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芹：我們怎么會落到這一步

　　悄然易手的審美權

　　（最近我常想：我們怎么會落到這一步，又是怎么落到這一步？現在回看這些年，就像看到一個精神被打劫一空的人，在什么迷幻藥的作用下，拱手送出竊賊想偷的東西，還覺得無比榮耀。每一個時代都會有一層迷霧，像麻醉劑一樣催眠了大多數，人群在潮流的卷裹下，慣性地沖向一個方向。但這樣的結局卻由悲劇主角當喜劇上演，在沙堆上搭起富麗堂皇的紙牌城堡，大肆慶功，還是打破了歷史記錄。）

　　近日我在國航飛機上湊巧讀到2月18日的《北京青年報》，在第十五版上有一篇署名本報記者的短評，開篇第一句便是丟眼、丟耳、丟心、丟腦借外打內的論調：“中國電影只能‘自娛自樂’的趨勢似乎更加明顯，不僅頻頻缺席國際三大電影節的主競賽單元，就連剛剛在內地創下票房神話的《泰囧》也在北美放映時遭遇囧態。”

　　這是我們落到了哪一步的典型寫照，我們來細看作者的思維邏輯。先看似乎無意識中使用的兩個對應地名：“內地”和“北美”。即便此處提到的《泰囧》票房只包括大陸不涵蓋香港，但撰稿人所處位置是北京而非香港，對應的地方是北美也非香港，用“內地”這個詞就很奇妙。中國與北美(想必是美國)是國與國，身處北京的中國記者一般不會習慣性地將“內地”與“北美”并用。讀下來好像中國與美國已是合眾國，或者已是類似大陸與香港的關系，好像作者不是香港記者就是好萊塢大亨的發言人。香港記者言必稱內地，是因為與大陸的特殊關系;好萊塢大亨眼里的世界只是一塊塊他們圈劃的電影市場。我們由此看到，作者潛意識里已將自己外化，不是由內向外看(個體看世界的正常邏輯和秩序)，而是由外向內看(中國某一知識群體舉世無雙的世界觀)，他們“地理”上坐到了香港，“心理”上早已坐到美國，所以才會張口“內地”，近乎本能地據“外”視“內”。

　　心理外化必然導致判斷事物價值的邏輯背反。作者認為中國電影不夠水準，作為個體或代表某一群體對事物持批評態度是很正常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好惡。然而作者卻并非代表自己或他所處的某一群體發言，而是在為西方“三大國際電影節”的選片策劃人和控制美國電影院線的寡頭代言。此話怎講?因為此文開宗明義給出了中國電影不入他眼的理由：“缺席國際三大電影節的主競賽單元”、“ 在北美放映時遭遇囧態”。我們可以分析一下他的思路，估計他本人或他所代表的群體看完電影感覺不好，我前面說了，各有喜好，再正常不過。但他的判斷標準卻并非來自自己，而是已有一個他自己都未必意識到的前定標準，即唯西人馬首是瞻。中國電影的好壞中國人自己沒有評價權，連實實在在的票房數字都不說明問題，在作者眼里中國電影不行(至少大眾電影奪回票房在我眼里就是一大成就)，因為“缺席國際三大電影節”，因為取得票房神話的《泰囧》在北美遇冷。既然去不了“國際三大電影節”，又沒有討歡北美觀眾，中國電影再受本國觀眾待見也是不夠水準的，奪回票房又有何用，只能自娛自樂。

　　至于作者究竟是因西人不喜而不喜，還是不喜便拉來西人撐腰，我在此無法判斷。我只是發覺這種思維邏輯已成全民慣性思維，百姓追風而行是常事，可掌握話語權的人也無力突破慣性，視物如盲犬，恐怕也是舉世少見，何況我們祖先是給我們獨創了一個文明的。凡事西方點頭了才是判斷好的標準，已經深入國人的潛意識，甚至近乎本能。我前不久偶然撥到北京國際頻道，是個養生節目，演播臺上請來一位知名專家，他本意是想引導觀眾尤其年輕一代回復中國傳統飲食結構，但他給出的理由就像這篇文章的作者一樣，先抬出是美國人說中國傳統飲食結構合理，好象對中國飲食結構的研究，中國學者的發言權也不如美國人。即便認為中國營養學研究起步比美國晚，但中國自古就有養生學，其中學問浩如煙海，何必這般謙卑?這種謙卑我以為已經超出中國傳統的謙虛，而是自卑到骨髓，好象中華文明之上已有一個毋庸置疑的主子。

　　落到這一步以“開放”、“西學”的道德借口辯解已蒼白無力。一個文明心理潰敗至此，一般都是亡國巨創所致，國滅人去、永無抬頭之日的人無處遁逃，只能在心理異化中尋求慰藉。然而我說的這一切卻發生在一個國在人存的國度，還自稱“太平盛世”，國土上既無占領軍，強敵亦沒有兵臨城下，刀更沒有架在脖子上。為什么要自設一個“主子”并自視為“仆”?

　　西人究竟有什么高出國人的資質來判斷我們文化的好壞?我們引述他們的看法兼聽并蓄無可厚非，但唯他們的看法是重，就像人無骨一樣。何況以我多年的觀察，西方視我們為真正對手，生怕我們比他們強，所以在很多領域(我熟悉的電影尤其明顯)他們都故意說反話做反事，他們不抬舉甚至說不好的事，恰恰是中國搞好的事，他們不抬舉、不引進的電影人，不光恰恰是有才的人，而且肯定是防礙他們占領中國電影市場的人。在這種事情上，他們是不打一絲馬虎眼的，隨時防著有本事與他們競爭的人，提攜的中國電影人不是射向中國國家就是投向中國電影工業的炮彈。我在多年前就已看出，中國電影不再被選入“國際三大電影節的主競賽單元”是好事，現在看，好處大大：證明2008和2009年以后，西方傳媒已從明搞中國轉為暗搞中國，肆無忌憚已有所收斂。

　　“國際三大電影節的主競賽單元”是世界統治集團輿論戰爭的重要戰場，表面看是由法、意、德三國組辦，其實三家的真實掌控者皆隸屬于“文藝國際”。判斷一個西方文化機構是否是“文藝國際”的干將，不在行的人也有一個簡單的辦法，就是看“國際傳媒”宣傳的力度，如果沒有或不完全控制在“文藝國際”手里，“集團”的嫡系軍團“國際傳媒”就會三緘其口，阻止其獲得國際聲譽，反之則會吵得天翻地覆。中國人跟著起哄是因為什么也不懂，絕想不到“國際傳媒”的話語流向是個“人工渠”，更想不到他奉為圣旨的“國際聲譽”是“集團”輿論流水線的產品。

　　所以“國際三大電影節的主競賽單元”不是個純粹“藝場”，由于影響力遠遠大于次競賽單元，入選入圍可不是電影藝術水平決定的，而是看你在“集團”國際戰略棋盤上的位置。選片人并非我們一般以為的高水平品藝人，而是“集團”國際戰略的心腹，所以“藝術總監”幾乎是終身制，還有家族化的傾向，實行絕對的“獨裁”統治。因為不獨裁就難以保密，真正的選片內幕是絕密(內幕一但暴露機構會轟然倒塌)，對外宣稱的不過是設計好的謊言。足見此“戰場”對“集團”的重要性。能進入“主競賽單元”的一般分三大塊(觀察二十載從不破例亦從無偶然，足見目標明確、堅定不移)：一“文藝國際”專門提攜的人才兼搖錢樹。有三個入門條件：思想符合主流意識形態、有一定才華、出生地須在西方或至少勢力范圍內。“文藝國際”不光靠這些人賺錢，還靠他們圈定各國小資文化;二“文藝國際”的內部關系戶(從不暴露之間族群或信仰組織關系，媒體在這種時候乖得很)，時常無需才華，作“集團”的傳聲筒、接力棒即可;三“文藝國際”的攻打對象，由于曝光率極高，搞起來聲勢浩大，近年主攻目標已非中國，甚至俄羅斯也已退后，而是伊朗。中國電影除了港臺片歷來是落入這第三塊的，缺席即意味著不再被放入第三塊，但也絕無可能升到第一、第二塊。中國暫逃劫難一是前面說的從明搞轉為暗搞，二是財政陷入極大困境的西方要賺中國人的錢(奢侈品、旅游、留學)暫時壓過“文藝國際”的攻擊使命。其實攻擊使命并未停止，只是放入次競賽單元，不再打草驚蛇。

　　此外中國電影工業在十年中飛速崛起，已打破由“文藝國際”旗下的各“國際”電影節布設的榮譽和利益鏈，這種時候，再像當年挑張藝謀、陳凱歌那樣從主流板塊上挖能制造影響的電影人，無疑是為振興的中國電影工業錦上添花，而且中國已自成利益鏈，能挖到心腹的可能性也已大大縮小。因此早在所謂第六代電影人時，“文藝國際”便已改變方針，逐步放棄了中國主流電影人，而把側重點放在異議電影人身上，其實是打了敗仗的撤退，或至少是戰略撤退。

　　此處對所謂“國際三大電影節”用引號，是想說人家自譽我們卻追捧得連打個問號的膽子都沒有，如果是九十年代，里里外外的中國人兼被迷惑，不知這些“國際”電影節的深淺，如今先入虎穴的人早就探明虛實，點明其所屬和運作機制，還這么唯“西電”是瞻，真不知怎么迷魂湯的藥力這么大。我們不但不能再認宗這些帶有秘密使命的所謂“國際”文化機構，而且對它們的信譽須打一百個問號。

　　《泰囧》北美票房不佳

　　至于《泰囧》未能在北美繼續制造票房神話，不但不能說明《泰囧》本身的好壞，而且應該喚醒中國人，好萊塢向中國開放電影市場只是誘餌，為的是占領中國市場，因為中國沒有秘密控制，一開就是真玩市場游戲，而且中國媒體三十年來是好萊塢不必付錢的宣傳機構。我在《被策劃的中國文藝》一文中舉的有關電影市場控制的實例，已能說明在文化領域(從圖書市場到電影市場)西方并未真玩市場經濟，只不過人為控制得非常有技巧，而且上層抱團守秘。市場只在把控好的渠道內發揮效用，而渠道和放入什么是人為設置的。這個所謂市場其實就像縱橫交錯的水田，田埂的設置和入水出水的閘門完全是人為嚴密控制的，市場只在可控制大小的田埂內自由行事。我差不多花了近二十年才逐步窺其暗手。在早已秘密結網的制片、發行、院線、媒體一條龍操控下，任何一部電影的票房都在可控范圍，控制的閘門在電影投放市場前都暗中設好，市場只在下游調節，何況掌控人隨時還可關閘斷水，而局外人完全不察。中國電影就更是毫無奇跡可言，賣多賣少全在人為把控，賣多往往逃不出以下規律：主題或細節符合“文藝國際”要維持的中國形象。在文化領域“集團”才不會放任市場來幫對手，這跟在經濟領域唯利是圖完全不同。看起來全是私人掌控，但這些私人心中全都以“帝國”為公。市場這張牌只是引君入甕的圈套，套的是傻乎乎真信的人。

　　其實中國電影若能自娛自樂，是個不能再高求的成就，中國人應該自豪才是。在“帝國”文藝和輿論幾乎一統天下的世界，有幾個國家有能力做到自娛自樂，又要多少財和才方能自娛自樂?!我從前被蒙的時候，總是不明白為什么法國電影市場1945年以后好萊塢總能并至少占半壁江山，無論法國電影處在什么水平，平分天下的局面都已是定局。表面看起來極象是市場自由競爭，輿論也引導我們相信這是兩國的電影市場斗爭，我在很多年里真信了這一歷史版本。我后來才看清這是個事先安排好的棋局，掌控法國電影的人——從制片、發行到院線、傳媒——是參與“下棋”的。如果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前這個版本還有局部真實，自那以后，“集團”的各路軍已經會師。

　　“帝國”最怕的就是你自娛自樂，它能放你自娛自樂嗎?那樣它怎么洗你的腦還從你身上賺錢?看看關門自娛的彈丸朝鮮讓“帝國”軟硬皆施忙活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就明白了。這顆星球上恐怕除了地底無一分值錢資源、地上無一分造富創財之能的荒蠻所在，才有望自娛自樂，其他地方早就在征服統一的大計之中，暫時的自娛自樂也只是歷史間歇的喘息。

　　最近我常想：我們怎么會落到這一步，又是怎么落到這一步?現在回看這些年，就像看到一個精神被打劫一空的人，在什么迷幻藥的作用下，拱手送出竊賊想偷的東西，還覺得無比榮耀。每一個時代都會有一層迷霧，像麻醉劑一樣催眠了大多數，人群在潮流的卷裹下，慣性地沖向一個方向。但這樣的結局卻由悲劇主角當喜劇上演，在沙堆上搭起富麗堂皇的紙牌城堡，大肆慶功，還是打破了歷史記錄。

　　究竟是哪個突破點致使我們落到這一步?被鑿了大漏洞卻渾然不覺是文明休克期的典型表現。我在前文《背叛者的幻覺》中說過，道義權被劫是雪崩前那致命的響動，但“精英”背叛的開始卻并非赤裸裸地出賣道義權，而是先“優雅而灑脫”地出賣審美權。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說過，道義權和審美權是一個文明生存的軸心，文明外衣是卷在這個軸心上舞動的，它使得所有的詞語、畫面、手工、技巧從被動的存在變成主動的宣示。這兩個權一丟掉，一個文明就進入了死亡前的漫長休克期，最后的死亡連能確定死期的法醫都沒有，文明的載體已經意識不到什么東西棄體而去，休克期掩蓋了文明被斬首的血腥。但醫學上的休克分兩種，一種是腦部未受創傷而遭人工催眠休克;一種是腦創傷引起休克。前者一旦解除催眠即獲蘇醒;后者則有三種結局：創傷太重不再蘇醒;醒過來但留有后遺癥;醒過來并恢復大腦原有功能。那么華夏文明的休克屬于哪一種、又將是何種結局?就看道義權和審美權被劫持屬于腦創傷還是被催眠。如果是被催眠，則一旦解掉催眠藥即能恢復;如果是腦創傷，則重度的希望渺茫，輕度的可拾回或部分拾回。

　　由此推斷，落到這一步的突破點是丟失了這兩個權力。那么這兩個權力誰先丟失的?我剝繭抽絲追溯回去，發覺是審美權的悄悄易手，起動了道義權的被劫，就像破了前廳的門，才能拿走內室的寶貝。此二權雖然像卵生兄弟一前一后，亦步亦趨，缺一不可，但最初的突破點是審美權，因為它比道義權被劫更沒有血腥味。摧毀一個文明是從審美權易手這個轉折點開始的。審美權易手常常披掛著“棄舊圖新”的“進步”表皮，征兆則是左奔右突、頻頻失度，整個文明“童稚化”。而“童稚化”看起來是很喜慶的，總是大張旗鼓改弦易轍。審美權易手還總是掩藏于所謂“政策失誤”之下，最后找個替罪羊怪罪一番，致使清醒的片刻也難嗅到病根，左邊補上漏洞，右邊又捅出個更大的，時常大悲大喜。

　　審美權易手并非局限在文化藝術領域，而是牽一發動全身，看起來卻處處都顯得無關緊要。你從我們的國球由乒乓球實際轉移到籃球的速度，就能體察到審美權易手在細枝末節上的反應之快和神不知鬼不覺。二十年來，我有規律地在國內一些大商場、大首飾店轉悠，審美權被蠶食的過程悄無聲息、但執著地、不可逆轉地朝著一個方向。最早老牌首飾店由中國傳統的玉和純金首飾平分天下，然后鉆石出現了，不起眼地只占小小的一個角落。每幾年鉆石的地盤便擴大一點，玉和純金首飾收縮一點，像溫柔蠕動、但知道自己的目標的蠶與被動的、無意識的桑葉之關系，看起來你吃我奉相安無事。漸漸地對分天下的局面出現了。直到重新裝修的華麗殿堂里鉆石坐了大，一切都是那么自然，有無數人可以告訴你：市場規律嘛。

　　由此綿延數千年未中斷的以純金為價值依托(實為非常誠實的一種買賣)、以玉為貴重寶石(中國人手工智慧兼文化傳承的聚合物之一)、利益鏈握在自己手里的婚慶飾物，在短短二十年時間里，被一種米粒大小、毫無文化內涵、也并無多少美感只是明確標注著主人錢袋大小的財富象征物巧然取代，看起來好像時代必然。在此請不要誤解我們不能或不該吸納外來審美，兼容并蓄不是被取代，更不是自己文化的消失。更不該把市場拱手讓給這種自己完全把控不了利益鏈源頭且分享不到定價權的不公平買賣。

　　等到玉器柜臺徹底消失的那一天，玉匠也將消失，很大一部分華夏文明的符號將隨之湮沒，承載在玉器上的幾千年文明也將在追星捧月的時尚玩偶手里悄然失手。一如華夏文明自我意識的丟失早在漢服消失的那一刻就已經起動了。如果鉆石真的稀有、珍貴倒也罷了，問題是這塊小石頭的價值虛構是人類歷史上最大、最隱秘、最蓄意且持續最久的一場詐騙(完全不是市場調節的)，在西方討論這種礦石真實價值的言論是被隱形封鎖的，斗膽涉及的人均被邊緣化。“獨立”知識分子的批判和質疑精神不知躲到哪去了，放任并且推助壟斷寡頭靠著強大的精神劫持，硬是一國一國地人為制造習俗，而且制造得速度之快，且能逃脫時尚轉瞬即逝的命運，構筑一條堅不可摧的利益鏈和被掛上鏈的無以數計的被劫者。在西方已目睹這以市場作幌子的詐騙與征服的我，眼看著自己國家一步步落套倒吸涼氣。

　　審美權被蠶食吞噬，要比國家一個政策錯誤甚至一場戰爭失敗可怕得多，因為常常是不可逆轉的，是最溫和卻最致命的攻心術。中國古人深諳此道，所以清人入關要強迫蓄辮，而有人以頭顱拒絕那根辮子。想必那些祭出頭顱的“傻瓜”都已意識到辮子之后再無華夏，不必再等看結果了。可嘆的是，今天的中國人在兩百年失敗心理的壓迫下、在“開放”、“接軌”的迷藥中，連看到、意識到的能力皆已喪失。小民潛意識卑賤到這種地步，與審美權易手密不可分，他們真受洋理念的捆綁嗎?并非如此，“民主”“自由”這些玩藝兒只是時興的詞兒，與他們的日常生活相距遙遠，對他們心理移變產生巨大影響的是利益鏈終端的象征物，故悄悄地覆蓋這些象征物，換掉審美符號，就比一支龐大軍隊的入侵后果還要深遠。當他們走進一家家豪華商店或購物中心，燈光布景、紙醉金迷，卻不見一個中文，哪怕是中國牌子也把中文縮到最小外文放到最大，他們在感官的愉悅中，被利益鏈終端的符號滲透。這些符號無須言語、溫馨隨意但執著接力、始終朝著一個方向、一遍遍暗示他們誰高誰低、誰貴誰賤。

　　這種潛意識沖刷是隨時隨地的，讓看明白的人觸目驚心。這個在幾乎所有國人眼里都比西方“落后”的國家，卻滿大街、滿車廂的視頻，從公共交通到公共馬路，無所不在的視頻披天蓋地地向平民百姓流泄著所謂“西方生活”的畫面。由洋模特走秀和風景明信片構筑的虛幻畫面一直鋪蓋到各大城市的公共交通里，這么“發達”是誰在后面作推手?誰為這些畫面付了廣告錢?又是誰決定出賣這塊民眾必經之地?還是真的傻到沒領到廣告費還以為這樣方可娛樂百姓?西方富國為什么不玩這種“發達”游戲，他們在公車上裝不起視頻嗎?外國人付多少錢能讓他們占領這樣的陣地?模特走秀這樣的畫面在西方都是牢牢地圈在上層社會，只有特別付費臺方能看到，任何一國的統治者都不會無意識到讓百姓耳濡目染這樣的畫面，在本國尚且如此，引來外國如斯景象就更是不可想象了。這不是“開放”、“接軌”，而是“飲鴆”、“自殺”!這不光是國際奢侈品集團洗腦的武器，這種頹廢的優雅對民眾正常心理還有陰暗的解構作用(長期浸染的話)，也是一種西洋生活的騙局，蒙騙百姓畫面的那一邊是“天堂”，而那不過是商品廣告。而且這種畫面熏染無須言語比任何宣傳都有效，染上了皆難以逆轉。

　　是誰組織了這場世所罕見且史無前例的大規模洗腦和潛意識顛覆?為什么“主們”沒有意識到這是自獻城池的危險游戲?因為大門的鑰匙(審美權)已被巧然騙走。

　　大門鑰匙是如何被騙走的

　　有這條制造“國際聲譽”的人工流水線，他們硬是讓全世界各國各文明的人相信這世上存在著一群“超人”（超文明、超歷史、超國界），不知喝了什么“仙湯”長大，眼光舉世無雙，他們的審美標準是高于一切的，可以不懂人家語言就設定了人家文學的最高標準，可以不懂紙墨就決定了人家家里誰是最了不起的畫家，可以不懂人家歷史就指明了人家必走的方向……這群因為生活在紐約、倫敦、巴黎、斯德哥爾摩、日內瓦……用一把銀子設一個榮譽平臺，就有了比歷史上任何征服強權都霸道的審美終裁權，繼而道義終裁權，可以直入各國“宮廷”劫權奪利挑卒。

　　我一再糾纏于“審美權”，是因為我追到最后發現這是“城堡”崩潰被抽掉的第一批磚，而且并不是磚自毀，而是被毀的。但看起來極像自毀。在此請不要錯誤地理解為我們不能借鑒外來審美，而是再也不能重新塑造自己的目光，丟掉最終評價權。那么要想讓把守大門的人自動交出手中的鑰匙，先得設局，讓守門人相信來人早有比自己手中這串鑰匙先進、高明的技術，鑰匙已無意義，而且是阻礙“進步”的屏障。世界統治集團的計謀，看透了也就那么幾手，而萬變不離其宗的就是先騙鑰匙。無論在政治、經濟還是在社會、藝術領域，伸進手是為了劫持，劫持是為了對方不打自送，而打劫的第一步是先騙鑰匙。

　　審美權是直入一國上層建筑的鑰匙，你城堡大門可以堅兵把守，與圍城的人鏖戰到底，但審美權這把鑰匙被騙走，城門的守護其實已經沒有太大意義，只是讓眾人看不見“宮廷”內室已經里應外合。看起來與華爾街、倫敦金融城毫無牽連的西方各類文化平臺，諸如“國際”電影節、“國際”文學獎、“國際”現代藝術、“國際傳媒”等，都是為騙這把鑰匙設立的，為此這些看起來跨行、跨業、跨國、“獨立”于任何政權的西方文化機構像團伙作案似地暗中攜手、輪流接力，把“榮譽”和“獎牌”送給被覬覦的大廈里能夠或愿意送出鑰匙的人。

　　這是個從設計軌道到把車引上軌道的非常巧妙且極具耐心的過程，與金融詐騙無本質差別，一上來并不敢扭直作曲，而是以看似順乎潮流的方式，以利益壟斷為手段，以打劫為目的，以顛覆為結果，人為制造“時尚審美”。由于近代以來所謂“國際傳媒”就是世界統治集團一手締造，操縱輿論，作弊炒作，統一口徑，就變成了一條聯手作業的流水線。更由于無意識的“傳聲筒”遍地開花，騙鑰匙也一年比一年容易上手。有這條制造“國際聲譽”的人工流水線，他們硬是讓全世界各國各文明的人相信這世上存在著一群“超人”(超文明、超歷史、超國界)，不知喝了什么“仙湯”長大，眼光舉世無雙，他們的審美標準是高于一切的，可以不懂人家語言就設定了人家文學的最高標準，可以不懂紙墨就決定了人家家里誰是最了不起的畫家，可以不懂人家歷史就指明了人家必走的方向……這群因為生活在紐約、倫敦、巴黎、斯德哥爾摩、日內瓦……用一把銀子設一個榮譽平臺，就有了比歷史上任何征服強權都霸道的審美終裁權，繼而道義終裁權，可以直入各國“宮廷”劫權奪利挑卒，居然就讓世人認了宗，讓看穿的人揪著頭發想弄明白究竟是世人瘋了，還是世界遭遇了一群瘋到極點的騙子。

　　以利益壟斷為手段虛構價值從而謀取暴利舉世皆有，一般長不過一朝一代，甚至更短，歷史就會出來糾偏，還事物以本來面目。然而世界征服集團的目的卻不會止步于謀取暴利，而是以顛覆為最終目標，對象則是阻礙“集團”征服的文明和國家，為此不僅虛構價值還偽造歷史，致使歷史糾偏的能力大大降低。其實“集團”征服戰的主戰場并不是軍事打擊和占領，那是碰到硬骨頭時由打手們去干的，是粗活，先得把骨頭打軟。“集團”心腹擅長的是細活，文化-傳媒是其真正武器，由金權秘密控制的文化-傳媒和其一班忠誠教士保證了“隱形帝國”意識形態的統一，是取代了舊宗教的新宗教護駕著體制穩定運行，一如舊宗教護駕著王權。文化-傳媒(新教廷)是金權收編打手、控制打手的忠實獵犬，由一班具有使命感的精神操縱高手主持。與打手們在前臺踢腿舞拳不同，他們靜悄悄地伸進手，用榮譽和隨之帶來的利益為誘餌，以審美權作突破口，和風細雨地移變。

　　從暴捧畢加索、馬蒂斯一舉切斷西方古典繪畫的審美方向(我們長期被誤導以為此二人是從印象派自然衍生的，其實他們的“劃時代”是由美國猶太闊商家族的三兄妹——從先鋒作家、藝術批評到美術鑒賞和收藏家最后到畫廊、畫商的家族營銷機制——從搶奪審美權到壟斷定價權一手策劃的)，到人為夸大普魯斯特、卡夫卡的文學天賦反轉古典文學的審美;從推出“新浪潮”以顛覆電影傳統審美的方法全面攻占法國影壇、借此平臺打劫世界各國影壇(但小心地不讓此種顛覆型審美滲入好萊塢以保衛自己的電影大本營),到廣薦“行為藝術”徹底顛倒審美取向從而將藝術直接變成政治工具，我們看到，路子是一以貫之的，用“新概念”的騙局讓你相信世間某處存在著某種“先進”審美，悄悄地換走你手中的鑰匙。

　　路子就是方向，看到“集團”的人都是看到其行事方向的人，只有“方向”是不變的，其余都在變，過程充滿騙局，隨時適應變局，可以從正角一直演到丑角，為的就是被征服者看不見“方向”同時丟掉自己的方向。這個過程無論在什么領域起步都是“虛構價值”，這個被稱為“現代文明”的家伙，起家、立家、守家都是靠“虛構價值”，一上來靠著舊價值的延續，看起來像是舊審美自然演變，到壟斷的網鋪好后，就開始了實際意義上的“反審美”，把丑說成美，把歪說成正，等到“反審美”也被人群接受后，完全的詐騙——顛倒黑白就開始了。

　　這一手看穿了也并不復雜，通過資助策動“新潮”暗劫審美權。此處“新潮”用引號，是因為這種“人為策劃”并非藝術史上早已有的“自然演變”：即向新向完善的方向發展，而是通過顛覆藝術史既成軌道，靠強大財力和話語權插入的，對看明白的人就是行無所忌直入他文明上層建筑搶劫。而藝術觀有時就像個賤貨，誰出錢誰是主子，很容易就能改變它的軌道，如若操縱者還心懷打劫的圖謀，暗做而不明說，則看起來極像“自然演變”。歷史上一個文明的審美權都是世代交接的，只有遭受野蠻入侵時會被驀然斬斷或移變，如滿清入主中原后，對綿延幾千年的華夏審美(服飾與發式)的粗暴斬首。

　　不綁在馬蹄上的文化入侵在歷史上也不是沒有發生過，一般就像一粒外來種子進入異體，如果順應原體內審美方向，則種子會被慢慢接納，融入并豐富原有審美，最后合為一體。這就是藝術史上的“自然演變”，與近、現代由一個外部強大集團帶有打劫目的、暗地里資助和策動“新潮”劫走審美權截然不同。后來的這粒外來種子不但自身被大大虛構了價值，且不順應原體內審美方向，而是靠顛倒方向來顛覆原有的審美，這一時常自譽為“進步”的“入侵”不是融入和豐富原有審美，而是像杜鵑入他巢放卵，不但欺騙原巢主為其孵卵，還不愿與原巢主的卵一起生長，而是暗中把巢主的卵摧毀，讓代勞的巢主斷子絕孫，以圖占巢為主。

　　當然從杜鵑開始尋找合適的他鳥巢到通過層層計謀最終占巢為主，過程是漫長的，常常跨越幾代人，故能看清首尾的鳳毛麟角。期間迷霧重重，也是因為“竊者”是隱身的，在上百年的時間里登臺主演的是大廈內送鑰匙的人，他們送了鑰匙后作了臨時主角，但他們意識不到這“新主”其實已是被牽線的木偶，他們的存在和風光只是為了“竊者”不暴露“竊者”的身份，讓大廈內的人看不見大門鑰匙已經不在自己手里了。對這一精心掩蓋的文明戰爭，我以為中國人無分立場應丟掉幻想、達成共識。

　　最近巴黎“Forum des Images”(“影像論壇”)舉辦“北京—臺北影展”，我借這個機會看了“文藝國際”一手栽培的一位藝人的成名作，此人的其余作品我一部未錯過，唯獨這部我當時錯過了。為什么后來又沒有機會補上呢?是因為此人一直被當槍使，人家私底下沒把他的藝術生涯當回事，從未在藝術影院或電影資料館為其設牌位，作品也就沒有回放的機會。所以十幾年我就沒領略到當年一捧而紅之指鹿為馬到什么程度。

　　先得交待一下，“影像論壇”是個“官辦”電影中心，表面是屬于巴黎市政府的文化機構。為什么“表面”?為什么“官辦”打引號?就是建和維持運轉的資金確實是市府提供的公款，但控制的那幫人卻是實際為“文藝國際”效勞。這就叫花別人的錢辦自己的事。“集團”的拿手好戲就是花別人的錢以達自己的目的，占他人巢的好處即在此。從“文藝國際”的干將法國電影批評人付東已成上海電影節的座上賓，從這個中國人自辦的電影節讓在國際上大搞西藏問題、嚴重損害中國利益的法國導演阿爾諾作評委主席看，“集團”在中國也已做到花別人的錢辦自己的事同時兼損這個掏錢人的利益。

　　怎么發現一個文化機構或一個藝術家、知識分子是不是“文藝國際”主動或被動的卒子，就看它(他)做的事或做的事中的細節在不在“文藝國際”策劃的接力線上，如果在，基本就可以判定它(他)是隸屬于(表面沒有行政關系，而是結網的隱蔽關系)“文藝國際”的班子或卒子，只有被動的班子或卒子存在偶然性和不確定性。我們從今往后看西方的“國家機構”或“獨立的私人機構”，這個復雜的實景必須印在頭腦里，絕不能相信他們宣稱的組織性質。很多“國家機構”不是為“國”服務，而是秘而不宣地為“集團”效力，實質類似于中國古代挾天子以令諸侯的篡主行為;很多“獨立的私人機構”也毫無“獨立性”可言，而是“集團”的秘密組織，“獨立”只是障眼術。但中國人不明白其中花招，不是以為在與國家機構打交道，就是以為打交道的是與權力毫無關系的“獨立”機構。總之“國際”、“獨立”就是“集團”的兩枚大印章，不在“集團”手下的，這兩個頭銜是拿不到的。“冷戰”時期還有兩個“國際”，如今“國際”就是“集團”的天下。

　　話說回來，這部成名作叫《蘇州河》，出品時從巴黎、鹿特丹到布魯塞爾一路得獎。我那會兒正好離東西漸，忙亂中錯過了兩頭的炒作。我是從他下一部作品《紫蝴蝶》開始略窺指鹿為馬的鬧劇，但因為《紫》片既無藝術水準又沒提供政治炒作的佐料，在戛納無賞而歸，我當時就并未吃透戛納看中他什么，還以為鬧劇是由于作者太嫩、水平極不均衡。現在回頭想，入選戛納就是“文藝國際”的正式門票，是提攜他的接力之重要一環，他水平不夠根本不構成問題，要的就是他在西方各大文化平臺上露臉，如果看似各自“獨立”甚至國籍都不同的“電影節”一而再再而三地“看中”他，價值虛構就完成了，敢質疑的人本來就少，有能力質疑的人就更少了。果然從影片《頣和園》開始剛脫離拙劣模仿的他，很快就發揮“集團”要他發揮的作用，卷進國際戰略博弈的旋渦，成了政治彈丸。他個人得到的好處是，在西方電影愛好者中，對政治異議者的支持壓掉了對藝術無才者的嘲諷，但這個便宜將烙印他的一生。

　　那天總算一窺“以雞易牛”的轉折點，不看則矣，一看那個悲啊，一句話從那個下午起再也沒離開我的腦子：“我們怎么會落到這一步，又是怎么落到這一步?”“文藝國際”有指鹿為馬的本事是一回事，人家像點穴一樣一點就弄得我們全身抽筋，而這穴是人家硬制造出來不能稱其為“穴”的玩藝兒，居然就能一舉放到通達神經的位置上，讓我回不過神來。沒有一個國家能讓一個外部力量花如此小的代價制造攻擊自己的炮彈，連對付阿富汗這樣的國家都要付出成倍的代價。

　　我一般從不對文人藝客作品本身說長道短，一向以為大狗小狗都要叫，叫完了由歷史結算。我之破例談作品，皆因作者與“文藝國際”的交易。與外部顛覆勢力交易，哪怕以“藝術”之名，在我看也是上不得臺面的交易。這部“成名作”無論從哪個角度都不夠水準，不要說電影學院畢業后的作品，就是入學考試拍出這樣的水平錄取的理由也不充分，因為無天賦已顯露無疑。這樣一部電影在西方一路受捧本身就足以引起正常眼光的人打一百個問號。片子的整個故事拿掉中國背景和演員，放到紐約也太做作了。沒有王家衛的才，千萬別去依樣畫葫蘆，可偏偏就是無才的人以為畫葫蘆有同樣白的宣紙和大小相同的毛筆就行。那為什么給予榮譽并將此人一舉捧為國際名導演?因為看中了作品的某些細節和相中了這個人。

　　“文藝國際”挑選送鑰匙的人一般必須符合這兩個必備條件中的一個，時常是看中作品主題或某些細節，再通過“榮譽平臺”(各類“國際”文化展及獎)培養人。但這著棋也要冒風險，要是事先照顧到一定藝術水準，培養的人就不一定愿意被當槍使。有時給了“榮譽”捧出后，“人”卻并未被培養出來;有時先培養出來了，但人成熟后不唯所命或看清陷局就不配合甚至反骨了。前蘇作家索爾仁尼琴就是典型的先效力后反骨的例子。八十年代被戛納捧出的一些前蘇、東歐及中國導演，也有后來不甚配合的。這往往發生在有才的文藝人身上，“集團”知道不會百分之百收獲，但不得不走這一著棋，尤其在手剛伸到一國文藝界的時候，必須有一批人才鋪路，才能為手伸到更深打開缺口。就像若沒有印象派繪畫，沒有莫奈、梵高們的鋪路，就沒有他們后來捧出畢加索的便利，而沒有畢加索們的鋪路，再后來“行為藝術”之類顛倒黑白的行徑可能就行不通。再如“德國之聲”，早期挑的如今解雇的那批華裔編輯記者是為今天登上舞臺的極端反華分子鋪路的，沒有天真派“民主自由”十幾年開口子，極端派何來市場?沒有張藝謀、陳凱歌們的鋪路，后面指鹿為馬在中國電影界直接培養政治獵犬就不敢這么明目張膽。

　　所以“文藝國際”先偷了鑰匙，行動的自由度就大了，這時為了政治上有稱手的槍使，它會運用上述兩個條件中后一個：相人。如果說前一個還得挑些真有才的人，后一個恰恰要挑無才的人方好操縱。應該承認經過幾百年摸索實踐，“集團”的眼光之準非比尋常，它能在漫長的篡變中始終戰勝對手，從人性的弱點下手挑人乃制勝法寶。“給利益小人大榮譽”已被證明是比軍事占領更有效的顛覆手段，為此一張由駐外記者、“國際”藝術掮客、制片人、書商、學者等組成的情報網迅速進入一國上層建筑，通過“榮譽平臺”為挑中的人提供道德優越感和利益。這些被挑中的人，不管自我感覺如何，在“集團”眼里除了政治獵犬并無其他名頭。看到這里，你才明白，“集團”最怕別人不“開放”，就怕你拒絕按它的游戲規則跟它玩。讓它伸進一只手，遲早你就是它的甕中鱉。只要按它的游戲規則跟它玩，結局往往分兩個階段到來，前期會讓你經濟上致富，由于是在長時間經濟封鎖之后到來，會讓初嘗甜頭的人忘乎所以，更加伸足攤掌向其開放，為它布網大開方便之門。等到網布好了，封甕斬首，它玩這一手老練了，等到第二階段的結局被看見時，被玩之人已是病入膏肓的時候。

　　那么“文藝國際”看中了電影《蘇州河》的哪些細節、又從哪些方面相中這個人呢?從作品細節的角度可分為兩個方面：一是背景的窮;二是人物和故事中國外殼下面的洋酸味。被“文藝國際”選進“榮譽平臺”的中國電影、文學、美術作品，背景的窮是被篩子打撈住的基本尺寸。背景的窮又分物質和精神兩方面，物質上常常表現在窮、臟、亂的地點，精神上則是地點之上的人展現的猥瑣、丑陋、卑賤。

　　而《蘇》片從這兩方面都提供了背景的窮：影片開始頗似記錄片的那段，以寫意的手法表現了上海蘇州河的灰暗、骯臟及行船的破舊、船工麻木、因貧而丑的臉。故事展開后，人物不是在陰暗的雨中、夜中，就是在一個廢棄工廠的廢墟上(估計是導演特意選擇的拍攝場地)。雨、夜、廢墟加上沒有好人的世界，充分滿足了“文藝國際”為中國文藝布設的基本尺度。如果說影片的中國外殼一個“窮”字了得，藏在這個外殼下面的洋酸味，是“博采”的另一面。洋酸味即幼稚模仿來的洋味，看多了西洋電影又沒有能力消化的結果。那份模仿的做作讓“文藝國際”那幫明眼人一眼就透視到畫面后面那個人精神世界的屋脊。優越家庭長大的人去表現底層邊緣生活，結果就是沒有一點真實的拙劣想像。藝術不一定要真實來襯托，但無天分的人再連點真實都不能擺布，那真是無物可賣了。

　　讀到這里，“文藝國際”從哪些方面相中這個人其實已經顯露大半，加上體制上層出身，讓嗅覺很靈的“帝國”文藝“偵探”們找到了指鹿為馬的合適人選。這是榮譽和利益誘餌最容易釣上鉤的小魚，而由于身居體制上層，一條小魚能產生的負能量大得驚人。

　　然而，“帝國”文藝“偵探”嗅覺再靈，圖謀再深，如果我們沒有卑賤地奉上眼睛、耳朵、心臟、頭腦，那只被硬捧成駿馬的弱鹿也沒有馳騁的草場。可我們真就變成了無頭無腦的“草場”，讓他們豢養的那些弱鹿變成了風景。這個事例是騙鑰匙的一個具體操作步驟，也是我們看不見的那條隱線上的一個橫切面：如何挑選和怎么提攜送出鑰匙的人。試想一下，如果沒有人目睹這一幕，如果帝國完勝天下，弱鹿就成了一道不可跨越的風景，后人再也不知指鹿為馬的過程。

　　我之悲觀就是看到華夏文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天敵，他明槍只是為了掩飾暗箭。事實是，兩百年來，他們從未改變方向，將我們的精神城墻一道道拆除了，看起來全是我們自己動手。而我們從左到右信奉了他們推銷的所有理念，只看見大起大落的那一面，從失敗到勝利敲鑼打鼓，卻絲毫未察幾乎沒有起伏、始終一以貫之、目標堅定不移的另一面：精神解構(高技巧的文明戰爭)。當我們尚有精神城墻的時候，他們直接將戰艦開過來，公開打劫，這雖然造成極大傷痛，但被打的人多少還知道有人在打自己;等到我們有了還手之力，前臺的打手就收斂了，打劫的高手是讓大廈里興致勃勃的人自己送出鑰匙，然后入室竊魂。文明戰爭說到底就是個守不守得住“魂”的問題。

　　文明戰爭的那條隱線

　　我們對“文明戰爭”的體察和理解止于“和平演變”，這四個字由于早已帶上“冷戰”烙印，變成了一種“推翻制度”的代名詞，非但不能引起人的警覺，倒掩蓋了早已秘密策劃的文明戰爭，為很多幻想者提供了背叛者的幻覺。“集團”鍥而不舍在做的，就是不讓被征服者看到其行事方向同時丟掉自己的方向。只有深到“文明戰爭”這一層，曲折血腥的近代兩百年才驀然被劃成了一條直線，一條不偏不依通向華夏文明徹底消失的直線。

　　“文明推土機”這種一遍一遍、一道一道、一層一層的征服，中國自有史以來頭一次遭遇，在不斷地發動看得見的戰爭——第一次、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甲午戰爭、八國聯軍、日本侵華戰爭乃至挑動內戰、攻打周邊國家之同時，悄然發動的文明戰爭一刻未停。這是征服中國的兩條戰線，我們看到了前一條，殊死抵抗，卻完全沒有發現第二條，而這才是躲在揮拳鼓舌的打手后面的真兇，是我們文明的終結者，滅了你，還讓你感到無比榮耀。

　　我大約在五、六年前想到“推土機”這個名詞，就是在發現“文明戰爭”的戰術之后，聯想到這種機器移山填海的本領。我們對“文明戰爭”的體察和理解止于“和平演變”，這四個字由于早已帶上“冷戰”烙印，變成了一種“推翻制度”的代名詞，非但不能引起人的警覺，倒掩蓋了早已秘密策劃的文明戰爭，為很多幻想者提供了背叛者的幻覺。“集團”鍥而不舍在做的，就是不讓被征服者看到其行事方向同時丟掉自己的方向。只有深到“文明戰爭”這一層，曲折血腥的近代兩百年才驀然被劃成了一條直線，一條不偏不依通向華夏文明徹底消失的直線。

　　這條線絕大多數人是看不見的，因為我們歷史上從未遭遇過如此天敵，完全不懂暗地里精神控制這種戰略戰術;因為是被預謀著深深掩藏的，為此早就為各國為數已經很少的窺其暗手的人設計好了大帽：最粗糙的那頂是“民族主義”，真遇眼尖之人會再加上“偏激”、“極端”二詞。其次是“陰謀論”及其“論者”，這頂帽子已精細不少了，用的是“正正得負，負負得正”的公式，為質疑者制造了一個預設答案的圍墻。最精細的帽子是從心理學角度構造的，由于窺其暗手的人人數極少難為世人理解，他們就設計了精神病學的幾個名詞諸如“妄想狂”、“被虐者”、“狂想”之類，事先解構其話語。這幾頂帽子幫著“推土機”一路碾壓，清除眼尖之人，至今非常有效。只要幾個心知肚明的人放出名詞，就會有一大群“獵犬”如獲捕獵器具。

　　“集團”深知人性的弱點，知道大多數是順風而行，哪邊風大靠向哪邊，以他們的財力物力人力，以及幾百年來締造“國際傳媒”牢控話語權，掀大風裹愚眾易如反掌。

　　自我開始有悖主流意識寫作，“偏激”這個詞就成了我甩不掉的影子，究其根本就是大多數人不知我在說什么。對看不見隱秘戰線也拒絕相信的人，我說的一切的確如同“天方夜譚”，就像你告誡完全沒意識到自己在走夜路的人小心劫匪在側，他不視你荒唐甚至神經病才怪。所以當我看到人云亦云的人，張口就把“妄想狂”、“被虐者”、“陰謀論”這些“集團”特意為看穿他們的人設計的大帽扔到我頭上，真不知哭還是笑好,果真是套中有套，套外有套，你能找到的突圍口，他們都想到了。這些鸚鵡學舌的人與明白世事隔著十萬八千里，卻以為只要搶先一腳奪得幾個名詞就比明白人還高明。

　　我的觀點盡可反駁，只是要有自己的觀察和思想，要有看世事的另類角度，而不是判斷事物正好落在“集團”設好的預設答案的圍墻上，被人家專門用來捕捉“突圍者”的幾個名詞一網打盡，為“集團”干干下手，像“獵犬”一樣奔去叼回主子射中的獵物，自己卻絲毫不察。這些根本不知自己究竟在干什么的人，奮勇爭先地站到我與“集團”之間，不知道即便作“獵犬”，至少也要“集團”親自收買收編了才有個名頭，何必獵犬證都沒領到就這么效力呢?可如今這類證書都沒領到的“獵犬”多如牛毛。

　　我有幸在外一瞥征服隱線，單從法國觀察，只追到十九世紀，已經像看兇手詭秘的謀殺懸疑片。這些已被斬首的國家，一個個淪為打手，而“文明戰爭”的暗棋還在繼續下，而且速度大大加快，還是走到哪里哪里皆不察。很多人包括一些明眼人，也覺得審美之類與國與國實力之戰相比微不足道，并且以為只要富強起來，文明戰爭必定打贏，那是不知道誰才是我們的真正對手!不知有明暗兩條打法完全不同的戰線，第一條并不能保障第二條戰線，倒是第二條終將毀了第一條戰線;不知道那個“富”的過程，就是為獵物設套、誘其上套、終致捕獲的過程!還沒有碰到獵物美美地吃了套上的奶酪，最后不交出一身皮毛的，那一把銀子下面交換的恰恰就是頭顱。

　　三十年讓你從匱乏社會一躍而成消費社會，故然有你自己苦干的結果，但前三十年苦干也沒少啊，“奇跡”為何沒有早點降臨?其間故然有工業化到了哪個階段的問題，但如此的“飛越”你就沒有想想“奇跡”從哪里來?在此也請不要望文生義，我并不否定“飛越”本身，以及華夏文明超乎尋常的致富本領，而是發覺凡“如此飛越”的國家，不上“套”是不可能的。這個“套”不說別的，至少是海量外來資金的注入，人類自然生產致富的過程從來沒有在兩代人之間劃出難以跨越的鴻溝，也從來沒有在一代人的時間里徹底改變一個社會的經濟和文化面貌，更從來沒有在歷史瞬間讓一個國家的發達與失魂像同卵兄弟一樣不可拆分。

　　也許已有很大一部分“精英”覺得只要好吃好喝、瀟灑自在，頭顱拴在誰的腰帶上都無所謂。我也能理解這樣想的人，他們目前正處在“享受誘餌”的歷史階段——近兩百年來難得的好時光，在一個多世紀被打得骨頭已然酥軟了之后，你提醒這“歷史最好時期”既有自己勞作的收獲更有獵手悉心放置的誘餌，就像要把糖果從小孩手里搶走一樣粗暴和不為人解。“頭顱拴在誰的腰帶上都無所謂”的思想也已在民間大量滲透，已經致使國民精神分裂。你問他們愛國嗎?他們必定回答說愛，但孩子若能領得美國國籍，他們還是比得什么都高興。而且已經從十年以前的簡單利益軀使，潛移默化地轉為潛意識被控，不再是富與窮的問題，因為有經濟能力自己或送子女移民的人，都是在國內生活得相當不錯甚至非常好的人，遠赴西方基本討不回原有水平的生活。世上任何一個國家在未發生戰爭的情況下都沒有處在這種社會境況的人棄船而逃，哪有在船上逍遙自在，倒要下船的人呢?什么事情邏輯推理不了，就是出了大問題。

　　精神被解構的文明一般難以覺察，就在于她的頂尖思想者被埋葬，這是這場文明戰爭征服方手中最致命的秘密武器。為什么說是秘器?因為斬首埋人是殺人不見血的。具體操作的第一步就是我在《我們怎么會落到這一步（二）》中講述的如何騙鑰匙。有人說《蘇州河》這部電影并沒多大影響，因而“工具”的作用微小，那是不知道文明戰爭正是從微小處甚至細節入手，送鑰匙的人之任務并非一上來就影響大多數，而是一個領域一個領域油點似地擴散。指鹿為馬直接移變的是電影業內人，尤其電影學院的學生，他們會被那從天而降的“榮譽”深深誘惑。影響了電影就會波及電視，現代社會上層建筑的一大塊就會被浸染。誘惑—模仿—蛻變，就是這架“文明推土機”的活計，它是一層層、一遍遍推的，從圈內滲透到圈外，由電影藝術滲入百姓精神世界，這需要一個過程，首尾并無一眼可見的直線連接，被推者往往都是等樓倒了才瞥見端倪。

　　就在我寫這段話的當天，法國有“集團”作幕后人的“89街”網站，還在當日的一篇影評里宣稱作者為“他這一代最優秀的電影人”。我對西方知識分子中那幫掌權者最終失望，就是看到這種深及骨髓的不誠實(表面、小事上看不到的，但撞騙歷史的膽子賊大)，一座山上一萬塊石頭，他只挑其中半塊，就有膽量說這是全部，且聯手騙百姓：山就是半塊石頭這么高。他們已經失去中國知識分子中尚存的追真求實的本性，這種公然的、毫無后怕的“沒有真假，只有界內界外”的思維方式，令人恐懼。“帝國”一旦完勝天下，連真實都不存在，那豈不是人類末日?

　　騙鑰匙是為了直入對手上層建筑，進去又為了什么?為了將他文明的頂尖思想者邊緣化，推出他們的潛代者。其實單從這一點便能體察我說的那條征服隱線的存在，正常文明、正常國家和民族，如果不想占他巢為主，遠遠地觀察或欣賞人家的上層建筑就行了，干嗎要通過審美權這個突破口將手直接伸進去?花哪么多錢、組織那么多心腹搭建那么龐大的“國際”、“獨立”榮譽平臺，就為了向他文明送禮嗎?我前面說了第二戰線說白了是“一小把人”對“另一小把人”的戰斗，是高手的棋局，所以要戰勝對手就得擒賊先擒王。選擇審美權這個突破口目標即在此。

　　只需二、三代人真正有能力引領一個文明的人才就會因邊緣化而消失，這樣的人吉光片羽，只有他們能逃過時代逐浪兒的命運，沒有他們一個被四處圍剿的文明就進入了死亡前的休克期，此時大量二流人才被推到前臺，他們由外力推助，以送鑰匙做交換(自己未必意識到)，站到了原本無法企及的位置。再經數代人的演變，三流、四流人才又把原來還有點舊文明根底的二流人才推下歷史舞臺。你看看如今都是些什么人處于話語舞臺的聚光燈下，就明白了。五四那批文人西學雖淺嘗則止但尚有舊學底子支撐;到了四九前后，余脈僅存;七八以后，就出了舊學、西學皆無的一代，只剩下本能寫作了。這就是審美權移交了近百年的結果，由這空無所有的一代最終丟掉道義權，也就不足為奇了。文明深度休克的特點就是三、四流人才占領了歷史舞臺，而下面“看戲”的大多數也已失去辨別“演技”的能力。何況臺上三、四流人才因為無才才極擅投臺下人所好，滿足人性卑劣的一面。

　　整個過程由于跨度上百年，被掩藏在掙扎反抗的血腥之下，只有一個表征裸露在外：文化水準江河日下，像瀑布一樣一個落差一個落差地往下掉，且難以逆轉。你能想像一百年前一個數門功課不及格的二流子賽車手成為“精神領袖”嗎?你又能想像五百年前一個寫寫女人乳房和屁股、白描烹食嬰兒、大書酷刑細節的窺“陰”癖患者成了“一代蘇軾”嗎?那是想都不可能想的，根本沒有令其大演特演的舞臺，臺下也缺乏捧場的。有人會說這是時代的進步，在我看，人性，什么卑劣不能以你為借口!在此不排斥“窺陰癖”式寫作，自古就有這樣的邊緣寫作，而是為以三流演技便當了臺上主角而扼腕。這映顯了我們已經落到了哪一步，且幾乎沒有回轉的希望。

　　對這一逐漸加劇的現象，人們找到了表面解釋，諸如“大眾化”、“平民化”甚至“民主化”、“多元化”。在一兩個世紀的時間里，各大文明都出現了大致相同的現象：邊緣文化中心化，中心文化邊緣化。具體表現在大眾文化和少數文化成了臺上主角。這兩個現象看起來很對立，其實是“民主化”、“多元化”的兩副面孔，一邊是以“節日”為表征的大眾文化，吃喝玩樂為主要節目，一邊是以少數群體為代表的邊緣文化，諸如同性戀文化(及各種邊緣性取向和心理變態)、原始文化。無獨有偶，同性戀文化和原始文化都是“集團”力推的“文化”，已在各國成浩蕩之勢。從此“代言人”取代了頂尖思想者占據了歷史舞臺，野獸終于出籠了，多么偉大的篡變!群魔亂舞，敗了都有勝的表象。我們看到是“寬”和“廣”掩蓋了文化的墮落及一流人才的隕落，以及墮落之下文明解體的實質。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提到文藝的“猴化”(《被策劃的中國文藝》)、文明“童稚化”(《我們怎么會落到這一步（一）》)，不僅是上述現象的形象比喻，而且是落到哪一步的總結。童稚狀態就是整個文明已失主心骨，只剩下一群玩伴，沒人愿意擔待，也沒有擔待的能力了。在這個隱蔽戰場上，兩百年我們沒有打過一場勝仗，而是一敗涂地，潰不成軍，并且不知道誰在及為何、如何結果自己。近代血腥的歷史讓我們看到亡國滅種的危險，但那都是在明的戰線上，我們拚死擋住明槍，卻不知已被暗箭射中。致命之處就在于我們不知道誰是真兇，在殊死決斗的戰場上，不知彼也就不知己，自然是每戰必敗，甚至敗了還有勝的表象。

　　古典時代輝煌的文明一路走到現在，一般都形成了其光明正大的本質，由此它就像個暴露在外的靶子，一旦“開放 ”(讓“集團”滿意的開放)，就成為一直以“黑社會”及“宗教集團”模式運作的世界統治集團巧取豪奪的征服對象。一個在明，一個在暗，一個被動，一個主動，一個防守，一個進攻，一個沒有提前量，一個早有預謀，一個有牢不可破的意識形態，一個意識形態被破(說得準確一點應為文化形態，因我們沒有占統治地位的宗教)，勝敗幾乎沒有太大懸念。

　　剩下的問題是，敗，敗到哪一步?丟魂，丟到哪一步?正在套上“享受誘餌”的獵物還有沒有可能死里逃生?逃生的最大障礙是沒有辦法喚醒大多數，“集團”以審美權作突破口已將手伸進上層建筑，悄無聲息地將一個文明需要的思想者邊緣化。坐在棋盤兩邊的人已不成對手，那就不是對殺，而是一方對另一方的屠殺。真乃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黍離之悲，知者為誰?

　　被靜悄悄抽空的信仰

　　我兩年前一口氣看了六十多部前蘇建朝以后的電影，看到六十年代，已經明白三十年以后的結局了，不管出不出戈爾巴喬夫。戈不過是因為頭腦簡單，致使崩潰愈加突兀和慘不忍睹。表面看是一個政權的垮臺，實為俄羅斯民族的又一場大劫難，將其近代以來一系列不幸推到高潮。打倒斯大林后，隱匿在蘇境內的送鑰匙人就開始行動了，他們與中國送鑰匙的人有一本質不同，后者是被動的，而他們是主動的。所以我看到蘇聯六十年代后期的電影，便知八九-九零這個歷史轉折點中蘇命運截然不同的真正由來了。一個審美權早已被劫，一個審美權部分被劫;一個內部早有里應外合的送鑰匙人，一個沒有直接內應，送鑰匙人只是賣了自己都不知道。

　　我在此不是說審美本身，而是顛覆技巧。精神解構最便捷的途徑是解構信仰，而致使信仰崩塌是道義權被劫，可直接拿走你的道義權，你是不服的，從審美權入手，就輕柔得多，尤其骨頭被打軟之后。審美權這把鑰匙被騙走，你會一步步自己交出道義權。

　　你這才恍然大悟，為何早在六十年代蘇聯電影就被選入西方電影節，那些被挑中的電影走的路子與中國八十年代進入西方“國際”電影節的電影有謀而合，看得出挑的人是謀算好的，慣用的偷鑰匙步驟每個環節都被隔了一代的操作者按步就班地遵守著，先挑什么人，后挑什么人，選擇什么樣的主題，關鍵是看中什么樣的細節。恐怕只有藝術本身不在謀略之內，這不是說被挑中的電影沒有藝術性，而是挑的理由與藝術無關。如果我們能深明這一點，則門盡可開著，也不會丟審美權。“集團”的方向是始終如一的，是它要打劫的對手隔一兩代人就看不清甚至丟掉自己的方向。

　　當時有幾人意識到這不是簡單的藝術品味甚至藝術觀的問題，而是核心問題，只要審美權的口子一開，道義權也會失手，最后必致信仰的崩塌。無論信什么若沒有審美權作基石，無異難以為繼的烏托邦。中世紀以后歐洲天主教不可一世的權勢逐漸式微，就是從藝人工匠一步步脫離圣像主題開始的，審美權已經在另一個集團手里了。所以欲建信仰先得掂量你能把控多少構筑這一信仰的審美權，須從這一點著手確立你要建構什么信仰，否則必是沙上城堡。換句話說，審美權-道義權-信仰-制度，審美權是建樓的根基。二十世紀全球一系列革命，從阿拉伯世界的世俗化革命到中俄的無產階級革命，都是嫁接了信仰而無審美權做基石。我從蘇聯六十年代以后的電影陸續看出，一個失去了信仰的制度，無需外強直接攻打，它自己就會倒掉，像早已安排好的定向爆破一樣。而那么容易就崩潰的制度，是信仰已空，信仰這座漂亮大廈的一磚一瓦不是別的，就是審美權和緊隨其后的道義權。

　　世界統治集團文明戰爭的戰艦釘釘鉚鉚都關系到審美權，無論打到哪里，先偷審美權的鑰匙，這個權一篡奪，上層建筑尤其文、藝、娛必匍伏在得權者腳下。這是“集團”幾百年打下來最稱手、最隱匿的武器，解構他人的戰船一釘一鉚地拆卸，對手到船沉了都不知漏洞出在哪兒。沒明白這一點的對手無一例外都成了其手下敗將。仔細想想就明白，沒有一個制度的政治信條不是一大堆漂亮話，那么憑什么一堆漂亮話被另一堆漂亮話打敗呢?表面有經濟成功、物質富裕的理由，但那不是勝敗的轉折點，前蘇六、七十年代中產階級的整體生活水平與西方同等階層并無太大落差，落差只發生在八十年代，西方進入了消費社會，那大大豐富的物質也不是西方人自己生產的，而是先四小龍后一大龍駢手胝足送去的。所以窮與富、工業化先進與落后并非一個文明失魂的決定因素，真正的轉折點是審美權進而道義權的失手。這才是信仰崩塌的突破口。

　　但征服者從來不把算計對手的剎手锏告訴被打敗的人。在這條眾人想都沒法想像的征服的第二戰線上，說到底就是“一小把人”與“另一小把人”之間的戰斗，就看誰能讓大眾信服。在經濟、制度統治之上還有精神統治，這才是最高統治，是看起來最不用統治的統治。玩得轉的“民主”社會，都有高度嚴密的精神統治穩定根基，“獨立”知識分子乃精神統治的掌門人，他們的角色與古代傳教士沒有本質差別，左手送出的東西正是右手牢牢抓住的東西。

　　為什么比中國嚴密百倍的精神統治卻讓百姓渾然不覺?靠的是教士們一磚一瓦用審美權搭建的信仰，只有信仰可以讓人自生敬重與畏懼，實行自覺的自治。這種由教士(知識分子)牢牢掌握審美權的信仰，扎實、隱蔽，是看得見的戰爭或看不見的戰爭均難以移變的。我強調丟失審美權與道義權必致文明失魂最終死亡，說的就是這第二戰線上的戰略戰術，讀的人如果分不清這是明暗兩條戰線，就覺得你是不是夸大了危險性，過于悲觀了，甚至偏激了，這個國家靠得就是人民之類，因為他們把國家在另一條戰線上的進步，與我說的在第二條戰線上的大敗，混在一起解讀了。在隱形的第二戰線上，我以為民眾是靠不住的，她會被精神解構，事實上她已經被解構得差不多了。

　　我每次返國都一次比一次深地看到在中國境內精神解構中國人民也已天羅地網地架設好，可謂無孔不入，那天網恢恢對看見的眼睛真是觸目驚心!令我恨起自己的眼睛，因為我走到哪里都像目睹一場對手無寸鐵的人的屠殺，想挺身相救，被救者都不知你要干什么!而直接操刀的都是傻乎乎的上層建筑。在這第二條戰線上力量的對比比鴉片戰爭時還要懸殊，不僅攻擊方蓄謀已久而被攻方毫無意識，而且技術操作上也不成對手。例子不勝枚舉，尤以傳媒、影像領域一個攻一個被攻得快樂讓人驚顫。

　　比如我們完全不解畫面本身的心理操縱力量，尤其動態畫面可以超脫主題和話語，抬自己整對手全可暗中進行。這就使得剪輯師的責任比總編還重大，在西方這個位置控制在人數極少的接近權力核心的人手里，而且必須極具天賦，絕對不是個技工的角色。未懂這一點，看起來掌控在自己手里的電視既不會為自己服務還為他人作嫁衣裳(很多時候是無意識的)。而畫面對他們早已不是信息傳遞的工具而是武器，已經研究了上百年，嫻熟操縱了幾十年，其爐火純青已到進入你的靈魂你都不察的程度，對中國更是從沒放下武器。我們不懂操縱倒也罷了，還自掘墳墓，在公共場合大量安裝視頻，為原本應為靜態的畫面提供讓人難以想像的操縱力量，好比只有長矛的人為正在攻打自己且武裝了火炮的人預備好了坐騎。巴黎的機場、地鐵、巴士、街頭所有的廣告都是靜態的，他們沒有技術和條件安裝視頻嗎?顯然不是，而是意識到廣告錢要賺，但要盡可能削弱畫面的操縱力量。我在國內一省會城市的機場看到巨大的視頻俯視整個大廳連篇累牘播放外國商品的廣告，沒人意識到這些廣告可不是外國一個普通商人推銷產品，普通商人是沒有這個財力的，而是“集團”旗下的跨國公司用來精神控制的秘器，這類廣告早就超越單純推薦商品的功能，而重點在精神操縱，那視頻畫面的沖擊力是靜態廣告畫的成百上千倍，出賣這個公共空間的人與誰做交易、為什么這么做交易?不懂潛意識控制的“主們”，不知不覺地讓“集團”在自己家里鋪好了潛意識操控的所有渠道(撲天蓋地的視頻、廣告、信息網和一大群并不知自己在干什么的“獵犬”)，不知他們在干什么，卻以為自己“開放”、“接軌”。由此形成的愚蠢的汪洋大海，足以讓任何清醒的聲音形同滄海一粟。但我已厭倦與看不見的人爭論悲觀與樂觀了，在我看根本不是詮釋現實的問題，而是現實本身，已經殘酷得滴血了。

　　但即使被殺得血肉模糊，也要奮起自救。在武器和能力不對等的情況下，我們只能尋求制勝的捷徑。我們在文明戰爭這條隱線上一敗再敗，就是因為征服者用尖船利炮不但曾奪走我們的主權，還悄悄地斬斷了我們的信仰，看起來卻像是我們自己動手。我們之所以看不見這場血腥的斬首，正是因為屠戮是從審美權溫柔地下手的。追到這一層你才赫然明白十九世紀的“國際傳媒”(已是指哪打哪的軍團!)為什么異口同聲地盯著男人的辮子、女人的小腳不放，那只是無比寬廣的華夏文明審美的一個枝節，卻被放大到全部，成為這個古老文明野蠻、落后的證據。我現在不知道為什么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沒人站起來反問：印度錫克族的男人不能剪發至死不得拿掉又臭又長的頭巾(看看印總理辛格)，傳統猶太教的男人世代一身黑衣還拖條小辮、女人不得露發(只能戴頭巾或假發)，歐洲婦女為了身材窈窕一直到十九世紀末還在使用摧殘身體的緊身胸衣，怎么沒受西方知識分子同等(上升到文明優劣)的厭惡和指責?為什么西藏的天葬在目光如此“文明”“進步”的西方人眼里倒充滿了神秘和美感?我在此無意為辮子和小腳辯護，何況那審美有一半是游牧民族的入侵強加的，我只是為征服者尋找突破口之精準、被襲之人完全不知如何被襲而脊背發涼，凡“集團”要精神摧毀的對手(往往乃其真正對手)都是在審美權上被掀翻的。從這兩個審美禁錮的缺口，“集團”氅下的“國際傳媒”攜手作戰，三下五除二就把一個綿延數千年的文明送上了絞架。如今回看那場驚心動魄的策劃和顛覆，你還認為是文明自然的演變或資本天然的力量嗎?

　　上百年的掙扎最后只剩“祖國”——僅存的信仰——這一線支撐，而剛剛過去的三十年還把這最后的信仰也大半解構了。丟掉這最后信仰的人多半是與背叛者的幻覺作了交換，在第一時間投進了“帝國”懷抱。他們認為有一天國家都將消失，這是“帝國”許諾的未來，不管是從左邊還是右邊實現。只是他們不知道那個沒有國家的世界并非他們想像的大同世界，而是上帝選民為主人的世界，中國人在其中只有兩個角色：被主子接納的上等仆人和未被主子接納的下等仆人。失去了信仰的文明，實際只剩為“帝國”甑選上等仆人的功能，三十年來我們的教育和思想體系，都在為“帝國”培養上等仆人，且全民都在為得到上等仆人的位置而努力。

　　在第二條戰線上，三十年的“飛越”讓我們失魂落魄，我們靠什么來保衛自己呢?文明戰爭乃精神戰斗，在精神戰場上赤手空拳如何抵御有兩套信仰(舊宗教和新宗教)的對手?更荒唐的是，我們接受了他們的信仰體系(對世界的解釋權)，卻幻想著保住我們的獨特和獨立，這使得我們的掙扎與反抗充滿了與自己影子的戰斗。有些人心存幻想，以為只要誠心西學，就能學到真傳，卻忘了：一人家讓不讓你學真傳。毛澤東是學了幾手真傳的，看看他被西人恨到什么程度，西人只喜歡你按他說的做，最恨你照他做的做;二自失主心骨學壞容易學好難。無頭無腦的人把服用人家精神解構我們的秘方當成了西學。

　　在再也不能關起門來、一手遮天統治的今天，“頭腦”對大多數人就是“信仰”，大多數人的“想”基于“信”，甚至只有“信”并無“想”，如今那些“叛逆”“精英”也并未聰明到擺脫信仰，只是把新信仰直接當成了頭腦而不自知。以為每一個人都能獨立思考是上了“進步論”的當，大多數只能靠信仰牽引。在“頭腦”盡失的時代，舍遠求近直達“信仰”恐怕是別無他法的選擇。在近代民族危亡的時刻，中國人已抄過一次近路，靠信仰提供的精神力量克服能力的不足，在第一條戰線上打羸了，奪回了主權和外交層面的尊嚴。在第二條戰線上如今也已是救亡如救火，重建信仰乃逃生之途。在“集團”秘密發動的第二戰線上打敗，就會讓在第一戰線上的成功變成空中樓閣，沒有穩固基石的華麗大廈，在群狼圍伺之下，總有一天自己會轟然倒塌。

　　何況不管什么制度，要維持都得化身為信仰，讓百姓覺得自己在統治自己事半功倍，非此你經濟再好、制度再完善都沒用。我們一直以為西方“民主制度”是一種理智安排，那是太天真了，那首先是一種信仰，甚至是宗教信仰，沒有教士，那個制度也是沒有神話的。我也許看人性看得太穿，制度就是信仰，理性能安排的只有規則，把制度與規則混淆，以為人可以以理性統治、并被理性統治，那是既沒學到西方的真傳，也丟了自己的根基。奇跡是沒有的。

　　但這殊死一搏不是烏托邦對烏托邦，它的技術成份即在于只能從審美權入手，既然審美權是精神失敗的突破口，轉敗為羸為什么不能也抄這條近路呢?我們要學會文明戰爭的戰法，從微小處、從細節入手，而不是我們歷來只會做的撒大錢辦大事(孔子學院、外宣傳媒)，那是一千塊錢收不回幾塊錢的賠本買賣。要先從自己做起，從審美權做起，方能扶正自己的力量，而不是腹中空空卻往外送糧。比如在貿易已無國界的今天，建議立法規定進入中國開店或銷售的所有洋品牌，皆不得使用原字母名，而必須另用中文名。在中國境內所有廣告、店鋪、商品(包括中國自己的品牌)皆不得使用字母用名，也不得用類似譯名的用名(諸如格蘭士、雅戈爾、海爾之類)，必須審請一個正式、能解義的中文名方可刊載上市，就像我們進入歐美的品牌中文全部消失一樣。有些“國際化”不是蜜餞，貪嘴是目光短淺，日、韓自古就是誰強跟誰，我們沒必要亦步亦趨。這只是個小小建言，因主動權在自己手里，可先從這類“小事”做起。

　　我前不久乘車經過國內一建材城，車正好被堵在路上，讓我有時間細看商業中心巨大外墻上昭示的各種建材品牌，有一大半是洋名，直接用字母，其次是貌似洋文譯名的中文名，用純正中文名的少之又少。這與如今全國各地各大商場、中心商業區的情形一樣，純粹中文成了叨陪末座。我偶然看過一個節目，介紹廣州市中心商業街北京路的悠久歷史，節目做得不錯，古跡保護人員也有意識，將這條千年古道的考古發現用玻璃罩起來供人參觀。但不知做節目的人意識到沒有，鏡頭拉上去俯瞰全街時，滿街廣告、店名還剩多少中文。一上一下形成荒誕對比，我實在沒法將這一幕視為有些人津津樂道的“開放胸襟”。你可以花大把錢宣傳愛國主義，甚至動用洋人來制造幻覺(漢語橋之類)，若不牢牢抓住自我的重心——審美權，所有的努力就像吹氣球一樣，不但說破就破，還會一陣風就飄走。

　　信仰不是海市蜃樓，而是要一個細節一個細節搭建的，每個細節都跟審美權密不可分，而審美權又連著道義權。在西方每時每刻都在劫取你道義權的今天，單單嘴硬或低頭抱著不放是沒用的，那是碰到打手才用得上的逃避辦法，可你面對的是溫文爾雅的偷鑰匙的人。你能做的只能是改造或改造不了關掉為送鑰匙培訓學徒的地方，比如文科類學校的某些學科。所有轟然倒塌的國度都是傳媒和電影人只由文科學校和電影學院輸送的國度，我后來知道法國很多媒體和電影界的掌門人恰恰不是從這些地方來的，而來自血統(這才是他們的真傳)。所有市場被好萊塢占領的國家也是電影人才只由電影學院輸送的國家，世上電影發達的地方恰恰是沒有電影學院或不全靠電影學院培養人才的地方。香港電影最輝煌的時代、其最杰出的電影人與電影學院八桿子扯不上。如今那些電影專業畢業的香港年輕電影人，多半成了“文藝國際”的工具。這一點不奇怪，因為某些電影專業的教育體系已經完全“文藝國際”化了，它幾乎就是為西方“國際”電影節專門輸送年輕血液。

　　這不是說我們不能與外國有正常的文化交流，也不是所有國外文化機構都執行“集團”的使命，辨識“集團”直接控制的組織有粗淺的辦法：一“國際”名聲被炒得最響的，也就是那些你以為具有絕對“國際”權威的，它們的名聲是那么大，以致你想都不敢想它們的聲譽是從哪里來的，它們話語的權威性是誰賦有的;二 “國際傳媒”必接力炒作的，由于所謂“國際”話語的源頭和方向都把控在“集團”手里，最高的“國際”名聲就是這么攜手詐騙得來的。

　　但我們談審美權時常會讓人誤解為審美本身，他們會問：那怎么辦呢?總不能回到樣板戲的時代吧。當然不可能，不要把審美權當成審美禁錮，那是兩碼事。但處在弱勢的抵抗的一方常常只有要么投降要么落入將審美權當成審美禁錮的陷阱。“集團”正是從審美禁錮上找到突破口，它四面攻打，被攻擊方為招架不得不越收越緊，這正是以“解禁”的鑰匙偷偷地換走審美權這把鑰匙的時機。從歷史階段看，好像是推動進步，但偷竊的手恰恰藏在禮物之下，因為這并不是我們以為的一種自然進步的產物，而是帶有顛覆的原始動機的。觀察西方文明墮落的曲線，追到審美權這個突破口，你就會看到資本的力量固然有其自然的慣性，但這頭怪獸是有馴養和牽領的手的;從歷史長河、文明延續的角度看，圖景就更冷酷了，一把另配的假鑰匙不聲不響地換走了真鑰匙，發跡的只是一小把送鑰匙的人，大多數實際是被打劫了。

　　若以為審美權算不上國家要務，意識不到在第二條戰線上我們已是危在旦夕，不傾舉國之力像當年研制保命的原子彈那樣集中核心力量應對，我們將失去最后的逃生機會。因為重建信仰，關起門來硬灌輸是不行的，等待已經毫無信仰的官僚機構和吃里扒外無頭無腦的知識群體自醒也遠水救不了近火，這是一場高技術之戰，是尖鋒戰尖鋒的對決，也是背水一戰。不認識到這一點，是絕無可能突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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