸毒因偷盜被抓，后被送去強制戒毒，派出所和戒毒所的冷漠無情和相互推諉讓只有三歲的其女李思怡只能被獨自鎖在家中，直到17天后的2003年6月21日被發現活活餓死”、“南京兩幼女餓死震驚全國”、“孩子整夜拍著門喊媽媽”、“餓得趴在馬桶里吃糞便”、“一次次絕望地拍著窗戶”、”“抱出來的時候都已經已經風干了”、“孩子的父親因吸毒坐牢，爺爺奶奶已去世，母親吸毒”、“暴露的不僅是孩子母親絕望的無情冷酷，更是折射出社會生存的無情殘酷”……

　　“餓死三千萬”是“普世公知”的憑空捏造，“下崗三千萬”、“8億農民變改革代價”、“每年因癌癥死亡約250萬”、“120萬中國人因空氣污染提前死亡”、“吉林大火死120人”、“28天9起特大事故死亡261人”、“重慶下崗女工被餓死”、“成都三歲女孩李思怡被餓死”、“南京兩幼女被餓死”……等等可是活生生的現實。“普世公知”控訴共產黨毛澤東，翻箱倒柜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編造拼湊出林昭、張志新、王實味等幾顆炮彈濫竽充數;而一旦清算“普世公知”的“頂層設計”，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改革代價”站出來說話，輕輕松松就能有近上千萬——“下崗三千萬”、“8億農民”、“每年死于癌癥250萬”、“因空氣污染提前死亡120萬”、工傷事故受害的、病死餓死的……想想近上千萬受害者及其家屬滿腔悲憤怒不可遏撲上來字字血聲聲淚控訴厲以寧、張維迎、吳敬璉們摧殘自己的情景，能不讓“普世公知”們不寒而栗肝膽俱裂嚇得滿褲襠拉稀嗎?能不讓他們發狂般不顧一切要避免這種前景嗎?而要徹底避免這種前景，就必須滅亡中國——只要中國存在，就不免有人想把中國搞好;只要有人想把中國搞好，一旦有機會就不可避免要當真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只要當真著手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就不可避免要否定“普世公知”的“頂層設計”;只要否定“普世公知”的“頂層設計”，就不可避免追究“頂層設計”者的責任——這是一環扣一環的連環套，最基礎的一環是“中國存在”。因此“普世公知”只要想徹底逃避自己“頂層設計”的責任，就必須先下手為強，滅亡中國、消滅一切苦大仇深的受害者，“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利害關系就是這樣簡單明確，沒有任何動搖的余地。不管他們如今如何東拉西扯上推下卸找借口編理由，核心只有一個——胡攪蠻纏，推卸責任，逃避懲罰，其他全是廢話。

　　二.挑戰“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客觀規律、硬充“領導階級”的必然結果

　　毛澤東早就指出：中國知識分子不是一個獨立的階級或階層，經濟上、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都沒有獨立性，必須依附于其它階級才能生存——“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知識分子這撮“毛”要么附在資產階級的“皮”上吃飯，要么附在無產階級的“皮”上吃飯：“從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現在沒有基礎了，他喪失了原來的社會經濟基礎，就是那五張皮沒有了，他除非落在新皮上。有些知識分子現在是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在空中飛，上不著天，下不著地。我說，這些人叫‘梁上君子’。他在那個梁上飛，他要回去，那邊空了，那幾張皮沒有了，老家回不去了。老家沒有了，他又不甘心情愿附在無產階級身上。”“現在，知識分子附在什么皮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無產階級身上。誰給他飯吃?就是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如果不附在無產階級身上，就有作‘梁上君子’的危險。”“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共產黨不心服，他們中的右派分子決心要同我們較量一下。較量了，他們失敗了，他們才懂得他們的大勢已去，沒有希望了。只有在這時，他們中的多數人(中間派及一部分右派)才會逐漸老實起來，把自己的資產階級立場逐漸拋棄，站到無產階級方面來，下決心依靠無產階級吃飯。少數人至死不改，只好讓他們把他們的反動觀點帶到棺材里去。但是我們應當提高警惕。要知道，他們一遇機會，又會要興風作浪的。”“只要世界上還存在著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我國的反革命分子和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活動，不但總是帶著階級斗爭的性質，并且總是同國際上的反動派互相呼應的。”

　　毛澤東的“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可謂點準死穴，一語中的：一個“附”字，徹底道破中國文人知識分子的全部物質基礎和精神支柱，把他們的行為特征、氣質本性剖析得淋漓盡致——經濟上不獨立，不仰人鼻息不能生存，那又何來思想上人格上的“獨立”?再清高自傲臭架子十足也是裝的。依附于人還恃才傲物目空一切瞧不起工農大眾，怎么可能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即便有多黨制，能想像文人知識分子凝聚起一個不是由清一色的知識分子而是能吸引廣大工農群眾參加的政黨嗎?——就憑“文人相輕”，別說“吸引廣大工農群眾”，連“容納廣大工農群眾”都不可能。)這樣的群體政治上怎么可能不極端孤立?又怎么可能形成一股獨立的政治力量?再鼓吹“政治獨立”也是不自量力的吹牛皮。

　　“知識分子不是一個獨立的階級或階層，必須依附于統治階級才能生存”是個客觀規律，并非毛澤東的編造。不論古今中外，任何社會的根本體制從來都是統治階級說了算，知識分子只有跟著聽吆喝的份，根本方向大主意從來輪不到他們拿。比如中國自漢朝以來不論哪朝哪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基本國策從來都是統治者規定好了再讓文人知識分子照著執行，決輪不到文人知識分子來說三道四決定取舍。凡“有為之君”其實都心中有數：文人主要的現實作用是制約武將、平衡權力，只能當狗用，不能挑大梁——乾隆皇帝公開宣布，文人“實不過以倡優蓄之”，國家的根本體制、根本決策決容不得他們說三道四。中國如此，美國其實也一樣。據2000年統計，美國的傳媒娛樂業幾乎被五大財團壟斷，五大財團中有三家是猶太老板。美國雖然號稱“言論自由”，媒體無數，但所有的媒體言論都不能違背這五家大老板的意志，一切不利于猶太人、宣揚公有制的言論都休想自由發表，誰不老實誰丟飯碗，甚至蹲監獄——“2013年6月27日訊，2012年‘占領華爾街’運動期間40歲的美國人杰夫.奧爾森在人行道上用水性筆涂寫了反大銀行的標語，他現在因此面臨13年監禁。法院已經拒絕了其律師援引美國憲法關于自由言論的條款進行辯護的要求，裁定律師不準以‘憲法第一修正案’言論自由條款來辯護”。可見中國外國、古代現代的知識分子其實都一樣，都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都必須附在統治階級的“皮”上吃飯，根本沒有什么“獨立性”。

　　不承認洋槍洋炮能打死人、一口咬定用豬糞狗血喝符念咒等等就能實現“刀槍不入”是用主觀的一廂情愿挑戰客觀規律;不承認“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一口咬定用“知識分子就是國家的思考者”、“公共知識分子必須有獨立性”、“和政府保持距離”等等就能實現“知識分子是‘皮’不是‘毛’”同樣是用主觀的一廂情愿挑戰客觀規律。當代中國這撮自命為“皮”的“獨立毛”(或曰“炸刺屌毛”)們另有一個名字，叫“普世公知”。

　　當年靠豬糞狗血喝符念咒對抗“刀槍不入”之所以能風靡一時，是因為有“太后老佛爺”的鼓勵撐腰;如今靠“公共知識分子必須有獨立性”否定“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之所以蔚然成風，是因為有“胡亂邦”的煽動保護——西太后為了打倒政敵保住權力，需要利用義和團;胡耀邦為了打倒毛澤東篡奪權力，需要利用“普世公知”。為此他干了以下幾大件：

　　1.1978年的“真理標準大討論”，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名義否定了毛澤東思想——從表面上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并不錯，但實際上搞的卻是一場權術陰謀。客觀實際的規律是：一時的具體的實踐可能否定真理體系的個別具體結論，但不可能否定整個真理體系，因為整個真理體系已經過經過長期、全面、普遍實踐檢驗過了。用一時的、局部的、特定條件下的“實踐”結果去推翻長期的、全面的、普遍的實踐結果是一種卑劣的權術詭計——說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際只收集一時的、局部的、特定條件下的、專門有利于否定毛澤東思想體系的“實踐”。等達到了否定毛澤東思想的目的，“真理標準大討論”立刻就變成了“不爭論”、“不要討論姓‘社’還是姓‘資’”、“摸著石頭過河”，再也不“誓死捍衛真理”了，更絕對不允許別人對自己的一切主張搞什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說是“解放思想”，實際只許否定毛澤東思想，不許懷疑自己的思想。否定了毛澤東思想，馬列主義的權威實際也隨即破產，中國共產黨思想上的權威從此蕩然無存，再鬧“四個堅持”也無濟于事。從此思想意識的主動權和話語權就完全被“普世公知”所控制。

　　2.凡毛澤東肯定的一律否定，凡毛澤東否定的一律翻案，刻意制造出“知識分子從不錯，出錯唯有毛澤東”的氣氛。

　　3.在1982年版憲法中刪除了“懲辦一切賣國賊”，實際取消了賣國罪，為“解放思想沒有禁區”提供了法律保障。

　　4.把擁護毛澤東的干部全部清除，一掃而光——反對自己的，以“清理三種人”的名義清洗掉;沒有反對自己的，老干部以“年輕化”的名義清洗掉，工農干部以“知識化”的名義清洗掉，一個都不放過，一個都別想跑掉。

　　5.獨創性地發明了個“第三梯隊”，明確規定選拔的標準是“年輕、學歷較高和有才能”，硬性規定出各級領導班子年齡下降、學歷上升的指標，后來干脆明文規定干部必須有學歷文憑，不是知識分子休想當官，工農干部徹底掃地出門;與此同時公開大肆宣揚選拔“第三梯隊”應該“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是假的，凡得罪自己的人全都按“處理三種人”干掉了，而且“除惡務盡”，一個都不留。因此實際上只有“內舉不避親”才是真的。這就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次把“任人唯親”合法化公開化，從此大規模提拔親屬的官場腐敗泛濫成災，一發而不可收拾。

　　6.于1984年把干部管理體制由過去的“下管兩級”改為“下管一級”，名曰“擴大下級單位的人事自主權”。從此“天高皇帝遠”，一把手只要籠住頂頭上司就可以想提拔誰就提拔誰、想收拾誰就收拾誰，別人誰也管不了，“一把手”變“一霸手”。

　　胡耀邦雖然垮臺了，但“惡魔的遺產”——“不要工農要‘公知’”、“知識分子是領導階級”、“知識分子必須領導一切”、“知識分子全面專政”不但原封不動地繼承了下來，而且不斷自我繁殖發揚光大變本加厲登峰造極，全面劫持了中國上層建筑的各要害領域——不創造財富、專靠主觀夸張制造“真理”的文科類知識分子(包括學理工出身但改行搞文科的知識分子)即“普世公知”們壟斷了話語權，個個眼睛比眉毛還高，不但對“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嗤之以鼻，而且當真把自己當成了活上帝，趾高氣揚重新安排整個中國，于是就有了上述那么多的“頂層設計”。

　　恩格斯說：“這些先生們以為，只要改變一下某一事物的名稱，就可以改變這一事物本身。這些深奧的思想家，簡直是開我們的玩笑。”然而“普世公知”們并不把玩笑當玩笑，而是假戲真唱，一本正經地“用改變事物的名稱來改變事物本身”——用把婊子改名為“性工作者”來“消滅賣淫”;用宣布“知識分子代表先進生產力”來改變“不參與國民經濟活動運作、在經濟體系中沒有獨立地位、對經濟活動規律一竅不通”的客觀存在。

　　客觀規律就是客觀規律，決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不管“普世公知”們如何聲嘶力竭宣布“知識分子不是‘毛’而是‘皮’”，照樣改變不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客觀存在，照樣改變不了“不參與國民經濟活動運作、在經濟體系中沒有獨立地位、對經濟活動規律一竅不通”狀況，照樣不懂就是不懂，但“知識分子是領導階級”、“知識分子必須領導一切”、“知識分子全面專政”卻迫使他們必須不懂裝懂，結果就是按圖索驥、照葫蘆畫瓢、“摸著石頭過河”、猴子般模仿西方國家搞“市場經濟”。

　　“當官的一張嘴，小兵拉子跑斷腿”。只有當過“小兵拉子”、對“跑斷腿”的滋味深有體會的人當了官才會懂得一個常識：當官的這張嘴不能亂動：稍微歪一點，輕則人仰馬翻，重則血海尸山。一貫脫離實際、腦子里只有教條沒有人、靠胡亂邦的反毛邪風突然一跟頭翻上天當上“領導階級”的“普世公知”們當然不可能有這點常識。他們跟那個亂邦小丑一樣，驟登高位，全身膨脹，趾高氣揚，亂蹦亂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小人得志，不可一世，視億萬生靈如糞土，拿國家大事當兒戲，“情況不明決心大，胸中無數辦法多”，隨隨便便一開口就輕松愉快地把十幾億中國人變成了“改革代價”，把無數家庭的生存福趾一筆勾銷——他們的如意算盤打得很如意：一切交給資本家就萬事大吉，自己就可以當甩手掌柜坐享其成了。然而實際的發展滿不是那么回事，他們的自作聰明到處碰壁：“普世公知”不是獨立的經濟力量、對經濟體系的運轉沒有發言權的依附地位并不因為他們自稱“代表先進生產力”就不復存在，資本并不因為他們自稱“代表先進文明”就改變運行規律而乖乖按他們的愿望運作，資本家并不因為他們自稱“代表先進生產關系”就乖乖聽他們安排指揮。他們原以為可以“一包就靈”、“一私就靈”、“一改制就靈”、“一賣就靈”，靈了就大功告成一勞永逸;實際結果不但不靈，反而激化了各種現有矛盾，制造了無數新生矛盾，按倒葫蘆浮起瓢，四處起火八下冒煙，搞得“普世公知”們焦頭爛額狼狽透頂，最后不得不乞靈于權力——靠權力維持神話，靠權力拆東墻補西墻、靠權力借新債還舊債、靠權力撒新謊圓舊謊，靠權力“把蛋糕做大”延緩矛盾爆發，靠權力制造GDP裝點門面維持住“‘公知’懂經濟”的神話，靠權力強行“維穩”……在毀滅環境、壓榨百姓、出賣國家、損害子孫的禍國殃民大泥潭里越陷越深。

　　違反客觀規律，明明“爛泥巴扶不上墻”卻非要往墻上扶;明明“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沒有獨立性卻非要硬充“領導階級”、“領導一切”、“全面專政”，不懂裝懂瞎指揮，結果不但害人，而且害己——“普世公知”后院起火，連做學問的基本環境都徹底毀光：

　　——“真理標準大討論”使整個上層建筑不再有任何原則底線——只要用主觀夸張制造出傾向性輿論狂潮的“實踐結果”，就可以隨心所欲否定推翻任何真理、任何原則底線，憑空捏造出任何“真理”。這導致整個中國思想界學術界教育界實用主義、虛無主義和主觀唯心主義泛濫成災：無所謂真理，無所謂原則，無所謂底線，無所謂做學問——只要善于編輯材料、憑空捏造、顛倒黑白、肆意夸張、攻其一點、不及其余、盡量夸大，就能想否定什么否定什么，想肯定什么肯定什么，一切易如反掌，全看利益需要。這就開創了一個學術變權術、學者變流氓、教授變“叫獸”的知識流氓一統天下的無賴時代：不需要任何真理，不需要任何原則底線，可以以“實踐”的名義否定任何真理，用主觀夸張編造任何“真理”。“普世公知”用這種辦法全盤否定了毛澤東思想，全盤否定了馬克思主義，全盤否定了中國共產黨，全盤否定了中國革命，全盤否定了辛亥革命，全盤否定了中國歷史，全盤否定了愛國主義，全盤否定了民族主義，全盤否定了中華民族……既然有如此簡便易行方便有效的“創造理論”和“顛覆理論”的捷徑，那誰還肯辛辛苦苦做學問?又何必講求什么科學嚴謹客觀理性實事求是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結果：“公知無知”，知識水平全面退化——邏輯混亂、文不對題、錯字連篇、詞不達意、信口開河、顛倒黑白、弄虛做假、胡攪蠻纏、強詞奪理成了司空見慣，一言不合即破口大罵，群起而上潑婦罵街，沒本事爭取盟友，有能耐制造敵人，一代不如一代。

　　——“干部必須有學歷文憑，不是知識分子休想當官”使“學歷”、“文憑”、“知識分子”身價百倍，“應試教育”橫行霸道，急功近利、實用主義、“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統治整個教育界，整個教育界的學風、素質、水平全面退化惡化。

　　——“硬性規定各級領導班子年齡下降、學歷上升的指標”導致各級干部紛紛以權謀學歷，教育界學術界紛紛做起了文憑學位買賣。以此為突破口，學術造假、文憑造假、學歷摻水、學術教育機構官僚化權力化、職業道德破產、學術誠信掃地、拜金主義實用主義橫行……上層建筑全面性道德敗壞如洪水泛濫，一發而不可收拾。

　　——“沒有任何原則底線”的后果是“一切皆空”，喪失一切信仰——什么理論原則都是假的，只有眼前利益是真的;什么理論原則都不管用，只有眼前的權宜之計管用。毛澤東說：“理論若不和實踐聯系起來，就會變成無對象的理論，同樣，實踐若不以革命理論為指南，就會變成盲目的實踐。”沒有理論，就只剩了盲目的實踐;喪失一切信仰、放棄一切原則底線，人就退化成了沒有思想、只有本能的動物，只會“摸著石頭過河”。

　　“普世公知”堅決不承認“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但不能自立而裝自立當不了飯吃。拒絕附在勞動人民的公有制的“皮”上吃飯，就只能另找“皮”依附吃飯，只能附到資產階級私有制的“皮”上去。只是“普世公知”們還瞧不上中國資產階級的“皮”，嫌小。結果就只能附到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皮”上去，于是有了“國際接軌”、“融入世界”、“代表先進文明”、“普世價值”、“改革攻堅”、“寧要微詞，不要危機”、“寧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機”、“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不畏浮云遮望眼”、“不能回避也無法回避”、“要有勇氣與擔當”、“冒點風險不怕”……有了上述種種“頂層設計”。雖然“普世公知”們對經濟運作一竅不通，但“附到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皮’上吃飯”的利益需要、“知識分子是領導階級”、“知識分子必須領導一切”、“知識分子全面專政”的彌天大謊使他們必須不懂裝懂。胡亂邦奉送的權力使他們能夠為所欲為——想像一下一個江湖騙子強行給人開刀的場面：根本不懂醫，從來沒開過刀，拿著本不知從哪個犄角旮旯翻出來的不知哪個朝代的“人體解剖圖譜”手抄本就自稱包醫百病的“學術權威”“專家神醫”，平白無故硬說別人有病，滿不在乎就拿刀子往人身上亂戳，戳之前先用權力把人綁起來不準躲避，用“不爭論”把人家嘴巴堵起來不準叫疼，每戳一刀還說一聲“這是‘改革代價’，忍一忍吧!”然后再來一刀、再說一遍……千刀萬刀把人折騰得遍體鱗傷卻還說不出來人家到底是哪兒有毛病。到最后自己都說不出來該往哪里下刀子了，就說你這病不是我不會治，而是必須你的腦袋當藥引，否則沒治……

　　江湖騙子的無賴邏輯至此已經昭然若揭：“用腦袋當藥引”不過是個借口——不給，那就不能算我不會治病，是你沒滿足我的條件;給，你照樣活不成。而這正是騙子想達到的目標：無緣無故把人家戳得死去活來遭了那么大罪，人家豈能善罷甘休?就憑這也非把受害者弄死不可。睹徒輸急了就要掀桌子賴帳，騙子走投無路了就要殺人滅口。“普世公知”的“頂層設計”面臨徹底破產了就要毀滅國家推卸責任——他們用十幾億中國老百姓做了那么殘酷的實驗，讓國家受了那么大損害，讓老百姓遭了那么大的罪，心里不可能不清楚這一切敗露究竟意味著什么。因此現在他們最著急的就是趕緊滅亡中國。大喊大叫“憲政”為的是“政黨輪替”，“政黨輪替”為的是“共產黨下臺”——也就是“用共產黨的腦袋當藥引”。不答應，“普世公知”們正好把自己先前一切“頂層設計”的責任賴個精光：中國社會的一切問題不是我的“頂層設計”造成的，而是“共產黨當權”造成的。答應，中國立刻四分五裂陷入戰亂——在中國社會矛盾空前激化、整個社會嚴重對立的情況下，能在組織上維持中國統一的力量除了共產黨還有誰?去掉了共產黨，嚴重對立的中國社會不分崩離析才怪——稍不如意就要破口大罵的“普世公知”們能凝聚幾個人?有幾個工農群眾會跟他們跑?他們又能容納幾個工農群眾?而“普世公知”需要的恰恰正是這個結局——中國完蛋了，還會有人追究他們“頂層設計”禍國殃民的責任嗎?

　　為什么“普世公知”們如今那么起勁地叫嚷“憲政”、“政黨輪替”?賊喊捉賊推卸責任倒打一耙——他們“頂層設計”了“改革代價”，“頂層設計”了“腐敗有理”，“頂層設計”了“貧富懸殊有理”，“頂層設計”了“利益集團的形成是好事”，“頂層設計”了“污染有理”，“頂層設計”了一切壞事，如今一鬧“憲政”，一下子就把自己“頂層設計”的一切責任推了個干干凈凈：一切壞事全是“共產黨一黨專制”造成的，跟他們的“頂層設計”半點關系沒有。就這么一鬧，輿論的注意力一下子全被他們故意轉移到“憲法”“憲政”之類筆墨官司上去了，還有誰記得一切問題全來自他們的“頂層設計”?當初用“頂層設計”拼命制造腐敗的是他們，如今用“憲政”拼命反腐敗的也是他們;過去唱紅臉的是他們，如今唱白臉的還是他們。所以魯迅說：“他是智識階級。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長久，他將來還要到別家幫閑，所以當受著豢養，分著余炎的時候，也得裝著和這貴公子并非一伙。”

　　“普世公知”沒有金剛鉆，偏攬瓷器活;一撮雜毛明明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卻非要當頂梁柱;不自量力硬充“領導階級”、“社會必須由精英管理”、“知識分子領導一切”、“知識分子全面專政”、“知識分子必須保持獨立性”……“獨立”來“獨立”去，“獨立”了半天，還是得附到別人的“皮”上——拒絕依附無產階級公有制的“皮”，就只能依附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皮”。為了改換門庭，用“頂層設計”瞎指揮亂折騰中國幾十年，禍國殃民無惡不做，闖下了塌天大禍，犯下了滔天大罪，激起了沖天民憤，等見勢不妙便急著推卸責任逃避懲罰——“出來混，總是要還的”。“普世公知”死皮賴臉不肯還，要賴帳，所以急著殺債主，所以急著滅亡中國。這就是來龍去脈、前因后果和“能做不能說”的如意算盤。

　　三.文人吃香，中國遭殃，千古如此

　　戴旭在CCTV-7講武堂的《近代中國強軍夢》講座系列有幾點事實令人深思：

　　1.中國唐朝之后就再也沒出現過杰出的軍事戰略思想家，直到出了毛澤東才填補了這個空白。

　　2.中國自明朝開始落后，錯過了工業革命和全球貿易的歷史機遇，錯過了發展資本主義的歷史時機，錯失了海權加火器的革命，在海權加火藥軍事革命中雙重落伍。

　　為什么?簡單得很：唐朝之后是宋。宋朝最大的特色是什么?文人吃香——程朱理學橫行天下，文人壓倒武將，秦檜壓倒岳飛(“高俅”陷害“林沖”;軍人地位低下——“賊配軍”;岳飛的“武將不怕死，文官不愛錢”從反面證明當時文官貪婪成風橫行無忌導致軍人士氣低落毫無斗志)。程朱理學橫行天下導致文人的那一套不僅滲透了中國人日常生活的每一個角落，而且霸占主宰了中國人的思想思維方式。在宋朝之前文人對中國人的控制程度從來沒有如此嚴厲嚴密無微不至。自宋朝始，文人對中國人實現了最徹底的統治控制。結果：“中國唐朝之后就再也沒出現過杰出的軍事戰略思想家”、“自宋以來，我們終于只有天靈蓋而已”(魯迅)——“文人壓倒武將，秦檜壓倒岳飛”不過是“程朱理學橫行天下”的水到渠成。歷史的結局就是經濟實力世界第一、獨霸火藥火器、武器先進程度世界第一、軍隊數量世界第一、科技文化世界第一、代表“先進文明”、“先進生產力”的宋朝被各方面都遠遠落后于己的遼、金、蒙古輪流欺負得抬不起頭來，一代又一代靠割地賠款混日子茍且偷生，“大宋”=“大送”，最終滅亡。

　　明朝仍然是文人吃香(“士、農、工、商”，“士”為四民之首，當了“士”就有特權)，仍然是“文人壓倒武將，秦檜壓倒岳飛”——到后來發展到將領出征打仗必須有文官監軍的地步。“明亡與士大夫階層不務實學，光事空談有關系……因為熟讀四書即可考取進士作大官……明人嘴上是仁義道德實際上無恥到極點，讀明史閹黨傳，真令人怒發沖冠，閹黨中，除一人外，都是進士出身”。(范文瀾)

　　中國在明朝錯過工業革命和全球貿易的歷史機遇、錯過發展資本主義的歷史時機、錯失了海權加火器的革命，真正的罪魁禍首不是別人，就是“文人當權”——文人吃香，中國遭殃。這就是歷史的結論。

　　為什么?道理并不復雜。文人靠什么吃飯?靠說不靠干——不靠勞動創造財富，而靠舞文弄墨、搬嘴弄舌(更確切地說，是以孤立的個人為基礎的舞文弄墨、搬嘴弄舌——沒有集體協作，全是單打獨斗的個人奮斗)。舞文弄墨、搬嘴弄舌的本質是什么?主觀夸張(或曰任意撒謊)。要靠主觀夸張吃飯，就必須讓主觀夸張有市場。主觀夸張任意撒謊的反面是什么?實事求是。要使主觀夸張有市場，就必須遏制實事求是，就必須證明主觀夸張比實事求是高級。如何證明主觀夸張比實事求是高級?制造一種理論，證明不干實事的比干實事的強。如何證明不干實事的比干實事的強?制造身份的不平等——宣布不干實事的文人是高人一等的“精英”。文人成了高人一等的“精英”，就可以用空話把別人的實干成果據為己有，用不等價交換不勞而獲。這一切決定了中國文人的兩大需要：第一，自命“精英”;第二，脫離實際光說不干。

　　自命“精英”——只有自命高人一等，才能制造出“文人的舞文弄墨、搬嘴弄舌等主觀夸張比苦干實干勞動創造的財富更有價值更高級”的神話，才能讓別人花代價獲取這舞文弄墨、搬嘴弄舌的主觀夸張，才能鄙薄勞動創造財富、蔑視勞動人民、不屑靠等價交換向創造財富的人提供服務正當謀生、追求依附權貴不勞而獲。

　　脫離實際光說不干——只有脫離實際光說不干、言行不一，說一套做一套，文人才能逃避實事求是、實踐檢驗等客觀制約，才能避免“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沒有”、“實打實、硬碰硬、是騾子是馬牽出來溜溜”、“真金不怕火煉，是不是金子立竿見影”的尷尬，才能盡情用主觀夸張任意撒謊證明自己，愛說什么說什么，不管如何隨心所欲信口開河天花亂墜顛倒黑白都不怕露餡、不怕“文人高人一等”的神話會破產。

　　“文人吃香”，意味著把文人這兩大需要強加于整個社會：

　　自命“精英”——“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只有跟當官掌權、統治權術相關的文科類學問算學問，只有與“學而優則仕”相關的文科類文人有資格算正牌“讀書人”。歧視壓迫一切靠勞動創造財富的人，目空一切，專橫跋扈，不承認人民創造歷史，不承認勞動創造世界，不承認自己會出錯，永遠文過飾非，把一切功勞歸于自己，把一切責任推給別人。

　　脫離實際光說不干——不必會干，只須會吹。干得好不如吹得好。實事求是敵不過主觀夸張，是黑是白是鹿是馬全憑文人一張嘴，判斷是非的標準不是客觀事實，而是文人主觀夸張出來的、可以根據自己的利益需要任意解釋、隨時變化的“理論”。

　　戴旭的《近代中國強軍夢》里有個例子：當世界發達國家都在大修鐵路、進入鐵路帶來的陸權復興和新陸軍革命時，滿清王公大臣“大學士”們卻以“鐵路破壞‘風水’、‘龍脈’”為理由一再否決在中國修鐵路，甚至把已經建好的鐵路全部拆毀。這是典型的“文人吃香”的產物：“判斷是非的標準不是客觀事實，而是文人主觀夸張出來的、可以根據自己的利益需要任意解釋、隨時變化的‘理論’”——什么是“風水”?什么是“龍脈”?全是掌握了話語權的文人說了算。通過主觀的夸張，把“風水”“龍脈”之類主觀夸張憑空捏造的“是非原則”說成高于一切的大是大非、制造出“誓死捍衛龍脈”之類壓倒一切的傾向輿論狂潮，結果就是“鐵路事小、風水事大”、“鐵路事小、龍脈事大”。現在看起來“風水”、“龍脈”之類說詞荒謬可笑，但這是迷信破產之后的事。在迷信盛行的當時這些說法不但不可笑，而且顯得那么“義正詞嚴”。雖然“風水”、“龍脈”這類具體的借口今天已經破產，但“鐵路事小、風水事大”這套把戲可沒有破產。不但沒破產，而且變本加厲，只不過把“風水”、“龍脈”那些過時的虛無縹緲換成了今天時髦的天花亂墜，比如“民主”、“憲政”——把“鐵路事小，風水事大”、“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變成“亡國事小、民主事大”、“兩彈一星妨礙了民主”、“神十干擾了憲政”;把“風水龍脈高于一切”、“節操高于一切”變成“民主高于一切”、“憲政高于一切”;從慷慨激昂義正詞嚴聲捍衛“風水”、“節操”變成慷慨激昂義正詞嚴捍衛“民主”、“憲政”……湯換了，藥一點沒換，仍然是“判斷是非的標準不是客觀事實，而是文人主觀夸張出來的、可以根據自己的利益需要任意解釋、隨時變化的‘理論’”——用“風水”、“龍脈”、“節操”、“民主”、“憲政”等等沒有什么客觀標準、任由文人主觀信口胡說的東西毀滅實實在在客觀存在的東西：鐵路、生命、國家、民族、兩彈一星、神十……

　　為什么如此?簡單得很：文人不干實事。要讓“文人吃香”，就必須證明不干實事的比干實事的強。但文人既然什么實事也不干，就沒法用事實證明自己比干實事的人強。不能用事實證明自己比干實事的人強又必須證明自己比干實事的人強，就只能貶低干實事的人，就必須讓干實事吃不開，就必須不準干實事——自己不干實事，也不準別人干實事，不準社會崇尚干實事，不準干實事的人吃香，竭盡全力貶低迫害干實事的人——這叫“逆向競爭”：不能證明自己強，就證明別人差;用事實證明自己正確很難，用誹謗“證明”別人“錯誤”很容易。而只要證明別人“錯誤”，就等效于證明自己“正確”、“高等”。這一套說好聽一些，叫“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說難聽些，叫“啥也不干的比苦干實干的高級、高等、高明”。利害關系明擺著：只要干實事就必須聯系實際，就必須實事求是，就必須反對主觀夸張任意撒謊，就必然威脅“文人吃香”——只要社會崇尚干實事，能干實事、干出實際成果、有發明創造、促進進步的人的威信自然就高。實事求是干實事的人威信高了，脫離實際光說不干的文人的威信往哪兒擺?——當然，如果實事求是干實事的是外國人倒沒多大關系，因為他們對中國的“文人吃香”沒有直接威脅;但如果是中國人就不可容忍了，因為這馬上會直接威脅到“文人吃香”的地位——人們崇尚干實事，就必然鄙視不干實事光會主觀夸張吹牛撒謊的;干實事的中國人威信高了，說一套做一套光說不干的文人的威信就沒了;錢學森吃香了，季羨林就沒人頂禮膜拜了。中國人干實事取得的任何成就對文人來說都是壞事，都對文人的特權形成了威脅。“存在決定意識”。這樣的利害關系決定文人要保證“文人吃香”就只能容忍外國人干成實事，不能容忍中國人干成實事，就必須打壓中國一切干實事的人。

　　明白這就能明白為什么自古以來中國碰到外來侵略時文人總是主和——主戰，要取勝就得干實事，文人干不了;讓別人干，就不免大權旁落，如果別人成功了自己就不吃香了。主和，不抵抗，什么實事都不用干，不會威脅到自己“文人吃香”的地位。如果因為不抵抗而亡國呢?那對文人來說更好——外國人統治中國離不開自己，中國人統治中國離得開自己(至少他們這樣認為)。這種個人得失明細帳文人算得比誰都精。

　　為什么中國人總是“木秀于林，風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眾，人必非之”、“槍打出頭鳥”?“文人吃香”的需要——“行高于眾”，一下子就把光說不干的文人比下去了，那人家還怎么靠主觀夸張任意撒謊高人一等?當然非打壓不可。這是保持“文人吃香”的訣竅：光說不干，誰干實事整誰，干的成績越大整得越狠。寧可誰都干不成，也不能讓干實事的人成功。如果真鬧出大亂子引起天下大亂，文人們立刻把王八脖子縮到肚子里裝聾作啞一聲不吭，死活不出頭，誰愛出來收拾爛攤子由誰去拼命。等人家成功了、局勢穩定了，文人們立刻紛紛冒出龜頭，發揮主觀夸張的特長在雞蛋里挑骨頭，羅列罪名把干實事的人打下去，重新建立起“干得好不如吹得好”、“大干大錯、小干小錯、不干不錯，越干越錯”的社會大環境。所謂“中國人好內斗”、“一盤散沙”、“內戰內行、外戰外行”、“嫉賢妒能”等“傳統”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文人吃香”、“必須打壓干實事的人”的必然產物。

　　文人打壓干實事的人的最常見伎倆是“不看干不干，只看錯不錯”——評價醫生，不看治好了多少病人，只看出了多少差錯。照此標準，一個病人都不看的人必定無差錯，必定最優秀。這正是文人期望的結果：不看干了多少，只看錯了多少，啥也不干的文人就永遠一貫正確，就能確保“文人吃香”。然而社會要發展、歷史要前進，不干才是最大的錯誤。這就是中國社會長期停滯不前落后挨打的最根本原因——“文人吃香”導致不準干實事，導致貶低迫害干實事的人，導致“不看干不干，只看錯不錯”。結果：社會停滯，落后挨打。

　　“不準干實事”的直接產物就是“不準說實話”——干實事才需要說實話，不干實事，當然不需要說實話。不但不需要，而且必須禁止說實話——文人靠主觀夸張任意撒謊吃飯，說實話本身就是對主觀夸張任意撒謊的威脅。說實話吃香了，主觀夸張任意撒謊就不吃香了，就威脅到“文人吃香”了。但直接禁止說實話太露骨，難度也大。文人不讓人們說實話的高招一是“理論與實際分裂”、“名不符實”——專門在理論與實際的結合部做手腳，專門在“名”與“實”之間的關系上做文章，名義上一套，實際上又一套，凡可能的地方都搞“潛規則”，讓人們想象中的虛擬世界跟現實的客觀世界永遠大不一樣，逼人們沒法說實話;二是文字游戲繁瑣哲學——“說不服，繞糊涂”，讓干實事的人沒辦法跟他們過招，最后只好聽他們擺布。

　　“文人吃香”就必須確立“文人高于一切”的是非標準——其他一切都不管，只按對待文人的態度判斷是非：國家不重要，民族不重要，老百姓不重要，文人最重要;凡“文人吃香”的時代就是好時代，凡文人不吃香的時代就是壞時代;凡吹捧文人的人就是好人，凡不吹捧文人的人就是壞人。誰敢惹文人誰就是十惡不赦的壞東西：秦始皇焚書坑儒，因此秦始皇必須是千古暴君;毛澤東堅持知識分子必須與工農群眾相結合，因此毛澤東時代必須是“最壞的時代”——比日本侵略中國時代還壞，比南京大屠殺還壞，更不用說比“蔣委員長”統治的時代和封建皇帝統治的時代了。之所以得出如此結論，原因只有一個：“文人高于一切”，以對待文人的態度為判斷是非好壞的唯一標準，最高標準——所以“普世公知”的一切鼓吹無不以“對待知識分子的態度”為判斷是非的標準。

　　要“文人高于一切”就不能允許愛國、愛民、愛民族——愛國，國家利益高于一切，文人就不能高于一切了;愛民，老百姓高于一切，文人就不能高高在上了;愛民族;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文人就不能唯我獨尊了。要“文人高于一切”，就必須不準愛國、不準愛民族、不準愛絕大多數老百姓，只準愛文人。但如此直截了當太露骨，所以必須繞個彎子：不準愛任何具體的東西如國家、民族、人民，只準追求空洞抽象的東西——過去是“仁”、“善”、“禮”、“理”、“天命”、“天意”;如今是“民主”、“自由”、“公平”、“正義”、“尊嚴”、“人權”……所有這些空洞抽象的東西的解釋權只有文人掌握，追求這些，自然就得匍伏在文人腳下頂禮膜拜，就達到了“文人高于一切”的效果。

　　(“普世公知”否定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小九九其實一點就破——愛國、救國、強國、拯救民族都是實實在在的實事，靠的是實干，衡量一切的標準是客觀事實。而“文人吃香”的必要條件是什么?“不干實事”——認同了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就必然認同實干，就必然認同實事求是，就必然讓從不干實事的文人——“普世公知”們吃癟。只有否定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才用不著干任何實事只需會吹，才能讓“普世公知”們如魚得水得心應手，憑三存不爛之舌高人一等。就憑這私利，他們就必須否定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

　　不準愛國、愛民、愛民族等任何具體的東西，只準崇拜完全由文人壟斷的空洞抽象的東西——這是“文人吃香”的必然結果。

　　“文人吃香”就不可能允許中國的科學技術得到發展——搞自然科學理工科的從專業本質上講屬于創造財富，成功之道在于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實干而不空談。越是現代化，越需要跨專業跨部門的配合，越需要集體協作“全局一盤棋”，越需要統一和服從，越需要尊重別人的勞動。要發展科學技術就必然崇尚實事求是，就必然講求實干，就必然認同勞動創造財富，就必然認同說實話，就必然威脅到“文人吃香”的兩大基本原則(自命“精英”、脫離實際光說不干)，就必然容不得文人的一系列劣根性：主觀夸張、任意撒謊、只顧自己、個人主義、自由散漫、拒絕任何約束。這些東西一旦吃不開，文人就吃不開，文人的特權地位就完蛋了。文人要確保自己的利益，就絕不允許任何人挑戰自己的特權地位，就絕不允許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挑戰自己的特權地位，就必須竭盡全力把這種挑戰消滅在萌芽狀態，就必須打壓搞自然科學理工科的科學家和工程技術人員。

　　中國自古以來“學而優則仕”，與仕途無關的學問不算學問，搞自然科學理工科的人不算文人，只算“工匠”。西方帝國主義用洋槍洋炮轟開了中國大門，也順便轟垮了文人“搞制造洋槍洋炮的自然科學理工科學問不算學問”的謬論，現代“知識分子”的概念從此逐漸被中國人廣泛認同，搞自然科學理工科的人從此才被算成“知識分子”。在中國人民奮起救國圖強的大革命運動中，中國文人照例把龜頭縮進王八肚子里躲著不出來。他們在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建立新中國、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的翻天覆地的歷史性變革中毫無貢獻，毫無作為，無尺寸之功，無舉手之勞，理所當然地被歷史邊緣化了。而象錢學森、鄧稼先等科學家和工程技術人員的貢獻則有目共睹，得到中國老百姓的衷心尊重。這一切使“文人吃香”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讓靠“文人吃香”吃飯的文人們深惡痛絕。等毛澤東去世，他們立刻抓住亂邦小人放魔鬼出籠、利用文人反毛的歷史機會冒出龜頭全面反攻倒算，不但要徹底清算毛澤東，而且要跟搞自然科學理工科的人算總帳——雖然沒辦法把他們從“知識分子”行列中轟出去，但卻“入另策”貶為“二等知識分子”——搞文科的(包括學理工出身但改行搞文科的)才是高等的、正牌的知識分子，名曰“普世公知”，放手當官掌權搞管理;專心致志搞理工科技的不過是低等的、“未入流”的知識分子，只能供“普世公知”驅使。這種貶低打壓早已開始，如今完全明目張膽肆無忌憚：

　　——“中國的人事組織正悄然發生‘革命’”、“中央以數量化的硬指標推動官員年輕化力度之大，收效之顯，為改革開放以來所罕見”、“如今需要的是改革型+知識型+親民型+法治型官員”、“現在履新的省級干部大多是學文科出身的，他們有較強的人文主義色彩，符合建設法治政府的時代要求”(“中國問題專家”、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胡星斗);

　　——“發展中國家多傾向于學理科的工程人員治國，到一定時期則變為學文科的社會管理人員走上前臺”(中央黨校教授劉啟云);

　　——“中共中央黨校政法部教授劉啟云表示，工程師—經濟學者—法學學者(后兩者可被統稱為社會管理型學者)的代際變化，隱含著治國方略的調整”(注：明確把工程師踢出“社會管理型學者”，毫不隱諱“經濟學者”“法學學者”才是老大);

　　——“工程師都是造機器的，造機器的怎么能夠治理好國家?一個問題解決不了，他就拿榔頭來硬敲了。所以中國經濟運營硬著陸、軟著陸不斷。”“法政官僚治國就是現在，正在開始。這樣說，法律人是不是太不謙虛?沒有什么好謙虛的。因為這是人類政治文明的必然規律。”(“模范黨員律師”陳有西“在西北政法大學的演講”2011-12-11)

　　——“第一代領導人是開國元勛、革命家和軍事家。第二代主要是工程技術專家。第三代則是職業的政治家，他們一般是法律、人文、經濟等專業出身。因為治國的本質是對國家面臨的矛盾做出判斷，消除社會沖突，構建和諧社會，這就需要領導者具有人文、管理、法律、哲學等專業的知識結構”;

　　——“2009-04-10訊：昨天新華社發布的消息顯示，國務院新任命的5位副部級官員，均擁有人文社科專業背景和博士學位”;

　　——“國務院選拔17位‘財經少帥’”;

　　——“中國政壇高官哈佛班”;

　　——“在98人名單中，有72人明顯具有人文社科學歷背景，所占比例為73%。在大學期間，他們大多攻讀文史哲、法學、經濟、政治、新聞傳播等人文社科類專業”;

　　——“北大崛起中國政壇任副部級以上職位校友高達57人”、“北大教育背景的官員九成多就讀于文史哲、法學、經濟、政治等人文社科專業”;

　　——“截至2007年5月末，全國31個省市區的省委書記和省長中，擁有人文社科類教育背景的官員占總量的75%以上”;

　　——“在新一屆中央委員會中具有大學學歷以上的占92.2%，有高級職稱的占33.2%。”“在2006年省級黨委換屆后，百余名省級黨委領導中，擁有研究生學歷的占60%左右，有些還曾經擁有學者身份。與此同時，在這百余人名單中，有超過七成的人員具有人文、社科學歷背景，這與革命時期和新中國成立初期強調革命資歷的‘革命官員’以及在改革開放初期較為倚重的‘技術官員’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學者型官員成政壇亮麗風景不只是耀眼標簽”：

　　——“此次人事大調整的顯著特點就是以財經部門為主，包括發改委、銀監會、央行、外匯局等對國家宏觀經濟影響重大的核心機構，一大批具有財經專業背景的年輕官員上位”;

　　——“中國知識分子——略相當于古之‘士’”(資中筠)(注：古之士皆文科。這等于公開宣布學理工科的不算“知識分子”)。

　　……

　　所有這一切說明兩條：

　　第一，“文人吃香”容不得干實事，容不得靠干實事吃飯的人。而一切靠勞動創造財富的，包括搞自然科學理工科的人都是靠干實事吃飯的。“文人吃香”必然導致打壓一切靠勞動創造財富吃飯的人民群眾，包括學以致用專心搞自然科學理工科的科學家和工程技術人員。

　　第二，中國古代的“文人”與今天的“普世公知”即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包括學理工科但改行搞文科的知識分子)是一回事。

　　歷史是干出來的，不是吹出來的;財富是干出來的，不是吹出來的。創造歷史、創造財富靠干不靠吹。社會主義是干出來的，歷史上的資本主義也是干出來的——開拓海外市場、發展全球貿易、啟動工業革命、發展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等等都需要實實在在的實干。“阿Q精神”最本質的東西就是光吹不干，用吹代干——“精神勝利法”。“文人吃香”，“精神勝利法”大行其道，一切取決于吹，一切靠吹解決問題，“干得好不如吹得好”，那誰還肯實干?當然全去吹了;用自己說了算的信口開河摧毀實事求是，誰從實際出發誰倒霉，那誰還能實實在在做事?當然只剩下弄虛作假了。腳踏實地不如弄虛作假，舒舒服服貓在家里練吹就勝過冒著生命危險千辛萬苦漂洋過海開拓市場，那誰還愿意舍近求遠徒勞無功?人們都不干實事光弄虛作假吹牛皮，社會豈能發展?豈能不錯過發展資本主義的歷史機遇?

　　“文人吃香”是中國社會長期停滯的真正原因，是中國錯過發展資本主義歷史機遇、落后挨打的真正原因——干得好不如吹得好，文人三言兩語就能把你的千辛萬苦的發展成果甚至身家性命一筆勾銷，這讓中國社會如何發展?嚴肅認真敵不過“難得糊涂”，科學技術怎么能不落后?實事求是敵不過信口開河，你要辛辛苦苦飄洋過海開拓市場，要促進貿易，要發展工商，要建立市場經濟規則，要等價交換，文人引經據典一頓“君子喻以義、小人喻以利”、“重農抑商”、“小人哉”、“焉用稼”、“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能財貨以事其上則誅!”“奇技淫巧”、“玩物喪志”、“勾結夷狄、不尊君圣、不守教化、居心叵測、圖謀不軌”就全盤否定一筆勾銷了，最后干脆來個“海禁”、“片板不許入海”，壟斷一切貿易，就憑這，中國怎么可能發展資本主義?怎么可能不錯過一個又一個歷史機遇?怎么可能不落后挨打?中國人不是沒有努力發展過資本主義，而是一切努力都被文人當權扼殺了。

　　注意這些歷史的前因后果：程朱理學橫行天下導致宋朝以后、新中國之前中國社會一直是“文人吃香”。結果：

　　——中國唐朝之后就再也沒出現過杰出的軍事戰略思想家，直到出了毛澤東才填補了這個空白。

　　——宋朝之后、新中國之前中國再無“四大發明”那個級別的發明創造，再無老子、墨子、莊子、孫子、荀子、孔子那個級別的思想家，再無都江堰、鄭國渠、靈渠、長城、大運河那個級別的的偉大建筑——老子、墨子、莊子、孫子、荀子、孔子全部出現在宋朝之前;都江堰、鄭國渠、靈渠、長城、大運河等全部誕生于宋朝之前;中國古代“四大發明”有三個發生在宋朝之前，只有一個“活字印刷術”發生在程朱理學剛開始囂張、還沒有來得及全面滲透鞏固泛濫成災的北宋。

　　——宋朝文人壓倒武將，秦檜壓倒岳飛(“高俅”陷害“林沖”)。

　　——“自宋以來，我們終于只有天靈蓋而已”，“大宋”=“大送”，經濟技術文化方方面面都世界先進的宋朝挨打不斷，最后亡于遠落后于自己的少數民族政權。

　　——中國歷史上最不光彩的殘害婦女的陋習——“三從四德”、婦女裹小腳大規模泛濫于宋代(“宋朝人以女子小腳為美，故此北宋神宗元豐后是開始流行的時期”——維基百科)，此后代代不衰持續到民國。真正徹底禁絕最終消滅了這一丑惡的是毛澤東建立的新中國。

　　——中國自明朝開始落后，錯過了工業革命和全球貿易的歷史機遇，錯過了發展資本主義的歷史時機。從此中國一路下坡，越來越落后，挨打不斷，幾乎滅絕。

　　—— “亞洲有一個大國，其中學術可以是一個人登龍的工具，如果學術真正能夠使人有純潔的道德，如果真正能夠教育人為祖國而流血，那么中國人必然是智慧的，自由的和不可征服的，但事實上，什么惡他們都會犯，什么罪行在他們都很通行，如果說他的大臣們的才智，或者它的法律所有的睿智，甚至人民眾庶，都不能保衛國土，以致被愚悍的蠻族所屈服，那么所有的這種智士又有什么用處呢?” (盧梭)

　　戴旭在CCTV-7講武堂的《近代中國強軍夢》講座中用大量的事實和確切的數字詳細而生動地描繪出宋朝以來“文人吃香”給中國帶來的具體后果：

　　——中國在明朝錯失海權加火器的革命，在海權加火藥引發的新軍事革命中雙重落伍;

　　——中國在清朝錯失鐵路帶來的陸權復興和新陸軍革命，在蒸汽機與鐵路引發的新軍事革命中雙重落伍;

　　——中國在民國錯失內燃機引發的機械化戰爭變革，在工業化總體戰與內燃機革命引發的新軍事革命中雙重落伍。

　　從明朝到民國，中國錯過了三次新軍事革命，總體上落后世界先進水平近五百年，而且依然不急不慌若無其事;不但跟別人比差距越拉越大，而且跟自己比都越比越抽抽——戴旭舉例說，1893年日本國內鐵路2039英里，滿清400公里;十年后的1903年，日本鐵路4500英里，滿清仍然是400公里——整整十年寸步未進。滿清的鐵炮威力還不如明末的紅衣大炮，民國軍閥的炮兵火力還不如晚清時的淮軍。清朝海軍總實力曾位居世界第七、東亞第一，民國時期中國海軍完全微不足道。到7.7事變前夕，中國光對日本的差距就已經大得能把人嚇死：

　　工業產值：13.8億美元對60億美元

　　鋼產量： 4萬噸對580萬噸

　　煤產量： 2800萬噸對5070萬噸

　　石油儲備：1.31萬噸對169萬噸

　　銅： 700噸對8.7萬噸

　　軍工生產能力：

　　飛機： 0對1580架

　　大口徑火炮：0對744門

　　汽車： 0對9500輛

　　坦克： 0對330輛

　　軍艦： 0對52400噸

　　中國海軍2.5萬人，艦艇66艘，總噸位5.7萬噸;日本海軍12.7萬人，艦艇285艘，總噸位115萬噸，航母4艘，水上飛機航母2艘，戰列艦9艘，重型巡洋艦12艘，輕型巡洋艦21艘，驅逐艦102艘，潛艇59艘，教練艦1艘，潛水母艦5艘，在建的“大和號”一艘即7萬噸，超過中國全部海軍總噸位。

　　中國空軍飛機600架，作戰飛機架僅305架，能夠投入作戰的飛機僅200多架，能執行任務的飛行員僅600余人。不僅不能造飛機，而且不能造零部件，航空工業為零。日本1937年年產飛機1500架，戰爭后期充分動員后年產飛機1到2萬架。

　　中國沒有建立現代化戰爭動員體制，4億人平時養兵170萬，預備役150萬人，基層軍官多不識字，連花名冊都看不懂，無法點名，更談不上軍事戰術，作戰全憑血氣之勇，用冷兵器時代的方法作戰。當時一發子彈相當于7斤半大米，或35個雞蛋，如此昂貴，平時舍不得實彈訓練，導致軍事素質低下。日本人口9000萬，常備軍38萬，可動員兵力1000萬，其中受過軍事訓練可迅速形成戰斗力的450萬人。

　　當世界進入機械化戰爭時代時，中國不能生產任何一種機械化時代的主戰兵器：坦克、飛機、軍艦、大炮。無論是經濟形態、技術形態還是軍事形態，日本都遙遙領先中國一個時代。

　　如此巨大的差距就是宋朝以來“文人吃香”的歷史產物。中國人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不斷挨打、不斷喪權辱國、割地賠款、不得不以農業時代的生產力和戰斗力對抗工業時代的生產力和戰斗力，不得不承受戰場上人員的慘重損失、“南京大屠殺”、“平頂山大屠殺”、“七三一部隊”、“殺光、搶光、毀光”……

　　五百年的巨大歷史差距，錯過三次軍事革命造成的嚴重局面，被毛澤東領導的新中國在27年內急起直追迎頭趕上——五百年來第一次，中國抓住了世界軍事變革的重大戰略機遇并迅速追上，避免了落后就要挨打的悲劇繼續上演。在世界跨越機械化戰爭時代進入核戰爭時代不到20年，中國就從一窮二白一無所有迅速建立起了一支精干的、各類核彈、導彈齊全的三位一體的戰略核力量的體系，有了完整的核武庫，完整的導彈運載技術，為今天的中國贏得了尊嚴和安寧，也為今天的中國趕上世界新軍事革命的進程奠定了至關重要的基礎，為中國軍隊進行跨越式的發展提供了一個高起點。為了趕上這一次新軍事革命，毛澤東作為偉大的軍事戰略家進行了高超的戰略運籌。利用美蘇冷戰對峙的有限空間和時間，在不到十年時間，集中全國的人力物力爭分奪秒，完成了中國核武器體系的構建，趕上了世界新軍事革命的步伐。

　　毛澤東時代之前，中國航空工業為零。坦克工業為零。潛艇工業為零。導彈工業為零。大口徑火炮工業為零。電子雷達工業為零。汽車工業為零。精密機床工業為零。重型機械工業為零。核工業為零……凡涉及高、大、精、尖(高級、大型、精密、尖端)的工業幾乎全為零，完全稱得上“國防工業的沙漠”、“不毛之地”——斯大林說：“中國沒有軍事工業，現在只要誰高興誰就可以蹂躪它。”毛澤東逝世時，這些“零”全部不復存在。中國從無到有建立起了系統完整、門類齊全的現代化工業體系尤其是國防工業體系——毛澤東時代中國的工廠都不是孤零零地一個一個地建，而是成龍配套一個體系一個體系地建——主機、輔機、設備儀表、加工設備、原材料、零部件、元器件、量具刃具、工裝卡具……一個系統一個系統地成套全面建設，同步創建了一個復雜而完整的工業體系。

　　更關鍵的是，毛澤東時代不僅僅是建設了一批工廠，而且是造就了整個的中國工業體系，造就了一個階級，幾乎從零開始教育培訓鍛煉出一支完整的國防科技人才和技術工人大軍——中國在毛澤東時代開始時文盲充斥，高精尖技術力量幾乎為零，國防工業的“硬件”是沙漠，“軟件”也是沙漠，根本就沒多少技術力量和技術工人。毛澤東幾乎從零開始，把大量祖祖輩輩目不識丁、一盤散沙的農民教育培訓成了能勝任國防科研生產需要的訓練有素的技術力量和產業工人，給中國培養出技術精湛、紀律嚴明、管理嚴格的產業技術工人大軍和科研生產技術隊伍，使中國從而既具備了迅速消化引進的先進技術的能力，又具備了獨立研發新產品的能力。毛澤東就這樣硬是把中國從“國防工業的沙漠”改造成可以栽種能“長”出各種先進武器的“果實之樹”的國防工業的“良田沃土”。

　　要實現工業化，就必須按現代化社會的需要實行以規章制度為主的大規模產業管理，必須克服散漫隨意馬馬虎虎無視規章制度操作規程的陋習。可以說這是一切古老的農耕社會邁進現代化工業社會大門最難翻過去的一道坎。迄今為止，第三世界國家唯有中國在毛澤東的共產黨領導下成功地翻過了這道坎，其它第三世界國家都還沒真正翻過去。通過以“第一個五年計劃”為標志的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大規模工業化建設，現代化科學管理、現代化科學管理的意識和實現工業化必不可少的常識、作風、養成、習慣等“軟件”第一次大規模在中國扎下了根——不能只看見“一五”期間前蘇聯援建的那156個有形項目等“硬件”，看不見那156個項目背后無形卻更有意義的“軟件”，以及這些“軟件”給中國社會中國人帶來的深刻變化：它不僅把中國從古老的農耕社會一下子大規模地帶進了現代工業社會，讓中國人全面地、系統地、從上到下學到了現代化工業社會必不可少的管理知識，而且對中國老百姓進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規模基礎性工業化培訓;不但使上百萬祖祖輩輩習慣粗放耕作自由散漫的農民在短短幾年內迅速變成訓練有素紀律嚴明的產業工人，而且大批培養出具備現代科研、現代管理、現代生產基本常識的工程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而這一切能成功又歸功于毛澤東狠抓的各項基本建設：大規模普及教育、掃除文盲、迅速提高老百姓的文化水平;締造了一個紀律嚴明的黨和一支紀律嚴明的軍隊;由這個黨和這個軍隊派出骨干力量管理新建工廠，從一開始就以黨和軍隊為榜樣在工業部門樹立起紀律嚴明的作風……)這使中國人有史以來第一次大規模地經歷了脫胎換骨的工業化改造，用現代工業社會必不可少的精密認真取代農耕社會的散漫粗放。中國工業終于建立起了自己的脊梁骨，工業化從此在中國扎下了根、站住了腳、具備了生命力——以前中國人只能在支離破碎、不成體系的若干局部工廠里給外國人當小工、當苦力、照著外國的葫蘆畫瓢，如今則頭一次具備了大規模獨立發展自己工業技術的經驗和能力，具備了從此源源不斷研究開發新技術的經驗和能力和源源不斷教育培訓符合現代化工業生產要求的新工人新技術人員的經驗和能力，也就是說，從此有了自主發展工業的能力。這是一切工業化國家與非工業化國家最要害的區別。沒有這種自主發展工業的能力，買幾個依賴別人才能勉強運轉的支離破碎的工廠成不了什么氣候，別人一翻臉你的工廠全沒戲。只有有了這種能力，才算邁進了現代化工業社會的大門——一切機器設備技術都會過時，唯獨這種能夠大規模自我發展工業的經驗和能力永遠不會過時。這種經驗和能力是西方國家經過數百年的工業化發展才逐步摸索總結出來的“武功秘笈”，不會也不可能手把手地大規模轉移傳授給第三世界國家。毛澤東在中國人中培養起了按原則規定辦事的風氣，包括自覺認真按技術規定工藝流程辦事的風氣，使中國從此真正從農耕社會邁進了工業社會的大門。沒有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抓住了這獨一無二稍縱即逝的歷史機遇，中國不可能從一個長期停滯不前的農業古國迅速轉變為初步建立起比較完整的工業化體系的現代國家。而沒有沒有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使中國樹立了從上到下都自覺按原則規定辦事的風氣，這樣的歷史機遇抓住了中國也消化吸收不了，不可能克服懶散粗疏的農耕社會習慣、在工業界普遍培養出“自覺一絲不茍”、“嚴格按工藝流程辦事”的精細作風。

　　中國人今天之所以能夠如此，是因為毛澤東建國伊始就給中國帶來了“發展工業技術的經驗和能力”的大規模轉移傳授和工業化基礎改造培訓。印度沒這樣的經歷，第三世界國家都沒有這樣的經歷，只有中國有，因此二十世紀只有中國成功地從農耕古國邁入工業化國家之門。沒有這樣的經歷，今日的中國工業水平決不會比印度或其它第三世界國家更高明。中國今天之所以能變成工業制成品出口大國，之所以能靠出口加工掙那么多外匯，仗的全是毛澤東留下的底子——破除傳統陋習、樹立“從上到下都自覺按原則規定辦事”的風氣、按現代化發展的長遠需要、全局需要，“全國一盤棋”，扎扎實實地搞政權制度建設和經濟、國防、科學、文化建設、“一邊倒”和“抗美援朝”帶來的大規模工業化建設、“發展工業技術的經驗和能力”的大規模轉移傳授、自力更生實現技術積累、工人和技術人員的技術養成……沒有這一系列脫胎換骨的轉變，今天中國想靠出口給別人打工也沒人要——涉及國家安全的要害產品、核心技術，工人技術養成上的差距是致命的差距。而這絕對不可能引進，人家決不會賣，即使賣也學不來。要克服這種差距沒別的辦法，只能也堅持不懈，也靠幾代人慢慢積淀。沒有這扎扎實實的基礎性工作，你的工業加工水平不會比印度、非洲或拉美強到哪里去，至于接二連三推出讓人另眼相看的高科技新武器新裝備更是想都別想。那些毫無基本的科學訓練、毫無理工常識、對工業化社會的運行規律一無所知、高高在上毫無實踐經驗卻自以為是大叫大嚷“文科專家治國”的“普世公知”們永遠看不到、想不到、理解不了也不肯承認這個歷史事實：是毛澤東帶領中國邁過了最難的一道坎，進入了工業化社會大門。因此他們雖然恬不知恥用“中國今天外匯儲備世界第X”來嘲笑貶低毛澤東時代，卻解釋不了為什么同是第三世界國家、歷史上同是古老的農耕社會，中國有能力當“世界加工廠”而其他國家不能。

　　(當年“發展工業技術的經驗和能力”的大規模轉移傳授都發生在國營企業，中國工業的脊梁骨——研發精華、加工精華、技術精華、管理精華等等都集中在國營企業。雖然如今“國營企業”被弄成了“國有企業”，但元氣還在，底子還在，還沒徹底傷筋動骨，還能支起中國工業的一片天——在這種情況下外資企業撤不撤沒太大關系，你走了中國人自己也玩得轉。一旦“國有企業”也被搞垮，中國的工業脊梁骨就徹底垮了，研發精華、加工精華、技術精華、管理精華等等就全完了，外資企業一撤中國人自己什么也玩不轉，非趴下不可。因此要消滅中國工業的生命力就必須徹底消滅中國工業自主發展的能力，就必須徹底消滅國有企業。“普世精英”拼命叫囂取消國有企業，說明他們眼光很準，手段很刁，專揀要害下刀子。)

　　毛澤東不僅使中國人克服了農耕社會各種陳規陋習，而且使中國知識分子克服了自古以來的文人劣根性。

　　中國文人最壞的毛病是光說不干、說一套做一套、撒謊不當回事、脫離實際、脫離群眾、文人相輕、內斗不休、毫無凝聚。這一切是“靠主觀夸張吃飯”的產物。只要是只為自己謀利益，這一切就不可避免——文人靠主觀夸張吃飯，主觀夸張如果沒有實事求是把關，就必然演變成滿嘴撒謊信口雌黃顛倒黑白。文人如果只為自己，那就沒什么理由用實事求是捆住自己的手腳，因為沒有利益需要。毛澤東用“為人民服務”解決了這個問題——認同為人民服務就會用實事求是指導約束自己的主觀夸張，因為人民的根本利益需要實事求是——靠主觀夸張吃飯的人為利益需要實事求是的人服務才會認同實事求是;為利益需要撒謊的人服務則必然撒謊。

　　文科類知識分子(包括學理工出身但改行搞文科的)不直接創造物質財富，一切生存必須只能來自直接創造物質財富的人;方式要么通過向直接創造物質財富的人提供服務而等價交換，要么倚仗權勢巧取豪奪。靠提供服務等價交換的即“為人民服務”，倚仗權勢巧取豪奪即“與人民為敵”。由此可見“為人民服務”不是一種恩賜施舍，而是一切不直接創造物質財富的文科類知識分子(包括學理工出身但改行搞文科的知識分子)獲得生存的合法性和正當性的必要手段。所以毛澤東要把與人民群眾的關系作為區分敵我知識分子的唯一標準：

　　——“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結合的，是革命的，否則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

　　——“我們看人的時候……只要看他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的關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這一個辨別的標準，沒有第二個標準。”

　　是否為人民服務不僅關系到知識分子生存的合法性、正當性、克服劣根性，而且關系到知識分子的聰明智慧能否發揮。

　　只為自己的知識分子都是單打獨斗的個體戶，不需要別人的配合，不需要集體協作，相互之間利益矛盾，只有競爭防范，沒有齊心協力，個人的智慧相互抵消，因此整體智慧小于每個個體。所以“一個中國人是龍，三個中國人就成了蟲”。

　　認同為人民服務的人有共同利益，能夠齊心協力，相互共同之處大于矛盾之處，個人的智慧能夠相互迭加，因此整體智慧大于每個個體。所以“集體的智慧大于個體”、“人民的智慧力量無窮”——同樣的人，同樣的智商，為集體謀利益與為個人謀利益所能發揮出來的聰明才智完全不同。

　　中國能從古老的農耕社會邁進現代化工業社會大門最難翻過去的一道坎，不光是因為毛澤東改造了農民，使上百萬祖祖輩輩習慣粗放耕作自由散漫的農民在短短幾年內迅速變成訓練有素紀律嚴明的產業工人，而且因為毛澤東改造了知識分子——用三大作風(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在中國培養出無數克服了中國過去的文人、如今的“普世公知”的劣根性的真正的知識分子——不認同自命“精英”而認同為人民服務;不認同光說不做而認同說到做到;不認同脫離實際而認同實事求是;不認同脫離群眾而認同與人民群眾打成一片;不認同文過飾非而認同批評與自我批評;不認同“難得糊涂”而認同“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共產黨就最講認真”……是毛澤東而不是別人使科學嚴謹的文風、學風、作風在中國社會蔚然成風。而這些是從古老的農耕社會翻過最難的坎、進入現代化工業社會所必不可少的因素，也是最不容易普遍養成的因素。

　　新中國為什么能夠創造五百年中唯一一次追上世界軍事革命的戰略奇跡?因為新中國的領導毛澤東具有遠大的戰略目標，用毛澤東思想激勵凝聚了中國人民和中國軍隊，高瞻遠矚縱橫擺闔，利用冷戰和美蘇對立的矛盾，硬是從美蘇包圍的銅墻鐵壁中劈出一條通路殺出重圍，把不可能變成了可能——中國的工業化是在敵人的空隙里建立的，中國的原子彈也是在空隙里爆炸的。

　　歷史曾不止一次給了中國急起直追彌補差距的機會，但都被中國的“文人吃香”浪費掉了。最后的一次最佳歷史機遇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列強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對中國來說這是個爭分奪秒開始工業化基本建設絕好機會。但那幾年中國忙了什么?軍閥混戰。賣了點輕工業品。搞了點廉價勞力輸出，讓“公知”養尊處優——把歷史性大風暴之前的平靜當“世外桃園”，優哉游哉卿卿我我。近代中國唯一的一次趕超彌補歷史缺課的黃金時機就這樣被浪費在“民國范兒”們的風花雪月上。今天的“公知”們還恬不知恥說民國如何如何先進功勞如何如何大——如今充滿欣賞的“民國范兒”是用后來的30年中無數老百姓的命換的，是用比黃金還寶貴的歷史機遇換的。等世界大戰結束、列強騰出手來收拾中國，這段短暫的“田園詩”的日子就再也不存在了，歷史證明，過了這個村就再沒這個店，錯過了那次歷史機遇，中國想平平安安彌補歷史差距的環境再也不存在了——日本入侵、二次大戰、美蘇冷戰、兩大陣營對峙……

　　中國能迎頭趕上彌補500年的差距，全靠毛澤東高瞻遠矚縱橫擺盍，領導中國人利用冷戰和美蘇對立的矛盾，硬是從美蘇包圍的銅墻鐵壁中劈出一條通路殺出重圍，把不可能變成了可能，把包圍圈打開一個縫隙實現了工業化，爆炸了原子彈。

　　“神十”王亞平的太空授課生動地顯示了中國自毛澤東時代起對世界先進水平奮起直追的最新進展。王亞平太空授課長達40分鐘——40分鐘，飛船正好跨越半個地球，相當于一枚洲際導彈從中國發射到美國。整個授課過程毫無間斷，畫面清晰，音質良好，這意味著長時間、大容量、穩定的天地通信、全程控制、穩定無縫的數據傳輸，意味著中國軍事航天衛星跟蹤與數據中繼傳輸系統(TDRSS)的強大能力，意味著中國完全掌握了當今技術含量最高的通訊衛星技術——數據中繼衛星技術，意味著中國有能力通過實時衛星偵察系統對地球上的任何地方，包括地球另一端實施實時偵察。這是一個航天強國的絕對標志，是硬實力的展現和炫耀。(我不清楚俄羅斯是否有此能力。如果沒有，那么當今世界有此能力者似乎唯有中國和美國。)

　　看看這些，想想新中國成立前中國人還不得不習以為常象“渡江偵察記”、“雞毛信”里描述的那樣，靠抱著木盆游長江、靠趕著羊群做掩護用人命為代價拼死傳遞情報信息，而僅僅幾十年中國就有了如此天翻地覆的驚人變化;想想兩彈一星，想想中國今天能跟超級大國一較短長的處境，想想上述戴旭列舉的抗日戰爭時中國和世界先進水平的驚人差距，想想當年斯大林的話：“中國沒有軍事工業，現在只要誰高興誰就可以蹂躪它。”想想美國小說《戰爭風云》里的論斷：“建立一支現代化的戰斗力量是個大規模的工業進程。它需要物資、人力和時間，不管政治領袖們做出什么樣夸夸其談的宣告。”——只要稍微講點實事求是、稍微從中國的角度看問題，就不能不承認毛澤東領導中國用27年就彌補了500年的差距，不能不承認毛澤東為中國做出了無與倫比的歷史性貢獻。美國軍事歷史學家沃爾特.赫爾姆斯在《朝鮮戰爭中的美國陸軍》中從對手的角度如此評論：“從中國人在整個朝鮮戰爭期間所顯示出來的強大攻勢和防御能力中，美國及其盟國已經清楚地看出，共產黨中國已成為一個可怕的對手。它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那個軟弱無能的國家了。”——這可不是“普世公知”之類文人阿Q自吹自擂的“精神勝利法”，而是來自敵手不由自主的評論。連最強大的對手都承認把中國從“二次世界大戰時那個軟弱無能的國家”變為“可怕的對手”的不是別人，不是國民黨，不是“蔣委員長”，而是毛澤東。就憑這就可以說，毛澤東偉大。就憑這就可以說，毛澤東時代的日子再苦也值。就憑這就可以說，咱這一代人的絕大多數有充分的理由為曾經生活在毛澤東時代而自豪——在毛澤東領導下對彌補中國這500年的差距、對把中國從“軟弱無能的國家”變為“可怕的對手”這一偉大的歷史性轉折有所奉獻，不無微勞，至少沒扯后腿。就憑這就可以說，咱這一代人的絕大多數這輩子沒白活，沒白到世上走這一遭。

　　但“普世公知”們不這么看：“1949到1976年這27年，他只干了這些事：整死有錢的人，整死有文化的人，整死有思想的人，整死家庭條件好的人，整死有教養的人，整死有理想的人，整死有骨氣的人，整死有同情心的人，整死骨頭硬的人，整死有道德的人。一句話，那27年，他從頭到尾都在整人。”“強制性地犧牲一部分人實現所謂的工業化，這樣的制度，就是反人民的。更何況，犧牲了農民，并沒有實現工業化。建立的重工業體系是沒有用的。”

　　毛澤東帶領中國人用27年迎頭趕上500年的差距這空前絕后的歷史奇跡、鐵一般的事實被“普世公知”們三言兩語就一筆勾銷了。這正是“文人吃香”的特征：“干得好不如吹的好”、“用自己說了算的信口開河摧毀實事求是”。沒有什么能比這更能證明“文人吃香、中國遭殃”是鐵規律了：如果毛澤東領導中國人創造的那么了不起的歷史奇跡都能被文人三言兩語一筆勾銷，那其他人的實干又算老幾?同樣能被文人輕而易舉一張嘴就毀掉。今天的文人能用自己說了算的信口開河摧毀實事求是，干得再好再出色也不頂他一張嘴，過去的文人同樣能如此。通過今天的例子可以反推過去——可以想象，當年試圖做實事、發展工商業、開拓海外市場、發展資本主義的中國人肯定少不了，但他們的一切努力肯定都象今天一樣被當時的文人一張嘴就毀滅了，用主觀夸張出來的在當時看來振振有詞的“普世”理由一筆勾銷了。當年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歷史機遇就是這樣被文人斷送的，中國人避免落后挨打的一切努力就是這樣被文人破壞的。“文人吃香”使中國即使先進都免不了挨打，使中國從先進變為落后，落后之后更落后，眼睜睜走向毀滅而無能為力。

　　中國今日之文人即“普世公知”們如此仇恨毛澤東、貶低毛澤東其實也很容易理解：回顧歷史，中國古代之文人、今日之“普世公知”從來只有破壞性，沒有建設性——從來只見他們罵人，不見他們干事。他們從來沒有解決過中國社會任何一個問題，對中國社會的發展沒有起過任何積極作用，除了阻撓破壞外什么事也沒干——重復一遍：中國文人從來沒有解決過中國社會任何一個問題——他們解決了宋朝面臨的抵御侵略的問題嗎?解決了明朝面臨的工業革命、全球貿易、向資本主義轉型、抓住海權加火器的新軍事革命的問題嗎?解決了清朝面臨的認清世界大勢、亡羊補牢、社會轉型、對外開放、保國救亡、抓住蒸汽機與鐵路引發的新軍事革命的問題嗎?解決了民國面臨的消除內戰、統一國家、急起直追、跟上工業化總體戰與內燃機革命引發的新軍事革命、抗日救亡、徹底改變中國命運、在中國實現工業化的問題嗎?一個也沒有。不但沒有，而且專門搗亂——最典型的例子是“普世公知”們借妖魔化義和團運動拼命宣揚“外國人代表先進文明”，結果直接導致九.一八的“絕對不抵抗”，最終促使日本決策全面侵華。雖然他們整天除了自吹自擂就是“摳著屁眼上樓——自抬自”，但仔細一拉清單就能發現他們在歷史上什么也沒干。拯救了中國、統一了中國、在中國實現了工業化的是毛澤東，使中國大陸1949年之后再無戰爭災難的是毛澤東。任何辦致力救國的人或者想致力救國的人都不可能那樣污蔑毛澤東，都會承認毛澤東一點沒錯：要追趕錯失幾百年的歷史機遇，不采取非常手段不行——“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欲成非常之事，必用非常之法。然而不否定毛澤東，不一筆勾銷毛澤東的歷史功績，任何實事求是的人都會說，毛澤東的成就證明沒有文人“精英”也能把中國的事辦好，可見文人并不高人一等，并不是“社會必須由‘精英’治理”——為了“文人吃香”，必須打壓一切干實事的。毛澤東干了那么多那么大的實事，不打壓還怎么確保“文人吃香”?就沖他們嫉賢妒能的小肚雞腸也非要把毛澤東踩到腳下不可。

　　不管過去之文人、今日之“普世公知”看起來如何溫文爾雅、道貌岸然、甚至懦弱敦厚、手無縛雞之力，但歷史無情，客觀規律是“文人吃香，中國遭殃”，溫良恭儉讓背后是殺人不眨眼，是笑里藏刀蛇蝎心腸。正如魯迅所說：“霍亂病菌，雖然生殖得快，那性格卻何等地老實。然而醫生是決不肯放過它的。”

　　四.“普世價值”是“滅亡中國”、“滅絕中華民族”的代名詞

　　“普世公知”鼓吹的“普世價值”有兩個不包括：不包括愛國主義，不包括民族主義。

　　“不包括”僅僅是字面上的，實際是兩個否定：否定愛國主義，否定民族主義;真正的目標是兩個禁止：禁止愛國主義，禁止民族主義。“普世公知”的無數文章講話已經把這個老底說得一清二楚：

　　——“國家不可愛，何必要愛國”、“中國的愛國者實際上是愛國賊”(馬立誠)

　　——“學習日本，讓美國保護中國;國家可以不要，但必須要人權”(清華大學國際問題所研究員龐中英)

　　——“禱告華夏優良傳統品德的回歸!鏟除愛國賊!鏟除愛國蒼蠅!呼喚華夏傳統美德!”(李劍芒：“方正縣墓碑建的好!”)

　　——“一個人如果說他愛祖國，我覺得有點扯淡。愛祖國，還不如說愛地球愛天空呢。你見過祖國么?你感受過祖國的愛么?你跟祖國有怎樣的情感交流?因為別人都說要愛祖國，唱著愛國歌，所以就跟風似地愛國，這有多傻啊”、“當漢奸比當國家干部還難”、“漢奸的出現，首先是國家的責任”、“漢奸言論亦無罪，因為它只是一種言論，而不是行動”、“任何不民主的國家，都是殖民地國家”、“洋人不是來殺人民的，而是來打大清的”、“洋人打擊大清，推動了歷史進步”、“看色戒，當漢奸”、“清人入關與日本人入關，性質上有什么不同?”、“投降文化中，有著一種情感，這種情感叫愛”、“投降是戰爭中的一種選擇”、“與敵人妥協，甚至向敵國投降肯定是并不偉大的漢民族的一個選項。通過屈服甚至屈辱，獲得一個民族的生存權”、“大家都當漢奸了，就不是漢奸了”、“愛國主義起于情感止于理性”、“只愛自己國家而不愛別人的國家，就是狹義愛國，愛所有國家民族，則是廣義愛國”、“愛別人國家如同愛自己國家，愛別人如同愛自己家人，這就是一種博愛精神，只有確立了博愛精神，你自己與你的國家才能得到真正的愛”、“現代的愛國者很多，他們基本上屬于畫鬼的那一類畫家”、“愛國者也就是畫鬼者”(吳祚來)

　　——“用文明史來代替階級斗爭史”、“需要多視角對待殖民史”“一部殖民與反殖民的歷史既是統治和反抗的歷史，同時也是一個文明輸入和文明擴展的歷史”、“恰恰是多方面因素的參與，共同創造了我們沿海文明地帶的歷史。”(朱學勤)

　　(注：注意朱學勤的提法：“我們沿海文明地帶”——“我們”、“沿海文明地帶”。什么意思?跟中國劃清界限，跟中國人劃清界限，跟中國文化劃清界限。“你們”、“內地人”算什么東西?鄉巴佬，土老帽，野蠻，愚昧，粗暴，低劣，跟“我們沿海文明地帶”不是一個層次，不是一個范疇，不是一個歸屬，不是一個集合，根本不是一回事。難怪上海“精英”們早就宣布“上海文化在很多方面已不在乎國內坐標，只在乎國際坐標”，難怪朱學勤要反對國家認同，公然說“以前的歷史課本重視意識形態和國家認同。)

　　——“號召我們放棄個人私利，成就民族國家的偉大;剝奪了我們的自由與財產，說這符合國家利益，也從根本上符合我們每一個人的利益;讓我們犧牲個性，融入到更神圣的群體事業中，如此才能感受到集體的力量;將學術和理論更多地與民族的榮光相聯系，制造出各種民族的科學……這就是納粹!”(賀衛方)

　　——“為了日中關系，我同意刪除狼牙山五壯士”、“岳飛根本不是民族英雄”(國家中小學教材組編寫組長余桂圓)

　　——“古人無‘民族’意識，何來‘民族英雄’?”、“古代中國沒有‘民族’、‘民族主義’概念，自然也不可能存在什么‘民族英雄’”“‘民族主義救中國’本是晚清知識分子病急亂投醫的結果，帶有強烈的現實功利色彩”、“岳飛不是‘民族英雄’”、“據宋史學家、《岳飛傳》作者鄧廣銘先生考證結論，《宋史.岳飛傳》所載岳家軍最輝煌的‘朱仙鎮大捷’——大破‘拐子馬’，擊潰金兀術10萬大軍，其實根本不存在”、“其他抗金事跡，更未必全然屬實”(“騰訊歷史”諶旭彬2011年12月21日)

　　——“民族主義是一種多余的想象”、“民族只是一種想象的共同體，找不到任何嚴格的依據來證明“民族”概念有存在的必要，它只是成為自我神化和黨同伐異的借口而已”、“將同一個母親的后代們分化為很多個‘民族’并且彼此攻擊，也許是世間最無聊之事。”(“南方網”2010年8月10日13:39)

　　——“岳飛被冤殺，實際上是另有原因。說起來，很可能是他沒有顧全大局”、“要知道打仗就是燒錢，我們需要注意的是，在風雨飄搖中勉強站住腳的南宋有能力大把燒錢嗎?”“如果不控制戰爭節奏，江南的老百姓基本上快要搞窩里反，里應外合，迎接北方的金軍(解放軍)南下渡江了”(“人民網”王文劍“岳飛之死的另類解釋”2013-05-26)

　　——“擺脫悲情情結”、“少講‘悲情’，調整歷史觀”、“弱肉強食，適者生存”、“換個角度看世界”、“需要我們換個角度來看待西方國家，不要只把它們看成是到處侵略擴張的列強”、“不宜專撿它們崛起歷史中的瑕疵、曲折甚至犯罪”、“動輒懷念自己先前闊過的炫耀或者曾經悲痛……實際上弱國心態，甚至是國家層面上的阿Q精神或精神勝利法”(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孔寒冰于2006年12月6日——“南京大屠殺”忌日前一周)

　　——“西方不再只是西方，中國也不再只是中國。中國已經融入世界，這一過程不可逆轉，并將越來越拓展其廣度和深度”(中國青年報)

　　——“民粹主義已成當今中國的一害，且有加重之勢，必須對之進行治理。思想理論界應當有意識地加大批判民粹主義的力度。政府對民粹主義的非理性行為，應當按照國法政紀嚴肅懲治”(中國青年報)

　　——“把當年侵略中國的八國聯軍的八個國家找過來，這八個國家，每一個國家建一所學院，就建在圓明園的遺址上面，形成一所聯合大學!就叫做圓明園大學或叫八國聯合大學。簡稱八國聯大。”(北大光華管理學院教授王建國)

　　——“人的生存和幸福才是永恒的主題。‘國家’、‘民族’，這些概念，只不過是歷史上的皇帝用來套在你頭上、騙你為他賣命的迷藥而已”、“日本在近代史上有兩次出兵中國幫忙打跑侵略者。第一次是1904年，當時東北被沙俄侵占，日本出兵東北，戰死十萬人，打跑沙俄。第二次是1914年，日本出兵青島，打跑德國人。這兩次，我認為：無論日本出于什么目的，中方于事后都應該付酬。即便大家罵我一百年漢奸，我仍然是這個觀點。天下沒有白干活的”、“‘亡國奴’這個羞恥的概念，是皇帝和既得利益集團創造出來、通過洗腦教育、套在老百姓的頭上、讓老百姓甘心為皇帝和既得利益集團賣命的迷藥和工具”、“作為一個科技、文化全面落后的國家，中國當時最合適的路，我認為也許應該是：先由英國全面殖民一百年時間。”(馮學榮)

　　——“中國至少需要被殖民三百年”、“我無所謂愛國、叛國，你要說我叛國，我就叛國!就承認自己是挖祖墳的不孝子孫，且以此為榮。”“中國文化的危機不僅是民族性的問題，我甚至感到是與人種不無關系”、“對傳統文化我全面否定。我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早該后繼無人”(劉曉波)

　　——“這個劣等民族從來不清算歷史，所以歷史就是災難循環，舉起刀子殺人的時候就應該知道會被刀子殺，中華文化是劣等文化，一直灌輸的就是斗爭仇恨”(凱迪貓眼看人“貓鳥獸”)

　　——“爸爸恥于做個中國人，這是讀過爸爸文章的人都知道的事情，這不需要避諱，已經招徠無數謾罵，繼續增加也無所謂。爸爸認為中國人是劣等種族”、“漢族才是劣等種族——一個不會唱不會跳，不會親吻不會抱，肉身沉重得跟墓碑一樣的民族，一個搞了幾千年連像樣的愛情故事都沒幾個的民族，一個陌生人之間互相投毒的民族，一個搞了幾千年還基本上不知自由為何物、民主為何物、法治為何物的民族……我覺得，怎么看都是個劣等民族”、“以歷史的后見之明，當年要是日本占領中國就好了”、“中國人出了毛澤東，如果一直不反省，不但不反省還無休無止地頌揚他，那這個民族也是劣等民族”、“這樣的民族難道不是奴才民族?——連做奴隸都不夠格”(蕭瀚)

　　——“我們的制度設計有那么多的原罪”、“只有小河有水，大河才能滿”、“所有的集體，是個體組合起來的，沒有千千萬萬個私有權的保護，就不會有真正的公有財產。以前我們說‘大河有水小河滿’，其實更正確的一個真理，是‘小河無水大河干’”。(陳有西)

　　(真正含義：小河優先大河，為了小河可以毀滅大河，為了個人可以毀滅國家，為了自己可以犧牲民族。)

　　——“918這天，中國女青年都應該用實際行動來紀念這個國恥日，對老公男友的求歡，一概拒絕，堅決抗日……”(《南都周刊》執行主編主編許慶亮)

　　——“人權高于主權”：“政治家們制造的欺騙百姓的重要理論，就是把國家主權，領土的完整當成至高無上的準則。……請問，是領土完整重要，還是百姓的生命財產重要?我認為當然是百姓的生命財產更重要。領土不完整，少了一塊，于我何干呢?”(茅于軾)

　　——“分裂有什么不好?中國國民生活水平最好的時期，就是南宋”、“中國若民主，必分裂不假。但是，中國的未來一定是大一統為最優嗎?……大家都過得好，分開過又如何?”、“分裂就分裂吧!只要大家過得好，分就分了吧!人家不愿在你統治之下，你硬是要用專制手段去統治他，有什么意義?現在分裂，你認為我們會被誰占領?美國么?會被誰屠殺?日本么?別再拿鬼話來嚇唬我們了，我們早已不在是小孩子。”、“如果一定要分裂才能民主，那么我寧可要前者，這是民主的本意。什么是以人為本，這就是以人為本，1億廣東人公投獨立與否結果必然要尊重和實現，沒有這個前提，不要談民主”、“如果真的要在分裂與民主之間選擇，我寧可要民主，而且大多數中國人都需要這個。別用分裂來嚇唬人。”、“如果一個國家實行民主必然分裂，那她也只能選擇民主!如果一個國家只有分裂才能實行民主，那就證明她應該分裂!”(凱迪網絡)

　　……

　　我從沒見過哪個“普世公知”肯定過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也從沒見過哪個“普世公知”提到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時不破口大罵或冷嘲熱諷——“普世公知”滿口“愛”，卻最恨“愛國家”、“愛民族”，特意發明了“愛國賊”這一古今中外空前絕后的罪名，誰講愛國，馬上扣上“愛國賊”的大帽子;誰講民族主義，馬上扣上“法西斯主義”的大帽子。“普世公知”就這樣把“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全部打翻在地，變成了十惡不赦。

　　(當年汪精衛不敢說要賣國，只敢說是為了“曲線救國”，至少還不敢否定“救國”、還不敢肯定“賣國”。如今的“普世公知”用“普世價值”一下子就來了個釜底抽薪乾坤大挪移——根本不存在侵略，只存在“先進文明擴展”，根本不存在賣國救國問題，只存在“接受先進文明”與“用野蠻抗拒先進文明”的問題，賣國頓時變成了正義，愛國頓時變成了罪行，漢奸賣國賊頓時變成了“先進文明代表”，愛國者頓時變成了“愛國賊”，是非曲直頓時就倒了個個兒。相形之下汪精衛“曲線救國”的那種掩耳盜鈴的羞答答簡直太土太原始太笨拙，差得太遠了——“普世價值”的威力由此可見一斑。)

　　“普世公知”們說，因為納粹法西斯講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所以誰講愛國主義民族主義誰就是納粹法西斯。照此邏輯，納粹法西斯還最先搞出火箭導彈噴氣式飛機呢，是不是誰跟著搞火箭導彈噴氣式飛機誰也是納粹法西斯?“普世公知”們整天照抄納粹法西斯的“謊言重復千遍就是真理”、沒完沒了地重復“餓死三千萬”、“共產黨殺人X千萬”之類謊言，他們難道不比法西斯更法西斯?(所謂“餓死三千萬”之類全是“普世公知”的鼓噪夸張，毫無鐵證——什么叫鐵證?“活要見人，死要見尸”。“死要見尸”——如果真的“餓死三千萬”，尸體哪兒去了?當年納粹德國拼命焚尸滅跡都沒能消滅大屠殺的罪行，中國如果當真餓死三千萬，如此數字驚人的尸體，又沒條件燒掉，豈能沒有大批的“萬人冢”、“白骨堆”?豈能消滅得一干二凈毫無痕跡?可“普世公知”叫喚了這么多年，找到過哪怕一個萬人坑沒有?世界上哪有規模如此之大又如此干凈利落徹底的毀滅罪證?明擺著是憑空捏造。“活要見人”——如果當真那么大規模地餓死人，同一時期的活人也必定餓得個個皮包骨頭，跟納粹集中營餓得活死人一般的幸存者差不多。誰一口咬定“餓死三千萬”，就讓誰把自己和自己親屬在毛澤東時代、尤其是1959、1960、1961、1962年照的未經加工的原始照片公布于眾，讓大家拿來跟納粹集中營幸存者餓得皮包骨頭的照片一對比，挨餓沒挨餓、是不是餓得半死不活一下子就一目了然，比什么文字夸張都管用。一口咬定“餓死三千萬”的“普世公知”和他們的親朋好友們在毛澤東時代不可能一張照片都沒照過，起碼得有工作證學生證的證件照。如果推三托四拿不出來，那就證明心里有鬼，證明是造謠惑眾。這就是唯物主義者的法子——直截了當用人人都能懂的客觀事實客觀證據說話，讓人們自己分析對比得出結論。“普世公知”們那樣故弄玄虛左推右算引經據典來“證明”“餓死三千萬”則是典型的唯心主義的法子——用只有自己懂、別人都不懂的主觀夸張來忽悠一切，只許人們聽他們的。他們沒完沒了地重復“餓死三千萬”，卻“活不見人，死不見尸”——既不能用“餓死三千萬”的尸骨為證，又不能用貨真價實未經加工的成千上萬上百萬上千萬毛澤東時代的人餓得皮包骨頭奄奄一息的照片為證，更不能/不肯/不敢讓人們看到自己和自己親屬在毛澤東時代的照片。所有這一切些證明他們的“餓死三千萬”完全是撒謊，完全是照抄納粹法西斯的“謊言重復千遍就是真理”。)

　　納粹法西斯是侵略者，他們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是侵略別人的工具。近代以來中國一直是被侵略者，中國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是凝聚中國人民反侵略的武器，二者根本不是一回事，混為一談完全是蓄意搗亂胡攪蠻纏——愛國是一回事，以愛國的名義敲詐勒索橫征暴斂侵略擴展是另外一回事;治病救人是一回事，以“治病救人”的名義招搖撞騙謀財害命是另外一回事。因為有人以“治病救人”的名義招搖撞騙就禁止治病救人，因為有人以“愛國”的名義敲詐勒索侵略擴張就禁止愛國，不是蓄意搗亂破壞又是什么?毛澤東說：“愛國主義的具體內容，看在什么樣的歷史條件之下來決定。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愛國主義’，有我們的愛國主義。對于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所謂‘愛國主義’，共產黨員是必須堅決地反對的。日本共產黨人和德國共產黨人都是他們國家的戰爭的失敗主義者。用一切方法使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戰爭歸于失敗，就是日本人民和德國人民的利益;失敗得越徹底，就越好。日本共產黨人和德國共產黨人都應該這樣做，他們也正在這樣做。這是因為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戰爭，不但是損害世界人民的，也是損害其本國人民的。中國的情況則不同，中國是被侵略的國家。因此，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將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結合起來。我們是國際主義者，我們又是愛國主義者，我們的口號是為保衛祖國反對侵略者而戰。對于我們，失敗主義是罪惡，爭取抗日勝利是責無旁貸的。因為只有為著保衛祖國而戰才能打敗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中國勝利了，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者被打倒了，同時也就是幫助了外國的人民。因此，愛國主義就是國際主義在民族解放戰爭中的實施。”

　　否定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證明“普世公知”的“普世價值”一點也不“普世”——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才是真正的“普世價值”。在日本全面侵華之際，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把民族矛盾置于階級矛盾之上，再次國共合作，一致對外，得到全國人民一致贊同。這證明在民族危機面前，所有的中國人都認同民族矛盾高于階級矛盾，證明愛國主義真“普世”。除了中國的“普世公知”，世界上所有國家、所有地區的主流輿論無不認同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尼克松訪華首先聲明，我為美國的利益而來。世界各國，領導人不管是總統還是皇帝，沒有誰敢聲稱不為自己的國家和人民謀利益。這本身就證明“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是通行世界的正面價值。從來沒有哪個國家承認自己這個國家的存在是有條件的，承認國人當內奸賣國合法。相反，幾乎所有國家都立法規定愛國是一種強制性義務。美國有“愛國法”，俄羅斯有“愛國法”，無數大小國家地區都有“愛國法”，唯獨中國的“普世公知”堅決反對中國有“愛國法”。他們不但堅決反對愛國合法，而且創造出“愛國賊”、“帶路黨”、“人權高于主權”等一系列窮兇極惡，在這個世界上堪稱“蝎子尾巴——毒(獨)一份”，哪有半分“普世”?

　　“愛國有條件”、“國家可愛才愛國”、“國家民族是虛的，人的生存和幸福才是實的”、“要人權不要國家”之類是“普世公知”徹頭徹尾的詐騙和強詞奪理胡攪蠻纏。他們所謂的“民主”、“人權”、“自由”之類才都是虛的——都是主觀感受、主觀夸張、抽象空洞、隨時可變，可以任憑“普世公知”們隨嘴說了算：怎么算“民主”?怎么算“自由”?怎么算“人權”?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解釋，同一個人的解釋也隨時隨地說變就變——敘利亞反對派公開吃人，中國的“普世公知”們照樣稱之為“民主斗士”，從來不說這是侵犯人權、不人道、破壞自由、破壞民主。可見“普世公知”們的“民主”、“自由”、“人權”全是沒什么客觀標準的東西，可以根據自己的利益需要愛怎么解釋就怎么解釋。而“國家”、“民族”是實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國家”、“民族”是舞臺，是硬件;“民主”、“自由”、“人權”之類是戲劇，是軟件。沒有舞臺承載，戲劇無處發揮;沒有硬件支撐，軟件無立足之地。“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國之不存，人將不人。記得南京大屠殺教訓的中國人都明白這一點。記得納粹大屠殺教訓的猶太人更不含糊——既然“人權高于主權”，那猶太人為什么非復國不可?如今世界各國猶太人的日子普遍不比當地人、一般人難過吧?為什么他們還要普遍支持以色列復國?為什么非要為猶太人爭個國家爭個主權出來?既然“人權高于主權”是“普世價值”，為什么猶太人不老老實實留在原來居住的國家享受人權，卻非要跑到遍地沙漠戰火紛飛的地方鬧主權?為什么猶太人連兩千年多前丟掉的主權都不放棄、都要爭、為此甚至不惜犧牲眼前最大的人權——生命?難道猶太人蠢?當然不是。這是人家幾千年的血的歷史教訓，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慘痛歷史教訓：“沒有國家就沒有民族”、“沒有民族就沒有個人”、“沒有主權就沒有人權”。“普世公知”們如果當真相信自己有真理，那就應該先讓以色列接受你的“人權高于主權”這“普世價值”再說。做不到，就證明你的“普世價值”是胡說八道：沒本事讓猶太人不接受的東西，為什么非要中國人接受?放著以色列這“主權高于人權”的典型不敢碰，專門向中國人推銷“人權高于主權”，明擺著是欺負中國人，明擺著是巴不得中國人也象歷史上的猶太人一樣飽嘗無國可投、到處流離失所、受盡欺凌歧視甚至被系統滅絕的滋味。

　　最新的例子是斯諾登事件：斯諾登出來揭美國政府的老底，堅持的是“人權高于主權”。美國政府通緝斯諾登，堅持的是“主權高于人權”。斯諾登事件一出，整天叫嚷“人權高于主權”的中國“普世價值”沒有一個敢站出來對美國政府的“主權高于人權”說半個“不”字。這充分說明他們的“人權高于主權”是認人的，專門沖著中國，決不敢惹美國，專項專用，一點也不“普世”。

　　“普世公知”鼓吹的“普世價值”根本就是一場騙局，從頭到尾從里到外處處是假——真正“普世”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全砍掉了，留下的“民主”“自由”、“人權”之類全供自己專用，根本不準普通老百姓沾邊，毫不“普世”：

　　——滿嘴“民主”，卻“社會必須由精英治理”、“不能一人一票”。老百姓敢說半個不字，馬上一頂大帽子：“民粹”——“民粹主義已成當今中國的一害，且有加重之勢，必須對之進行治理”。這足見“普世公知”的“民主”是“精英專用”，老百姓根本沒份。如此專供少數人享受的“民主”，哪有絲毫“普世”?

　　——滿嘴“自由”，卻扼殺一切左翼刊物、關閉左翼愛國網站、解聘批評“公知憲政”的教授。吉林“民營企業”一次燒死120人，工人平時連上廁所的自由都沒有，整天被反鎖在車間里，大難臨頭連逃命的自由都沒有。全國同樣毫無自由的工人不知有多少。對如此規模巨大無法無天的剝奪自由，“普世公知”從來不吭一聲。這證明他們的“自由”是少數“精英”的特權自由，與普通老百姓無緣;證明“普世價值”的“自由”是“資本自由”，不是“自由是普世價值”，而是“資本自由是普世價值”;資本主義世界不是“自由世界”，而是“資本自由世界”：有資本者有自由，無資本者無自由;資本越多，自由越大;資本越少，自由越小——工人沒資本，所以不但沒有上廁所的自由，而且沒有火災時逃命的自由。如此專供少數人享受的“自由”，哪有絲毫“普世”?

　　——滿嘴“人權”，卻只承認少數“精英”的人權。為個把“公知”能嚎上天，對成千上萬的工人農民的死活無動于衷——為林昭大吵大鬧，為張志新大吵大鬧，為劉曉波大吵大鬧，為艾未未大吵大鬧，為“流氓燕”大吵大鬧……對吉林一把火燒死的120個工人無動于衷，對1993年8月5日深圳清水河倉庫大爆炸中死傷的800余工人無動于衷，對1993年11月19日深圳葵涌鎮的致麗玩具廠火災中因工廠緊鎖大門窗戶無法逃脫而燒死的87名女工無動于衷，對1993年12月13日福州馬尾經濟技術開發區高福紡織品有限公司火災燒死的61個工人無動于衷，對死于黑磚窯、黑煤窯的工人無動于衷……對全中國“改開”以來死于資改私化的資本集中營里無數工人一概無動于衷。賀衛方們對“民營企業家”普遍拖欠克扣工資的罪行足足三十多年沒吭過一聲，“惡意欠薪罪”草案剛出來一天就迫不及待跳出來堅決反對：“解決勞資糾紛并不需要上升到刑法層面”、“勞資雙方應通過協調、談判、調解等方式解決,盡量避免刑法的介入”、惡意欠薪入刑會“從外部刺激勞資對立”……這一切足以證明“普世公知”只承認少數“精英”的人權，不承認老百姓的人權;老百姓的生存權不包括在“普世公知”的“普世價值”范圍內。如此專供少數人享受的“人權”，哪有絲毫“普世”?

　　——滿嘴“法治”，卻公然包庇開脫行兇殺人制造暴亂的疆獨恐怖罪犯：“不是任何民眾對政府的抗議都是分裂，甚至出現暴力行為時也需展示確鑿證據并經司法判決才能認定為分裂。貴州甕安、湖北石首也出現過火燒政府大樓或警民沖突，但都未認定為恐怖或分裂。維吾爾和其他民族一樣享有和平抗議權。制造敵人非明智”、“不是所有暴力行為都一定是分裂，也可能是因為地方政府不當行為所激發。容不得任何理性聲音是我族近代以來之大患。奈何。”(賀衛方)——凌晨5點多，掄著大刀、拎著汽油不分男女老少、不管漢族維吾爾族見人就殺，一口氣殺害二十多人，這還叫“和平抗議”?在這種情況下居然要求等著“展示確鑿證據并經司法判決才能認定為分裂”，這不是等于強迫警察軍人在暴力襲擊面前放棄武裝束手待斃等著挨宰嗎?賀衛方怎么不敢對美國說，911事件、波士頓爆炸事件是“和平抗議”、“可能是因為地方政府不當行為所激發”、“甚至出現暴力行為時也需展示確鑿證據并經司法判決”才能認定為恐怖襲擊?怎么不敢說美國沒獲得聯合國授權就攻打伊拉克違反了“程序正義”?蕭瀚號稱“法律專家”卻公然鼓吹暴力恐怖：“制度無權殺人，個體有權復仇。我贊成孩子的父母手刃仇人 ——包括他們聘請的復仇代理或替天行道的俠者，但堅決反對死刑”、“我奉行‘惡猜公權，善待私權’原則，對暴力亦然：未經民主合法授權的公暴為非法暴力，在具體實施時，唯具有現場正當性的可酌情贊成，其他一概否定;對待私暴，支持一切與入侵者暴力程度基本對等的自衛或復仇的非侵略性私人暴力，針對偽公權暴政的反擊性暴力尤其支持”、“對于一個專事迫害人民的政府，暗殺惡官酷吏是低成本、有效的良法”、“當代中國有必要建立一門新學科：定點精確復仇學”、“理解不了暴力回擊暴政的私力救濟，被奴役就沒什么冤枉的”、“只要我活著，我就是個反垬人士”(蕭瀚)、“對于冀中星首都機場爆炸案，鑒于案件具體細節，比如他反復警示旁人‘有炸彈，離遠點’，我認為，其行為不構成危害公共安全罪，更不構成恐怖主義犯罪”(自由播哥)。這一切不但證明“普世公知”的“法律”、“法制”全是騙人的東西，證明他們已經明目張膽跟恐怖組織同流合污，而且證明“普世公知”的“普世價值”——“法制”、“民主”、“自由”、“人權”等等都全是任憑他們根據自己的利益需要隨便解釋、說變就變、毫無章法的信口開河。如此專門保護少數人、愚弄多數人的“法制”，哪有絲毫“普世”?

　　“普世公知”說，他們的“普世價值”是“人類共同價值”——真稀罕，一個不要國家、不要民族、把為人民服務的毛澤東妖魔化、一張口就把成億成千萬的老百姓變成“改革代價”、整天辱罵老百姓是“愚民”、“暴民”、“刁民”、“屁民”、除了自己誰的死活都不管的群體居然在關懷全人類——整個國家整個民族都不要了，十幾億人的生存都犧牲掉了，卻突然聲稱要為“人類共同價值”尋死覓活——賣人肉包子的聲稱自己一貫“行善積德、從不殺生”、開妓院的宣布自己一貫“保護婦女、捍衛道德”：滑稽不滑稽?惡心不惡心?

　　“普世公知本性須知”第一條：撒謊成性——記住：這是一個“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只管自己、不管別人的群體;是自己的利益高于一切、為了私利毫不猶豫犧牲國家、犧牲民族、犧牲絕大多數老百姓的群體;是只有破壞性、沒有建設性、只會罵人、不會干實事的群體;是不許愛國、不許愛民、不許愛民族、只許對“知識分子”頂禮膜拜的群體;是“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為私利不擇手段的群體;是不創造財富只掠奪財富的群體;是在歷史上沒有起過任何積極作用、沒有實際解決過過任何中國社會任何問題、對中國社會的發展毫無促進作用的群體(工人、農民、軍人、自然科學家、科學技術人員對社會發展的作用不用自己說人們就知道。而“普世公知”對社會發展的用處誰知道?答曰：“普世公知”——除了“普世公知”自己的“王婆賣瓜，自賣自夸”、“摳著屁眼上樓——自抬自”，誰知道他們對社會發展有什么用處?);是一貫阻礙中國社會發展進步、導致中國落后挨打幾乎滅亡的群體;是完全靠主觀夸張任意撒謊謀生的群體——“打左燈向右拐”、“能做不能說”、“騙出一個體制來”、“到天津只說去廊坊”……撒謊是他們的家常便飯司空見慣，是他們日常生活的主要組成。對他們來說，問題不是為什么要撒謊，而是為什么不撒謊——撒謊才正常，不撒謊不正常。對于老百姓來說，永遠沒有理由假定他們不撒謊，沒有理由假定他們會自動說實話。他們說的任何一句話、傳遞的任何一個信息未經核實之前都絕不可信。他們大肆鼓吹的“普世價值”當然不能例外——“普世公知”的“普世價值”不但處處有貓膩，而且根本就是一場騙局：

　　——“普世公知”的“言論自由”是騙局。即使西方的“言論自由”也不是“普世公知”們千方百計宣傳的那樣可以想說什么就說什么、不管內容如何后果怎樣、誰也管不著、誰干涉誰就是“壓制言論自由”的為所欲為。盡力幫助陳光誠到美國的美國外交關系諮詢專家柯恩Jerome Cohen告誡陳光誠：“必須明白言論自由是有后果的。你在美國可以說任何話，但你要知道說的話很可能反過來咬你一口。”“人民網7月10日訊：據《每日郵報》報道，在社交網站上威脅殺死200名美國學生的英國男子被判入獄兩年零四個月”——這證明“普世公知”大力推崇的西方“言論自由”實際是有條件的，“言論自由”跟“后果責任”是緊密相聯的。“說話要負責”、“敢說要敢當”、“說的話很可能反過來咬你一口”——“你說的任何話都有可能在法庭上被用來指控你”。這一切說到底是“言論自由有制約”，根本不象中國“普世公知”描繪的那樣，“言論自由”無任何制約，“言論自由”=“誹謗自由”=“造謠自由”=“誣陷自由”=“用言論犯罪自由”。象捏造羅援、戴旭宣揚“轟炸東京”、大肆圍剿、明目張膽污辱人家“人類公敵”、無中生有誣陷羅援“逃兵”等等人身誹謗，要是按照美國“言論自由是有后果的。你要知道說的話很可能反過來咬你一口”等言論自由的規矩辦，那些明目張膽造謠誹謗羅援、戴旭的“普世公知”一個都逃不掉，都得吃官司。然而實際結果呢?雖然已經證明“羅援、戴旭宣揚轟炸東京”、“羅援是逃兵”純屬謠言，但造謠誹謗、人身攻擊、人身侮辱他們的“普世公知”們沒受絲毫懲罰，甚至連道歉都沒有。這如何不鼓勵他們今后繼續肆意憑空誣蔑誹謗別人?這樣的“言論自由”難道不是中國“普世公知”蓄意編造的騙局?——這種不負任何責任、肆意誣陷、肆意誹謗不叫“言論自由”，而叫“戰爭宣傳”，是對付敵國的作戰方式。“言論自由”只要不是被當成對待敵國的作戰武器而是用于本國內部，就一定有制約。西方國家鼓吹“言論自由”，但其內部的“言論自由”有底線——不危害國家安全，不危害民族生存。中國“普世公知”的“言論自由”沒有這個底線，因為他們以國家和民族為敵，用對待敵國的辦法對待中國和中華民族。既然把“言論自由”變成對敵作戰武器，當然不肯有任何限制。

　　——“普世公知”的“法制”、“憲政”是騙局。法制起碼的一條是“未經審判不得定案”、“沒有證據不能定罪”。而“普世公知”強加于人的“餓死三千萬”、“否定毛澤東”、“否定共產黨”、“否定共產主義運動”、“反人類罪”等等大得嚇人的罪名經過誰的審判?有什么鐵證?全憑“普世公知”一通緊鑼密鼓文字夸張煽動起傾向性輿論狂潮就算“板上釘釘”了。這算什么“法制”?法制另一條常識是“誰指控，誰舉證”。而“普世公知”呢?指責共產黨“餓死三千萬”、“犯了反人類罪”，卻拿不出證據，反而要共產黨自己拿證據證明自己有罪——“開放擋案”，拿不出就是“蓄意隱瞞”、“銷毀罪證”。世界上有如此無賴的“法制”嗎?“普世公知”口口聲聲“三權分立”、“多黨制”、“一人一票”，說這是“憲政”。然而中國現行憲法明文規定共產黨領導，根本沒有“三權分立”、“多黨制”、“一人一票”的規定。“普世公知”們馬上宣布現行憲法不“憲政”，不能算數——口口聲聲“程序正義”，一旦不合自己胃口，馬上一通文章就把現行憲法廢了，連修憲都懶得費那個事。“普世公知”的主觀鼓噪比憲法都大，比人大都橫——這叫什么“法制”?什么“依法辦事”?什么“程序正義”?這難道不是騙局?

　　——“普世公知”的“民主”更是徹頭徹尾的大騙局。最大的騙點：民主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民主高于一切”、“民主就是一切”、“一切為了民主”、“為了民主可以犧牲一切”……

　　“民主”是一種人為定義的行為方式和程序，是純主觀行為。把民主當目的，民主高于一切，就意味著主觀與客觀脫鉤、主觀行為不受客觀實際的約束、主觀行為高于客觀實際，就把“民主”變成了一種宗教儀式——只有宗教儀式才只要主觀不要客觀、只需要主觀意識的檢驗、不需要客觀實踐的檢驗——“結果無所謂，教義最重要”;只要符合宗教教義儀式程序，病人治死了就治死了，仗打敗就打敗了;磕頭下跪有什么實際用處不管，只要一絲不茍符合三叩九拜的“禮數”，瞎耽誤功夫就瞎耽誤功夫，勞民傷財就勞民傷財;實際效果不管，只要符合“民主”定義儀式程序，國家毀了就毀了，民族亡了就亡了。既然只有主觀檢驗標準沒有客觀檢驗標準，那一切就完全憑主觀的夸張，誰掌握宗教教義的解釋權誰說了算——合不合乎宗教教義，祭司神父教皇說了算;民主不民主，“民主斗士”說了算。因為不要客觀限制、一切全憑主觀夸張，“民主”不“民主”可以愛怎么說怎么說，什么符合自己的利益需要，就說什么是“民主”——今天說，民主必須“自由選舉、一人一票”;明天說，民主就是“社會必須由精英治理，不能一人一票”。昨天歡呼埃及“阿拉伯之春”推翻穆巴拉克、自由選舉是“民主”;今天歡呼埃及軍隊政變推翻“自由選舉”的政府是“民主”——“判斷一個政權是否民主，不能僅看是否民選，更要看掌權者是否信仰民主普世價值”、“穆爾西政權雖然是民選的，但也不民主。信仰民主普世價值的軍方推翻反對民主普世價值的民選總統是民主的勝利”(叢日云)、“即使是民選的穆爾西的話，他也并沒有吸收民主的養分”、“雖然他是民選的，但從他的身上其實我們都看到了威權和專制的影子”，因此埃及軍隊政變“是一個比較好的政變”，因為可以讓埃及的民主進程“回到我們埃及自己的原點”(閭丘露薇：埃及軍事政變具有雙重性，鳳凰衛視2013年7月6日《新聞今日談》)——看看這判斷標準：民主不民主“不能僅看是否民選，更要看掌權者是否信仰民主普世價值”：如何判斷“是否信仰民主普世價值”?這不是玄而又玄、完全沒譜的事嗎?根本沒有任何客觀標準，完全憑主觀夸張主觀臆斷判斷，一千個人可以有一千種判斷，哪種判斷算數?那當然只能按照自己的利益愛怎么說怎么說。這樣的“民主”難道不是任憑“民主斗士”任意瞎編的神話?(就憑這就可以知道，即便中國搞了“自由選舉”，人家照樣能隨便找個借口不認帳，說推翻就推翻：“極左操縱選舉”、“共產黨余毒未消”、“祖先干過共產黨，不可能信仰民主普世價值”……)

　　任何宗教只要教義高于一切，只要允許為了教義犧牲一切，那就等于允許壟斷教義解釋權的人以宗教的名義做任何事，宗教就成了邪教——宗教裁判所的大爺們說誰是魔鬼誰就是魔鬼，拉出去就燒;“民主斗士”說誰不民主誰就不民主，說打倒就打倒;在“民主”的名義下想干什么干什么：以“民主”的名義搶劫，以“民主”的名義壓迫，以“民主”的名義侵略……為了“民主”，可以把地球都拆了。

　　“普世公知”說，西式民主最公平正義，是“普世價值”。不對。這套游戲規則確保有話語權的人必勝。雖然選票掌握在投票人手里，投票人的思維卻掌握在別人手里——思維決策離不開信息。社會越現代化，人獲得的直接信息比重越少，間接信息比重越大。社會上任何人的間接信息來必自周圍的媒體輿論大環境。控制了媒體輿論就能控制投票人所處的信息大環境;控制了投票人的信息大環境就能控制投票人的思維決策，就控制了投票結果：制造出傾向性輿論狂潮，在一定時期內壓制“存在決定意識”，強行制造“意識決定意識”——“三人成虎”、“眾口鑠金”、“謊言重復千遍就成真理”，利用“民主選舉”的 “選民在投票瞬間的意識決定一切”的游戲規則操縱選舉結果：“政客跟著選票走，選票跟著輿論走，輿論跟著媒體走，媒體跟著資本走，資本跟著利潤走”。

　　“普世公知”拼命鼓吹西方式“民主選舉”，是因為他們能操縱媒體和輿論——能憑嘴巴筆墨就憑空捏造出“餓死三千萬”;能把做了無數實事的毛澤東變成惡魔、把天大功勞一筆勾銷變成天大罪惡;就把從來沒有做過任何實事的“普世公知”變成“領導階級”，那他們憑嘴巴筆墨翻手為云復手為雨操縱輿論操縱選舉又有何難?“民主選舉”是他們操縱自如的游戲規則，能確保他們穩操勝券。

　　把民主當目的意味著使民主脫離實際。脫離實際的民主的真正用處是讓吃民主飯的人滿意，在中國就是讓“普世公知”們滿意。如何讓“普世公知”滿意?“文人吃香”——中國至少自宋朝以來的基本國策就是“文人吃香”。回顧這段歷史，沒見幾個文人不滿意。結果：中國社會長期停滯不前，落后挨打——“文人吃香，中國遭殃”。只要把民主當目的，使民主跟客觀的東西——國家強大、民族生存毫無關系，那歷史的結果就仍然是“文人吃香”，仍然是中國遭殃。

　　“普世公知”不在乎中國遭殃，不在乎中國滅亡，但中國老百姓在乎。對“普世公知”來說，中國滅亡了無所謂，甚至更好，因為外國人統治中國離不開他們，中國人統治中國離得開他們。“存在決定意識”，“普世公知”的這種存在決定他們不在乎“民主是目的”導致國家滅亡。中國老百姓沒有這種退路。中國老百姓從鴉片戰爭以來的親身經歷，尤其是抗日戰爭、南京大屠殺的親身經歷得出血的教訓是：對中國老百姓來說，沒有國就沒有家，沒有主權就沒有人權。在這個弱肉強食的叢林世界，普通老百姓要生存就必須有國家保護，就必須使民族強大，就必須把國家民族的強大放在首位，其他一切，包括民主，都必須處于從屬地位。換句話說，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既然民主是手段，那就必須服從目的的需要，國家民主利益需要什么樣的手段就用什么樣的手段，需要什么形式的民主就采用什么形式的民主，一切以客觀目標的實際需要為轉移。

　　強國富民是改造客觀世界的實踐，必須按照客觀規律辦——不管采用什么手段，要害是必須正確，必須符合客觀規律。民主作為服務于這一目的的手段必須講求實效，必須確保通過民主獲得正確的決策，標準不是大家滿意與否，而是決策正確與否，結果有效與否。只有毛澤東實行的“民主集中制”、“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民主基礎上的集中、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才能實現這點，“普世公知”鼓吹的西方式民主做不到。道理很簡單：要通過民主集中正確的意見，這民主就必須是雙向的，不僅自上而下，而且自下而上，充分交流協商才能集思廣益。而“普世公知”主張的“民主”是單向的，不管是寫文章、做演講、開大會，都是“普世公知”向老百姓灌輸，老百姓根本沒機會表達意見。這樣的“民主”實際最獨裁——開大會做演講，只有臺上的人能說話，底下的人只有聽的份，全是單向灌輸，哪有發言的機會?這種表達民主的形式本身就決定了“單向灌輸”的結果。只要是采取開大會做演講寫文章這種形式，就只能是這種結果——名為“民主”，實為獨裁。所以毛澤東早就指出：“一哄而集的群眾會，不能討論問題，不能使群眾得到政治訓練，又最便于知識分子或投機分子的操縱。”(井崗山的斗爭)

　　結論：“民主是目的”是騙局。西式大轟大嗡的“競選民主”不是民主，是最有利于“公知”的游戲規則。尤其在中國“普世公知”四分五裂一盤散沙彼此勾心斗角的條件下，那種“民主”不失控是不可能的。

　　不拉清單不知道，一拉清單嚇一跳：“普世公知”單憑舞文弄墨和三寸不爛之舌就推翻了常識，讓中國知識界和一大批年輕人不但以為“火車就是推的，牛皮就是吹的”，而且以為歷史都是吹的——凡有點常識就能懂得“站著說話不腰疼”，“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說嘴很容易，實干很不容易;評論歷史很容易，創造歷史很不容易;評論戰爭很容易，贏得戰爭很不容易。讓只會紙上談兵評論戰爭的人去真刀真槍指揮戰爭，別說贏得戰爭，就連贏得一次戰斗都沒戲。贏得戰爭的人比評論戰爭的人了不起，創造歷史的人比評論歷史的人了不起，實干的人比賣嘴的人了不起。評論別人誰都能干——“普世公知”評頭論足是評論別人;長嘴婆娘街長里短搬嘴弄舌也是評論別人。說“普世公知”評頭論足評論別人了不起，跟說長嘴婆娘街長里短搬嘴弄舌了不起本質沒區別。“普世公知”楞把這個常識顛倒了過來：干實事沒什么了不起，街長里短搬嘴弄舌議論別人才了不起——他們用筆和舌創造了一個虛擬世界里，里邊的一切都跟現實世界反著來：“好人不做事，做事沒好人”——跟毛澤東干實事的人沒一個好人，“普世公知”那樣什么事不干的全成了圣人;“吹牛最偉大，實干最渺小”——按常識，評價歷史一個人就能干，創造歷史則非無數人共同努力不可。舞文弄墨評論戰爭的人要多少有多少，能贏得戰爭的人從來沒多少。能從無到有建立起一支軍隊、無師自通從戰爭中學會戰爭、指揮千軍萬馬贏得戰爭的人呢?自古罕見。能在建立軍隊的同時把自古以來一盤散沙的幾億中國人動員起來、組織起來、凝聚到一起艱苦奮斗、領導中國人27年迎頭趕上500年的差距、使中國大陸自1949年之后再無戰亂、實現工業化、使中國邁過最難的一道坎從農耕社會進入工業社會、徹底改變了中國的命運，從瀕臨滅亡變一躍為世界強國的人呢?天下唯毛澤東一人。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取得的成就是比登天還難的豐功偉績，換了別人誰都做不到。創造歷史的人永遠比評價歷史的人了不起。而“普世價值”們編造的虛擬世界則一切相反，評價歷史的人比創造歷史的人了不起——不要證據，不管邏輯，不顧實際，完全憑“普世公知”的主觀夸張舞文弄墨，就把毛澤東為中國做的無與倫比的天大貢獻一下子全盤否定、一筆勾銷、變成天大的罪狀;就給共產黨毛澤東按上“餓死三千萬”的“反人類罪”;就徹底否定了中國革命、中國共產黨、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就顛覆了中國近代史，把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變成了正義的“傳播先進文明”、把中國人民的反侵略斗爭變成了邪惡的“落后文明抗拒先進文明”;就徹底否定了中國存在的必要和中華民族生存的必要，讓“戰亂比和平好、分裂比統一好”的叫囂肆無忌憚：“為了民主，流血暴力是必要的”、“為了民主，分裂就分裂”、“優勝劣汰，劣等民族不配生存”、“反民主的民族素質低劣不配存在”……;就把從來不干實事、不勞而獲、對社會發展毫無貢獻、沒有解決過中國社會任何實際問題的“普世公知”變成了“領導階級”、“社會必須由精英治理”;就把“普世公知”幾十年來“頂層設計”兩極分化、腐敗有理、改革代價、國有資產流失等造成中國社會大分裂、大災難、矛盾大激化的天大責任賴個精光，全部推到“共產黨領導”的頭上，反咬一口倒打一耙，義正詞嚴地以“政治改革”的名義逼共產黨下臺……

　　長嘴婆娘到處搬嘴弄舌議論別人，算什么本事?“普世公知”到處評頭論足褒貶別人，算什么能耐?二者其實是一路貨，只是長嘴婆娘不會把自己的行為說成道貌岸然的“普世價值”而已。

　　“普世公知”顛倒黑白推銷“普世價值”騙局的王牌伎倆是什么?

　　第一，步步蠶食，得寸進尺，逐步升級。

　　當年希特勒每次都說，眼前這回是他最后的要求，只要滿足就再也沒問題了，一切萬事大吉：只要納粹黨上臺、只要擺脫凡爾賽條約的束縛、只要進軍萊茵蘭、只要并吞奧地利、只要占領蘇臺德——“捷克問題是他要在歐洲提出的最后一次領土要求”、只要占領但澤——“希特勒所要求的只是把但澤歸還德國。走廊的命運由公民投票決定”…… 但每次一得手就立刻提出新要求，如此得寸進尺，步步蠶食，循環反復不已，最后的結果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普世公知”的“頂層設計”也如此：每次都說，眼前這回是最后的要求，只要滿足就再也沒問題了，一切萬事大吉，但每次一得手就又立刻提出新要求——一開始是“一包就靈”，然后是“下崗分流”、“買斷工齡”、“改革代價”，然后是“一私就靈”、“一改制就靈”、“一破產就靈”、“私有制一入憲就靈”、“一物權法就靈”、“消滅公有制”、“MBO”、“全民炒股”、“醫療產業化”、“教育產業化”、“先污染后治理”、“住房產業化”、“市場化萬能”、“腐敗有理”、“腐敗不是最好也是次優”、“房地產是支柱產業”、“政治改革是一切問題的關鍵”、“共產黨一黨專政是一切問題的障礙”、“憲政”、“多黨制”……以“治病救人”為開始，以“殺人滅口”為結束——以“改善公有制”為開始，以“消滅公有制”為結論;以“先富起來”為開始，以“中國貧富差距無與倫比”為結果;以“改善共產黨的領導”為開始，以“共產黨下臺”為歸宿——如此得寸進尺，步步蠶食，循環反復不已，直至蒼蠅變成大象，癌細胞全身擴散，如今終于自以為羽翼豐滿，公然向共產黨直接逼宮，要發動全面大戰了。

　　第二，掛羊頭賣狗肉

　　前面已經說過，“普世公知”的本性是撒謊成性，撒謊成了家常便飯司空見慣。他們的“普世價值”處處有貓膩，最常見的貓膩是掛羊頭賣狗肉，專門玩弄文字游戲制造“名不符實”，在理論和實際的結合部做手腳。比如把“公知獨裁”說成“民主”;把“戰爭宣傳”說成“言論自由”;把“只許公知放火、不許百姓點燈”說成“法制”。不明白這移花接木、冒名頂替的把戲，就非常容易上當受騙——聽他說要民主就當真以為他在為老百姓爭民主;聽他說要言論自由就當真以為他在為自己爭話語權，哭了半天還不知誰死了，拼死賣力傾家蕩產幫人家搞“公知獨裁”還以為是在為自己爭權益——教訓：千萬別對“普世公知”說的任何東西顧名思義想當然，一定要仔細分析核對調查研究，親自判斷出他們的真正用意——永遠沒有理由假定“普世公知”不撒謊，永遠沒有理由假定他們會自動說實話，永遠沒有理由相信他們。

　　第三，邪教式瘋狂

　　“普世公知”最本質的東西是主觀唯心主義，不是“存在決定意識”，而是“意識決定存在”——第一，客觀世界是否存在完全取決于自己主觀承認與否。自己不滿意的東西，存在也不存在;自己滿意的東西，不存在也存在——毛澤東的不世功勛一筆就勾銷了，“餓死三千萬”一張口就編出來了;太陽有沒有，全憑一張口;地球轉不轉，公知說了算。第二，衡量一切的標準不是客觀存在，而是自己的主觀意識、主觀感受——“民主高于一切”、“自由高于一切”、“一切為了社會公平、正義、忠誠、榮譽”、“生存和幸福才是永恒的主題。‘國家’、‘民族’不過是迷藥而已”、“不民主的國家不應存在”……“國家”、“民族”是客觀存在的東西。“民主”、“自由”、“公平”、“正義”等等是沒什么客觀標準、說變就變的東西，而且實際是以“公知”滿意為標準的東西(比如“公知”說了算才是“民主”，老百姓說了算就是“民粹”，就休想使“公知”滿意)。不管別人做了什么、做了多少，只要“公知”們不滿意，那就永遠不“民主”。而“公知”們從來就沒有滿意的時候——你滿意了，他不滿意;今天滿意了，明天又不滿意了，仍然不算數，仍然不“民主”。這就使判斷是非只有主觀標準，沒有客觀標準。沒有客觀標準的結果就是整個國家整個社會只能一切圍著“公知”嘴巴團團轉，什么也別想干成——“文人吃香，中國遭殃”，光顧了讓“公知”文人滿意了，中國就只有落后挨打了。

　　主觀唯心主義走火入魔就是跳大神——整天念念有詞，把只有自己懂、別人都不懂的、完全由自己解釋發揮東西說成“神的旨意”、“絕對真理”，強迫別人接受照辦;再進一步就是宗教裁判所——說誰是魔鬼誰就是魔鬼，拉出去就燒掉，不需要證明，不需要審判，完全憑掌握了裁決權的“神的代表”隨心所欲;登峰造極就是邪教——整個世界非黑即白，凡不符合邪教教義的一概否定，一概消滅。“普世公知”們整天嘲笑義和團瘋狂，吃符念咒搞迷信，不問青紅皂白見洋人就殺、見洋貨就毀。但他們自己比義和團更瘋狂——當年義和團不過在1900年鬧了半年左右的吃符念咒之類迷信。而“普世公知”迄今還在鬧這一套，還在象吃了符念了咒瞪紅眼吐白沫狂呼“刀槍不入”一樣狂呼“自由民主”，象見了不合胃口的洋貨就砸一樣見了不符合他們的“民主”的東西就一概否定、一概毀滅：“國家可以不要，但必須要人權”、“為了民主，分裂就分裂”、“分裂有什么不好?大一統有什么好處?民主最適合的就是小國寡民的形態”……這是濃硫酸脫水的邏輯：濃硫酸判斷一切的標準只有一個：“水”——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管綾羅綢緞還是皮膚肌肉，一概按“水”與“非水”分開，是“水”才要，不是“水”一概不要。結果：腐蝕一切，毀滅一切。“普世公知”的“民主邪教”也是這種歇斯底里的瘋狂勁：判斷一切的標準只有一個：“民主”——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管是國家還是民族，一概按“民主”與“非民主”分開，是“民主”才要，不是“民主”一概不要;如同戰場上殺紅了眼的瘋子，非友即敵，其他一概不論。結果：否定一切，破壞一切——“為了民主，可以犧牲國家”、“三百年殖民地”、“愛國賊”、“帶路黨”……

　　魯迅說：“羅蘭夫人曰：‘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每一新制度，新學術，新名詞，傳入中國，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烏黑一團，化為濟私助焰之具，科學，亦不過其一而已。”

　　同樣，“民主民主，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每一新制度，新學術，新名詞，傳入中國，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烏黑一團，化為濟私助焰之具，民主，亦不過其一而已。

　　不過“普世公知”如今鬧“普世價值”不僅僅為了“濟私助焰”，而是為了滅亡中國，滅絕中華民族——他們的“頂層設計”把國家搞成這個樣子，社會矛盾激化到這個程度，自己也知道后果嚴重，形勢危急，自己罪責難逃。為了推卸責任逃避懲罰，所以要毀滅中國、滅絕中華民族。但“普世公知”光說不干、極端孤立，沒力量也沒膽量赤膊上陣直接干。要毀滅中國、滅絕中華民族，就必須靠陰謀詭計借力打力。借力打力的最好辦法是使中國陷入大動亂、大分裂、大內戰。要使中國陷入陷入大動亂、大分裂、大內戰，就必須消滅一切能凝聚中國老百姓的力量。在“普世公知”們通過“頂層設計”妖魔化了毛澤東、打掉了公有制、分裂了中國社會、使腐敗泛濫成災、社會矛盾日益激化、老百姓的不滿日益加劇的今天，中國維系中國統一、抵御中國分裂的軟力量主要是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硬力量是共產黨的領導。“普世公知”大鬧“普世價值”為的就是一舉打掉這三大維系中國統一的最的力量，讓中國大分裂大動蕩。鼓吹“普世價值”實際是一箭三雕：第一，推卸責任倒打一耙;第二，消滅愛國主義，消滅民族主義;第三，消滅共產黨：

　　——推卸責任倒打一耙——祭出“普世價值”的法寶，“普世公知”一下子就把自己幾十年禍國殃民的“頂層設計”的責任推了個精光，而且反咬一口：中國出了那么多問題不是因為我使壞，而是因為你共產黨沒徹底反毛，沒搞“普世價值”。要收拾爛攤子就必須按“普世價值”搞“政治改革”，絕不可追究我“頂層設計”的責任。

　　——消滅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普世公知”的“普世價值”不包括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肯定“普世公知”本身就是對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否定。“普世價值”香了，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自然就臭了;“普世價值”高于一切了，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自然就銷聲匿跡了。因此提倡“普世價值”就等效于消滅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

　　——消滅共產黨——認同“普世價值”就意味著認同“多黨制”、“民主選舉”、“政黨輪替”，就推翻了中國現行憲法規定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就意味著“共產黨下臺”。

　　光“共產黨下臺”還不算完。肯定了“多黨制”、“民主選舉”、“政黨輪替”，就否定了“共產黨領導”，就否定了共產黨的全部歷史。否定了共產黨的全部歷史，就否定了共產黨存在的正當性和合法性——共產黨從指導理論就錯，從一誕生起就錯，根本就不該成立，還有什么資格存在?況且“普世公知”早已深謀遠慮地用“餓死三千萬”給共產黨安上了“反人類罪”的大帽子，堵死了共產黨下臺后的一切生路，為全面徹底取締共產黨布下了天羅地網——光憑這“反人類罪”，就可以把共產黨定性為“納粹恐怖組織”、“犯罪組織”，就可以讓共產黨徹底完蛋，永世不得翻身——“反人類罪不可寬恕，不可赦免，沒有追究期限，不是任何政府、或者任何國家的法律可以庇護”、“必須要堅持不懈地清算他們”、“張開一張大網，只要身居網中，即表明其有罪”、“不必去大海撈針逐個證實每個成員都是罪犯，進行幾乎不可能的工作”、“上到將軍，下到普通士兵，甚至參與了犯罪的一般民眾也要對自己的罪行負責”……有了這頂“反人類罪”的大帽子，共產黨今后還想立足?還想競選?還想“普世價值”?別說當什么執政黨、憲政黨，連作為政黨繼續存在資格都沒有，連當普通老百姓的資格都沒有，連茍且偷生的資格都沒有——“普世價值”表面冠冕堂皇：“憲政”、“政改”、“多黨制”、“民主選舉”、“政黨輪替”，實際殺機兇狠：“共產黨下臺”、“剿滅共產黨”。

　　用“普世價值”把共產黨趕下臺僅僅是第一步。“普世公知”的真正目標是滅亡中國——雪崩一旦開始，大崩潰必定接踵而來。看看前南斯拉夫的例子：“1990年7月，南聯邦通過了《政治結社法》，正式實行多黨制，一個人口只比上海多一些的南斯拉夫一下子出現了2百多個政黨，而贏得最多選票的都是高舉民粹主義大旗的政黨，他們的口號就是‘斯洛文尼亞屬于斯洛文尼亞人’、‘克羅地亞屬于克羅地亞人’、‘科索沃屬于科索沃人’，口號越激烈、越極端，越能贏得選票。1991年，從斯洛文尼亞開始，一個接一個的共和國宣布獨立，脫離聯邦，南斯拉夫‘內戰’隨即全面爆發。”“在鐵托時代，我們大家都相處得很好，但是后來政客一煽動，人的民族情緒和宗族情緒就被調動起來了，人就成了失去理性的動物，互相廝殺起來。昨天還是朋友，今天就是仇人。”(張維為：別了，南斯拉夫http://blog.ifeng.com/article/2215882.html)

　　為什么“口號越激烈、越極端，越能贏得選票”?這是“民主競選”的一條客觀規律，“普世公知”絕口不提的客觀規律：“逆向競爭”——競選必須引人注目。不引人注目，誰會投你的票?競選必敗無疑。靠自身成就引人注目不易，靠攻擊別人引人注目不難。證明自己正確不易，證明別人“錯誤”不難。通過證明“錯誤”把選票從對手那里趕走比自己騷首弄姿吸引選票更容易更有效。而只要把選票從對手那里趕走，就等效于給自己吸引了選票。這就是“逆向競爭”：不靠實干成績競爭，而靠打擊別人競爭;用別人的“錯誤”來證明自己“正確”。越沒本事沒成績，越離不開“逆向競爭”(這種“逆向競爭”往往身邊就有——沒真才實學的靠陰謀詭計造謠中傷把有真才實學的打下去，自己爬上去。)——“一個人口只比上海多一些的南斯拉夫一下子出現了2百多個政黨”，一大堆沒什么區別的政客混在一起，靠什么證明自己?如果靠說漂亮話證明自己比別人強，說來說去其實就那么點可說的，千篇一律只能把人們煩得要死。只有攻擊誣蔑妖魔化對手才能使自己顯得與眾不同。靠成就和魅力吸引選票不如靠恐懼和仇恨驅趕選票。這種招術你會干別人也會干，人人爭先恐后變本加厲，結果必然是制造仇恨和對立。歷史上凡野心家陰謀家無不靠煽動盲目仇恨的“逆向競爭”來贏得“民主選舉”——希特勒靠煽動對共產黨和猶太人的盲目仇恨上臺;美國政客靠煽動對中國人的盲目仇恨、制造“排華法案”爭取選票，麥卡錫靠煽動對共產黨的盲目仇恨和恐懼紅極一時;陳水扁靠煽動對“外省人”的盲目仇恨執政;前南斯拉夫的2百多個政黨靠煽動盲目民族仇恨生存……

　　前南斯拉夫如此，中國如果按“普世公知”的“民主競選”也必然如此——“一個人口只比上海多一些的南斯拉夫一下子出現了2百多個政黨”，十三億人口的中國呢?別看“普世公知”們個個神氣活現，就憑他們“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抓住老鼠就是好貓”、“文人相輕”的德性，從來一個不尿一個，整天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爭權奪利勾心斗角爾虞我詐，翻臉比翻書都快，制造敵人比制造糞便都隨便，他們能有多少凝聚?有多少人會追隨他們?一搞“多黨制”，一千個“普世公知”很不能弄出兩千個政黨來。政黨遍地，政客多如牛毛，個個彼此彼此，如何分出高下?要證明自己強就得拿出事實來。“普世公知”們從來不干實事，怎么可能用實干成績證明自己來獲勝?不能用實干成績獲勝又非勝不可，就只有“逆向競爭”，用攻擊貶低別人來獲勝——用事實證明自己很難，用言詞貶低別人很容易。而貶低了別人就等效于抬高了自己。而用言詞貶低別人正是“普世公知”的拿手好戲。這就決定只要“自由競選”，“普世公知”們就必然也只能靠“逆向競爭”——用籍貫、宗教、民族、文化甚至生活差異做話題大做文章肆意攻擊以引人注目吸引選票：上海人如何如何、河南人如何如何、廣東人如何如何、新疆人如何如何、西藏人如何如何、東北人如何如何、北方人如何如何、南方人如何如何……只要沒有“不準分裂國家”的底線、不禁止這種攻擊，其結果必然是大規模煽動盲目仇恨、分裂社會。而中國的“普世公知”從來沒有這種底線，從來靠煽動盲目仇恨吃飯——煽動對毛澤東的仇恨、煽動對共產黨的仇恨、煽動對文革的仇恨、煽動對中國革命的仇恨、煽動對老百姓的仇恨……如今任何人只要跟“普世公知”意見不同，“普世公知”馬上就要煽動對他的仇恨——講理講不過，就搞人身攻擊，“人肉”個人一切隱私，挑毛病、找把柄，沒毛病沒把柄也要造謠誹謗捏造出毛病把柄來，緊接著扣上大帽子掀起傾向性仇恨的輿論狂潮搞人身迫害。這樣的事如今是不是司空見慣?“普世公知”還沒搞“多黨制”就已經煽動得仇恨泛濫成災了，一旦搞“民主競選”，豈能不變本加厲肆無忌憚煽動中國人彼此盲目仇恨?豈能不使中國四分五裂?他們現在不是已經未雨綢繆開始這樣鼓吹了嗎?——“這個世界上彈丸之國多的是。老百姓活得好象都不比你這個有戰略縱深的大國國民差。大一統腐敗落伍，分裂很好，歐洲那么多小國家，德國法國都試圖統一歐洲，結果呢?”“真分裂有什么不好?大一統有什么好處?其實，中國人，最適合的就是小國寡民的形態!!”“大一統使得國家內部失去前進變革的動力，趨于腐朽，而分裂使得各分裂政權都面臨競爭的壓力，需要不斷革新以自存。”“南宋偏安一坳，結果，經濟反而得到巨大發展，創造了歷史上的最好記錄，文化也得到繁榮，人權狀況也是歷史上的較好時期。”(凱迪網絡)

　　“普世公知”所謂“大一統腐敗落伍，分裂很好”、“歐洲那么多小國家過得都比大國好”、“這個世界上彈丸之國多的是。老百姓活得好象都不比你這個有戰略縱深的大國國民差”之類是極其陰險的詐騙。第一，國家一旦不復存在，老百姓的命運就由不得自己作主，而由別人來決定了。人家可以讓你生存，也可以不讓你生存，沒有任何保證，更不用說“普世公知”們的“保證”了——即使“保證”了又值幾文?當年西方國家信誓旦旦胸脯保證，只要蘇聯解體，北約決不東擴。等蘇聯解體了，對不起，什么保證都不算數了，看你能怎么著?國家間的保證都說不算數就不算數，何況“普世公知”們空口白牙的“保證”?第二，在這個弱肉強食的叢林世界，小國能生存，是因為有大國當擋風墻——只有出現幾個彼此矛盾的大國對立局面，才能給小國提供生存夾縫：每個大國都擔心把小國推到其他大國那一邊去，所以才會在沒有收拾掉其他大國對手前不侵略小國，而全力以赴對付大國對手。一旦消滅掉大國對手，回過頭來收拾小國易如反掌：前蘇聯一解體，美國馬上一口氣收拾了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亞、敘利亞，虎視眈眈伊朗……在蘇聯解體前這是不可想象的。第三，越是大國，一旦解體越和平不了，越會彼此殺得血流成河，想學其他小國保持和平也不可能。道理很簡單：其他大國絕對不會允許分裂的大國重新統一，必定讓分裂出來的部分彼此撕殺、結下深仇大恨不共戴天，這才能確保分裂的大國永遠重新統一不起來——阿拉伯世界原先是一個整體，如今彼此打得你死我活。印巴原來是一個國家，分列后勢不兩立。前蘇聯解體后，車臣打成了什么樣?原子裂變必伴隨著劇烈的能量釋放;國家裂變必伴隨著劇烈的社會動蕩，中國也不例外。不僅如此，因為中國歷史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國人有認同統一的傳統，所以如今一旦中國分裂，外來勢力和“普世公知”必須使分裂后的中國各部分殺得血流成河仇深似海，這才可能徹底消除中國人認同統一的傳統，防止中國再次統一。因此中國人必須明白：世界大國能容得其他小國和平，決容不得中國分裂后的“小國”和平。中國一旦分裂，結果必定是兇狠無比的戰爭和殺戮，比如今的中東更慘烈——你不打，有人逼著你打。這才是大勢所趨，才是客觀現實。

　　“普世公知”們并不傻，他們不會不清楚一旦中國分裂，自己一切“頂層設計”不可能不徹底破產，陷入戰爭屠殺和水深火熱的中國老百姓不可能不徹底醒悟，不可能不恨透了自己，不可能不決心報仇雪恨，不可能不圖謀使中國重新統一東山再起，不可能不回歸毛澤東。萬一中國老百姓終于成功重新統一中國，就不可能不徹底清算自己。為了一勞永逸杜絕后患，“普世公知”們光滅亡中國還不夠，還必須一不做二不休，在中國老百姓徹底覺悟之前先下手為強滅絕中華民族——“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

　　對“普世公知”的這種心理，美國小說《教父》中黑手黨軍師有一句話剖析得淋漓盡致：“凡是犯了這種錯誤(注：背叛)的人，都絕不會寬容自己。他們始終心懷鬼胎，因此他們始終是危險的”——賊最知賊，一語便道破了普通人無法理解的一切國賊巨盜的心理和行為規律：“絕不會寬容自己。他們始終心懷鬼胎，因此他們始終是危險的”。正因為“普世公知”跟一切內賊一樣“絕不會寬容自己。他們始終心懷鬼胎，因此他們始終是危險的”，所以即使還沒受到追究，他們也始終放心不下，始終心虛，始終盤算如何一勞永逸地防患于未然，結論：滅亡中國，滅絕中華民族——即便“普世公知”中的個別人于心不忍或想洗手不干，其他同伙也決不答應。他們的切身利益需要決定他們非把中國搞垮不可，非滅絕中華民族不可。這是一條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前蘇聯的經歷證明了這一點，中國的經歷正在證明這一點。中國人只要先入為主、不假思索地給自己頭腦設定禁區、想當然地以為“中國知識分子自然會替中國著想”、“中國精英的出發點自然都是讓中國生存而不是讓中國毀滅”、想當然地不予考慮“整個國家精英集團的主流出于自身利益需要、即便沒有直接被外國收買也集體地、主動地勾結外國勢力想把國家搞垮”這種貌似荒唐卻實實在在存在的情況，那就必定陷入極大的苦惱和迷茫之中：這“普世公知”是怎么搞的?怎么總是干蠢事?怎么總是聽吃里爬外?怎么總是讓外國占中國便宜?怎么總是讓中國吃虧受害?怎么總是怎么對中國不利就怎么來?怎么總是連維持中華民族基本生存的起碼需要都不管不顧?怎么總是跟中國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反著來?怎么總是中國老百姓擁護什么他們就偏反對什么、中國老百姓反對什么他們就偏干什么?怎么總是一意孤行，不管自己如何證據確鑿苦口婆心就是置之不理?所有這一切的真正原因只有一個：你在不假思索地以“中國生存”為基本出發點和不言而喻的前提來考慮一切問題，而“普世公知”們恰恰相反。他們的實際利益需要消滅中國、滅絕中華民族——他們用“頂層設計”瞎指揮亂折騰中國幾十年，禍國殃民無惡不做，闖下了塌天大禍，犯下了滔天大罪，激起了沖天民憤。為了逃避懲罰，必須先下手為強滅亡中國。不明白這點，就死也不可能明白“普世公知”們的這盤“很大的棋”。

　　“普世公知”的“普世價值”不包括愛國主義，不包括民族主義，不承認共產黨領導。說“普世價值”，真正的意思是“不準愛國，不準愛民族，推翻共產黨”。“普世價值”高于一切了，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共產黨的領導自然就被摧毀了，維系中國存在的最后的力量自然就被消滅了。“普世公知”滅亡中國、滅絕中華民族的最后障礙自然就被掃除了。所以說“普世價值”是“滅亡中國”、“滅絕中華民族”的代名詞。

　　說“普世公知”，們要滅亡中國、滅絕中華民族有什么證據?

　　“頂層設計”得讓中國的子孫后代根本沒法過下去，算不算證據?——拼命毀田蓋房、突破“十八億畝紅線”、經濟命脈全部交給外資控制、“量中華之物力，結美國之歡心”、“救美國就是救中國”、把天文數字的中國人的血汗換成美國白條、強制推廣斷子絕孫的轉基因主糧、無限制破壞環境、環境污染生態污染登峰造極、放任有毒有害假冒偽劣食品藥品泛濫成災、公然鼓吹“腐敗有理”、整個社會腐敗墮落道德敗壞無出不假……所有這些哪個是還想讓中國人子孫后代今后繼續過日子的“頂層設計”?

　　除此之外，“普世公知”們得意忘形時不小心露出了不少馬腳：

　　1.以羅援、戴旭為突破口，瘋狂圍剿愛國軍人，極盡造謠污蔑、人身侮辱、政治陷害之能事：“無知狂徒”、“經常在媒體發表對日強硬言論”、“總是在電視上宣揚戰爭”、“激發戰爭狂熱”、“逃兵”、“從來沒有打過仗，且有臨陣脫逃嫌疑”、“信口開河，標新立異，對外以好戰著稱，對內則黨同伐異”、“思想搶灘，讓文革思維軍事化”、“軍人干政”、“涉嫌違憲”、“應該法辦!”、“不僅是國賊，還是人類公敵!”“在為謀反造聲勢”、“羅援不除，國將有難”、“中國鷹派將校和知識分子的網上論戰”、“中國鷹派軍人慘遭人肉痛罵極端孤立”、“中共鷹派少將羅援微博遭圍剿亂了方寸”、“中國鷹派軍人遭到網民群毆式圍攻”、“中國軍方鷹派將校和知識分子的網上論戰：誰才是國賊?”“圍攻羅援的行為體現了高度的愛國責任感”、“一大批公共知識份子討伐羅援”、“羅援開微博眾人一片叫罵聲等著少將出丑”、“寧可十年不將軍，不可一日不拱卒——羅援、戴旭戰役意義深遠”、“自由民主人士打斷了解放軍的鷹派脊梁，其意義之深遠不可想象”、“中國自由民主人士再接再勵，又把劍鋒指向中共獨裁堡壘中共軍隊身上，尤其是那些動輒對美國等民主國家發表強硬言論、試圖以民族主義維護中共專制統治的鷹派軍人身上”、“中國自由主義大師朱學勤于上世紀90年代說過，五四以來中國有兩個病灶，一個是民粹主義，一個是民族主義。打掉了這兩個病灶，中國才能像健康人回歸社會一樣回歸國際社會。到了給這兩個病灶做手術的時候了。如果是封鎖‘烏有之鄉’解決了民粹病灶的話，今日對羅援和戴旭的揭露就是清除民族主義病灶的最好時機”……

　　“普世公知”們如此隨隨便便就肆無忌憚憑空栽贓誣陷愛國軍人，證明他們絲毫不在乎與軍隊的關系。不在乎與軍隊的關系，證明他們并不指望有朝一日要依靠這支軍隊。他們早已鐵了心要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卻不打算依靠現有的軍隊，又沒有能力另外創建自己的軍隊，這只能證明“普世公知”們根本就沒打算讓中國存在下去，也根本沒打算讓這支軍隊存在下去——只要想讓中國存在下去，即便由自己執政，又豈有不依靠軍隊之理?豈有不注重與軍隊關系之理?豈有不允許軍隊認同民族主義之理?豈有肆意侮辱迫害愛國軍人之理?隨隨便便侮辱迫害軍人得罪軍隊這件事本身就證明“普世公知”決心滅亡中國——“頂層設計”中沒有軍隊，自己將來用不著，所以現在用不著巴結討好。之所以將來用不著，是因為按“頂層設計”中國將要被消滅——中國都不存在了，當然不需要保留軍隊，當然不在乎爭取軍隊，當然敢隨隨便便侮辱陷害軍人。

　　2.把今日中國社會的一切問題都推給毛澤東時代：“普世公知”說，毛澤東時代是中國歷史上最壞的時代，今天中國的一切問題都是毛澤東時代的產物——“中國是一個有長期專制主義傳統的國家，又經歷過長期列寧-斯大林式政治經濟制度的實踐，實現這種轉型的任務尤為繁重和艱巨。”(吳敬璉)“中國當今的社會問題就是毛留的后遺癥，因為他建立的這樣的社會制度造成的”、“毛澤東把國民經濟搞到了崩潰的邊緣，即使如今存在諸多問題，也不是復辟毛時代的理由”……總之今天中國問題再多多不過毛澤東時代，再壞壞不過毛澤東時代。

　　這個邏輯有兩層含義：第一，既然毛澤東時代最壞，那么如今不管發生什么問題都用不著解決，因為再壞壞不過毛澤東時代，即便啥也不干也比毛澤東時代好，那還費那個勁干什么?就憑這一條，“普世公知”就有理由敞開了貪污腐化搶劫老百姓，反正有“毛澤東時代最壞”墊底，自己不管如何胡作非為都不算罪大惡極。第二，既然一切問題都是毛澤東時代造成的，那只要毛澤東時代不消除，問題就休想解決。然而毛澤東時代已經發生過了。這就意味著要解決問題就必須使毛澤東時代等效于沒發生過。只有消滅中國、滅絕中華民族、消滅一切知道毛澤東時代的人才能等效于毛澤東時代沒發生過。

　　把一切問題都推給毛澤東時代這種邏輯初看是簡單的推卸責任，實際暗藏著極兇狠的殺機，是在為滅絕中華民族制造理論根據和輿論根據：既然毛澤東時代的存在是一切問題之源，那要徹底解決問題就必須使存在過的毛澤東時代等效于沒存在過，就只有滅亡中國、滅絕中華民族。

　　3.“中國實現憲政之后釣魚島問題就迎刃而解”：日本強占釣魚島愈演愈烈之際北大教授張千帆跑到日本早稻田大學演講《只有憲政才能改善中日關系》，宣稱日本已經“是一個憲政民主國家”，“如果中國也能實現憲政，那么領土問題就迎刃而解了。”日本一再斬釘截鐵宣布釣魚島是日本的，從來沒有說，釣魚島的歸屬問題跟中國是不是“憲政國家”有關。日本的立場是不管中國是不是“憲政國家”，日本都要強占釣魚島;張千帆的立場是“如果中國也能實現憲政，那么領土問題就迎刃而解”——注意：張千帆只說“領土問題迎刃而解”，沒有說釣魚島歸誰。這只能證明張千帆們中有數：他們的“中國實行憲政”必然導致中國四分五裂不復存在，中國不復存在了，當然就沒人跟日本爭釣魚島了，領土問題可不就“迎刃而解”了?張千帆跑到日本斬釘截鐵宣布“中國實現憲政之后釣魚島問題迎刃而解”，實際是為“普世公知”爭取外援：用釣魚島為交換條件，勾結日本幫他們通過推行“憲政”滅亡中國。

　　張千帆的這番表態再清楚不過地證明“普世公知”要通過“憲政”滅亡中國，所以才敢跑到日本公開搬兵求援，以釣魚島為交換條件乞求日本支持他們的“憲政革命”。

　　4.明知遭到老百姓的仇恨卻滿不在乎：“普世公知”幾十年的“頂層設計”把中國老百姓坑慘了。老百姓仇恨他們。他們自己也知道老百姓仇恨他們，老百姓也知道他們知道老百姓仇恨他們，他們也知道老百姓知道他們知道老百姓仇恨他們，但他們依然滿不在乎，毫無悔意，絲毫也沒有任何緩解老百姓仇恨的表示，甚至連這種愿望都沒有。這只能從反面證明：“普世公知”們根本不認為老百姓對自己的仇恨能奈何自己。這背后的含義是在他們眼中老百姓不過是“待死人”，早被他們的“頂層設計”判了死刑，不會威脅到自己，因此才滿不在乎。否則怎么可能如此篤定?這從反面證明他們早已蓄意滅絕中華民族。

　　5.否定中國存在的必要性：從來不站在中國一邊，從來不承認中國有任何可取之處、任何成就。中國的任何成就，從工業化、兩彈一星到神十，無不遭到“普世公知”們的冷嘲熱諷斷然否定。這本身就否定了中國存在的必要性——一個國家如果沒有任何可取之處、沒有取得任何成就，那這個國家還有什么必要存在?“普世公知”們一貫比中國的敵人還敵人，處處跟中國敵對，無孔不入詛咒中國的一切，連“草泥馬，祖國”都成了“行為藝術”。世界上還有誰比中國的“普世公知”更恨中國?他們能拿什么證明自己不是中國的敵人、不希望中國滅亡?——你不承認要滅亡中國，拿出事實來證明呀：你肯定過中國什么?你為中國的存在做過什么?在什么時候、什么地方、用什么行為捍衛過中國的利益?證據何在?

　　6.用否定中華民族的一切來否定中華民族的存在價值，變相證明中華民族應該被滅絕：開口閉口辱罵中國老百姓“愚民”、“暴民”、“刁民”、“賤民”、“民粹”、“奴性”、“盲從”，辱罵中華文明“落后”、“野蠻”、一筆勾銷中華文明史……在“普世公知”們嘴里，中華民族一無可取，連人種都被否定了。這一切本身就否定了中華民族存在的價值——一個沒有任何可取之處、任何長處的民族有什么存在的必要?“普世公知”就這樣為一切想滅絕中華民族的人提供了“理論根據”和輿論根據”——希特勒在《我的奮斗》里宣布亞利安人是“優等民族”，有色人種和猶太人是“劣等民族”。其核心的“理由”就是亞利安人的文化優秀，而“劣等民族”沒有自己的文化，對人類文化毫無貢獻，不僅依靠“優秀民族”創造的“優等文化”生存，而且“敗壞”了“優秀民族”的“優等文化”，所以不配占有世界寶貴的“生存空間”，而只配由“優等民族”來奴役：“我們今天所看到的一切人類文化，一切藝術、科學和技術的果實，幾乎完全是亞利安人的創造性產物”、“只有亞利安人才是一切高級人類的創始者，因此是我們所謂的‘人’這個名稱的典型代表”、“猶太人本身，絕無什么文化可言”、“他們的智力，在一切的時期中，都是因為和鄰近他們的文明相接觸而得到發達的。可是猶太人對于他族，那就沒有絲毫的貢獻了”、“猶太人現在所有的文化，大都是他民族的東西，而在猶太人的手中敗壞了。”——誰說一個民族的文化地位無關緊要?納粹種族“理論”就是拿“文化優劣”開刀，衍生出“生存空間”論、“種族凈化”論、“優等種族有權支配劣等種族”的“種族奴役”論，最終導致了掠奪“生存空間”的侵略戰爭和種族滅絕大屠殺。由此可知“普世公知”否定中華文明，就是為滅絕中華民族制造“理論根據”，蓄意滅絕中華民族——處處與中華民族做對，把中華民族、中華文明貶得一文不值，要用西方“普世價值”取而代之，世界上簡直找不出任何比“普世公知”更仇恨中華民族的人，找不出任何證明“普世公知”不想滅絕中華民族的證據。

　　7.茅于軾大肆鼓吹“中國變成小國好”，為分裂中國制造輿論：“如果，我們生活在一個小國家里，心態就會完全不同。”、“小國的百姓并不會寢食不安，天天擔心被鄰國侵略。如果，外國真要派兵入侵，自己只好束手待斃。對大多數國家來講這樣的事一輩子里沒有發生過。

　　國雖小，卻是一個世外桃源。用灰色眼光看事物的人會奇怪為什么沒有別的國家侵略它，可撿一個大便宜。這樣的小國占世界一百多個國家中的絕大多數。西北歐的許多小國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茅于軾：“大國和小國”，2013年7月10日)

　　8.茅于軾公然鼓吹用轉基因主糧滅絕絕大多數人，為滅絕中華民族制造輿論：“必須把人口降至5億以下，這樣才能實現人類的永久生存和可持續發展，這就是共濟會的目標，這個目標是正義而偉大的，因為他是為了挽救人類!能繼續留在這個星球上的自然是優等民族，也符合“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自然法則，自然法則就是天意，不可違背!就算是犧牲我的后人(當然我的后人也未必會犧牲)，那也值得!為了顧全大局，舍小家為大家，有何不可?不能顧全大局的做法是自私的，是不可取的!轉基因食品能在中國迅速推行，且有法律保障，說明我們的領導人是顧全大局的(雖然他們自己及家人并不吃轉基因食品，而吃特供食品)，可敬可親!”“轉基因食品是一個偉大的發明，他能讓人慢慢失去生育能力，和平地斷子絕孫!它沒有血腥的殺戮，卻與殺戮殊途同歸，是一種可以把地球人減少至5億的絕佳手段。轉基因食品，不讓人流血，不讓人痛苦，體現了一種人道主義精神，這樣的科學家不服不行!”(茅于軾回信北方狼至尊，2011年12月25日)

　　結論：“開弓沒有回頭箭”。“普世公知”在滅亡中國、滅絕中華民族的路上已經走得太遠，已經不可能再回頭了。如今擺在中國人面前的問題是要國家民族，還是要“普世公知”——要國家民族就不能要“普世公知”，要“普世公知”就不能要國家民族。

　　五.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普世公知”滅亡中國這“一盤很大的棋”有兩大特色：第一，“普世公知”的人生哲學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決不犧牲自己，決不干實事，更不肯親自沖鋒陷陣，滅亡中國也不例外。況且“普世公知”目空一切，極端蔑視人民群眾，極端孤立，不能也不屑動員組織起強大有效的力量持久追隨自己。因此“普世公知”要滅亡中國必須借刀殺人，必須利用別人當替死鬼。這就必須一靠陰謀詭計二靠外國勢力。第二，因為目標是滅亡中國而不是政權更迭，因此只需要考慮如何破壞而不需要在乎如何建設，不需要考慮推翻現政權后如何建立政權、如何建立秩序、如何爭取人心、如何維系老百姓的生存……凡建立一個政權所必須的方方面面瞻前顧后他們都根本不考慮，也沒打算考慮。要滅亡中國就必須使中國土崩瓦解。要使中國土崩瓦解就必須使中國大亂。綜合這兩條，“普世公知”滅亡中國的全部具體措施可以歸結為一條：搞亂中國——內外勾結、不擇手段、不惜一切、惟恐中國不亂。按“普世公知”的盤算，在當今的世界大環境中，只要使中國大亂，滅亡中國的計劃就大功告成。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黑道白道，搞亂中國就是正道。不管用什么名義，不管用什么借口，不管用什么方式，只要把中國搞亂就行。

　　如何使中國大亂?摧毀一切能凝聚中國的因素，制造必定導致動亂的狀況。

　　摧毀一切能凝聚中國的因素：砍旗——徹底否定毛澤東;挖根——“欲亡其國，先滅其史”，徹底否定中國共產黨、否定共產主義運動、否定中國革命、否定中華文明、否定中華民族、否定愛國主義、否定民族主義;摧毀中國人的道德體系價值觀——只管自己、不顧別人、爾虞我詐、一盤散沙;毀滅經濟基礎——消滅公有制、全面私有化、由外資控制中國經濟命脈……

　　制造必定導致動亂的狀況：

　　1.糧食危機

　　“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中國可耕地資源短缺。雜交水稻研究專家、寧波市農科院副院長馬榮榮說：“基本的口糧如果有10%的不足，社會可能會出現動亂;如果有30%的不足，那就完全亂掉了。”

　　“普世公知”的“頂層設計”：“房地產是支柱產業”、“城鎮化”、沖擊十八億畝紅線、肆無忌憚大規模毀地蓋房。

　　現實：

　　——“中國過半省份糧食難以自給”、“城鎮化促進了糧食消費數量和質量的增長;種糧利潤低，使得糧食主產區追求高度工業化和城鎮化的‘GDP沖動’從未停止;土地失控，使得耕地流失成為中國糧食安全的最大威脅，耕地‘18億畝紅線’難守;此外，耕地污染加劇、水資源短缺、農村勞動力不足、農業人才流失和青黃不接等問題，直接危及糧食安全。”“聯合國對耕地有一個警戒線，人均耕地低于0.8畝的時候會發生生存危機。但目前，全國2000個左右的縣里，有660多個縣人均耕地面積低于0.8畝。”“保住18億畝紅線，這是一種理想，但能不能保住，這要打一個問號。”浙江省寧波市一位要求匿名的農業官員向《中國經濟周刊》坦言，并不太樂觀，“失去的都是糧食生產條件最好的土地，占補平衡回來的土地大多很差，一般是到山地上開一點、荒地上開一點、灘涂上再圍墾一點。”“現在最大的問題是耕地質量，好的土地往往用來城鎮化，這對我們糧食安全是一個很大的風險。在良田被占用之后，我們能不能改造出土地資源跟水資源相匹配的良田來?現在看來，耕地與水資源不匹配的矛盾很難解決”、“人口的總體流向總是往高利潤的行業去。到目前為止，我們國家的高端人才大多進入了房地產、信息、金融等領域。這30年，農業人才嚴重流失，相當嚴峻，已經到了無法控制的地步。人們寧愿下煤礦挖煤也不愿意種田了。挖煤已經是最苦的活了，但還是比種田賺錢啊。”(中國經濟周刊2013-07-02)

　　——“2012年中國糧食進口總量超過了7000萬噸，創下歷史最高記錄。即便以官方數據2012年中國糧食的總產量為58957萬噸計算，糧食自給率已經下降至約89%。而中央規定的紅線是95%。”“糧食的進口依存度10年間卻從6.2%增長到12.9%，翻了一番。目前，中國基本糧食(麥類、稻類、粗糧類)的自給率仍然在97%以上，但如果算上大豆，自給率則低于90%，所有農產品的自給率大約維持在80%。”“依靠全球農業市場是一種方法，但要滿足每年超過6億噸的糧食需求，中國必須維持主要糧食作物的自給率。”(網易偵查局第八期：中國糧食安全前景調查)“聯合國糧農組織預測，2012/2013年度全球谷物產需缺口約640億斤。其次，每年全球谷物貿易量一般不足3億噸，大豆貿易量大約只有1億噸，兩項合計只有大約4億噸。而中國目前一年糧食消費量已經超過6億噸。‘即使中國有錢，將全球能用于出口的糧食貿易量全部買回來，也不夠吃半年，自己不解決怎么行?’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說。”(中國經濟周刊2013-07-02)

　　——大批農民被“城鎮化”趕進城，變成“城里扎不了根、農村沒后路”、只能賣苦力干粗活的農民工。真正用意：大規模經濟危機時迅速制造出數量龐大的無業游民以引發動亂。

　　2.水危機

　　沒有水就沒有生命。沒有水就沒有農業。毛澤東說：“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有收無收在于水，收多收少在于肥”。毛澤東制定的“農業八字憲法”(水、肥、土、種、密、保、管、工)第一條就是“水”。(注：“普世公知”推崇的任何政客可曾關心過這種事、可曾有過如此深刻精辟的見解?)中國的水資源分布不均。北方長期缺水。

　　“普世公知”的“頂層設計”：肆無忌憚浪費水資源，肆無忌憚制造水污染，肆無忌憚無限制抽取地下水。毛澤東時代的水利設施大規模荒廢失修。

　　現實：大規模沙漠化。沙漠逼近北京。華北地區地下出現巨大的“漏斗”。北方到處水荒。“南水北調”變“毒水北調”。“64%城市地下水嚴重污染”、“內蒙古十幾萬居民遭水荒部分小區已經斷水數月”、“北京CBD后花園遭水慌：囤水、搶水、調水仍缺水”、“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水荒開始顯現。早期的報道稱當時四層樓以上的居民基本使用不上水”……

　　3.金融危機

　　1929年美國金融危機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1947年國民黨政府的金融危機直接促使國民黨國民黨政府統治的倒臺。

　　“普世公知”的“頂層設計”：“利率放開”、“金融自由化”、“推動民間資本進入金融業”、“銀行民營化”。

　　現實：“中國地方債務危機惡化”、“金融炸彈隨時可能爆發”、“人民幣將向股票一樣本身成為炒作對象，在利率期貨、遠期、離岸交易等衍生工具齊備的情況下，操縱人民幣暴漲暴跌如同喝涼水一樣容易，金融和經濟大動蕩即將開始。”“國際壟斷資本和國內買辦完全有能力通過人民幣暴漲暴跌實現對中國財富的洗劫。”

　　4.社會危機

　　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欲亂中國，必逼民反。

　　“普世公知”的“頂層設計”：制造矛盾，激化矛盾，利用矛盾，挑撥離間，無所不用其極。

　　⑴.名為“改革”，實為掠奪

　　“改革代價”、“取消福利”、“醫療產業化”、“教育產業化”、“國有資產流失”、“MBO”、“擴大貧富差距”、“只做蛋糕不分蛋糕”、“救美國就是救中國”、假冒偽劣橫行、環境破壞猖獗……巧取豪奪花樣翻新壓榨老百姓，窮兇極惡無孔不入掠奪全社會。

　　⑵.毒設腐敗/反腐敗連環套

　　先拼命鼓吹“腐敗有理”、“腐敗不是最好也是次優”、“改革要利用腐敗和賄賂，以便減少權力轉移和再分配的障礙”、“腐敗和賄賂成為權力和利益轉移及再分配的一個可行的途徑和橋梁，是改革過程得以順利進行的潤滑劑”、“腐敗和賄賂是人們的一種理性行為”、“腐敗和賄賂行為不僅有正負兩種功能，而且有收斂和發散兩種趨向和兩種結果”、“先富起來”、“自私是人的天性”、“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只要抓總量增加。不必管分配。發展到一定程度，一切問題都會解決”，軟硬兼施誘迫共產黨的干部腐敗，制造出社會性腐敗狂潮。等腐敗泛濫成災激起民憤，立刻反咬一口，把自己“頂層設計”出來的腐敗歸罪于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中國政體的最大弊端是黨國體制，黨政不分，黨和政府控制了大量資源，直接干預社會經濟生活，在這種體制下，官員權力無限且不受約束，貪污猖獗，腐敗盛行”，高舉起“從根本上反腐敗”的旗幟，對老百姓說，一切腐敗都是因為共產黨壞、政治制度壞，要制止就得“徹底政改”、“改旗易幟”、“普世價值”、“多黨制”、“從根本上取消統治者能夠整老百姓的權力”……

　　所有這些是一個巧妙的連環套——先販毒再緝毒，先教唆犯罪再打擊犯罪，先教唆共產黨的干部腐敗激起老百姓不滿，再乘機借口反腐敗煽動打倒整個共產黨。《三國演義》里有“王司徒巧使連環計”，如今有“普世公知”毒設“腐敗/反腐連環局”;通過這個連環套把相當多數共產黨的“紅二代”變成了“官二代”、“腐敗二代”，然后乘機借題發揮大肆渲染，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全部“紅二代”統統打成“以權謀私”的“既得利益者”，再以“反腐敗”為名一網打盡，對共產黨株連九族滿門抄斬還名正言順——“欲擒故縱”，“將欲取之必先與之”。高明的殺人者不但殺人徹底、讓被殺者至死都說不出話、甚至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而且還能讓別人都說殺得對，殺得好。“普世公知”如此設局，目的只有一個：制造腐敗，激起民憤，激化矛盾，制造動亂。

　　⑶.教唆加逼迫，逼良為娼，逼官為盜

　　“普世公知”殘害老百姓并不需要親自出馬，在“頂層設計”上冒點壞水動動手腳逼基層官員當惡人就行了——規定“房地產是支柱產業”、“GDP壓倒一切”、“政績壓倒一切”，硬逼著各級領導搞房地產投機，一層壓一層，壓到基層的結果就必然是強制拆遷，必然是暴力掠奪。鼓吹“腐敗有理”、以“招商引資”為考核指標，硬逼著各級官員不擇手段不顧后果迎合資本的逐利性，結果就必然是腐敗橫行、環境污染猖獗、假冒偽劣泛濫成災。所有這一切不可能不激起民憤。矛盾激化在基層，真正根子在上層，在“普世公知”教唆加逼迫、蓄意逼良為娼、逼官為盜的“頂層設計”。

　　⑷.打著紅旗反紅旗，借著“維穩”造動亂

　　城管打死人、保安打死人、強制拆遷打死人、打死人還搶尸、嚴禁上訪、暴力劫訪、動輒出動武警使用暴力、“菜刀實名制”、“維穩高于一切”、“維穩預算超過國防預算”、“全力維穩防群體性事件”、“只需輕點鼠標就能破壞穩定”、“防暴隊只把工人當作假想敵”、“所有失業后無業且無家(固定住宅)者將被嚴密管住管死”……凡此種種與其說是“維穩”，不如說搗亂——惟恐天下不亂，惟恐民憤不大：城管打人事件頻頻發生，社會反響越來越大，城管的主管領導豈能不知?真想維穩，起碼要約束部下避免惡性事故，萬一出現意外打死人，至少盡力避免事態擴大，豈能反而火上加油搶尸抓親屬、隨隨便便出動武警打人、濫抓、激怒百姓?只有一個解釋：打著紅旗反紅旗，借著“維穩”造動亂。執法人員濫用暴力激起民憤，實際是“普世公知”在后面和上面硬逼出來的——光憑一個“把上訪數量作為地方考核指標”、“誰家孩子誰抱走”、“上訪一票否決制”就足以逼各級權力機關層層加碼暴力劫訪、不擇手段濫用暴力鎮壓老百姓，為激化社會矛盾、觸發社會動亂添磚加瓦。

　　為什么如此?“普世公知”滅亡中國的需要：必須借刀殺人，必須利用別人當替死鬼，必須用陰謀詭計挑撥離間制造矛盾激化矛盾——一方面以“維穩”為名壓各級官員濫用暴力，一方面以“維權”為名把基層官員所有的行使權力，不管正當的還是不正當的，一概說成“濫用暴力”;既“維穩”又“維權”，既唱紅臉又唱黑臉，兩面三刀來回跳，甚至有組織有計劃地人為制造“濫用暴力、官逼民反”的恐怖事件……所有這些都是為了制造混亂，讓人們分不清哪些是正當的行使職權，哪些是非法濫用暴力;讓整個社會盲目地無條件地把一切執法行為都當非法暴力的惡政;讓基層官員無所措手足，要么不管三七二十一濫用暴力對付老百姓，要么該行使職權時也縮手縮腳不敢動彈——“不審勢則寬嚴皆誤”，當一個政權該干的不干不該干的亂干的時候，天下大亂就不可避免了。

　　“普世公知”們一邊處心積慮“頂層設計”了這一切，一邊很可憐地訴苦說，他們無權無勢，干不了壞事，當不了漢奸，賣不了國——“窮教授無權無勢無外國籍，更沒有國庫鑰匙，當不了國賊”、“小民當不了國賊，真正的國賊都是手握大權、魚肉百姓的混蛋”、“平民沒當國賊的資格”、“咱一沒有出讓國家領土，二沒有出賣國家主權，三沒有把國家的財產隨便送人”、“漢奸只有權貴能做”、“讀書人無權無勢沒資格賣國”……

　　“普世公知”們在這里照例又是滿嘴謊言。

　　第一，“普世公知”的目標不僅是賣國，而且要亡國——滅亡中國，滅絕中華民族。賣國還有可能討價還價，亡國則是無條件毀滅。“普世公知”豈止是賣，而且是免費奉送。況且誰說賣國一定要親自出馬斤斤計較直接成交簽字畫押?“救美國就是救中國”、“量中華之物力、結美國之歡心”、“融入世界”之類的不動聲色的“頂層設計”難道不比一項一項直接的具體賣國交易厲害萬倍?

　　第二，如今“普世公知”根本不是“無權無勢”，而是“權勢熏天”——所謂的“窮教授”、“學者”如今已多是“三頭蛇”：“學者”、“官員”兼“獨立董事”/“顧問”，碰上官就變“學者”，碰上學者就變“官”，碰上“商人”就又當“官”又當“學者”，哪種身份最有利就用哪種身份。“普世公知”中的“成功人士”早利用“官員知識化”大規模從政變成了“學者型官員”，掌握了國家各級大權——如今當官的有幾個不是高學歷、尤其是文科類高學歷?——“中央以數量化的硬指標推動官員年輕化力度之大，收效之顯，為改革開放以來所罕見”、“現在履新的省級干部大多是學文科出身的”、“在98人名單中，有72人明顯具有人文社科學歷背景，所占比例為73%”、“截至2007年5月末，全國31個省市區的省委書記和省長中，擁有人文社科類教育背景的官員占總量的75%以上”、 “在新一屆中央委員會中具有大學學歷以上的占92.2%，有高級職稱的占33.2%。”、“在2006年省級黨委換屆后，百余名省級黨委領導中，擁有研究生學歷的占60%左右，有些還曾經擁有學者身份。與此同時，在這百余人名單中，有超過七成的人員具有人文、社科學歷背景，這與革命時期和新中國成立初期強調革命資歷的‘革命官員’以及在改革開放初期較為倚重的‘技術官員’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中國官場的大規模腐敗伴隨著官員的“知識化”而來，腐敗程度跟官員的學歷以及文科類官員比例同步增長。說白了貪官主力就是從“普世公知”來的)。厲以寧宣布：“我的學生許多都在國家經濟核心行業進行著核心工作”——這也叫“無權無勢”?“普世公知”們不但直接當官掌握硬權力，而且壟斷了軟權力——話語權、輿論主導權，能隨心所欲封鎖一切不喜歡的信息、制造出傾向性輿論狂潮壓制一切不同意見、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人，其權力之大任何人都望塵莫及。不僅如此，“普世公知”更挾天子令諸侯，挾改革令天下，把持“頂層設計”三十多年，壟斷了整個國家大政方針的決策權，比任何具體的官職權力都大得不可估量——“改開”三十多年了，政府換了一茬又一茬，最高領導人也換了一個又一個，而把持“頂層設計”的厲以寧、吳敬璉等“主流公知”卻一直沒變，不但沒變，而且公然為“政改”制定時間表——“用兩到三年的時間制定出政治改革的總體規劃實施藍圖”(吳敬璉：“中國發展新階段需要研究的若干重大問題”2007.9.7.)——世界上把持國家大權近三十年的人有多少?主持“砸掉鐵飯碗”、“廢除終身制”的自己又端鐵飯碗又搞終身制，這難道還不權勢熏天?

　　如今“普世公知”們的權勢有多大?不僅廟堂之上“頂層設計”由他們把持，國家實際經濟決策由他們一手包辦，而且江湖之上還形成了第二權力體系——以“意見領袖”、“營銷號”、“網絡水軍”的名義實現集團化運作，把“博客”、“微博”變成了猖狂之極的黑惡勢力，肆無忌憚傳播謠言、歪曲炒作、惡意抹黑、操控輿論、構建虛假民意、煽動敵對情緒、制造社會對立，進而成立等效的跟現政權分庭抗禮的第二行政指令中心和信息發布中心，專門破壞搗亂共產黨的一切指令、一切決策——你提出整頓黨風、禁止鋪張浪費，他馬上宣布“皇帝提倡節儉，改變不了整個朝野的奢華，官僚機構的腐敗，已經根深蒂固，僅僅靠提倡改變風氣，是無濟于事的”、“認為他們只要保持艱苦樸素的作風，就可以不做李自成。如果今天有人還這樣想，就太可笑了”、“提倡節約，真見鬼了”、“所謂的光盤運動，真的成了運動，殃及老百姓吃飯喝酒，我覺得就是禍害。走到哪兒，老百姓的自由都是最重要的，我們的衣食住行，不需要政府來管，也不需要任何人操心”、“對于病入膏肓的腐敗，開的藥方居然是節儉。好吧，少花點錢，多往瑞士銀行里存點”;你說“鞋子合不合腳自己最清楚”，他說“不投票，即使把這雙鞋說的再好，沒有意義”;你說“革命理想高于天”，他說“什么理想?無非是他們的理想，讓你也這樣理想，連夢都要代替你做的制度，什么玩意”、“如果有人覺得可以在市場條件下重建這個理想，這樣的人，不是出土文物，就是在夢游”、“只有暴民才會喜歡這樣的革命。這樣的革命，對于建設，就是一種反動”、“堅持毛的遺產，不僅僅是不合時宜的問題，而是跟人類為敵的問題”;你說中國夢，他說“到了這個地步，還想整頓，不想更新，想靠學習革命理想，重建革命精神。我才知道，什么中國夢，就是一場春夢”、“你提夜郎夢是不是太虛了點”;你跟出租汽車司機座談了解情況，他馬上宣布“跟習總座談的出租車司機，都是托兒”;你打擊疆獨暴力犯罪，他立即以“法律權威”的身份宣稱“不是任何民眾對政府的抗議都是分裂，甚至出現暴力行為時也需展示確鑿證據并經司法判決才能認定為分裂。貴州甕安、湖北石首也出現過火燒政府大樓或警民沖突，但都未認定為恐怖或分裂。維吾爾和其他民族一樣享有和平抗議權。制造敵人非明智”、“不是所有暴力行為都一定是分裂，也可能是因為地方政府不當行為所激發。容不得任何理性聲音是我族近代以來之大患”;你要整風反腐改善黨群關系，他千方百計大肆宣傳要人們相信你所做的一切都不過是演戲作秀，變本加厲挑撥離間制造事端惡化黨群關系，讓一切克服共產黨腐敗的努力徒勞無功……

　　(“普世公知”的猖狂讓人突然理解了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任何政權如果每個決策、每道政令都如此被人整天冷嘲熱諷、橫加指責、歪曲篡改、權威盡失、無人理會、徹底落空，那這個政權有等于沒有，豈有不垮之理?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是被逼出來的。今天的“普世公知”也在逼共產黨政權：要么焚書坑儒，要么垮臺完蛋。)

　　“普世公知”如此權勢熏天，又“王八吃秤砣——鐵了心”要滅亡中國、滅絕中華民族。他們吸取了57年、89年兩次試圖搞垮中國未能得逞的教訓，步步為營，穩扎穩打，精心策劃，全面布局，有條不紊地摧毀一切能凝聚中國的因素，制造必定導致動亂的狀況。可以預料，他們最合適的機會是等中國的糧食徹底無法自立、嚴重依賴國際市場、水資源全面緊張、人心惶惶之時突然制造金融風暴導致人心惶惶極端不滿;“普世公知”們乘機直接出馬鬧顏色革命;只要遭到鎮壓，國外勢力立刻宣布“制裁”，密切配合里應外合制造經濟蕭條：突然撤資、賴債、圍堵中國商品、制造大規模失業、讓“城鎮化”逼進城里的農民大片失業變成無業游民、國際資本主義趁火打劫，制造國際糧食市場供應短缺、糧價暴漲、引起全球性恐慌，然后宣布是中國買光了國際糧食導致其他國家挨餓、乘機煽動全球性反華浪潮、對中國實行糧食禁運或限制、反過來以此進一步導致中國社會糧食短缺、人心浮動;“普世公知”乘機利用壟斷的話語權大規模散布流言蜚語，把“微博”變成信息發布中心和行政指令中心、讓各級政權機構人心渙散，基層無所適從、不知所措，現政權的一切指令號召不是被打折扣就是被陽奉陰違無從貫徹，整個政權機構陷入癱瘓，整個社會人心浮動、流言四起、誰的話都不信、誰的命令都不算數、等于陷入無政府狀態——既然光一個糧食危機就能導致社會動亂：“基本的口糧如果有10%的不足，社會可能會出現動亂;如果有30%的不足，那就完全亂掉了”，那么當“普世公知”里應外合安排所有危機一齊突然集中爆發之際，中國社會豈有不亂之理?只要用生存危機加信任危機造成人人自危、自顧不暇、本能掙扎、盲目求生的大混亂狀態，“普世公知”現在正在大肆鼓吹的“動亂有理”就不難付諸實施：“改革早已到了深水區，政治改革已經刻不容緩。我們不能靠一個人或一個政黨來解決一切問題，我們需要一個高于一切權力而又完善的法律和體制來推進以及保護各級別上的持續深入改革。改革可能會帶來暫時的震蕩，但是不改的結局是更大的危機和混亂。而且，一個朝法制社會方向去的改革又能亂到哪里去?!”——只要在“多黨制”這一點取得突破，緊跟著必然是千里長堤大崩潰：一實行多黨制，“一個人口只比上海多一些的南斯拉夫一下子出現了2百多個政黨”，十三億人口的中國一下子出現上千個政黨也不奇怪。“逆向競爭”的規律立刻發揮作用——政黨遍地，政客多如牛毛，個個不干實事，無法靠實干成績吸引選票，必須靠煽動仇恨綁架選票，尤其必定抓住糧食危機、水資源危機、金融危機等人們最關心的話題大做文章，競相以鄰為壑、指責別人、挑撥離間、煽動仇恨、爭奪資源、轉嫁危機，蓄意使各省各地區個族群關系緊張沖突不斷，然后乘機鼓吹“大一統不利于民主”、“民族自決”、鼓動疆獨、藏獨、臺獨搶先“獨立”，“普世公知”順水推舟承認“既成事實”，并鼓動其他省份地區紛紛“獨立”，外國勢力立刻予以外交承認，并以糧食援助為條件脅迫中國其他地區“獨立”——誰“獨立”向誰供應糧食，對反對“獨立”的省份實行糧食禁運，用饑餓逼迫中國人同意分裂——誰反分裂就餓死誰。與此同時外國勢力必定迅速與中國新“獨立”出來的“國家”簽定軍事同盟條約、新的“北約”，然后必然是“人權高于主權”、“人道主義干涉”、“帶路黨”、在中國劃“禁飛區”、“銷毀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全面摧毀中國的軍事工業體系、聯合中國周圍一切國家刮風中國領土領海，“利益均沾”。同時在中國制造新的軍閥混戰，要的就是讓中國人互相爭奪資源彼此仇恨殺得你死我活、結下血海深仇互相恨之入骨，從此再也統一不起來。到了這個時候，飽嘗戰亂殺戮的中國不可能不覺醒，不可能不徹底看透“普世公知”的猙獰面目，不可能不反抗。“普世公知”必定先是說，這一切不過是“民主陣疼”、“民主代價”(中國老百姓當完了“改革代價”，又該輪到當“民主代價”了);然后宣布一切災難都是共產黨的余孽鬧的，因為共產黨是“犯罪組織”、“恐怖組織”，所以必須徹底反共，嚴禁共產主義，消滅一切“毛派”;再到后來必定宣布一切問題的原因是中國人“劣等”——歐洲小國之間不打仗，中國分裂了卻沖突不斷，可見中國人是“劣等民族”，不配民主——“這個國家的人種不好~沒有膝蓋的人太多”、“有的殘種是嚇出來的，有的殘種是殘羹喂出來的”(陳有西)“為什么這國的賤種會那么多”、“除了垬這惡魔，這國還有一大問題是儲存著一群數量驚人、永遠罵不醒的自甘奴賤貨”、“中國將是世界上最后一個實現民主的國家;未來無數的血腥事件，甚至引發世界維和戰爭來瓦解極權”(蕭瀚)、“殺掉兩億中國人才有自由民主制度”、“中國是由13億支那劣種組成的四流國家”(周亞輝)“民主了就爆你菊花”(《南方都市報》城市雜志中心記者閆濤)、“殺盡中國毛左，還神州乾坤!給任何人說話的自由，都絕不能給法西斯分子以愚民和反人類的自由。”“所有的聲音都可以有，但毛左不可以，這是一種世上最大的邪惡，堪比法西斯主義”“族毛所有的直系子孫，基本可消民憤!這點看上去很難，但是唯一救這個民族的辦法，并徹底解毒!”“對毛左的處置，到時候了，一定要干凈利落!”“處置毛左，一定要用最嚴厲的手段，不能再讓毛左有春風吹又生的機會!項羽族秦，是個好的榜樣，起碼2000年內，殘暴如秦始皇的一個也不敢有”(凱迪論壇)……為了“民主”，為了解決糧食危機、資源危機，必須淘汰一切“劣等人”，為此可以使用一切“人道”手段：轉基因、高科技、有毒有害食品、生態污染……只有到了這個時候，“普世公知”滅亡中國、滅絕中華民族的全部目的才會徹底暴露無遺。

　　“普世公知”正開足馬力朝著滅亡中國、滅絕中華民族的最終目標瘋狂前進。矛盾總爆發的時刻日益逼近。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即將到來。由于“普世公知”滅亡中國的決定性步驟是使中國大亂，這就決定有心救中國的人只能后發制人——你要亂，我決不幫你造亂，不管用什么借口。但如果制止無效、動亂發生，那時就不客氣了——還是毛澤東的主張：不打第一槍，確保政治上的主動，決不背上“挑起戰爭”的政治責任。但一旦被強加了戰爭，則沒有任何限制——挑起戰爭由你，怎么打就由不得你了。同樣，制造動亂由你，動亂發生之后就由不得你了。如果能制止中國大亂當然好，但有條件：共產黨內有識之士能力挽狂瀾奪回被“普世公知”篡奪的決策權、下決心回歸毛澤東、徹底改善黨群關系。只有獲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才有底氣，才能頂住因鎮壓“普世公知”而遭到外國可能的制裁封鎖。做不到這條，就休想擺脫“普世公知”走向深淵的“頂層設計”，就休想使中國避免他們安排好的空前的大動亂、大屠戮、大浩劫。如果這種情況發生，不管最終結局如何，中國老百姓都將刻骨銘心地知道“普世公知”究竟是一群什么東西——滅絕人性禍國殃民的野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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