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戴立言
有人在社會上、在互聯網上散布一種觀點：“中國腐敗問題的根本原因是共產黨一黨執政”，“只有實行多黨制才可能達到廉潔”。事實真是這樣嗎?我們通過認真研究認為，不管是一黨制、兩黨制還是多黨制，其與腐敗的發生率及治理效果的關聯度不能妄下結論。斷定某種政黨制度必然導致腐敗高發，與斷定某種政黨制度一定帶來廉潔政治一樣，既不符合歷史事實，也缺乏理論支持。
首先，政黨制度本身不具備反腐敗的因子，其產生和建立的目的是為了解決權力分配問題。政黨制度是現代政治治理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政黨是不同社會集團利益的集中代表。近現代意義上的政黨產生于西方，英國是最早出現政黨的國家。英國兩黨制度是激烈復雜的政治與宗教斗爭長期博弈的產物。17世紀中，英國議會里的兩大傳統的政治集團——宮廷黨和鄉村黨最終演變成了主張維護君主制度的托利黨和主張維護資產階級與新貴族利益的輝格黨。政黨政治從此逐步進入國家政權制度，傳統政治團體實現了向近代政黨的轉變，開啟了政黨執政的時代。100多年后，基于不同利益而產生的權力分配的現實需要，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產生了，并通過競選輪流執政。隨后，一大批早期的資本主義國家同樣基于爭奪政治權力的需要，紛紛加入了多黨制的行列。政黨政治的發展和實踐表明，政黨制度的設計本身并不是為了解決腐敗問題，而是為了執掌政權。不管是一黨、兩黨還是多黨，政黨的主要功能都是不同政治集團所代表的利益的聚合、表達與實現，這種利益在近代以來最重要的實現方式就是贏得政權、獲得公職、推行政策。
第二，多黨制并沒有杜絕腐敗，很多時候還導致了腐敗泛濫。西方多黨(含兩黨)制建立后，腐敗現象一直如影隨形，并沒有因為政黨政治這一“重要的政治發明”和“現代政治制度的杰作”而銷聲匿跡，政黨腐敗丑聞在各個多黨制國家一直是此起彼伏，甚至有過臭不可聞的時期。18世紀的英國，各級議會議席甚至標價競賣，候選人賄買選民、操縱選舉比比皆是。而此時，正是輝格黨和托利黨在政壇上異常活躍時期。19世紀中后期的美國，格蘭特任總統時，任人唯親、反貪不力，使得本應當成為聯邦政府道德楷模和典范的總統內閣貪污腐敗成風，連副總統都被爆出受賄丑聞，制造了美國歷史上聲名狼藉的“腐敗內閣”。可別忘了，這個時期美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都陷在這個腐敗泥潭里不能自拔，真是“烏鴉別說豬黑”。20世紀尤其是二戰后，一些國家開始在制度、道德等層面建立約束政黨特別是執政黨運用公權的權力制衡和監督機制，但仍然沒有解決多黨制條件下的腐敗問題，腐敗這一頑癥至今仍在絕大多數西方國家不同程度存在。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間，數十個發展中國家主動或被動地實行了多黨制后，腐敗現象不僅沒有得到解決，有些國家甚至較之前更加嚴重。“透明國際”公布的數據表明，2012年世界上最腐敗的十個國家與地區中，9個是實行多黨制的國家。這更以事實擊穿了關于實行多黨制能夠解決腐敗問題的臆斷。
第三，多黨輪流執政照樣腐敗，一黨長期執政也可達到清廉，腐敗與否并不取決于政黨的多少。不管是多黨還是一黨，對腐敗都沒有天然的免疫力。一些實行多黨制的國家，政黨之間對立嚴重，政黨輪流上臺、輪流腐敗的現象并不少見;而一黨長期執政的國家，只要措施得力，照樣能保持清廉。眾所周知，新加坡人民行動黨自1959年以來連續在新加坡執掌政權，始終保持活力和廉潔，在領導新加坡實現經濟騰飛、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同時，成功地治理了被稱為“東南亞之癌”的貪污腐敗，在廉潔程度方面被世界經濟論壇等國際權威調研機構連年評為亞洲第一、世界前茅。顯而易見，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政黨數量的多寡，而在于治理腐敗的決心和舉措。現在，一些國家的腐敗程度之所以比較輕，究其原因，并不是靠多黨制，而主要是靠政治制度中遏制腐敗的機制，即通過行政體制中對權力的分解、制約與監督，或者說通過政權與行政體系的內控機制建立健全而逐步控制和解決腐敗問題。要知道，他們搞了兩、三個世紀才取得這樣的成績單。把政黨數量與清廉度簡單畫等號的看法，主要是混同了民主制度與政黨制度，或者說把政黨與廉政的關系混同于民主與廉政的關系。如果政黨淪為自身利益集團的政治代言，即使再多的政黨也于事無補，政黨輪替也不會帶來真正的廉潔政治。現在許多實行多黨制的發展中國家政局混亂、深陷腐敗，就是最有說服力的例子。
第四，在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最有利于解決腐敗易發多發的問題。中國實行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中國共產黨執政、多黨派參政的民主政治制度，既不是兩黨制或多黨制，也不是簡單的一黨制。在這個制度下，我們走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一全新的現代化之路，實現了經濟社會的迅速騰飛。實踐證明，這個政治制度是真正符合中國國情的，而且是高效的。在反腐敗方面，它同樣展現了強大的政治優勢。比如，我們能夠形成統一而堅定的反腐敗政治意志，可以制訂長遠的反腐敗國家戰略(如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五年工作規劃等)，一直保持反腐敗方針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而不受立場不同、意識形態相異的政黨更替的影響。又比如，我們能夠高效動員和協調包括相關國家反腐敗機構、各民主黨派、社會公眾在內的各種力量，對腐敗進行強力打擊和遏制。而低效率恰恰是西方民主制度的一個通病。有資料顯示，在印度、在巴西，有些腐敗案件的查處曠日持久，個別案件甚至超過10年，有的不了了之，簡直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同時，中國的政治制度還能夠強化各級黨委和政府反腐敗的政治責任，避免多黨制條件下在朝黨與在野黨之間推諉扯皮，把反貪不力的責任歸于對方。中國共產黨一貫高度重視反腐倡廉建設，自成立以來一直致力于同腐敗行為作堅決斗爭，盡管由于各種因素尤其是所處的發展階段的制約，現在還未達到實現廉潔政治的水準，群眾對消極腐敗現象也有很多不滿，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民主政治的不斷發展和法律制度體系的逐步完備，以及社會、文化等各方面事業的不斷進步，中國共產黨完全能夠依靠自身力量和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參與，解決好當前腐敗易發多發的問題，逐步實現建設廉潔政治的戰略目標。
由于各國的發展階段、歷史文化、政治制度等條件的千差萬別，解決腐敗問題不應該也不可能只有一種模式。歷史和現實都已證明并將繼續證明：多黨制從來不是也不可能是有效防治腐敗的靈丹妙藥，多黨制本身并沒有、也難以解決腐敗問題。只有執政黨下定決心，采取多種途徑、多種手段相配合，進行綜合治理，并隨著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的穩定、健康發展，才可能逐步解決腐敗問題。中國共產黨正在這樣做，并且有充分的信心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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