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張亦民，是1982年從軍事學院開始籌辦國防大學時“照顧家庭團聚”轉業到浙江省委黨校從事黨史教學的一名離休教師。這里，謹就習總書記關于“改革開放前后歷史不能相互否定”的講話，聯系自己的經歷和今年抗美援朝戰爭勝利60周年與毛主席誕辰120周年，向黨敞開心扉，說說我的心里話，敬請批評指正。
(一)“相互否定”的出現是因為兩種改革開放觀的存在
新年伊始，習近平同志在新的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十八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指出：“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有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這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改革開放新時期開創的，但也是在新中國已經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并進行了20多年建設的基礎上開創的。雖然這兩個歷史時期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指導、方針政策、實際工作上有很大差別，但兩者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要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分清主流和支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發揚經驗、吸取教訓，在這個基礎上把黨和人民事業繼續推向前進。”
習近平同志的講話是當前治黨修史中的一個重大問題。60多年中形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和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的統一，兩個歷史時期都是在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發展道路上的連續性和階段性的統一，而出現兩個歷史時期相互否定問題，正是這種邏輯混亂，導致歷史連續性與階段性的破壞造成的。現在經由總書記提出來了，這就為正本清源、認祖歸宗、明辨是非、統一思想，指明了方向，具有極其現實的政治意義。
為什么會在改革開放中出現兩個時期“相互否定”的問題?說穿了是由于黨內存在兩種改革開放觀，即改革開放的目的是為了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還是借改革開放之名引向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引發而來的。這個問題早在改革開放之初就有，但明顯表現出來，是在九十年代以后。如果說前總書記江澤民在建黨70周年講話時還強調改革是為了完善社會主義制度，要防止警惕走向資本主義道路的話，那么隨著鄧小平南巡講話提出發展生產力不分姓“社”姓“資”以后，就只顧生產力而不講生產關系了。盡管鄧小平在此前后也說過：“如果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風氣如果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么意義?”特別是后來與其弟鄧墾談話時尖銳地講到分配不公、導致兩極分化，“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等講話，應該說是他生前對改革開放的一種反思。但事后并沒有得到貫徹。到了建黨80周年紀念講話時，就允許剝削者也可以參加共產黨而受到質疑了。盡管這段內容在正式出版《文選》時被刪節了，但表明中央決策層存在兩種改革開放觀的矛盾分歧是顯而易見的。
多年前，我還看到過一份所謂鄧小平的“政治交代”(遺囑)，因為是民間所傳，不能斷定其真假，看看而已。但后來一系列的怪事就出現了，什么“西山秘密會議”上提出共產黨的合法性問題，接著就有十七大前170人聯署上書中央要捍衛四項基本原則的建議書，進而有《炎黃春秋》公開提出“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口號大做文章，隨后又有上千人聯署呼吁改旗易幟實施多黨制民主政治的所謂《零八憲章》等等相繼發生。這樣，再聯系那份“政治交代”又覺得可能是真的，這就把我的思想帶入迷霧之中。孫中山的遺囑是從小學生開始都要在紀念周會上朗讀的。毛澤東生前講他一生辦了“兩件事”的自我評價式“遺言”，是讓后人思考總結經驗、接受教訓、繼承他事業的。那么，如果鄧小平確有那份“政治交代”，亦應該傳達、公布，統一思想。
還令人不解的是，領導人對上述事件的處理中，對惡意妖魔化毛澤東和要求改名易姓的人和事是那樣寬容，而對要求維護四項基本原則的人和事是那樣不顧情面。這究竟是要堅持老祖宗帶領中國人民流血犧牲開創的事業走自己的路?還是要繞開老一輩開辟的航道去追求美國式的“富裕”呢?這就不能不讓人擔憂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了。
(二)開國將領的質疑與后輩人的心態
大家知道，前國防部長張愛萍老將軍是當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知名的保鄧“鐵桿”，“文革”后全力呼喚改革，推動開放。可是，改革開放一方面帶來經濟繁榮，一方面帶來解放初期曾經被他們親自徹底消滅了的舊社會丑惡現象時，使他陷入迷惘、痛苦的境地。到在九十年代過著離休生活時，他到河南參觀了南街村，寫下了“山窮水盡焉無路，柳綠花紅南街村”的詩句，似乎又看到了改革開放的前途，并在欣慰之余，直接要通了中央負責同志的電話，向他談了參觀南街村的事。事后，兒子問他通話的結果時，回答是“沒有明確態度”。這又使他回到困惑、焦慮之中。于是常常自言自語地說：“難道這就是我們革命的目的”，“如果革命的結果就是這樣子的話，我當初就不該參加革命”(參張勝《從戰爭中走來兩代軍人的對話》)。
張愛萍是我原所在部隊前身——新四軍三師(黃克誠)后歸屬四師(彭雪楓)下的九旅(現武警63師)創始人之一和第一任旅長(政委韋國清)，他們開創的業績與帶領部隊作戰、建設皖東北根據地的故事一直在部隊流傳。他晚年的思想，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們晚輩的心情，覺得既有今日，何必當初?
“毛主席逝世，全國哀傷;粉碎四人幫，全國歡慶。”當時，我在野戰部隊工作(軍政治部秘書處長)，當軍機關組織批判大會時，我是第一個上臺批判林彪、四人幫鼓吹“突出政治”、“精神萬能”的，但我力求將它與毛主席的“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原則區別開來。凡事都有一個“度”，過了度，真理便成謬誤。只有把它區別開來才能劃清左與“左”的界限，防止把左當“左”來批判，從而提高貫徹思想路線的自覺性。以后在教學中遇到有的政治教員在批判“精神萬能”時就對精神的基本作用也不顧，說共產黨打敗國民黨也是物質起了決定作用的，我就寫了《弱軍戰勝強軍的決定作用是物質嗎?》的商榷文章，文章雖然談不上有什么學術價值，但在政治學院《思想戰線》發表后引發了廣泛的議論，認為這是關系到端正黨的思想路線的基本問題，起了警示作用。
離休后的這些年，正是改革開放深入發展的時候，有人說：“溫州模式”是資本主義模式，不該推廣。我辯護說：只要不忘記共產主義總目標，什么辦法都可以試，資本主義的經驗也可用來為社會主義服務。還寫過《改革開放中崛起的“溫州幫”》、《浙江——改革開放中崛起的市場大省》等文章，分別在《今日浙江》和臺灣浙江同鄉會辦的《浙江月刊》發表后，反響強烈，于是有人稱張某是思想解放的改革派;但當有人說改革開放的實質是私有化時，我說：豈有主張私有化的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嗎?并整理了《外圓內方與中國特色》一文，介紹了南街村從“包產到戶”又恢復集體經濟的發展道路，在《真理的追求》雜志發表后，既有贊許的，也有反對的。我認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向公有制發展的過渡時期，圍繞生產力發展都可以試，關鍵是要有一個清醒的頭腦，黨的理想目標不能變。共產黨不怕同魔鬼打交道，問題在于你跟魔鬼走，還是讓魔鬼跟你走。
我還面對海峽兩岸關系講過：“一國兩制”的關鍵不在“兩制”，而在“一國”。“一國”也可以通過談判解決嘛，于是被批評為“不講原則、不負責任的講話”，以后就寫了《三十六計、談為上計》、《國家的統一就是政權的統一》、《評“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等文章，在《統一論壇》發表后，受到臺灣研究會的關切。就這樣，人家怎樣評論我不管，就連自己也不知道該怎樣給自己定位，是左派還是右派?是思想開放還是思想僵化?是“社改派”還是“資改派”?正如有人所戲說：如果組織上或群眾要“抬你”或“整你”都有黑白書面根據了。也表明我的改革開放思想在動搖了。聯想到全黨全國統合“互相否定”的問題，談何容易。
我們不是講實事求是嗎?究竟怎樣“求是”呢?“實事”是指事物的客觀性、也可說就是就事論事，“求是”是求真理性，但社會科學領域的“是”是具有強烈的實踐性和階級性的，是以權力實力為背景的，有各自的理想、追求、目標與標準的。兩種改革開放觀的出現，就是從各自不同的立場觀點出發，據自己之“實”，去量對方之“事”，“求”各自的“是”。所以，兩種改革開放觀的矛盾對立，不是一般的學術理論問題，是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問題。
有的人想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走出一條中間的第三條道路是行不通的。雖說凡有左右之爭必有“中”的中間道路存在，作為一種策略手段也是必然的，但這種折沖于左右之間的第三勢力，本身是沒有確切的是非觀、善惡觀、價值觀的，往往隨波逐流，左右逢源，是一種實用主義的機會主義路線。它的存在是暫時而不可能持久的，最后是隨著左右兩種勢力斗爭的結局而分化消失。對此，聯系現代中國，不論是北洋軍閥時期，還是以后國共矛盾斗爭到新中國成立建立共產黨領導下多黨合作的政黨制度形成，無不如此。
如今的世界，國內的政治斗爭已成為國際政治斗爭的一部分聯系在一起，如何厘清統合兩個歷史時期的關系，正考驗著新的中央的內政外交的執政能力。如今的中國為什么會形成“相互否定”的兩股勢力，并困擾著執政黨的煩惱呢，問題就出在黨內就有人跟著魔鬼走了。
(三)歷史回眸：“七大”的回顧與對十八大的期待
歷史是縱橫發展的，縱觀連續性、橫看影響性，局限在兩個歷史時期內的具體問題、甚至用煽情的、情緒化的辦法去爭論是非，是永遠求不到事物的真諦與本質的。還是要回到“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上來認識、觀察、分析問題。離此就沒有大事大非可分。問題的出現，也許就是拋棄“階級斗爭為綱”后的一種惡果。
我今年83歲了，經歷了兩種完全不同性質的社會，親歷了建國后的兩個歷史時期。入伍前的舊社會、是地主、資本家、官僚資產階級的天下，勞動人民只能在剝削制度下過著貧困潦倒的生活。從懂事開始，就目睹過日本侵略的燒殺掠奪，受過國民黨時代的政治壓迫與反動教育。還在少年時，聽說共產黨是“紅頭毛、藍眼睛、共產共妻、青面獠牙的豬毛軍”。直到上了普師，經進步同學介紹，偷著閱讀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接觸了許多國統區文化中沒有的新名詞，如文藝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工農兵方向，人民大從的立場、態度、情感等等，從新詞語中受到了階級斗爭的政治啟蒙，一改少年時對共產黨的認識，暗下決心，爭取作一個共產黨人。習近平同志說：“革命理想高于天”。呼出了一切要求進步，求革命真諦人的心靈，當年的我，就憑著追求革命理想，就乘解放戰爭渡江戰役的勝利進軍南下，肆學從軍。以后在黨的教育培育下于朝鮮戰爭停戰一個多月后，成為一名共產黨員。我的黨齡與抗美援朝戰爭勝利停戰同歲，今年恰好一個甲子。
建國60多年來，一方面親歷了毛澤東時代物質貧乏的艱苦生活(但一般群眾的生活也比解放前好)，另一方面，更感受到在黨和毛主席領導下將一個貧窮落后的舊中國，在“一般散沙”的基礎上，凝聚成一股不可摧毀的力量，親歷著全國人民意氣奮發、發憤圖強、戰天斗地，樂于為國家民族重新崛起的奮斗精神。改革開放30多年來，經濟建設上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大家躬逢其盛，一改物質貧乏的狀態，分享了改革開放的成果，但在富裕繁榮背后所暴露出來的問題，比起舊社會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又讓人帶來更多的困惑、迷茫和不理解。
3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在我的思想上經歷了擁護、迷思、質疑的過程，現在正進入著熱切的期待。期待共產主義理想信仰的回歸，期待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制度落實，期待人民當家作主地位的實現，期待著新一屆中央領導正確解決兩個“互相否定”的問題，沿著毛主席、周總理等老一輩開創的道路，帶領全黨全國人民將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進行到底。
“千家萬戶彤彤日，總把新挑換舊符”。位卑未敢忘國憂。我一直關注著十八大以來新一屆中央領導的動態。當習近平和新班子與中外記者見面會上的講話時，就覺得親近、樸實、深刻而令人留下記憶。當我聽到“打鐵還需自身硬”的時候，我的第一個感覺是黨的“七大”班子回來了。不是嗎?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五位書記組成的班子，絕對是中共黨史上最過硬的班子，也是共產主義旗幟舉得最高和最相信人民群眾創造力的班子。“上能同甘苦，下必同安危”，因而也是領導全國人民對國家民族貢獻最大的領導集體。直到1976年，留下的毛澤東、周恩來、朱德三位黨政軍首領，雖不同年生，卻在同年死，成了傳奇般的故事為后人傳頌。當迎來新世紀和毛澤東誕辰110周年時，湖南湘潭人民群眾不顧極端分子掀起對毛澤東妖魔化的鼓噪，集資建造過“三神廟”、紀念毛、周、朱三位偉人;廣東江門的新會區人民群眾修建起“主席廟”等等;雖然當時領導以宗教迷信等借口被阻止和破壞了，但這種宗教式的群眾自發行動，卻反映了對開國領袖的崇敬和愛戴，體現著人民群眾對老一輩開創的事業和理想的向往與追求，這是難以用“個人崇拜”“個人迷信”解釋得了的。難怪有人主張建立“毛澤東教”。
其實，社會上出現的各種主義及其組織都是從原始人的圖騰、神、宗教發展過來的現代“宗教”，共產黨與其它政黨一樣，都是為自己的理想信仰而組織起來的“宗教”團體。“神化也好，迷信也好，宗教也罷，都只不過是一種意識形態外化為一種文化形態，并進而升華或凝固為一種恒定精神形態”，“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已經傳播了一二千年，信徒們頂禮膜拜，篤信不移，潛心傳頌，身體力行，只有教條主義，沒有修正主義，也沒有‘過時論’”。他們教人向善、功德無量，只是沒有絲毫除惡的實際威力，只會超脫，一味容忍，扭曲了階級社會中的世界觀人生觀，反而促使邪惡勢力滋生蔓延。如果中國共產黨人都“迷信”“崇拜”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不會有當今“相互否定”的“折騰”了。
在當今中國還是處于要“民主”不如求“明主”的社會里，期待新一屆中央領導成為“七大”那樣的硬班子，希望出現新時代的“毛澤東”就不足為奇了。大家都擁護支持習近平的講話，就在于讓廣大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看到老一輩為新中國設計的思路與方案又呈現在全國人民面前，看到奮斗的方向和希望。
(四)指導思想：鄧、三、科，不能同馬、列、毛并列
社會上發生的問題，作為個案，任何社會制度，任何正確的路線、政策，都會發生，但當它發展成為一種傾向，一種思潮，采取措施也制止不了的時候，就應該在總開關上查查原因了。兩個歷史時期相互否定問題的長期存在，也是如此。
共產主義是共產黨為之奮斗的大目標，是共產黨人要撰寫的一本大書，也是這部書的書名、總題目或總標題，下面有章、有節、有段落。中共走過90多年三個歷史時期，奪權、建設、改革三大特色的三章，如果將武裝斗爭奪取政權作為序言的話，那么改革開放前后分為二章。序言和第一章已有毛澤東時代完成，第二章還沒有寫完，“編委會”內部就矛盾起來了，有的要按書名、總題目、總目標和序言及第一章的思路寫下去，有的突然要另換思路，甚至于要改書名、改章節了。依我看，新一屆領導接任后雖然會遇到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的問題，但這個“相互否定”實在是最棘手的一個難題。這個問題不解決，文章就做不下去了。中國向哪里去的十字路口，正是這個意思。
要解決這個問題，還得從黨的指導思想說起。治黨治國就是治吏治史，吏不清、民難從，史不順、國必亂。中國共產黨是馬列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這個“結合”過程中所產生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意味著黨的成熟，開始有一套運用馬列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一系列思想、理論、原則，并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中國特色、中華氣派和民族風格的革命精神與行為風范，深深地滲透在各領域各方面，是黨魂、軍魂、國魂、民族魂之所在。這樣，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邏輯地發展成為“三位一體”的理論，成了我們建黨立國的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一直沒有動搖，也沒有人懷疑。大家喊過“毛澤東思想萬歲”的口號，“萬歲”就是永存，如“巴黎公社原則永存”、“十月革命原則永存”一樣。毛澤東思想所確立的基本原則、革命精神、傳統風范，也是永存的。誠然，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本質是開放的、發展的，不是教條，具體方針政策，是應形勢任務的變化而不斷調整的，但總路線總政策總目標是不變的，是保障我們“黨不變質、國不變色”，永遠沿著大目標大方向勝利前進的理論基礎和思想武器。
然而，從黨的十五大將鄧小平理論與馬列毛并列為指導思想，接著又有“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的并列之后，就出現了“指導思想聯珠串，理論基礎亂了套，一任領導一把號，各取所需去對號，黨章成了功德坊，欲‘不折騰’也無奈。”盡管主流媒體一直在說鄧、三、科與馬、列、毛是“一脈相承”的，甚至是當今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但有多少人(包括在臺上講的)在思想上接受它是另一回事了。
這里，不是要否認鄧、三、科在30多年改革開放中所起指導作用，沒有鄧小平理論也就沒有改革開放，問題在于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作為共產黨領導撰寫的一部長篇著作，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即使在“思想指導、方針政策、實際工作上有很大差別”，也是書目中的章節關系，從總的指導思想來說，是綱與目、源與流、種與類的關系。所以，鄧三科是不能與馬列毛并列，更不能取代馬列毛的。因為改革開放是為更好繼承前輩事業，是“換代”而不是“改朝”。指導思想的混亂，必然導致行動上的“折騰”，讓妄想改朝換代的人有機可乘。
有人說，毛澤東思想是革命戰爭年代的指導思想，改革開放后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不包括”毛澤東思想，這是極不負責的“非毛”化理論。請問：毛澤東時代取得的經濟建設成就，是社會主義的經濟還是資本主義經濟?那個時期的經濟是所謂蘇聯模式，還是有中國自己特色的經濟?說改革，有哪個時代比毛澤東時代的改革力度大?論開放，有誰能與毛澤東時代被世界上一切帝修反的軍事包圍，經濟制裁、海上封鎖的險惡背景下所作的努力，并讓國際首霸自動叩見毛澤東，最終打開了被封閉的大門所作的貢獻?歷史已證明，毛澤東是開創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改革大師”和“開放大帥”。再說，社會主義分為“不發達”和“比較發達”兩個階段的設想是誰提的?“團結全國各族人民進行一場新的戰爭——向自然界開戰”是誰講的?“中國工業化道路”是誰先提的?“四個現代化”又是誰先說的?要“分清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區別”是誰第一個提出的?要“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經濟發展思想又是誰先講的?還有其它經濟建設、民主政治建設、思想文化建設和黨的自身建設等許多重大原則，不都是毛澤東率先提出或經他首肯的。有誰能寫出《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涉及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綱領性著作?離開這些基本思想原則，還能有多少科學社會的內容和成分?胡錦濤總書記在十八大報告中提出“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的承諾，只有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才能實現。
法國前總統德斯坦曾就毛澤東的評價對新華社記者說：“現代社會變化很快，很多國家領導人被忘記了，只有少數人被后人所知，如法國戴高樂將軍，他的思想與貢獻讓法國人都知道、敬重他，其他只是解決一些問題，諸如經濟、社會、軍事等等，并不體現一種哲學思想。法國人對毛澤東很敬重，認為他體現了一種哲學思想，并努力付諸行動。這正是我們對政治的認識。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正是為了一種思想。我們清楚地認識到毛澤東思想正在使中國走向一種哲學，即給予中國人民最大的權力和最高的地位。”
德斯坦的這段話，既表明他看到毛澤東一切為人民的思想精銳，也說明了開國元首與以后歷任領導人的關系和作用，只要為人民作出貢獻的領導人，后人都不會忘記他。美國40多屆總統中，除了開國元首華盛頓外，杰斐遜、林肯、羅斯福等都因他們各自的貢獻為后人所懷念，法國戴高樂也如此。說明只要為人民作出貢獻，人民就不會忘記他而名垂青史。
有位學者說得好：“我們把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寫入憲法是中國人民在黨和偉大領袖毛澤東的領導下經過幾十年流血犧牲艱苦奮斗的結果，是人民意志的反映，并不是一旦成了領導人就一定要在憲法里留下自己的痕跡，就一定要載入史冊而名垂青史的，如果這樣想、這樣做，其所產生的社會影響只能是負面的、而不會是正面的。”事實就是如此。難怪十八大剛結束，就有人戲說：不知道習總書記上臺后又要出什么“思想”“理論”入黨章了。
(五)兩個傳言，說明實事求是何其難
實事求是是毛澤東運用于延安整風的傳統文化被提出來的，也是改革開放后一再被重申的思想路線。為了力求做到實事求是的認識問題，我注意到兩個歷史時期出現“相互否定”的事實依據。
不容否認，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確實存在一些問題，這是改革開放的依據和前提，也是大家擁護改革開放的原由所在。但經過30多年的觀察，“西化”者們攻擊與否定前一時期歷史的事實根據已越來越經不起歷史檢驗了，幾乎全靠歪曲、造謠和人身攻擊來忽悠群眾了。這里僅舉兩個傳言：
一是所謂“經濟崩潰論”，經幾十年的宣染似乎成為定論。其實“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這句話是理論務虛會期間一位領導出于對林彪、四人幫只抓革命，不抓生產，影響經濟建設而不滿反映出來的情緒。這位絕對不是“非毛”派的領導人，也想不到被利用“非毛”化的論據。當時我在軍事學院工作，院里參加理論務虛會的同志每天回校都要向領導回報情況，并對教學人員“吹風”通信息。當我們黨史政工教研室同志聽到“經濟崩潰論”時，大家覺得詫異，因為當時的生活水平雖然不高，但農業年年豐收(后來公布，七十年代是六個10年中糧食增幅最大的10年)，市場物價穩定，計劃票證供應的產品都能兌現，也不存在金融經濟危機，國家既無內債也無外債，而且在粉碎四人幫的第二年即普遍增加一級工資(1978年又有40%的人增加一級工資;1982年又普加一次，其中1962年前大學本科畢業的增加二級)，如果沒有十年“文革”時期的積累憑什么增加工資，又何談“經濟崩潰論”?只是沒過幾天，院里接總政電話通知，說明“經濟崩潰”論之說是個別領導人的自己看法，不是中央共識，不要在講課或寫文章中運用。然而，此論幾十年宣染不斷，把毛澤東時代勒緊褲帶支援工業建設的成就轉化為改革開放后反哺農業改善生活的事實不顧，反而在乘涼樹下罵栽樹的人。直到建國60周年，有的領導人還在帶頭鼓噪，引起知情老同志寫信質問。
二是說“毛澤東是現代秦始皇”。這是“指鹿為馬、指黑為白謊謬”(戚本禹語)。大家知道，封建帝王是壓迫農民、維護地主階級統治的世襲君主，毛澤東是中國歷史上唯一成功地領導億萬農民最終推翻地主統治的偉大人物，也是封建帝王的克星。共產黨取得政權后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的制度，是確保工農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制度，也是人類歷史上從剝削階級的統治轉化為沒有階級沒有剝削社會的過渡時期。在這樣一個大變局的過渡時期里，既需要有“馬克思加秦始皇”式的鐵腕人物來領導無產階級事業，也需要通過群眾運動方式來培育廣大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意識，提高人民起來監督政府管理社會的思想覺悟。這是毛澤東倡導群眾路線，發動一次一次政治運動的本意所在，是防止人亡政息的民主與專政相結合的重大措施和毛澤東的人民歷史觀的表現。誠然，在實施民主與專政中，使一些人受過冤屈，也不完全是毛澤東的責任，也非群眾運動本身的問題，而是經過總結經驗教訓，予以改進完善的問題。有些人借群眾運動中發生過的問題加以攻擊，并粉飾成理論色彩予以人身攻擊是別有用心。而且也要指出，建國以來黨和國家的重大事務包括“文革”在內，都是經過法定的會議通過作出的。既然是通過一定的法規程序就不能說是個人專制獨裁。反過來，像人民公社這樣關系國家制度的大事，又是通過哪次黨的會議和“人大”會議決定解散的?要指出：改革開放雖然在經濟上取得重大成就，但就社會主義制度而言，廢除人民公社、解散集體經濟，破壞正在異軍突起的社隊企業，不僅是今日“三農”問題的根源，也是經濟成就抵不過的一大錯誤。現在有人要向毛澤東清算歷次政治運動的賬。反過來否定“文革”后清查“四人幫”的賬又該怎么算。現在網站上又出現了所謂“武漢文革老人”、“溫州文革老人”等群體向領導申述受冤的材料，從其局部材料反映，也是超過“文革”受傷害的數字。據非官方材料稱：浙江省被清查的對象就有400萬人。有人說：“這筆賬一旦大白于天下，將令人人唏噓不已。”
有人會譏諷地說：這都是共產黨搞階級斗爭的結果，非共產黨的民主國家不搞階級斗爭就沒有此類事了。是這樣嗎?不講階級斗爭不等于沒有階級斗爭。階級斗爭從來是剝削壓迫者制造出來的。只是剝削階級的統治既不能、也不敢講階級斗爭而已。他們一講階級斗爭就曝露了剝削階級統治的非理性、反動性。魯迅筆下的舊社會稱為“吃人”的社會，指的是制度“吃人”，被“吃”的都是無權的貧苦人，毛澤東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發動群眾“革”領導干部當官作老爺的“命”，把幾千年來的“官國”變為“民國”。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成立的就叫“民國”，可惜就是沒有“民”得起來。古代階級社會里造成的那種“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慘狀不說，據美國駐南京政府最后一任大使司徒雷登稱：整個民國時期每年餓死的人都在300萬到700萬之間，就是說民國時代餓死的人將近二億。餓死人只能怨自己命運不好，只是忍受不了才革命造反。共產黨就是這樣領導工農勞動大眾造反成功的。不過共產黨執政后在“三年困難時期”也餓死過人，但共產黨是承擔責任的，而妄圖否定毛澤東時代的人，就借此擴大宣染，以售其奸。可是，改革開放后不講階級斗爭了，舊社會的丑惡現象又冒出來了，據中國紅十字會訓練中心在2011年5月12日告示：排除自然災害和人力不可抗拒的重大事故外，我國每年死于非正常死亡的人數逾800萬。這是在特色社會主義旗幟下發生的。如6月7日，發生在廈門公交車縱火燒死47人，傷34人的刑事案，就是嫌犯“自感生活不如意，悲觀厭世，而泄憤縱火”。這就值得我們以革命或改革的名義，從制度、理論、路線、政策和實踐上來總結經驗教訓了。
美國友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原是在蘇聯被認為是間諜被驅逐出境，后來轉到中國來的，他撰寫斯大林時代時說：“人類一切進步是用極大的代價換取的，不僅要有英雄們死于疆場，也要有人受冤屈而死去。”斯特朗不是共產黨人，她的話值得借鑒來總結經驗。要把共產黨的事情、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過渡時期的這段歷史，既是人類付出代價、又是換來歷史老人期盼的“世界大同、天下為公”的一個時段，要放到整個人類歷史上來觀察分析問題。
(六)“道路決定命運”關鍵是堅持公有制為主和人民當家作主
習近平同志說：“道路問題是關系黨的事業興衰成敗第一位的問題”，“道路決定命運”。其實，兩個時期“相互否定”的實質，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誰否定誰的問題。
現在世界上標榜社會主義的國家、政黨很多，真假難分，爭論不清。有的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那么，富裕就是社會主義了?有的說社會主義優越性表現在生產力發展速度上，那么，反之生產力慢就不是社會主義了?如此等等，都是以生產力和物質享受的高低程度來衡量的。這是一種偏見。社會主義是一種社會制度，同時又是一種思想體系，具體的說，就是一個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制度，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地位。有了這兩條，貧窮也是社會主義，否則，最富也不是社會主義。生產力和物質財富是社會發展過程的問題。社會主義有不發達與發達的社會主義之分，資本主義有自由資本主義與壟斷資本主義之別，因而不是區別一種制度的標志。我們往往以物質財富來對比優越性，是認識社會主義的一大誤區。根本問題在于經濟上的公有制與按勞分配，政治上的人民當家作主與黨的領導。經濟決定政治，政治是經濟集中的表現，反過來服務于經濟;經濟是表現的形式，政治才是本質的體現，所以政治居統帥地位。總之，一個公有制，一個黨的領導，構成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是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在社會主義制度里的主要表現，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質之所在。為什么?
為什么?
首先，公有制為主體是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的經濟基礎。美國《獨立宣言》有一句最著名的話：“人人生而平等”。這話在當時起過進步作用，很鼓舞人，青年馬克思、恩格斯也被吸引、追求，最終發現階級社會里是不可能“生而平等”的，于是在《共產黨宣言》里提出“消滅私有制”和兩個“徹底決裂”，揭示了公有制必然要取代私有制的社會發展規律，從而將空想社會主義變為科學社會主義。列寧在蘇聯變為現實。我們黨和國家在毛澤東時代圍繞“公有制”與“兩個決裂”做了許多有效工作，也在實踐中存在一些問題。但這些問題乃至錯誤，都是非本質性的，是實踐探索中的問題，完全可以通過改革來完善的。同樣，改革開放后讓一些人先富起來了，糾正了過去“一刀切”、“吃大鍋飯”的平均主義傾向，但那是以犧牲公有制為主體的代價實現的。現在黨章和憲法上雖然寫著公有制為主體，實際上已是私有制占主體，被那些“講社會主義的不干，干資本主義的不講”的人在偷梁換柱，留下一個軀殼。有人辯解說，現在大型企業和土地都是國有的，怎能說公有制不占主體?我覺得，如果把股份制的國有企業和可以流轉的土地也算公有制主體的社會主義，不如說這是黨和政府取代了舊社會的“地主”與“資本家”的新型官僚資本主義。不論是股份制的企業，還是家庭農莊的規模有多大、生產力有多高，勞動者沒有監督管理企業和農莊的權力、失去當家作主的地位，就不是科學社會主義。我研究過“溫州模式”，對溫州人的創造精神倍感興趣。因溫州地區人多地少，多余勞動力就在“文革”期間交了管理費，拿著人民公社證明，走南闖北，經商獻技，遍布四方，早就有了“萬元戶”。如果八十年代不撤銷人民公社，在堅持集體經濟的前提下，允許有條件的人辦個體私企，溫州人就會創造出另一種“有富人、但無窮人”的“溫州模式”，即人生而就享有公有制帶來的教育、醫療、住房等平等權利，獲得生存與發展的保障，并在此基礎上讓一些有特長的人去發揮才能，為社會作貢獻。這應該是初級階段的社會方式，沒有公有制經濟作基礎的社會談什么“生而平等”?在貧富分化的社會又何談平安、穩定?
其次，公有制為主體是保障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的經濟制度。共產黨姓“共”名“公”，是它的本質。政黨是具有強烈階級性的政治組織，作為上層建筑是保護一定的經濟基礎和為利益集團服務的。所以，在階級社會里就不存有什么普世價值的民主、平等、人權等虛無的東西。于是就有社會主義民主與資本主義民主之分，資本主義有保護私有制經濟的一套民主，社會主義也應有保護公有制經濟的民主，只是社會主義時間太短、不成熟，現在“西化”派就是因為看到中國經濟的公有制已不占主體地位，就提出共產黨執政合法性和多黨制等問題來了。共產黨失去公有制的經濟基礎就是沒有根基的海市蜃樓。世界上搞私有制的政黨組織多如牛毛，而搞公有制的政黨只有按馬克思主義組織起來的共產黨一家。所以，資本主義非搞多黨制不可，因為私有制社會里，各階級、各階層、各種不同利益群體，都要求有自己利益的政治代表，而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就非共產黨一黨領導莫屬。所以，公有制就是共產黨執政最強有力的合法性，放棄了公有制，共產黨的政治生命就到頭了。這是不以哪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規律。
其三，共產黨的領導和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制度，是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穩固社會的根基。中國自秦漢統一以來，雖有過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和兩宋時期的分裂，但統一的總趨勢一直未變，靠的是中央集權和“大一統”的思想觀念和封建統治。但從鴉片戰爭帝國主義入侵以來，中國就一直存在分裂危機，八國聯軍之后的中國勢力范圍，幾乎被大小列強瓜分殆盡。“二戰”結束，中國雖屬勝利國家，但分裂危機依然存在。只是在黨和毛澤東的正確決策下，一次又一次地被粉碎(參《從中華崛起之戰》175-185頁)。如今呢?毛澤東時代雖然給我們留下一個“打遍天下無敵手”的和平發展條件，但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只是“狗咬天，不知從何下手”，武裝侵略不成，就用和平演變辦法，尋找代理人，在青年一代培育西方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讓中國這個泱泱大國在“繁榮昌盛”的“自得其樂”中自我解體，在“溫水煮青蛙”中“安樂死”。這絕非危言聳聽，臺灣的李登輝早就提出中國應分成七、八個國家。大陸不是有人愿當三百年殖民地也不要共產黨嗎?諾貝爾獎不正是賜嘗給這樣的“民主”人士嗎?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一、“大一統”思想是愛國主義的基本內容和要求;二、只靠老祖宗留下“大一統”的觀念是不夠的，還要有維護“大一統”的經濟基礎;三、以公有制為特征的社會主義，只有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共產黨領導，才能凝聚全國各族人民的心，更好地維護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團結。
最后，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和人民當家作主的科學社會主義，是共產黨領導實現“中國夢”的堅強基石。我理解習近平講的“中國夢”有兩層意思：一是號召全國人民齊心實現國家強盛民族復興的“強國夢”;二是具有13億人口的文明古國還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貢獻的“大同世界夢”。在全球化時代，“中國夢”與“世界夢”，如同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或國家戰略與世界戰略，都是一致的資本霸權主義如此，社會主義也該如此。這是“中國夢”內在與外延兩個側面的前后因果關系，關鍵是做好“強國夢”。堅信我們的公有制為主體和人民當家的社會主義道路是趕超私有制的資本主義之有效之道，也是引領世界實現“人人生而平等”之路。當我們實現“中國夢”的時候，就是迎來“英特納雄耐爾一定要實現”的時候。
(七)中國歷史發展的三大變局與毛澤東的歷史地位
要理順兩個不能“相互否定”的問題，繞不開對“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的評價。這是根本、是核心。
我對“文化大革命”只說一句話，即：“堅持否定文化大革命，但不能否定發動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的出發點。”長期來對“徹底否定”的提法是不符合對事物認識的辯證法，更何況30多年來的歷史又檢驗了實踐，證明了毛澤東發動“文革”的預見性、合理性。我們講動機與效果、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性，但不能不講辯證法，兩者畢竟不是一回事。
毛澤東是革命家、政治家、戰略家、軍事家、理論家和實踐家于一身，還兼有書法家和詩人的歷史偉人，他的光輝業績已鐫刻在中華民族的歷史豐碑上，是中華民族的理想圖騰，崇拜偶像和力量源泉。人非圣人，毛澤東也有他的敗績，我對他一生的成敗說過兩句話：
一句是“毛澤東的一生，成也階級斗爭，敗也階級斗爭。”成在運用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理論，團結了廣大人民群眾，在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中取得偉大的成功;敗在“文革”實踐中發生了階級斗爭擴大化，得罪了一些人，導致身后失敗。毛澤東一生的成敗告訴我們：階級斗爭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的基石，動搖不得，不能因為實踐失敗了，就將理論也一概拋棄。但如何實踐它是一門大學問。總結吸取經驗教訓，可以完善發展，貢獻后世;拋棄它，等于告別革命，貽害無窮。
另一句是：“論功勞，誰也沒有毛澤東的貢獻大;論錯誤，誰也‘犯不起’毛澤東這樣的‘錯誤’”。毛澤東的功勞與貢獻都是和他的“錯誤”聯系在一起的。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前曾多次因“錯誤”受到排擠和處分，但實踐證明他是正確的。黨正是對他多次“錯誤”的重新認識中將他推向歷史舞臺的。文化大革命雖然失敗了，但失敗的不一定就是錯誤的。縱觀歷史，橫比世界，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將更高大、更偉岸、毛澤東思想更光輝燦爛。
在中華五千年文明發展史上經歷了三次大變局：第一次大變局是從原始社會各自割據的“千國萬邦”，經過春秋戰國到封建社會過渡時期;第二次大變局是秦始皇統一中國直到鴉片戰爭帝國主義入侵前的二千多年封建社會時期;第三次大變局是從鴉片戰爭開始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后到新中國成立，開始重新崛起的歷史時期。在這三次大變局中出現了三個代表人物：孔子、嬴政、毛澤東。
這三個人作為中華文明發展史上三次大變局的代表，在當今一些人的心目中似乎不敢認同，特別是在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后，在“非毛”“西化”思潮影響下，毛澤東被誣為“革”中華文化“命”的中華文化叛逆者，把孔子與毛澤東完全對立起來，視毛澤東是現代秦始皇、獨裁者。似乎只有孔儒才代表中華文化。這是對中華文化發展史上最大的誤區，亦是正確認識處理“相互否定”問題中要確立判斷是非的重要準則。
事物都不是直線發展的。孔子、嬴政、毛澤東三個人在中華文明發展中既是在否定的否定中產生，又是在繼承改造中發展的。孔子是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爭鳴中形成以儒學孔教為代表的中華傳統文明的奠基人。同時，他反對戰亂，主張“大同”世界，盡管他的“大同”思想是行不通的，但這是時代的局限，不可能在那個時候出現馬克思，不能苛求，也不能因為不適應現代形勢而否定他的歷史地位。嬴政就不顧孔子那一套只講“和”而不知“斗”的“仁政”“禮儀”等口頭說教，用暴力統一了華夏大地，成了歷史上第一個反對孔子的皇帝，但同時又繼承和實踐了孔子倡導“大同”世界的思想，成為中華“大一統”的開山祖。他在統一中國后雖然有殘酷剝奪壓迫人民的一面，但他對中華統一的功業是誰也取代不了的。中國歷史，改朝換代、英雄輩出，不論是唐宗宋祖，還是一代天驕，都是在秦始皇設計的大框架里活動的。毛澤東面臨列強入侵的大背景下產生的代表人物，他必須在中華傳統文化的基礎上有所發展，有所創造，才能應對救亡圖存的大變局。毛澤東對傳統文化取精去糟的原則，既體現了中華文化中“利他利人，天下為公”的最高道德要求，又能培育國人在強勢面前的自尊、自信、自強的文化性格，是引領民族進步與發展的優秀文化。
首先，毛澤東對傳統文化的根本態度是批判中繼承，繼承中改造發展，即“剔除其封建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毛選》四卷本運用傳統故典來說明事物道理的就有400多處，最體現毛澤東在發展新文化提高民族文化自信上的繼承與發展，其文化功底的深厚，運用傳統文化中的通俗化大眾化，沒有人敢于挑戰和懷疑;其次，毛澤東對孔子和秦始皇的一些批判和肯定，是對大是大非的評價，而不是反孔和推崇獨裁的問題。其實孔子除了一本史書《春秋》外沒有其它著作，世傳的《論語》是他死后弟子們回憶問答式的一些話編成的，都是好話，但處理不了復雜的社會矛盾，總體思想是維護封建統治的。歷朝歷代把孔子抬得很高，都是忽悠老百姓的，于是形成了革命者反孔，統治者尊孔的現象。對秦始皇的評價，過去只講他殘酷統治一面，沒有看到其“大一統”對中華民族的貢獻，毛澤東首肯他的功績完全應該。這是一個歷史大案，被毛澤東翻過來了，同時接受其殘酷統治導致失敗的教訓，用來修身、治黨與治國，并身體力行，堪稱典型;其三，要搞清毛澤東批孔的出發點是保守落后維護封建制度的思想，不是批孔子其人而是批現實中用孔子落后的封建思想處理現實問題的人。如過去常喊“打倒帝國主義”是打倒帝國主義制度，不是打倒帝國主義的人。毛澤東接受尼克松來訪不是接受資本主義，基辛格及西方政要崇敬毛澤東，也不是崇敬共產主義一樣，是對事不對人，借事教育人。“批林批孔”是這樣，50年代批《武訓傳》也是這樣;其四，批孔始于五四時期提出“打倒孔家店”口號，這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以后逼出來的行動口號。論經濟，甲午戰爭前的中國仍是世界老大，落后的是政治、是思想文化，是對內對外的總政策。歷朝歷代的統治者，可以用孔孟之道統治老百姓，但這套東西抵御不了西方的侵略文化。因為孔孟之道那套不分敵我的講“忍”說“讓”，稱“仁者無敵”、“己所勿欲、勿施于人”等等，在西方文化面前不堪一擊，潰不成軍了。所以孔孟之道只能培育出“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的軍事家，孕育出崇洋媚外、投降妥協的政治權貴和知識分子。同樣，如果接受西方意識形態的文化來改造中國，那末未來的中國將意味著什么?“中國威脅論”的出現，一方面是霸權主義的別有用心，怕中國崛起，一方面是發展中國家對中國改變毛周時代路線政策的誤解。
人類社會的所有問題，從抽象的哲學層面上講，都可以歸結為精神與物質或思想與行動，即理論與實踐的關系。社會的進步，就是物質變精神、精神變物質的循環往復中發展的。建國初，結合抗美援朝運動，我們黨提出批判親美、崇美、恐美為內容的愛國主義教育，對舊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起過偉大的歷史作用。可以說是近代帝國主義入侵后，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被崩裂后的一次收復、回歸與發展，它與抗美援朝戰爭勝利一樣，是中國歷史第三次大變局中一次思想文化戰役上的重大勝利，是對中華民族和民族傳統文化靈魂的拯救。正是這種思想文化的拯救，又保障推動了戰爭與建設的順利進行，絕妙地反映了毛澤東在把握革命與生產、戰爭與和平、意識與存在等關系上所表現出“辯證大師”實踐家的才能。
毛澤東文治武功、舉世無雙，毛澤東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三次大變局的代表，是建立在近代國際環境和國內背景下的時代產物，毛澤東思想就是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順應時代涌現出來最優秀絢麗的一朵奇葩。毛澤東思想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對中國實際的結合與創新，并發展成為更具普遍指導意義的馬列主義之后的第三個里程碑，所以，毛澤東思想的產生，意味著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之形成，是指導中國乃至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思想武器;毛澤東思想來源于包括孔子、秦始皇在內的諸子百家之中華傳統文化，是對其精華與糟粕的綜合、比較、取舍、改造與發展的結晶，是中華文化的集大成;毛澤東思想源于對世界知識的掌握和總攬國際現實大事的觀察、分析與運用，如“三個世界”的理論等都是超越時空、影響世界，教人胸懷大局、服務人類而具有普世價值的寶貴遺產;毛澤東思想是人民群眾的反復實踐和不斷的調查研究、總結經驗的產物，是源于群眾高于群眾，源于實踐高于實踐的集體智慧和人民意志的體現，也是人民歷史觀的集中反映，是永葆青春的原動力。
中國歷史進入近代以來的同國際交往中，有過勞動力與商品的輸出，但在思想文化上，幾乎只有西方的輸入而無中國輸出的位子，唯有毛澤東思想是政治思想上影響世界的文化輸出，是中國文化能改變世界的偉大貢獻。所以，美國軍人有“不怕中國人民解放軍現代化，只怕毛澤東思想化”的影響，也是美國學者把毛澤東評選為百名千年偉人的歷史巨人之魅力所在。
“中國出了個毛澤東”是五千年中華文明的創生，是國人的驕傲、民族的自豪。“一個沒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而一個擁有英雄卻不知愛護的民族則更為可悲。”毛澤東有千條萬條錯誤，但終其一生所創的業績與遺產相比，只是太陽中的一粒黑子，無損于太陽的光輝。沒有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中國的第三次大變局的前途很可能至今未定。望中央通過對兩個不能“相互否定”的調整、統合，重申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徹底批判“西化”思想，使廣大民眾認識到;早已失去走資本主義道路機會的中國，再來推行資本主義的道路，無論對中國、對世界，都是一種危害。我們應該利用改革開放所取得的經濟成就，開創一個“有富人但無窮人”的社會，為人類世界樹立榜樣。
(八)正確解決“兩個不能否定”是實現“中國夢”的唯一通途
2013年7月27日是抗美援朝戰爭勝利停戰60周年，12月26日是我們開國元首毛澤東誕生120周年。建議中央通過對這兩項紀念活動，有助于對“兩個不能相互否定”問題的正確解決。
抗美援朝是毛澤東一生中最難作出的決策之一，而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是留給新中國最為厚重的一筆財富。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相結合取得勝利的最偉大典范。我們黨長年不講國際主義了，這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黨性原則，也不符合一個世界大黨大國應當對人類有較大的貢獻和責任，建議在紀念活動的講話或文章中能體現這種精神。
抗美援朝是“西化”派否定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時代的重大內容之一。我作為曾經是一名志愿軍戰士，近些年來收集資料整理了多篇文章，集成一本冊子，并針對鼓吹“中國和平崛起”者的圖謀，定名為《中華崛起之戰》，承蒙國防大學政委劉亞洲同志的支持和批示，作為內部資料在國防大學出版社出版，今隨文附上，敬請審閱、批評、指正，并期望國防大學能正式公開出版，讓更多人聽聽一名老兵的反批評。
關于紀念毛澤東誕生120周年，應當是調整統合“兩個不能互相否定”的好時機。建議中央按照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事求是地在“文化大革命”問題上肯定其出發點的正當性合理性。我們沒有必要去為毛澤東的錯誤辯護，但需要從毛澤東作為一位偉大的共產主義者，他是怎樣為新中國通向共產主義大目標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構劃路線圖并依據形勢作出各種決策的?并以此為依據來審視新中國所采取過的一系列舉措，從中分清主流和支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認清毛澤東有這樣那樣的錯誤，但終其一生始終牽掛著人民，其決策都是保護人民利益的。他的錯誤是實踐探索中的錯誤，失敗是身后的失敗。
習近平同志提出：“學習、學習、再學習，實踐、實踐、再實踐”，既是他自己成長的體會，也反映了毛澤東一生的一大特色，我建議將毛澤東生日定為“中國學習節”，并建議中央制定不得攻擊開國元勛的法律。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互相否定”是長期積累的結果，如今要在“互相否定”的歷史問題上正本清源，也非一日之功。黨的“七大”之所以成功，是經過遵義會議后的實踐和三年的整風學習，在端正黨風、學風的基礎上實現的。現在把這個問題落到新一屆中央領導上來，實非易事。現在的背景與“七大”時不同，國內斗爭與國際上斗爭的聯系更加緊密復雜，放棄“階級斗爭為綱”以后，在“西化”思潮的影響下，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也隨著經濟全球化而日趨“西化”了，意識形態領域成了國門洞開的不設防國家，這就使處理“相互否定”問題帶來極大難度。誠然，這是一次嚴重挑戰，也是一次歷史機遇。處理得好，就會像“七大”到“八大”時，成為中國歷史上一次翻天覆地的大變化那樣，從國內的變化推動提升到國際上的大變化。反之，如果按照“西化”立場處理問題，那么，中國就會在美國式的民主政治中走上蘇聯解體分裂的道路，這決非危言聳聽，而是政治、經濟的基本制度決定的。宋朝的經濟文化是歷史上較好的一個朝代，但最終毀滅了。中國不能只顧GDP和生產力的增長而不顧生產關系的改善了。
今后的中美雙邊關系中，盡管雙方的共同利益越益密切，但戰略分歧不可能彌合，競爭必然多于合作。“一山不存二虎”。最終結局，只有一輸一贏，沒有雙輸，也沒有雙贏。奧巴馬雖然宣稱美國不當老二，這也不是以總統的意志為轉移的，當老二只是時間問題。這里還要忠告奧巴馬和美國人，當你們當了老二、老三的時候，就要警惕你們的民主方式，也就成為美國分裂解體的可能?因為美國存在的分裂因子并不比中國少呀，你們也要看到美國式民主的弱點。當然，中國作為人口大國當老大，什么都是世界第一，也不值得自滿，在相當長時間里仍然是發展中國家。世界上的事情變化無窮，先進與落后也周而復始，曾幾何時，具有五千年文明歷史的中國落后了;曾幾何時，一個小小英倫島突變為“日不落”的大英帝國;又曾幾何時，在五百年前還是原始住民的土地上崛起一個稱霸世界的美國。毛澤東長征剛結束，就自信地念起《昆侖》詞：“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截為三截?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如今，19世紀的歐洲和20世紀的美國都已過去，難道不該將美國首倡的“人人生而平等”的宣言又實現不了的遺產，應由具有人類最高道德水準的中華文明，在共產黨領導下實現以公有制為主體，人民當家作主的經濟政治制度，以“行大道、人為本、利天下”(李克強語)的廣闊胸懷，引領世界，去實現“中國夢”同時實現“人人生而平等”的人類愿望嗎?
言詞中有冒犯，請批評指正。
張亦民謹上
2013年3月24日完稿
2013年6月13日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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