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歲的弗里德里克·杰姆遜(即詹明信)是當代英語世界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文化批評家，也是一位后現代理論大師。
弗里德里克·杰姆遜(詹明信)
1934年4月出生于美國的克里夫蘭，在耶魯大學獲得碩博士學位，博士專業方向是法國文學，博士論文是《薩特：一種風格的起源》。耶魯畢業后，在哈佛大學任教。
1967年后到美國加州大學圣迭戈分校擔任副教授、教授，主講法國文學和比較文學。
1976年后又回到耶魯大學法文系擔任教授。
1986年他來到杜克大學擔任主講比較文學的講座教授、文學系主任兼批評理論研究所所長。
2003年辭去系主任職務，繼續擔任批評理論研究所所長，兼任杜克大學人文科學學術委員會主任。他的代表作有《馬克思主義與形式》、《語言的囚籠》、《政治無意識》、《后現代主義——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地緣美學》、《時間的種子》、《布萊希特與方法》、《文化轉向》、《現代性的神話》等。 1985年創立杜克大學文學博士項目，擔任系主任及杜克批評理論中心主任至今。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1867年)
78歲的弗里德里克·杰姆遜(即詹明信)是當代英語世界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文化批評家，也是一位后現代理論大師。從1985年第一次去北京大學以來，杰姆遜多次到中國講學，他上一次來到華東師范大學是在2002年。盡管已經78歲，杰姆遜日前開啟了他的又一次中國巡講。結束了在北京的演講之后，昨天他來到華東師范大學，在兩個多小時的演講中講解他的“《資本論》新解”，在杰姆遜的結論中，他認為《資本論》是一本關于失業的書，《資本論》最重要的命題是產業資本主義一方面生產出巨大的資本，另一方面制造出大量的失業人群。當前的金融危機可以充分證實這一點。
對中國學人影響甚大
1985年，杰姆遜曾訪問北大，在北大進行了為期半年的講學，打開了中國學者了解世界前沿學術的窗口，也引發了中國學界關于西方馬克思主義以及后現代文化研究的熱潮。所以，華東師范大學童世駿教授昨天在演講致辭中，稱杰姆遜在1985年來到中國講后現代性，“使中國學人提前進入后現代性，對后現代的研究有了更早的準備。中國學人對后現代性的研究成果要大于他們對現代性的研究，這是我的評價。杰姆遜在其中發揮關鍵作用。”在過去的27年里，杰姆遜的大部分著作都在中國翻譯出版。
作為當代英語世界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他介入當代世界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現象的分析批判，通過為他帶來巨大學術聲望的《政治無意識》和圍繞“作為晚期資本主義文化邏輯的后現代主義”所作的論述，他確立了在文學與文化，尤其是后現代文化理論研究方面的地位。近年來，杰姆遜從理論上對資本主義及其文化和意識形態進行了深入探索，尤其是針對“辯證法”問題，圍繞馬克思、黑格爾經典著作展開了研究工程，他對《資本論》的解讀著作《表征資本》就是其中的一個研究成果。
弗里德里克·杰姆遜關于后現代的研究論文著作大多發表于1980年代初。在昨天的演講中，杰姆遜說，盡管世界在變化，但他不想對自己的理論做修正，因為都是正確的，“我不想對我的觀點做任何修改，它們都還是站得住腳的，但要擴大研究范圍，比如全球化。”杰姆遜說，他1980年代初的研究跟里根、撒切爾的新自由主義有關，但資本主義的黃金年代——借用剛剛過世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霍布斯鮑姆的觀點——就是二戰后到里根之前。
杰姆遜被認為是西方當代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重要學者，但他認為，從某個角度看，西方左翼恰恰是保守的，“西方左翼最關注的問題是資本主義的毀滅性，而我們左翼認為資本主義太復雜，要回復到更簡單的生活，他們的本能是回到過去某個點拯救資本主義，所以從這個角度看，西方左翼恰恰是保守的。本雅明說，資本主義是全速往前的火車，革命并不是要把火車引向另外方向而是拉緊急剎車閘，是要保存資本主義舊有的形式，而我在某種程度上也分享了這種東西。”
金融危機證明馬克思對資本描述的正確性
杰姆遜昨天在華東師范大學的演講分兩部分，演講第一部分與他去年的新作《表征資本》有關，這本書是對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的評論，而在演講中他概要講述了今日馬克思主義及其政治、思想任務。
杰姆遜說，他對馬克思如何來呈現事實不感興趣，對那些據說是馬克思從這些事實中推演出來的相關規律也不感興趣。“我發現可以將馬克思的模式推導到如今的 ‘第三個’或者說全球化、后現代的資本主義階段，這一點是最有意思的。同時，我認為，近期發生的事件(指全球范圍內的經濟危機)足以證明馬克思對于資本描述的正確性。在今天，這一描述一如既往的有效。”
在杰姆遜看來，《資本論》第一卷已經描繪了一幅資本主義的完整圖畫。在他的描繪中，《資本論》第一卷就是一部完整的歌曲，第一卷第一部分呈現的是類似于資本主義史前史的東西，“我覺得《資本論》第一部分本身可以看成是一部完整的作品，或者說主體作品的序曲，就好比是《萊茵河的黃金》這一序幕，正式的《尼伯龍根指環》三部曲要在序幕之后才會展開。”所以嚴格來說，馬克思對于資本主義本身的描述是“第二篇 貨幣轉化為資本”到“第七篇第二十三章 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
杰姆遜在昨天演講中以最簡短的發言來表達他對每一章主題的解讀。他說：“貨幣、財產、資本主義自身依賴一種深層的結構性矛盾，或者至少它們依賴一種結構性的悖論(我們知道這一悖論的答案，因為勞動價值論告訴了我們)，因此無法用法令或修補的方式來解決這一問題。”那么錢如何生錢?他說，“貨幣只有轉化為截然不同的東西即資本，才能夠生產更多的貨幣。” “馬克思告訴我們，利潤和新的價值并不來自流通過程。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我們必然會轉入生產過程——資本與新的資本只能在這里得到生產。”
杰姆遜說，馬克思在這里突然引進了時間概念，“工作日的限制、法律對于工作日的限定、工廠法所要求的限制突然間阻礙了資本必然的擴張。”這里就來到了《資本論》第一卷中最有名的一章即討論工作日的那一部分。“這章提出了所有問題，有一些是意識形態性的——政府視察員、資產階級官員何以能強行立法限制工作時間?這對如今以及將來的工人階級組織的影響會是怎樣?——另一些問題是實踐性的，即資本家、生意人如何規避這些法律限制?他們總能規避這些法律，要不然真正的社會民主，真正的改革就將成為可能。”
《資本論》是一本關于失業的書
馬克思在《資本論》里寫道：“由此產生了一種經濟上的反常現象，即縮短勞動時間的最有力的手段，竟成為把工人及其家屬的全部生活時間變成受資本支配的增殖資本價值的勞動時間的最可靠的手段。”杰姆遜說，節省勞動的機器突然導致了勞動者(特別是童工)工作時間令人震驚地上升，節省勞動的機器本該壓縮勞動者的數量，但帶來的是失業。這就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杰姆遜說，“增加財富和生產力的同時，不斷增加失業者的數量。”
“這是一本關于失業的書：產業資本主義一方面生產出數量巨大的資本——這種資本在潛在的意義上是無法投資的，另一方面制造出人數不斷上升的失業人群：當前第三階段資本主義或金融資本的危機可以充分證實這一情況。”杰姆遜在這里總結說。杰姆遜對《資本論》的這個解讀恰恰是最近美國經濟學界熱烈討論的一個話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在最近給《紐約時報》的一個專欄中稱：“如果說只有巨額資產才能帶來巨大回報，那么更好的教育就無助于減少不平等。”他還說，“出于幾個方面的原因，我們的目光避開了資本/勞動維度的不平等。資本的不平等喚起了‘過時的’馬克思主義，而我們往往就是因為其中有馬克思主義特質而忽視它，雖然這不應成為我們忽視事實的理由。”
普遍化的貧困在美國一直被當成笑話，但是在2008年以后，1%的美國富人控制了60%~70%的財富，失業隨處可見，杰姆遜說，“越來越多人重新發現了馬克思主義的生產理論。我想全世界看到，年輕人恢復了對馬克思的興趣。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理論一直存在，只要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系統而存在。”1989年，很多人都在說資本主義勝利了，“這種說法是無稽之談，因為馬克思主義是一種資本主義的學說，資本主義勝利的話那么馬克思主義也應該勝利了。”
這樣的結論是讓人反感的，那么資本到底是什么?杰姆遜說，“資本無關乎勞動：它關乎過度勞動，非人的過長的勞動時間以及前者被限定之后童工的大量產生都是例證。資本也與這一著名的‘產業后備軍’相關，也就是說，與失業者相關。”隨著資本主義在20世紀的勝利，很多人都認為馬克思描述的19世紀資本主義已經過時了，所以馬克思也過時了，但杰姆遜認為，這種想法是錯誤的，正相反，“從馬克思的著作中凸顯出來的資本的時刻，恰恰在未來的運動中得到了仔細地勾勒——這些空間一方面是信用和金融資本，另一方面是帝國主義。”
《資本論》沒有描繪社會主義
在對《資本論》第一卷的解讀的最后，杰姆遜給出了一個結論，他首先認為《資本論》并沒有描繪社會主義的樣子。杰姆遜認為，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里僅僅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只有等到世界市場完全實現之后才可能發生。
“馬克思是一個真正的政治動物，大概除了列寧之外，馬克思所具有的杰出的政治本能與政治思考無人能及。他是一個非同尋常的機會主義者，這是馬基雅維利意義上的良好的機會主義。為了改變和廢除資本主義，他可以向任何可能的道路開放：聯合、暴動、議會選舉中獲勝、回到農村公社，甚至是資本在危機中自我毀滅等等。如今每一種政治性的馬克思主義運動——從社會民主派到列寧主義、毛主義和無政府主義——都是馬克思整個方案的可行的候選者，而他的議程則是隨歷史情境和資本主義自身的發展而改變的。然而，在《資本論》里，卻沒有任何政治方案或是政治策略，《資本論》依然是阿爾都塞意義上的科學而非意識形態。”杰姆遜認為，在馬克思那里，社會主義不是完全不同于資本主義的東西，是在資本主義內部被構建起來的。
現在依然是資本主義體系
在演講的第二部分，杰姆遜教授談到了在全球化資本主義市場的經驗和感受，也就是他對金融資本主義階段的分析。
杰姆遜首先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后現代社會是如何改變主體性和生活經驗的，以及政治的轉型是怎么發生的?杰姆遜在演講中認為，現在的變化，所反映的不是一種生產方式向另一種生產方式的轉變，“我們依然處于資本主義體系里面，變化只是發生在兩個不同的資本主義時期之間，我想揭示的是這種轉變對社會結構和經驗所產生的重大影響。”
從哲學家伯格森到作家托馬斯·曼和普魯斯特，現代主義者都迷戀著空間。“這種迷戀實際根源于現代化進程的不平衡，于是造成了遲緩的鄉村時間和令人眼花繚亂的都市及工業化節奏共存的情況。”而在杰姆遜那里，所謂后現代其實就是現代化的完成，到了這個階段鄉村消失，農民成為計件工人，農業成為農業產業，“在更充分的現代化中，工業勞動力和城市資產階級的區分都被抹去。每個人都是消費者，每個人都成為雇傭者，一切東西都進了購物中心，空間不過是表面的無限延展。作為時間現象的差異讓位給同一性和標準化。”
后現代時間性的終結
在談到后現代階段時，杰姆遜重點強調了信息技術如何使得空間消除了時間，“信息技術的出現必然會帶來主體性的改變，主體醒著的時間完全消耗在各種類型的電腦顯示器前了。”“投資、期貨、廉價兜售國家貨幣、剝奪和并購，把未來打包作為可以買賣的商品，這些都被最新出現的交流工具加速實現著，柏格森主義所謂具有綿延特征的時間軌跡蕩然無存。時間的停滯嚴重地改變了或切割了人類的經驗。故事片導演肯-羅素在20世紀指出，21世紀一部電影的標準長度不會超過 15分鐘。他的見解在某種程度上是對的，類似的現象在大眾文化里屢見不鮮，比如情節的消失就是一例。功夫電影真的不再有情節了，這已經成為電影的每分鐘都用爆炸性事件填滿的借口。”
杰姆遜宣布，“時間性的終結。”“值得尋找的只是一個強化的現在，它的前后時刻都不再存在。我們的歷史觀也受到影響。從前的社會沒有一個像我們現在的社會這樣，有著如此少的功能性記憶和可憐的歷史感。過去的消失從長遠看也意味著未來的消失。沒人再相信長期的社會改變;我們鼠目寸光，我們能看到的過去不過是要么成功要么失敗的現代化道路，我們所看到的未來不過是隱隱若現的自然和生態災難。這些只是后現代性中空間統治時間造成的若干后果。”
在這個聲勢浩大的全球化浪潮中，主體十分脆弱，杰姆遜說，人一出生“就失去來自家庭的、地區的甚至是民族的庇佑，連民族認同都成為困難，他們被拋擲于同樣的無名的數十億蕓蕓眾生中，在此情況下，人的生存境況不可能不發生重大變化”。
后現代政治本質是土地掠奪
現在的資本主義，杰姆遜把它定義為第三階段即金融資本主義階段，在資本主義前兩個階段建立了民族工業和市場，隨后進入帝國主義和搶占殖民地時期，并迅速發展了世界經濟的殖民體系。“這兩個時期的一個共同標志是對他者的建構。首先是各式各樣的民族國家把人民分成相互競爭的群體，人們的民族認同只能建立在對外國人和民族敵人的憎恨上，而各自的身份認同則通過相互指認為他者來完成。但是不久，特別是在歐洲，民族主義迅速放棄狹隘的民族立場，允許少數族裔和操不同語言的人發展自己的民族方案。”但隨著二戰后的反殖民浪潮，這一切都煙消云散，“整個世界被一種新的無名所統治。現在世界上存在的不僅僅是成千上萬某個國家的公民，某個民族的語言，而是幾十億人。”杰姆遜說。
杰姆遜對后現代社會做了這么多描述，那么這一切和政治有什么關系?這也是他在昨天演講中的最后話題。杰姆遜的結論是：今日世界政治皆與房地產相關。“后現代政治在本質上反映的是土地掠奪，在地區和全球范圍都是如此。無論我們想到的是巴勒斯坦聚居地和難民營問題，還是原材料及其開發政策，或者生態問題(你們自己的雨林)，聯邦制問題、公民權和移民問題，在大都市同時也在法國簡易居住大棚、巴西貧民窟和小鎮上發生的中產階級化問題，今天的一切都和土地相關。按馬克思主義術語說，這一切變化歸于土地的商品化和殘余的封建制以及農民階層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工業農業、農業商業以及農場工人。”“土地才是這個世界爭端的實質。”
那么時間去哪了?“它在我們瞬間擁擠的手機電話和短信發射中，在西雅圖、東歐、勝利廣場和威斯康星游行的人群里。這樣的時間，正如我的朋友邁克·哈特和托尼·奈格里(注：《帝國》的兩位合著者)所說的，標志著烏合之眾的出現。這已不是延綿的時間政治里的時間，而就是此刻和現在。”“過去已經不在，未來卻無法憧憬。很顯然，歷史的消亡為我們的政治和政治實踐罩上了陰沉的暗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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