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吳敬璉先生又拋出“重搭改革班子”的建議，張維迎喊話要求中央組建“改革委”，說是要以此推動中國進行新一輪大改革，并且他們還再次重申要搞最最高層的政策“頂層設計”。
有關“頂層設計”的問題，我過去兩年已經多次專文討論過，今天不作重點。事實上，中國自1978年以后，所有的政策都是頂層設計的，并且象吳敬璉這些學者都是參與者和設計者，過去的設計并不是由群眾說了算，結果是什么呢?結果還是“不改革死路一條”。設計三十多年，改革三十多年，結果居然還是面臨“死路一條”，可見，“頂層設計”并不見得有多科學。
吳敬璉先生的本意可能還想表達另外一層聲音：雖然過去他參與了“頂層設計”，但中央沒有完全聽他的，如果全按他的做了，中國就理順了。有這種想法也不奇怪，頂級專家大多都有類似思維，中國的文人自古以來都是如此。說句心里話，我是不大認同吳先生的觀點，雖然他是經濟學家，但他沒有自己的理論，念的全是西方已經用過時的理論，他沒有社會實踐基礎，他的思想體系中以天真虛無的東西較多，綜觀他的政策思維脈絡，我想套用趙本山一句話：你要寫《月子》，那我也寫本書叫《侍候月子》。吳和張的思路未必比非主流人士高到哪里去。
吳先生為什么要在此時提出“重搭改革班子”的論調?我想也是個時機問題，因為幾乎所有官方專家和民間學者都把中國的現實問題歸結為“制度問題”，他們都說所有的腐敗都是制度腐敗，他們試圖用一整套新的制度讓中國永保健康。吳先生還說只要由最高領導負責“頂層設計”，問題就好解決了。誰信?難道前幾十年，最高領導都是木偶?
下面分析一下對“改革班子”和“改革委”設想的質疑點：
第一：吳先生到底想要個什么制度?你可能不愿意說出口，也許是有所顧忌，我就代說了吧，你不就是說照搬資本主義全套制度嗎?老實講，我對中國的現實問題也非常不滿，對中國的某些政策制度也深表痛恨，尤其是那些不淪不類的經濟制度。但是，我并不迷信資本主義制度，資本主義制度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創造了人類的輝煌業績，同時也制造了人類的無數災難，它的最致命弱點是：永遠只能讓少部分國家掠奪多數國家，永遠只能讓少數人剝削多數人。
中國沒有認真地走過資本主義道路，一些人想補補課也屬正常思維，不走不死心，走了還未必死心。然而，大家都忽視了另一個真實的過程——中國過去三十來年走的就是資本主義道路。我這樣說，可能很多人不相信，說歐美的自由比中國更多，那才叫資本主義。真是這樣嗎?我看也不然，從經濟角度講，中國還有什么不自由的地方嗎?人的肉體都商品化了，我看不出中國還有資本浸不進的毛孔。吳敬璉先生無非想說中國的國企壟斷讓富人還不能控制幾個剩存的重要行業，全分光那才叫真資本主義。說到壟斷，大家都恨國企，我不想就此展開討論，但我必須說，壟斷不是中國的特色，壟斷恰恰是資本主義特色，誰能舉例說明歐美主要國家的戰略產業不是由幾家企業壟斷的?區別就在于：中國的核心產業是國企壟斷，歐美各國的主要產業是由幾個跨國集團壟斷，其壟斷集團又正是其權力集團的縮影。
有些人天真地認為，只要把國企拆分給私人，完全競爭就實現了，中國的一切經濟問題都會迎刃而解。怎么可能呢?私人拿到財富以后，他們仍然會走“大魚吃小魚”的慣路，他們仍然會重新走壟斷之路，只不過是要再折騰些時日而已，只要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壟斷是必然結果，不是偶然現象。
如果我沒有猜錯，吳先生的“制度論”重點還不是經濟制度，因為他也看清楚了中國已經是“封建資本主義制度”，他的重點應當是政治制度的整體性改革。這里面我又要指出吳先生不愿說出口的一個隱含意思：中國的政治制度也必須照搬歐美制度。道理其實非常簡單，政治制度始終必須與經濟制度相協調、相適應，照搬了歐美經濟制度，不照搬政治制度，經濟制度肯定也不會成功，所以，要搬就得全搬，吳敬璉和張維迎所配的藥方大體如此，他們要搭新班子，要建“改革委”的目的也在于此。
我得申明自己的一個觀點：如果主流精英可以設計“政治改革路線圖和時間表”，我也有自己已經寫好的“政治改革路線圖和時間表”，中央若參照他們的，也必須參照我的，如果主流精英不認可我的能力，大家可以把各自的版本曬到網上，供網友投票，當然也可以曬到其它媒體，供群眾投票，我不害怕任何形式的公開對決。
第二：如何搭班子?要建什么樣的“改革委”?按吳敬璉先生的設想，他希望通過這個超大權力的新班子構建一整套適合中國所有領域的全新、全能制度出來。這就有很多問題出來了：
新班子由誰來領導?是最高領導人還是所有政治局常委?如果由最高領導人說了算，豈不是又變成了人治?如果由全體常委參與，那現在的架構同樣可以領導各部門進行全方位改革。過去的重大改革都是由總理或總書記親自參與設計的，還不夠頂層嗎?難道還要讓某個人專門出來搞設計?如果是另搞一套班子，那不是間接想架空現政權嗎?
新班子成員怎么組成?是由各部委抽調人馬?還是由官方和民間聯合組建?抽調人馬，抽多了，班子太大，做不了事，抽少了，還不如在各部委系統性構建方便。如果由官方和民間聯合組建，民間的人士怎么邀請?就由吳敬璉、張維迎、厲以寧等知名專家加入就行了嗎?持不同意見者如何有渠道進入?敢不敢保持對立觀點的人士均等?做不到各類人的平衡，由同一種聲音搞出來的“新方案”又有什么意義?顯然不會符合全國多數人的利益。
如果我沒有預測錯誤，吳敬璉、張維迎、許小年等人自己想主導未來的中國走向，想由極右勢力組建“新班子”，那些中生代親西方精英都想進“新班子”。然后，按自己的理想去設計中國的未來，所謂“改革委”只不過是一個牌子而已，有了這塊牌子，就可以跳出一切法律法規的約束，并美其名曰“制度創新”。
中國共產黨和中央政府的改革不能總是被一小撮人牽著鼻子走，前些年的很多“機構創新”和“制度創新”都是這些精英的臭主意，現在，他們又反過來罵黨和政府，這些人靠不住。張維迎有資格進什么“新班子”，我孫某人也有資格進，他們可以鬧，我也有權吵，大不了搭上這輩子。
新班子到底有多大權力?權力太大，毫無疑問將架空現有的行政機架，權力太小，辦不成什么大事。“改革委”是不是類似于“文革委”?能不能駕馭得比“文革委”和“發改委”更好?“改革委”到底想要“通天權”還是“接地權”?吳敬璉先生們!拍腦袋容易，做起事來可不是開學術會啊!更不是開座談會啊!
第三：國家基本制度的改革是不是要依憲法行事?吳敬璉先生及其擁護者們的改革思路絕不是一場改革，實質上是要對中國進行制度性革命，這種革命性的思路毫無疑問要觸及到國家的根本大法《憲法》。在組建新班子和“改革委”之前要不要進行法律上的提前準備?如果人民群眾都同意修法為制度革命鋪路，那就盡快修改憲法，如果人民群眾不同意修改憲法，有制度革命想法的人最好還是打消念頭。
也許吳敬璉先生會說：先虛化憲法，改革走在前頭，邊改邊試，試好了再來修改憲法。我本人絕不同意這樣的做事方式。中國前三十幾年走的就是這條“摸路”，結果造成了中國今天的混亂局面，一個國家被整成七八不象的東西。既然我們都提倡依法治國，都相信法治理念，那就從尊重憲法開始，任何脫離憲法框架的改革都只可能讓少數人得利，一個集體違法的國家怎么可能是一個健康國家?
第四：“制度”和“運動”要不要、可不可以并行?某些專家，開口就是制度問題，閉口還是制度問題，就是不談執行能力問題和執行意愿問題。好象中國的制度一無是處，好象中國非得照搬歐美制度，否則就是死路一條。制度重不重要呢?重要。但是，制度如果沒有以人民群眾作為基礎，那再好的制度也就是擺設。我這樣說，有人可能會問我：人民群眾沒權力，不正是因為沒民主嗎?不正要引進西方民主嗎?其實不然，我們的憲法也是很民主的，我們的憲法中明確規定人民群眾有“六大自由”，我們的憲法和選舉法也給了人民廣泛的選舉權。但“六大自由”和“選舉權”被大部分高掛了，這既不是制度問題，也不是法律問題，而是人治的延續問題。曾幾何時，某些領導人不允許人民爭論，搞一個“不爭論理論”，后面的繼任者也沿用下來，久而久之，人民就誤認為是自己沒有法律權力，誤認為是制度上沒有保障。
在我看來，中國的制度并非全盤劣質，很多制度是非常好的，最缺的是執行，最缺的是讓人民群眾去體驗制度和法律。要實現這些權力，必須要有“運動”。有些人怕提運動，一提運動就暴怒，一提運動就說是“文革”，人家歐美人民游行上街不也是運動嗎?你羨慕人家民主，運動不也是民主形式之一嗎?干嗎要怕運動?運動的開始總會有些混亂，也許有些人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但運動久了，便成了民主常態，所有的好制度也就在運動中得到最完美的推行，制度才具備了“人民性”，如果不搞運動，制度就很容易成為領導者的“工具”或“玩具”，“運動”不是情緒發泄，“運動”必須依法開展，一旦社會走向正常軌道，“運動”就演變成了民生生活。哪些人怕運動呢?想獨斷專行的人害怕，想貪腐的人害怕，想違法的人害怕，想賣國的人害怕，想造假的人害怕。
沒有全國人民參與的大運動，不管頂層設計出多么完美的制度和法律，最后都是廢紙一張，下一個周期還得要喊同樣的一句話：不改革死路一條。
結束語：我不贊成重搭超級改革班子的提議，也不贊成搞一個什么“改革委”，中國最緊要的問題是把人民群眾已經反應很強烈的問題落到實處。落實!落實!落實!用強力的手腕去落實，動員人民群眾倒逼各級政府去落實，落實好了現有的制度法律，中國的面貌就會發生質的改變，落實好了制度法律，改革就不會演變成暴力革命。大家翻看中國近幾十年的制度、政策和法律設計，文章不能說做得不好，但做好了文章后，就沒有人搭理，落實工作沒有人抓，結果就成了空頭文章，再設計下去，仍然會是惡性循環，“做文章”做不好新中國，“抄制度”抄不出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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